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杨春，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成员)
1.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研究《诸病源候论》(郭霭春点校本)的过程之中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诸病源候论》整本书所引用的对于疾病的论述，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来源于《黄帝内经》，还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则是来源于《伤寒论》、《金匮要略》，其中如果是引用的是《黄帝内经》的内容则于后世所谓的《素问》或者《太素》的内容基本一致，即使有差别也是微小的，或者是一字之差，或是有衍文，或是有阙文。
如引用《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文，“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阔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春志生。生而勿杀，与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也;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于肝，夏变为寒，则奉长生者少。”与原文多“以使春志生”的“春”，“则奉长生者少”的“生”，而在文前则说《养生方》云。
此内容应该是《养生方》的内容，但《养生方》今已佚。
同样是引用与《伤寒论》或者《金匮要略》之中的相关内容，巢元方等却不在文字的开题冠以《伤寒论》曰，张仲景曰等字样，而且引用的内容也经过了严格的加工，譬如：
“百合病者，谓无经络，……其状，小便淋沥难者，病在下焦也，四十三日当愈。各随其证，以治之耳。”
而在《金匮要略》之中对百合病的描述则是：
“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或病二十日、一月后见者，各随证治之”。
除了多出后面“其状，恶寒而呕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当愈。其状，腹满微喘，大便坚，三四日一大便，时复小溏者，病在中焦也，六十三日当愈。其状，小便淋沥难者，病在下焦也，四十三日当愈”分析的文字外，开头亦多出“谓无经络”等字样，“尿”改为“溺时”，故而对于原文改易颇多，不引用出处，也可以说的过去。而且引用《伤寒论》《金匮要略》文字都是这样。
对比引用《伤寒论》与《黄帝内经》之间的文字的特点，发现有以下特点：
其一：引用《伤寒论》或《金匮要略》中文字论述多不是本文，故而不说明出处。
其二：引用现版《黄帝内经》中文字多与文本相同，亦不说出处。
其三：引用现版《黄帝内经》中文有时竟说是引自别书，如《养生方》。
因此，根据以上规律，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现行版《黄帝内经》(以虞舜点校《黄帝内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为例)在隋朝尚未成书。所以提出一个假设：后世所说的《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内经》不应该是我们现行版的《黄帝内经》。
2、研究问题的目的
追求真理是学术道路上主要的动力，对于一个问题有疑问就要不断的挖掘，使真相大白于天下。《黄帝内经》的形成、发展以及主要的内容的澄清一直以来都是中医学子以及中医从业者源源不断的动力，对内容的澄清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临床思维的拓展和辩证施治的灵活运用，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对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考证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解读文本内容，更好的理解中医发展史中的关键问题。
目的，就是解决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所提出的问题之中，首先是《黄帝内经》究竟是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黄帝内经》，如果不是那现行版的《黄帝内经》又是什么时候的书，其次才是《黄帝内经》之中相关主要篇章形成的年代的考证。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澄清这一问题。
在阅读《史记》三家注时，在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之中，我们发现引用了《黄帝素问》的内容，引用了《八十一难》的内容，其中所引《八十一难》的内容与现行版本的《难经》是一致的，但是其所引用的《黄帝素问》的内容，有十几条皆与现行版本不同，但是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仓公、扁鹊论述颇合。今辑录于下：
1.正义黄帝素问云：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三阴三阳，皆随春秋冬夏观其脉之变，则知病之逆顺也。”
2.正义素问云：面色青，脉当弦急;面色赤，脉当浮而短;面色黑，脉当沈浮而滑也。
3.正义素问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肾病，好叫呼者肝病也。
4.正义素问云：欲得温而不欲见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见人者府家病也。
素问云：“阳脉下遂难反，阴脉上争如弦也。
5.正义素问云：支者顺节，兰者横节，阴支兰胆藏也。
