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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纸上谈兵

2017-08-31 11:24:34来源:《放虎归山》 已浏览人数:
在资格的问题上,常有一种误解,就是把 "谈兵 "与 "用兵 "混为一谈。

(作者:李零,北大中文系教授)

我对《孙子兵法》和古代兵书研究过几年,也划拉过几篇文章,于是有人称我为"专家"。但我心里明白,这都是"玩票",属于"纸上谈兵"。自己给自己还是划个圈子,除思想研究和文献考据,绝不可越雷池一步:纸上就是纸上,古代就是古代,不搞应用研究,更不搞"古为今用"。

凡指手划脚者,差不多都得有点资格。但"资格"这玩意儿还真费琢磨,表面看是张"入场券",进门就撕;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掉进去就出不来。您要激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行,咱就赌气上回长城(上去了就可以说"到了长城也扯淡")。但要写冒险小说呢?那就麻烦了。谁都爱看冒险书,可不爱干冒险事。险要冒到大难不死,而且还不是三回两回,这个火候就难以掌握了。

一般看法,谈兵得当过兵,行医得看过病,这是起码的"资格"。可是将有败将,医有庸医,葛洪说:"抱痼疾而言精和、鹊之技,屡奔北而称究孙、吴之算,人不信者,以无效也"(《抱朴子·微旨》)。你要想人信人服,光当兵不行,还得当将军;光当将军不行,还得当"常胜将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说"资格",咱们横竖是没有。因为甭说"常胜将军",就连"正步走"我都没练好。小时候,孩子王爱吆喝:"谁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崩",我最受不了。而更难的是,古代兵书有"杀士"一说(简本《孙子·谋攻》、《孙膑兵法·杀士》、《尉缭子·兵令下》),意思不是说敌杀或将杀,而是让士兵自己去送死,"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兵令下》)。林彪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这个战场上了"。干革命就不能当美蒂克,这我懂。但电影里的国民党将军,前边叫你冲,后边已准备好逃跑的飞机和汽车。战争就是战争,你不但自己得有当烈士(或炮灰)的决心,还得有让别人当烈士(或炮灰)的狠心。这也不容易。

在资格的问题上,常有一种误解,就是把"谈兵"与"用兵"混为一谈。

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宋人对《孙子》的批评却很苛刻。如苏洵、苏轼父子就非常叫真儿,只承认孙武是"言兵之雄",怀疑他未必能行师用兵(见苏洵《嘉佑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和苏轼《应诏集》卷八《孙武论》)。这是宋以来辩伪学家怀疑《孙子》的一个根子。过去我总以为这是文人和武人抬杠,实在迂腐。但现在想想,他们的讲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司马迁刚夸完孙吴之术,马上就搬出当时的一句时髦话,叫"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这种经验之谈可不是文人所能杜撰。

宋代学者对战国秦汉时代的这句时髦话做了极端化的发挥,好像"谈兵家"和"用兵家"绝无重叠之可能,未免过于绝对(已偏离了"未必"二字);有人连孙子其人的存在也否定(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六《孙子》),就更过火。但孙武虽然是"百代谈兵之祖",用兵实绩如何,确实不大清楚,《左传》记吴破楚,只有伍子胥,不载孙武;《吴越春秋》有之,也不像伍子胥更露脸,似是出谋画策之人,还有西方的克劳塞维茨,他是军人,也打过一些仗,但没有打过大仗,更没有打过大胜仗,很像有些足球教练,主要还是"场外智多星"、"事后诸葛亮",后人称为"军事著作家",其实也就是这里说的"谈兵家"。

"军事著作家"和"名将"是有一定区别的。"军事著作家"未必会打仗,"名将"也不一定写兵书。如韩信"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史记·高祖本纪》),可以称得上是"常胜将军"; 天下既定,他还参加过"申军法"(同上《太史公自序》)和整理兵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可《兵书略》里偏偏就是没有他的兵书。所以若有人说:资本家会写《资本论》,妓女会写《妓女史》,金庸必为大侠,您千万别信。

