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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光:海洋与商人

2017-08-18 14:54:54来源:《中国作家》 已浏览人数:
可以说,粤商的发展史,浓缩了传统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现代化的艰辛历程。

(作者:杨黎光,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副总编、高级记者)

中国的历史一向是以大陆为舞台,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权力斗争为主要脉络的不断地重复上演的悲喜剧。对于那些习惯了农耕文明和传统御民术的统治者来说,海洋和商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易掌握的异类。因此,士农工商,商人被定位于四民之末,长期受到限制、贬抑。至于海洋,则干脆被视为治外之域。中国皇帝自我吹嘘的所谓君临天下,其实也仅仅局限于“海内”这片特定的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强调的只是这个“土”。

秦王嬴政灭六国而“并一海内”,威风八面地当上中国的“始皇帝”之后,连续做出了两个影响未来的重大决策,一是众所周知的“焚书坑儒”,禁锢思想,消除异端;另一个便是在东海岸边的朐山竖起界石,作为大秦帝国的东大门。海洋,就这样被关在了国门之外。

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始皇对海洋的态度,被此后历代君王效仿。直到明清之际,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究竟该如何面对海洋?终于发展成让朝廷上下反复纠结的问题,时常犹豫在开海与禁海之间。这种纠结与矛盾,阻滞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延缓了中国进入现代化,也构成了异常坎坷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统治者崇拜土地,忽视海洋,而且一贯施行重农抑商的治国之策,防止商人凭借财富与他们“分庭抗礼”,危及以君权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

继秦始皇把海洋关在国门之外以后,“威加海内”的汉高祖刘邦又颁布了一系列贱商法令,对商人不仅重租税,而且连衣着乘车都做了限制,不许商人着丝质的衣服、不得乘马车,甚至规定商人的子孙不能做官。由此,本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就被彻底打入了另册。

拒绝海洋,弱民贱商,使中国停滞在自我封闭、经济单一的农业社会。举国上下共同陶醉在“物华天宝,不假外求”的自足里,既失去了对外探索的动力,也错失了主动提升的机会。

在海洋的远端,在遥远的西方,曾被中国人称为“大秦”的意大利人正积极利用海洋来开拓东方贸易,并在欧洲催生了一个新兴的商人阶层。这个生机勃勃的新阶层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能力,率先迈出告别中世纪的脚步,最终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社会形态。

意大利作为东西方贸易的必经之路,威尼斯、那不勒斯、热那亚和比萨实际控制了地中海贸易。佛罗伦萨、波伦亚、皮亚琴察和伦巴德平原地区其它城市的商人,是南欧和北欧之间商业往来的主要中间人。贸易带来的繁荣、货币经济的兴起,为思想和艺术进步提供了重要基础。

商业革命促进了城市的兴起,为文艺复兴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商人成为一群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新贵,他们以雄厚的资本作后盾,为文艺复兴推波助澜。

意大利不仅是文艺复兴的摇篮,也是银行业和信贷业的发祥地。在西方,所有与银行业务有关的词语,诸如账户、破产、贴水、信贷、贴现等等都源自意大利语。当时银行业的中心在佛罗伦萨,拥有最大银行的美第奇家族既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也是最著名的文化赞助人。

与“利出一孔”的中国统治策略不同,即使在中世纪,“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已经成为欧洲国家的政策基石。在此基础上,发动于1300年代的商业革命、文艺复兴与后来发生的宗教改革交互作用,经过几个世纪的社会转型,共同塑造了近代欧洲。

利用海洋与拒绝海洋,重商与贱商,构成了东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沿着商业革命、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创的道路。西欧各国广泛接受重商主义理论并应用于实践,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将贸易拓展为全球性的事业;实现了工业革命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数百年来,经过一系列伟大变革,他们终于率先迎来了现代化的曙光。

西方的近代史因开放、变革、扩张而成为炫耀其发展成就的辉煌篇章,中国的近代史则是写满了自闭与自大、保守与停滞、失败与屈辱的一纸血泪。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明清之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因形势所迫而采取的被动应对,到全民族普遍觉醒、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主动追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漫长而痛苦所构成的民族集体记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使我们更加渴望民族复兴。