6.正义素问云：手足各有三阴三阳：太阴，少阴，厥阴;太阳，少阳，阳明也。五会谓百会、胸会、听会、气会、臑会也。
7.素问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
8.正义素问云：脉有不及，有太过，有经，有络。和即经主病，代则络有过也。
9.正义素问云：血气易处曰不平，脉候动不定曰代。
10.素问云：疾病之生，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气於胆，心合气於小肠，脾合气於胃，肺合气於大肠，肾合气於膀胱。三焦内主劳。
11.素问云：左脉口曰少阴，少阴之前名厥阴，右脉口曰太阴，此三阴之脉也。
张守节所引明言《黄帝素问》，且为正史，可信度高，以此而论，则《隋书经籍志》所载“《黄帝素问》九卷 梁八卷”“《黄帝素问》八卷全元起注。”非今本《黄帝内经素问》，《隋书经籍志》所载之《黄帝素问》上保留了汉代的医论，而《黄帝内经素问》以及《黄帝内经太素》则已非原本面貌。
3.历史上对《黄帝内经》成书的见解
其一：认为《黄帝内经》为黄帝、岐伯君臣所作，如皇普谧：“素问、九卷皆黄帝岐伯远事也”，宋朝的沈作哲也说：“《内经素问》，黄帝之遗书也”。
其二：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人所作，如宋朝五子之一的邵雍就说：“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程颢也说：“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也”。
其三：认为出于战国秦汉之际，如宋窦蘋曰：卒成是书者，战国秦汉之际也。明代方孝孺也说：《内经》称黄帝，《汲塚书》称周，皆出于战国秦汉之人。
其四：认为成书于西汉，如清代的郎瑛曰：宋聂吉普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东都以后语，断然以为淮南王之作。
郭霭春在《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中提出：现在流行的说法都认为，黄帝内经是不同年代的产物，是从战国到先秦再到西汉，经过不同的时代，不同医家，学者转述，编辑整理而成。
夏小军在《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考认为：
《黄帝内经》之名，最早见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观其内容，虽然是一个时期的产物，其中也有部分是秦汉乃至汉代以后些医家整理修订和补充的，但其祖述蓝本，当成编于战国后期，历经秦代的补充完善，至汉代立国之初，在国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时被征集，至西汉成帝和平三年，山侍医李柱国校刊，复山刘向“条其篇口，撮其指意”而收编于《一七略》之中。至后汉班固修《汉书》时，其《艺文志》部分，仍系取刘向、刘欲父子所撰之《一七略》“删其要”而成。故除“运气一七篇”及《索问》“遗篇”等篇章外，其主体部分，应是汇编成书于西汉年间;而其祖述蓝本，当成编于战国后期，亦为今本《黄帝内经》之骨架。
高也陶在《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新议一文中提出：
当今学者多以马土堆出土医书为据.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之上限在其之后。文章根据《左传》、《史记》、《黄帝内经》内有关内容，以及国学对周官经成书书时代的考证.提出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可以限定在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531年后的200-300年之间。某些篇章成书更早可能追溯至殷商。
孙非博士认为在其《黄帝内经》年代学研究
《黄帝内经》非一人、一时、一地、一派之作，它是春秋秦汉时期优秀医学著作的汇编。它的某些资料、思想、章句可能产生于岐黄时期，经三代口传至春秋战国时代。其主要篇章
或完成或初创于春秋战国时期。《内经》似乎经历过两次主要编订，第一次在公元前一世纪，这次编辑的《黄帝内经》可能只有十八篇左右。第二次是在东汉时期，这次编辑把原来的《黄帝内经》、《黄帝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的部分篇章改编成《素问》和《九卷》两部书。
王日失在其从黄帝到王冰:《横帝内经》成书历程中说：
《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传统看法不一，但都将其固定在某一时代，或黄帝时代，或商周时代，或战国时代。买际上《黄帝内经》成书是一个过程，它从黄帝时代发其端，一
直延伸到唐王冰时代。正是这种滚雪球式的积淀，才形成这部融哲学和医学一体的伟大经典
医著。
这些都是对学术界影响比较大的说法。
4.学术界《内经》成书见解的原因
学术界对《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的确认多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阐释，兹援引于下：
1.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这种学术气氛也渗透到医学领域。医学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根据各自的师承学派，分别著书立说，写成医学论著。
2.《素问》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反应了战国后期的学术水平。
3.《素问》中的精气学说与起过稷下学派宋凯、尹文学派倡导的精气学说观点相一致。
4.《素问》倡导的养生思想与老庄倡导的养生思想有许多近似之处，如倡导恬淡虚无，去世离俗，正反应了老庄的思想。
5.《素问》中所表现的科技成就与战国时期的科技成就相适应。如关于数的描述，素问中最大的进位数是万，与《庄子》《韩非子》记载的数相当。
6.《素问》中的有些内容与战国时期的有关著作相比较，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7.从文体结构、语言风格来看，一是先秦之文多韵语，尤其是诸子著作，而《素问》大多数用韵文写成。