兵者,不祥之器,古人慎言之。赵括徒读父书,"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 ",连他爸都不放眼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忒狂。后人称为"纸上谈兵"。但他坏事还不是坏在"纸上谈兵",原书也没有说他"纸上谈兵"(赵括那个时候还没有纸)。谈兵只能口谈或笔谈。口谈可以心领神会,笔谈必须形之文字。这都是打完仗,回到家里的事。毛泽东说,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大意)。战场上瞬息万变,也没法像球赛那样叫"暂停"。可见"谈兵"和"用兵"是两码事。孙武和克劳塞维茨都在纸上谈兵,而且谈得真漂亮,连名将也不能不服。赵括幼承家学,又执桴鼓为将帅,要是不打大败仗,拣条命回来,写本书,问题倒也不大,甚至说不定还能出点成绩(好教练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球员)。他坏事是坏在"易言之"--拿"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当儿戏,并且不会带兵,既不懂与士卒同心,又"悉更约柬,易置军吏",结果造成几十万人活埋,自己也被杀。

书生慨然谈兵如杜牧者,古代也出过个把人,但要说谈兵误国,那可都是军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书生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

韩非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学者多引之,用来光耀祖国兵学的发达之早,但他们忘记了,这后面还有一句是"而兵益弱"。

宋代养兵多,武器精(发明火器),论军力装备,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兵学研究也很发达,兴武举,刻《武经》,极一时之盛。但这个中国兵学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耻辱的时期。

现在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兵法研究,仍是笼罩在宋代兵学的巨大影响之下。宋代学风空疏,讲究的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当时流行的《武经七书》最初只有《孙子》有曹操注,后来干脆就是白文本,让军人自己去体会。保存古注的十家注系统的版本没有多少人读,弄到后来,几乎鲜为人知。元明以来,仿效科举制的武学教育,粗说文义、引附战例的高头讲章是占主导地位,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学院派气息。直到现在,很多的《孙子》注本仍是这个模式,大家还是把大批庸滥的武学教本当宝贝,把施子美、张贲、刘寅、赵本学奉若神明,读不懂就猜、就改,甚至搞新编。"活学活用"的味道很浓。

宋代为什么老打败仗?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

(一)任何"运用之妙"都得有运用的自由。宋承唐末五代之乱,最怕"骄兵悍将",临阵才授"锦囊妙计",有"中御之患"。这是政治原因。

(二)兵家必知天地阴阳是个传统。古代军人要学式法,宋仁宗命杨惟德等撰"景佑三式","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自好奇家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遁甲演义》提要)。这是属于迷信。

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个大问题。

军事上的教条主义还不仅仅是迷信兵书,知守法而不知用法,而是不懂"兵法"后面还有许多支撑性的东西,以为用兵如博奕,纯属智力游戏。例如赵括之误就是如此。

观上所述二苏的《孙子》评论,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倾向,就是他们都认为"用兵"的关键全在"治兵",这种本事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苏洵说,治兵如御仆妾,贱丈夫亦能为,不必有人教之。苏轼说,"挥舟于河,舟之逆顺,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这与其说是他们比武人更重实践而轻书本,倒不如说是他们视政治的问题比单纯的军事问题更重要。如苏轼说"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还有他盛赞的《何博士备论》,都是着眼于此。

自古"治兵"与" 用兵"的矛盾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战国末,荀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临武君所贵是战国时髦的孙、吴之术,而荀卿所贵是年代较早的"桓、文节制"和" 汤、武仁义",根据是《司马法》。荀卿法古,固然保守,但也不是没有实际的考虑。他认为"治兵"比"用兵"更重要,不懂"节制"的"用兵"是失其本统,只能对付"小敌",不能对付"大敌";觉得"兵法"还不如军队素质、御兵之术和制度性的东西来得可靠。例如齐国兵法最精,但"齐之技击"不敌"魏氏之武卒 ","魏氏之武卒"不敌"秦之锐士"。晋、秦得益于制度先进,故能后来居上。

古代名将长于兵法者有之,但更多是善于御兵。如李广之宽,程不识之严,皆其著名者。而比御兵更重要的是御将,这个问题宋人最关心。本来以唐末、五代的背景考虑,宋代的"内紧外松"也自有其合理性。可惜的是,它也正吃了"历史合理性"的亏。