由传统向近现代社会转型,本质上是由旧文明向新文明转型。中国进入这个脱胎换骨的转型期以来,从维新、改良发展到全面革命,主要发力点都集中在军事、政治、文化和基础工业领域。有关现代化的主流言说,也大都成了以政治强人、思想先驱为主角的宏大叙事。重农抑商、弱民贱商的传统思维,使我们习惯性地忽视了贸易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商人,这个从事经贸活动的主体,更成了不受众人关注的盲区了。

考察中国社会转型、或者说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一个长期被人遗忘的事实便是,得风气之先,最早感受到时代变迁,进而走在变革前列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朝廷大员,也不是自命不凡的传统士大夫,而是明清以来一直在广东沿海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

广东简称:粤,所以这个群体被称为粤商。

粤商,才是中国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们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屹立在中西文明不断发生碰撞、冲突与融合的交汇点上,在历史风云变幻之际,承载起转型之重,脚踏实地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发现粤商,发现商人对社会转型的积极意义,才能正本清源,全面地理解历史,准确地把握未来,才能清晰地追寻出中国现代化的脚印。

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需要商人提供全面支持一样,中国的思想创新与社会进步,同样依赖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人阶层的推动。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交易,商人的行为守则是尊重契约。渴望公平、希望以条约的形式界定社会各阶层的权域,使商人成为要求社会变革、结束专制统治的基础力量。所谓现代文明,其实是商业文明、契约准则向社会其他领域的延伸。

当年孙中山所以能经营起他的革命事业,进而成为影响全国的领导者,依靠的首先是广东籍海外华侨商人的资本支持。而推翻满清政权的辛亥革命,归根结底也是一场商人革命。

开放、创新、进取是粤商的传统,也是粤商的特质。浩瀚的海洋使粤商获得了有别于徽商、晋商的成长经历与精神气质。他们始终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得益于海上贸易,也致力于对外开放。他们的成败兴衰,既反映了中国沿海商人面临世界大局变幻时的调适和应对,也折射了中国维新变革的艰难与成就。

可以说,粤商的发展史,浓缩了传统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现代化的艰辛历程。

那么粤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岭南,又是怎样的一方水土呢?

在中国大陆的南方,由东至西横亘着一条绵延1100多公里的山脉,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蜿蜒相连。这五岭之南,便是向海洋伸展的岭南大地。

受地理因素影响,岭南大地,自古便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存在。它既与中原内陆遥遥相连,被早早纳入了大中华的文明板块,又因山重水隔,濒临南海而呈现出有别于中原内陆的精神气质。

华夏民族首次开发岭南,就是一次探险式的征程。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派出五十万大军在公元前214年统一了岭南。首任南海郡尉,被后人称为“岭南第一官”的任嚣,在古番山和禺山上修筑的番禺城,也就是今天的广州城。

发源于黄河沿岸的中华文明,经过千里迢迢的远征,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奇的地理大发现。这是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东江、北江、西江自高山密林间奔涌而出,在广州附近汇流入海,构成了河道遍布的珠江水系。经过江水数千年的冲刷沉淀,在其入海口处堆积成了一片肥沃的珠江三角洲。

继秦朝大规模军事移民之后,魏晋南北朝、两宋末年和清代初年,都曾经出现过大批中原人迁居岭南的移民潮。

占山海之利,让岭南地区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繁荣。这里拥有长达49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除海南岛外,还点缀着3800座大小岛屿。早在西汉,司马迁就曾说:“番禺亦一都会也。”两汉时期,从岭南沿海出发,通往大秦(古罗马帝国)、安息、天竺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即已开通。

千百年来,岭南发展成了多个民族、多种文化的融合之地,形成了特有的以五岭——珠江——海洋为表征的山海文明。

岭南进入由华夏民族主导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政治、经济、文化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央王朝在此设县立郡,结束了百越民族“各有君长”、“互不统一”的原始状态。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发思想观念的变革。狭隘的部族意识,短浅的山林视野,不可避免地被国家、天下这些宏观概念所取代,人们的认知水平也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公元前213年,也就是秦军平定南越的次年,秦王朝为有效控制这片新开发的土地,下令在五岭开山道,筑三关,即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横浦关建在梅岭顶上,因此后人也称其为梅关或秦关。秦时几条新道路的开通,不仅强化了帝国对岭南的统治,而且为文明传播和经贸发展提供了基础。其中,梅关古道从江西南安县越过大庾岭,抵达广东南雄县,历朝历代都是沟通南北的咽喉要道。