8.《素问》中所提到的一些官爵与先秦时期的官爵相吻合。
9.《素问》有些篇章中对脱营、失精、始乐后苦的论述，也可能与社会变革的一些反应。
10.《素问》中信医不信巫的思想，与战国时期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社会背景也相一致。
11.从素问中的医学观点和医疗水准来看，他大体在扁鹊以后，淳于意之前。如《素问缪刺论》中对疾病发展过程的描述与《史记扁鹊》传中对视诊齐桓侯的过程相类似，但是《内经》要更加详细。
12.《素问》中提出的一些书名，与公乘阳庆传授仓公之书内容相近，如《病能论》：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而现今《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正是讲的这些内容。
13.《素问》对针刺疗法的描述，砭石、九针并提，说明当时砭石是作为治疗工具，还尚盛行。
14.《素问》中的天文纪时，如金匮真言论篇、脏气法时论均用平旦、下晡、夜半等，反应了先秦时期的计时方法。
以上引用的这十四个证据，每一个都有待商榷，即使有的证据确实如此也未必就能说明，《素问》这本书出自先秦。本研究的内容主要的是从上述问题出发，研究每一个相关的内容的来龙去脉。
5 现在的说法的诸多矛盾
5.1 “医经”的起源
5.1.1.古籍中以经命名的书多为官府所作
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曰：“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政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章太炎先生在批驳章学诚，其经说篇：“古之为政者，‘必本于天，般圳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散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故诸教令符号谓之经。挽世有章学诚，以经皆官书，不宜以庶士膺拟，故深非杨雄、王通，案《吴语》称‘挟经秉袍’。兵书为经。《论衡·谢短》曰‘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经也，法律为经。《管子》书有经言、区言，教令为经，说为官书诚当。然《律历志》序伏牺以来帝王代禅，号曰《世经》;辨疆域者有《图经》，挚虞以作《盛服经》也，见《隋书·经籍志》。经之名广矣。仲尼作(孝经》，汉《七略》始傅六艺，其始则师友橄对之辞，不在邦典。《墨子》有《经上、下》，贾谊书有《容经》，韩非为《内储》、《外储》，先次凡目亦揭署经名：《老子》书至汉世，邻氏复次为《经传》;孙卿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道经》亦不在六籍中。此则名实固有施易，世异变而人殊化，与卜徒方书称经云尔。”
汉以前经书的命名多为官府所成，六经而外固非全为经，然称经者不出官家所修。《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经书除了儒家经典以外，还有《山海经》此外则是《黄帝内经》《外经》等经书，可见当时的医书是很受关注的，以此推测汉代的医经只能是官方编修。医家之经由于涉及的范围至广，在信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要有私人来完成也是在技术上不太可能的。
5.1.2 医所关涉的内容主要与祭祀和战争有关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而官府所记载的文献多与这两方面有关，古人崇尚神也，故甲骨文多为卜筮之文，中国的汉字结构多与祭祀物品有关。三代虽归于统一，但战争之事时有发生，春秋以来战争更是频繁，《春秋》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孟子》“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因此知道，春秋战国时代外伤为很主要的疾病。又古医字，《说文解字》曰：“醫，治病工也，从嫛，从酉，嫛 ，恶姿也。医之性然，得酒而使，故从酉。周礼有医酒”。段玉裁注曰：医非酒也，而谓之酒类者，医亦酒类也。又医《说文解字》：医，盛弓弩矢器也。由此可知，所谓的醫，跟战争和外科手术有莫大的关系。
而古人“巫医”常同时出现，如《论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而所谓巫者，如《楚辭·东皇太一》：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注：灵谓巫也。可知，所谓巫与祭祀有莫大关系，巫是沟通神与人的桥梁，巫既是人又是神，这与祭祀中的“尸”的作用是一样的，他们两可以看做是一元的。
故而，医作为先秦西汉时代跟战争和祭祀都关系密切，因此儒家除六经而外尚有医家的《黄帝内经》《黄帝外经》《白石内经》《白石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是属于官方就不足为怪了。而所谓外经，以字揣度意，不外外科伤，所谓“恶姿也”，起源于战争。而《内经》所论述之事，不外经络气血运行之类，是一种比较细微的人体变化，没有一定的通灵是很难发现的，所以可以知道《内经》内容多与自身体会有关。而我们知道在现行版本的《黄帝内经》之中，巫医是分开的。
5.2 史籍记载与现存经典的矛盾
5.2.1 文本在字数上的差异
《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到哀公共十二公，242年，今《春秋》总共约一万七千字，《诗经》二十八卷，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个字，按古时卷以数字，篇以内容章节分，则一卷大概一千五百字左右。《黄帝内经》十八卷，按算应该是两万七千字左右，而今本《内经》十八万字。
5.2.2.后世经籍所引内容与今本《内经》相同而出处不说《内经》