中国古代兵法的要义是能"忍"能"狠",这是一位大人物讲过的(见章士钊《柳文指要》所述其"友人"的心得)。"忍"起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装孙子,钻裤裆,包羞忍耻。"狠"起来,则杀他个片甲不留,斩草除根,无遗寿幼,把一肚子的"鸟气"全施放出来。这对了解中国政治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很重要。

古代兵家讲"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毛泽东也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出于这两个字。《左传》有"退舍求平",《三国》有英雄诈降,《水浒》也有好汉在板子底下招供,推其源,也还是这两个字的活用。中国近代史上有个叶名琛,守广州不利,兵败被俘,客死他乡,时人讥为"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此话是否冤枉,我不知道,但四个"不"字确是犯了兵家大忌。劣势战争,要打打不过,要拼拼不起,要和、要降、要走又吃亏丢面子,没一样好受。可这样的难题,你还不能不选择。项羽兵败,刎死乌江,后人题咏,杜牧说"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主张逃,这是兵法;而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是气节。道德和技术冲突,各有评价标准,无法说哪个对。讲气节,你可以说"战死事小,失节事大",可军事学上最忌讳的就是一味拼命和死要面子,特别是拿别人的命去换自己的面子。

在《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讨论过"什么是战争"。他的讨论很抽象,先是以搏斗为喻,讲三种"极端",即暴力无限,绝对制伏,全力投入,否定"计算战争",否定"不战"。这是理想化的战争。然后再放入现实中修正,说指挥艺术可以引进概然性(比为赌博),改变这种绝对化的倾向,并且战争最终总是受政治制约。前者是趋向极端的升级,而后者则是从极端状态下降或使上升中断。他主张"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实际论述却是先把政治抽象掉,然后再重新装回去。(见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版,23-47页)这和中国古代兵家的讲法不一样。中国的兵家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汉志 ·兵书略》),是把"伐谋"、"伐交","不战而胜"看做理想状态,而把举兵加之,破军毁国视为不得已。孙子论兵,"庙算"继以"作战","作战"继以" 攻城",逐步升级。但恰好在攻城白热化,"将不胜其忿"的节骨眼儿,却大讲"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全争于天下"。(《孙子·谋攻》)战争始于"谋"而终于"谋",整个讲法顺理成章。B.H.Liddell Hart给SamuelB.Griffith译《孙子兵法》写的前言中说克劳塞维茨太晦涩,易滋误解,使人以为他是主张滥用暴力。原因就在于他是反着讲。

在《战争论》的这一部分中,克劳塞维茨提出过一个"两极性原理 ",很重要。但可惜的是他在书中未能来得及展开论证。两极化在人类生活中很常见,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这是一种理想态。"好人和坏人"的故事,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词人擅长夸张,政客偏爱蛊惑,群众运动总是一浪高一浪,奥妙都在这里。它的特点是排斥"第三条道路",排斥"中间色",强调对立面要同构对称(不然就无法顶牛,就没戏)。战争总是壁垒分明,你死我活,在这方面当然很典型。但就连战争也是有升有降,势弱当避敌,善和、善降、善走;势强也得允当则归,见好就收,否则求荣得辱,欲益反损。

在现实生活中,灰色和混沌状态是更大量的。在战争问题上,人们一般看重也易于理解的是 "两极化"的形成过程,而常常忘记其负过程,即冲突的化解、矛盾的稀释。其实在战争史上,妥协、媾和、谈判,甚至诈降、叛变,从来都是"大战略"的一部分,其难度一点也不比野战、攻城来得容易。特别是人活一口气,总是带情绪的。中国人有"吐痰效应",喜欢起哄。扬汤止沸,人多了去;釜底抽薪,影也没有。正合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

意大利的汉学家石施道(Krzysztof Gawlikowski)教授说,西方的军事传统是来源于 "决斗",和这一传统有关,欧洲,特别是拉丁民族,有一种"男子汉"的概念,西班牙语称为"Macho"(见所著《孙武和中国的军事传统》,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一九九二年)。我觉得如果能把中国的"男子汉"和西方的"Macho"做个对比,这对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和军事传统将会很有帮助。