虽然南越自古便流传着“五羊衔谷”的神话,表明当地人初步掌握了水稻种植方法,因此“五羊衔谷”的雕塑也成了广州的城徽。但是,他们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火耕水耨”的原始生产阶段。产量有限,不能保证人们生活所需。中原传入的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实现了生产方式的革新。在那个民以食为天的历史阶段,农业的发展,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前提。它不仅解决了南越人的温饱问题,也为内地移民的大量涌入提供了基本的食物保障。

在中原人移居岭南之后,这里有了真正的造船业,也开始进入了扬帆远行的航海时代。由此,沟通中外,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海上丝绸之路”才有了开辟的可能。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凡是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都特别重视发展海上交通。作为对外贸易的门户,当时的广州更是“舟舶继路,商使不絶”,不仅汇集了东南亚各国的商使,还有自天竺、波斯、阿拉伯、大秦等地越洋而来的诸国商人。

当时外国商人主要把象牙、犀角、珠玑、香科等奢侈品运来广州,换回中国的丝绸、漆器等大宗的生活用品。广州成为中外商品集散地,呈现出百货集贸的繁荣局面。

公元607年,隋炀帝派出以屯田主事常骏为首的官方使团从广州出发,携带5000匹丝绸前往赤土国(马来西亚),招徕贡使,宣扬国威。

由隋恭帝“禅位”建立起来的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辉煌年代。公元621年,李渊在岭南设置广州都督府,统辖广东、广西的十三个州。所以,在唐代一般称广州为“广府”,这也是今天仍在使用的“广府”这个名词的由来。从广州到广府,显示了大唐王朝对岭南沿海地区的重视。随着此后一系列吸引“诸蕃”贡使、商人的新政陆续出台,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南海对外贸易逐渐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唐玄宗初年,是以广府为中心的海外贸易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李隆基在广州设置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外贸的机构----市舶使院,也称“广州结好使”。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命张九龄重修梅关古道,加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联系。梅关古道,从此也称梅岭古道,成为唐朝之后历代移民、商旅的主要通道。广州市舶使院的设置,一方面表明唐王朝对外贸易开始加强管理,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外贸易空前繁荣,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到了唐朝中叶,唐文宗李昂继高宗李治之后再度发布诏令,进一步放松来华外商限制,向他们怀柔示好。唐王朝的各项优惠政策不仅使南洋诸国的蕃商纷至沓来,连波斯、阿拉伯商人也向风慕义,不远万里前来广州。

这些来自大食、波斯等地的外籍商人起初与华人杂居。后来由于人数不断增多,为方便管理,当局在广州城南,珠江北岸,现今光塔路一带设立外商聚居区,名曰“蕃坊”。有资料显示,长期居住在广州的海外商人甚至开办了“蕃学”,专供侨民子弟入学读书。

蕃坊和蕃学的出现,证明唐代的广州不仅是中国第一大贸易港,而且已经成为一座蜚声中外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因此,清人徐继畲在《瀛环志略》说:“西北之耀武功,始于汉,故称中国人为汉人;岭南之聚番舶,始于唐,故称中国人为唐人。”

唐朝对外贸易管理方式,成为以后各朝代仿效的政策样本。虽然开放程度不同,对外往来的频率时有波动,但市舶使(司)的体制、蕃坊(来远驿、怀远驿)的设置一直得以延续。有广东学者认为,蕃坊是清朝广州十三行的“前世”。还有学者认为,蕃坊是明廷开埠澳门的制度依据。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开始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已经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造船与航海技术的革命性创新,为发展远洋贸易提供了物质准备。同时,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再度崛起,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官方开始将战略重心向南部沿海转移,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并将之视为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广州这个国际大港的经济地位也再次得以突显。

宋王朝继承了唐时开始的对外贸易管理模式,改市舶使为市舶司,并就征收税款、处置舶货、招徕和保护外商等做出了更详细的规定。此外,设立“来远驿”,专门安置前来朝贡的外国使节,又要求市舶司通过蕃长(蕃人头目)对蕃坊加强管理。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宋朝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据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基本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

蒙元灭宋的崖山海战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作为一个由异族建立的王朝,蒙元统治者实行了民族分化的歧视性政策,将全国人口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岭南除少数统治阶级以外,绝大部分都是最低等的“南人”,饱受欺凌。岭南社会进入了一个黑暗的阶段,岭南经济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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