《诸病源候论》中引用多内经之文，而不称《内经》而称《养生方》云云，《伤寒论》所言“撰用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也未言及《内经》。可知后世所谓《内经》非《汉书艺文志》所谓之《黄帝内经》。
5.3《内经》之中的内容与史籍记载相矛盾
5.3.1 《汉书·艺文志》对医经主要内容的概述与现今流行之《黄帝内经》之矛盾
东汉班固撰《艺文志》多崇西汉刘向父子之《七略》，《艺文志》曰：“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刘向为西汉人，而刘向当时《黄帝内经》已经成型，而班固之撰《艺文志》全取《七略》，故而《艺文志》所谓之《黄帝内经》应成书在西汉刘向以前，即所谓之“周官”时代。
《汉书·艺文志》：“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尤磁石取铁，以物相使”。不说五运六气，则七篇大论当不在《黄帝内经》之列，又“齊和百药”，《内经》共一十三方，则这几篇有药物记载和有针灸治疗方案的记载很可能是原《黄帝内经》内容，其余内容则跟百药无关。
《周礼·天官》“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又寻史字之义，本为记事。《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永为之说云：“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吴大微则日:“史，记事者也，象执简形，古文中作录，无作中者。推其意，盖以中当作，即 之省形，册为简策本字，持中，即持册之象也。”章太炎先生亦云：“用从卜中，字形作中 ，乃纯象中形，古文用作田则中可作中， 二编，此三编也。”可知，医书之成多与记载实事有关，如马王堆发掘的医书多为纪实性文字，几乎没有思辨色彩的意思在内。而现行版《黄帝内经》思辨色彩占很大一部分，这一部分内容也应该不是原本《黄帝内经》的内容。
5.3.2 古代官府的藏书制度
《周礼·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讼狱之中，岁终则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及大比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家宰贰之，以制国用。”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曰：“所谓天府，即储藏档案之库，略如清代之内阁大库。周制以档案正本之中，藏之天府，而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诸司受其贰而分藏之，此即保存档案之法也”故而《黄帝内经》《黄帝外经》《白石内经》《白石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应藏于同一处，如被保存则应该在一起被保存，而如流失则一起被流失，其余五经皆亡，而《黄帝内经》独存，颇为矛盾。
5.3.3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述内容与现今《内经》之间的出入。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文：“此病疽也，内发於肠胃之间，後五日当鍮肿，後八日呕脓死。”“脉长而弦，不得代四时者， 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经主病也，代则络脉有过 ，经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里。其代绝而脉贲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鍮肿，八日呕脓死者，切其脉时，少阳初代。代者经病，病去过人，人则去。络脉主病，当其时，少阳初关一分，故中热而脓未发也，及五分，则至少阳之界，及八日，则呕脓死，故上二分而脓发，至界而鍮肿，尽泄而死。热上则熏阳明，烂流络，流络动则脉结发，脉结发则烂解，故络交。热气已上行，至头而动，故头痛”
而《灵枢》第五篇曰：“五十动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四十动一代者，一脏无气”。彼此之代意义不一，以此可知《灵枢》非西汉以前著作。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热病气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则热。”信曰：“唯，然!往冬时，为王使於楚，至莒县阳周水，而莒桥梁颇坏，信则揽车辕未欲渡也，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救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间而身寒，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即使服药，出入二十日，身无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时，并阴。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肾气有时间浊，在太阴脉口而希，是水气也。肾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时，即转为寒热。”
《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篇也只有五脏中寒和中风之别，伤寒也只有伤寒与中风的差别，由此可知在那时病因只有寒与风，而并没有后世所谓的六淫。
此案可知，西汉初年尚无风寒暑湿燥火之病因论，此热病也，如西汉时以有风寒暑湿燥火之论则论可简而该，以此推测今流行之《黄帝内经》有关风寒暑湿燥火之论皆非原《黄帝内经》之内容。
《扁鹊仓公列传》：“师言曰：“病者安穀即过期，不安穀则不及期”
此即胃气之有无，而淳于公尚且不提及，《伤寒论》亦未出现胃气之说，涉及胃气者仲景辄以“谷气”代之，如“谷气下流”，“水不胜谷气故也”之类都是明证。可知当时语言尚未简洁如后世，而胃气之概念尚未出现，当时理论颇为粗制滥造。由是可知《黄帝内经》之有“胃气”者为非先秦所成之书。