近来,"男子汉"在中国非常时髦,女人到处找,男人到处装,唯有王朔一语道破天机,说这是老娘儿们下的套,专让男人往里钻。中国现在的"男子汉"形像,标准是有棱有角,胡子拉茬,沉默寡言,透着冷硬,大概都是从外国电影里搬来的。但中国人本来的讲法可是另外一套。他们打心眼里最瞧不起的是屁事憋不住火的"匹夫之勇"(如项羽、张飞、李逵之流),看重的是忍耐力和气量(如刘邦、刘备、宋江之流)。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都可反映中国的"男子汉"是什么意思。老百姓讲,天下好汉有两条,一条叫"不要命",一条叫"不要脸"。但归根结底,"不要命"得服"不要脸"。《水浒传》讲火并王伦。王伦为什么不行,就是小肚鸡肠,容不得人。梁山泊什么人没有?既有逼上梁山的林冲,又有鸡鸣狗盗的时迁,没有"宋大哥"式的人物,怎么笼得住。

Macho是贵族骑士,放在中国要算"君子"。中国古代的"君子"也有过决斗式的战法,如被毛泽东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究的就是这类战法。但中国从很早起就破坏了贵族传统,也废弃了 fairplay。战国以来,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兵不厌诈"其实是"小人战术"。"小人战术"在中国人的行为特点中渗透极广。它的优点是灵活机动,但坏处是容易流为油滑,叛服无定,蔑视一切法则。法国Paul Va-lery曾说,一般西方人对我们这"既东而又西,既左而复右"的民族实在捉摸不透(为盛成《我的母亲》所做的序),但我们中国人从不误解,"大闹天宫"的和"西天取经"的是同一个孙悟空。

中国战法是勾践式的战法,"忍"字当头,"狠"在其中。卧薪尝胆,心上一把刀,滋味不好受。但这是环境逼出来的。古代世道艰险,老百姓不读兵书,常在"窝里斗",也一样能学到兵法。就连悍妇都懂得"哀兵必胜",必要时先哭上两嗓子。

没办法,《孙子兵法》就是"装孙子"的"兵法"。

"悍妇"和"男子汉"常常是对称的两极。如刘邦厉害,他老婆也厉害。男人和女人"斗法",也与"兵法"有关。古代房中术总是称女人为"敌",如所谓"视敌如瓦石,自视如金玉","御女当如朽索御奔马,如临深坑下有刃,恐堕其中"。(《医心方》卷二八《房内》)很有点"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的味道。

Macho的特点是爱女人,特别是爱"求之不得"的女人,比如朋友的妻子。而中国的"男子汉",视"妻子如衣裳,兄弟如手足",根本没这个"浪漫",绝不把女人放在眼里。

中国也曾是个典型的男性社会,但何以照样会有"阴盛阳衰"、"雌雄颠倒"和"怕老婆"呢?中国的男性退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达官贵人,地位高,脸皮薄,忙于外,疏于内,被女人从内部夺了权,弄得呼奴奴不听,唤婢婢不应,财物财物不清,消息消息不灵,并以"首长健康"为由,吃、喝、拉、撒、睡全包,感情放债,使男人的一切生活能力丧失,再捏住点花呀草的把柄,就差拿枪顶着当人质,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傀儡。另一种是娇生惯养的"小皇帝",爹是一代枭雄,儿是可怜阿斗,"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也是被女人宠得没有一点男人味。

男人的最大弱点是爱女人。女人常常没法直接征服世界,但她可以通过征服一个"男子汉",不费一兵一卒,不发一枪一弹,就全面占领他征服的世界。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战术。

中国的兵法,固有其阴毒之一面。但学兵法的并非都是坏人,坏人也不是兵法能教出来的。相反,它往往带有防身的性质。司马迁曾慨叹,以孙膑、吴起之善于用兵,何以竟不能保护自己,防患于未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君子"吃了"小人"的亏,若恕道未修,咽不下这口气,非报仇不可,常常会有一种两难的选择。你要收拾"小人",就不能"以君子之道还治小人之身"。因为"小人"也懂躲避"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制服"小人",必先化为"泼皮"。但悲剧可能在于,这是"小人"逼"君子"犯错误:即使"君子"在战术上成功了,事实上被消灭的也并非"小人",而是"君子"。因为"君子"已变成了更高明的"小人"。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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