又所录二十五医案，无一例涉及五行相生相克者。淳于公本为齐地临淄人，齐地处海滨，其人多疏阔之论，故而当年所谓阴阳家者流皆发源于齐地，《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而邹子在阴阳家之列，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其次驺衍，後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馀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於无垠。……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後不能行之。”而淳于公所论诸病无阴阳家流之“宏大不经”，严守方技家之藩篱，前汉五行之说尚未杂糅于方术。以此，又可知《黄帝内经》中有五行生克之论者皆出于此之后。
综上所论：
其一：有五行生克之理以阐发病理病因者，非原本《黄帝内经》之内容。
其二：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之内容者，即用后世谓的取类比象内容的则非《黄帝内经》之内容。
其三：有所谓外感六淫者，非原本《黄帝内经》之内容也。
其四：有五运六气者，非原本《黄帝内经》之内容也。
5.4 试举《黄帝内经》原文说明其内容应不出于汉之前。
以咳论而言，通过字义分析可以知道，咳的意思在先秦还未发展成现今所谓之咳嗽。
《黄帝内经·咳论》：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帝曰：愿闻其状。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岐伯曰：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肝咳之状，咳则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胠下满。脾咳之状，咳则右胁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帝曰：六府之咳奈何?安所受病?
岐伯曰：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府。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失。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脏者，治其俞;治腑者，治其合;浮肿者，治其经。帝曰：善。
所谓聚于胃，关于肺，痰必从口腔而出，而声音发生必定与肺有关，而文本所描述的所谓“咳”全是现在概念上的“咳嗽”，故而这里的咳为既有声音又有痰。
又陈修园《医学实在易》：何柏赘曰:《病机机要》谓咳无痰而有声，肺气伤而不清;嗽无声而有痰，脾动湿而生痰;咳嗽有声有痰，因肺气动于脾湿，咳而又嗽也。窃谓此论咳嗽二证，盖倒说也。肺为气主，而声出焉;肺伤寒饮，郁而为痰，声欲上出，为痰所郁，故相攻而作声，痰出，声乃通利，斯谓之咳。外感风寒，肺管为寒气所束，声出不利，故亦相攻作声，然无物也，斯谓之嗽。咳字从亥，亥者有形之物也，故果核草核皆从亥，复有隔阂之义。嗽字从束从吹，此古人制字之妙，乃二证之所以分也。
《说文解字》：咳，小儿笑也，音同孩。小儿笑必有口张开之象，而今之所谓咳者，乃上气也，无口张开之象。《伤寒论》：“未持脉时，病患手叉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闻也”。又《金匮要略》：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盖“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皆咳之类，必有痰涎水液从口而出。由是可知，所谓咳者即今之咯痰之类也，咯痰必张口如小儿笑貌。
《周礼》：冬季有嗽,上气疾。又：《说文解字》曰欬：逆气也。欬嗽，本是一义，故《外台秘要方卷第九》新久嗽方三首，而文标题则“新久欬方三首”，嗽方为现今所谓的咳。陈氏所论，结论颇为确当，然不知其所谓咳，非“欬”亦非“咳”，乃兼而有之也。即《内经》引用颇失。《内经》所论之概念乃今之所谓“咳嗽”也，而《伤寒论》所述之咳有两意，即今之咳和小儿笑貌兼之。又古之所谓“史”必先学五千字而后可为公家之职员，故而如此篇真出自《黄帝内经》则咳字之用不致此误也。故知《内经·咳论》出自《伤寒论》之后或同时，且非官方所谓之“史”所撰。
6.经络学说的发展
经络学说是中医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说，起源于非常古老的先秦时代，这是有定论的，所以马继兴《马继兴医学文集》在研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之后得出以下结论：
1.《黄帝内经》所保留的有关十一脉的资料——自从十二经脉学说出现后，开始逐渐取代了十一脉的概念。在现存的《黄帝内经》中虽然没有“十一脉”的字样，但是有关十一脉的具体内容还是保存着一些痕迹。
2.经络学说的完整化和经络体系的构成——《经脉篇》中虽然将11条脉扩充为12条经络，但是还没有络脉和孙脉等名称，更别说经别、经水、筋经等说法了。
7.五行学说的沿革变迁
7.1两汉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变迁
梁任公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说：
在儒家经典“阴阳二字连用者，惟《公刘》“既景乃冈，相其阴阳”一语，谓在山冈上测日影.察其向背云尔，与后世所谓阴阳之义迥别。由此观之，商周以前所谓阴阳者，不过自然界中一种粗浅微末之现象，绝不含有何等深邃之意义。阴阳二字意义之剧变，盖自老子始。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此语当作何解，未易断言，抑固有以异于古所云矣。虽然，五千言中，言阴阳者只此一句，且亦非书中重要语。故谓老子与阴阳说有何等关系，吾未敢承。” 按“万物负阴而抱阳”后世之李敖君曾对陈鼓应先生提出，此“负”即是“抱”字之意。所以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即万物既有阴又有阳。
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曰：
“由此观之，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日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说：“在第十二章指出过，先秦思想有两条不同的路线：阴阳的路线，五行的路线，各自对宇宙的结构和起源作出了积极的解释。可是这两条路线后来混合了。在董仲舒那里这种混合特别明显。所以在他的哲学中既看到阴阳学说，又看到五行学说”。
《吕氏春秋》也有与五行相关的记载如：
孟春纪：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
孟夏纪：孟夏之月，……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
孟秋之月，……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 某日立秋。盛德在金。
孟冬之月，……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 某日立冬，盛德在水。
由此观之，则《吕氏春秋》所言之五行还没有后世意义上的五行关系。而作为一种运动的范畴在后世的发展中才完善。春夏秋冬也不是跟肝心脾肺肾相对应，而只是在祭祀的时候什么部位先的问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此所谓五行实际上是《尚书洪范》的扩展，作为一种分类的范畴而出现。也有继承五德终始的观念。
7.2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观
这里我们首先要来考察一下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观念。《春秋繁露五行对》曰：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
在《五行对》中董仲舒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五行的顺序是“天之经，地之义”，而于五行中独尊“土德”。如其《五行之义》中表达的一样：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职，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所表达的意思，显然和后世五行学说所表达的有一些差异。而土作为万物的皈依则又是后世或尊从或反对的意见了。
而董仲舒讲阴阳，如《阳尊阴卑第四十三 》说：
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此皆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
这里照样有“阳贵阴贱”的说法，这也是《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所不明显的。
7.3刘歆的阴阳五行观
《汉书·五行志》云：“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世，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故，……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所陈行事，……著于篇。”据此，知汉儒阴阳五行之学，开于仲舒而成于向、歆父子。《五行志》所载，大抵都是刘向《洪范五行传》之言也。如：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乃木为变怪，是为木不曲直。
这里的五行观还是停留在“五材”的基础之上，如“土”亦是：
“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说曰：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其于王者，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诸侯，宫庙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进退有度，九族亲疏长幼有序。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故禹卑宫室，文王刑于寡妻，此圣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则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骄慢，则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灾而草木百谷不孰，是为稼穑不成。”
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的看出西汉末年刘歆的五行观和董仲舒的又有很大的差别。刘歆属于古文经学家，所以所说的都本于经书，对《尚书》中的内容没有做过多的引申，而董仲舒则对五行的义理的阐发比较明显。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有古文经学对五脏与五行之间的配属关系：
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月令疏》说：“《异义》云：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慎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同’。郑驳之云：‘月令祭四时之位，及其五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肾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后焉，不得同五行之气。今医疾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如郑此言，五行所主则从今文《尚书》之说，不同许慎之义”。
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今文经学对于经典多阐发，古文经学对于经典多考证，尊师法，所以古文经学家所说应该是有根据的，而今文经学则多从实际出发，应时说法。故而，心脏配土应该是先秦以来的说法，而心配火则是今文经学家的发明。
7.4班固时代的阴阳五行观
这里的阴阳显然没有后世意义上的辩证法的意思。在班固主编的《白虎通义》之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
“土在中央者，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何知东方生?《乐记》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时，地，土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职也。《元命苞》曰：“土之为位而道在，故大不预化，人主不任部职”、“五行所以二阳三阴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阴阳自偶。”
由此可知，不管是在前汉的董仲舒还是后汉的班固，他们的观念之中都有一个“土”至尊的观念。由于班固所编辑的《白虎通义》是官方的意志，所以那时的思想界应该普遍的存在这种思维。
“水味所以咸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咸者，万物咸与，所以坚之也，犹五味得咸乃坚也。木味所以酸何?东方，万物之生也，酸者以达生也，犹五味得酸乃达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长养，苦者所以长养也，犹五味须苦可以养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伤成物，辛所以煞伤之也，犹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也。”
这里的五行与五味的对应关系都是生搬硬套，并没有讲清楚他们的顺序和如何变化而来的。
7.5 阴阳应象大论篇中的阴阳五行观
7.5.1.阴阳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中的阴阳观有一种辩证法的意味，它的体系比较完满，而内容之中没有了人的主观情感因素。
《大论》中的阴阳本体论，阴阳是万物遵守的法则，如：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阴阳是作为万物构成的最基本的要素，如：“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阴阳还是辩证法的两个方面，如“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在这里两面是相互来讲的，“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讲的是阴阳的转化，“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双方各司其职，并没有《白虎通义》或者《春秋繁露》之中的阳贵阴贱的主观情感因素的痕迹。由此可知，《素问》之中的内容应该是在东汉以后形成的，只从它的阴阳观念的成熟完满来说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7.5.2.五行观
《大论》中的五行观在前面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是整个体系的整齐划，“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理论的完整，且有先后顺序，从四方入手，亦即以空间入手，如：
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整个推理过程非常之严谨，从东方生风，风生木，到肝主目，说得很整齐。而后面的“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整个文章一气呵成，首先运用分类把难以捉摸的东西分在一起，如“玄”“道”“化”，然后是由这些引出的一系列的相关联，相似的事物。五行已经从五材(刘歆观点)和天地的秩序(董仲舒的观点)合二为一了。在考察其他五行的特点：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显然，在《阴阳应象大论》之中，土只是作为五行之中的一个范畴，已经没有了两汉阶段的“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阴阳自偶”“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职，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以土为尊的观念。
7.5.3《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中阴阳五行观形成的文化土壤分析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出：“西汉末东汉初之际，为纬书及谶书最盛行之时代。古文经学家不用谶纬，使孔子反于“师”之地位。此后更进一步之反动，为道家学说之复兴。盖在古代思想中，道家最注重自然主义。”这里所说的‘更进一步之反动’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观中泰《中国哲学史》：“两汉以来，儒者无不兼明道家。然第以其清静宁谧之旨，用为养生养性之助。若夫经世体国，一切礼教刑政之要，则仍一本之六艺。体用之间，未尝不隐然有判也。自汉末天下大乱，魏武父子崇奖浮文无实之士，儒术以衰。虽王肃善、马(融)之学，采会同异为《尚书》《诗》《沦语》《三礼》《左氏》解，又作《圣证论》以排康成。而董遇等亦历注经传，有名于时。然观鱼豢《魏略》谓:“太和青龙(魏明帝年号)中，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亦避役，竟无能习学。”魏晋时期的儒家经学已经退居第二线了，所以由董仲舒和刘歆改造之经学也失去了其地位，在学术界崇尚一种“自然主义”，居然是自然主义则多从“三玄”取义，如何劭为王弼作传(见《三国志》注)，谓:“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怪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以此，才能大加发挥老庄哲学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而《阴阳应象大论》之中的“玄”即是“无”即是“道”。王冰注曰：玄，谓玄冥，言天色高远，尚未盛明也。亦即是当时谈玄所谓之玄。
今试从《人物志》之中一段，对比而读之：
《九征》，其辞曰:“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完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享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圣人，莫能两遂。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瑛，不能外光。二者之，盖阴阳之别也。若量其材质，稽诸五物。五物之征，备著于厥体矣。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五常之别，列为五德。是故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刚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恭愿而理敬，水之德也。宽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简畅而明贬，火之德也。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平阪之颇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怪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其为人也，质素平淡，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悴，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一违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之末流。末流之质，不胜论”。
此篇文章本之于阴阳，合之以五行，而旁通于《诗》、《书》之说，可谓博而能详者矣。如果与阴阳应象大论合而观之，则可以看出他们的观念是一致的，其一：五行之中无偏好。其二：他们之间的推理的逻辑性非常之强。这里也可以看到名家和法家的影子，侯外庐先生说：“在曹魏政权的倡导和支持下，兴起了名法思潮，大抵以讨论君臣在治理天下时的关系，选举人才的名实问题才能与德性问题等为主要内容”。名家是最注重逻辑推理的，所以虽然他们讨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的方法应该是有共同点。
《阴阳应象大论》之中还有一个内容“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这种思想是非常流行的，成书于魏晋时期的《列子》之中就有非常多的此类观点。
所以，从《阴阳应象大论》之中的阴阳观，五行观，行文的笔法逻辑，和“玄”“虚无”等概念中可以看出，此篇论文应该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方流行的思想要影响到医药上要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以此此文形成的年代应该是魏晋南北朝中后期。
8.其他关于《黄帝内经》的史料
8.1史书的直接记述
《汉书艺文志》对《黄帝内经》的记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并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其中完全没讲脏腑，由此也可见脏腑在《黄帝内经》之中或者还未形成，或者基本没多少篇幅。这种通过史籍文本描述与原著文本相互对应的对比来说明的方法就是直接对比法。
8.2相关记述
通过当时的社会背景，或者是史籍对一些事件的记载进行证明的方法，譬如：王莽天凤三年 “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臧，云可以治病。”是时尚不知五脏之大小也。而《黄帝内经》所记载之脏腑大小已经比较明确了。可知关于脏腑大小的内容可能不在王莽之前形成。
8.3对比出土的医书
通过《素问》《灵枢》文本对于疾病，针灸治疗手法与《史记》《三国志》《后汉书》等之间记述之文直接相比较，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相同点与相差别点。
《素问》中的阴阳五行观念与先秦典籍之间，《春秋繁露》《白虎通》之间的差别对比， 《灵枢经》对经络学说的成就与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之间内容的对比。可以说《黄帝内经》应该不会在汉之前形成。
9.结论
通过《史记正义》、《隋书经籍志》、《诸病源候论》等书籍与现行版本的《黄帝内经》之间的内容和各种关系的对比，《隋书经籍志》里面没有《黄帝内经》，只有《黄帝素问》，而《史记正义》中张守节所引用的《黄帝素问》内容十一条，无一条能在现行版《黄帝内经素问》(以虞舜点校《黄帝内经》为例)中找到，《黄帝素问》不是《黄帝内经素问》，而《诸病源候论》引用《黄帝内经》的内容却说“养生方云”，此时《黄帝内经》尚不存在，张守节为开元年间人物，王冰为宝应年间人物，前后相差半个世纪，所以《黄帝内经》的内容集结时应该在唐代，杨上善所编的《黄帝内经太素》是《黄帝内经》的最早蓝本，也就是说《黄帝内经》成书于隋朝后期至王冰时期才正式成书。而其主要内容也应该形成于南北朝时期。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