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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麟:中国的商道精神

2017-08-18 15:52:02来源:微信公众号 已浏览人数:
中国商道有两个特点:一为薄利,二为深藏,源头可能是陶朱公的“什一之利”和端木赐的“深藏若虚”。


(作者:陈梦麟,浙江复兴国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有学者说: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源于商道,从商朝到春秋,商道的地位仅次于王道,若以文化的正统地位来定义国学,儒学萌芽于春秋战国,道家是王道之本,佛教则是舶来品,传统国学的源头有二,其一是王道,其二就是商道。

专家如是说,但是却不能苟同。专家所说的商道,功利性思想太强,予商于政治。其实说的更深的一点,专家有点颠倒黑白,大有把商道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因素,某种程度上是为现在的市场经济吹号角,为完全的市场化经济歌功颂德的。

真正的商道应该是予商于民,义利天下。予商于民,就是把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建立在为百姓和同胞提供方便,对百姓的生活真正能有所帮助或者对这个民族的传承和延续有帮助的基础上的。义利天下,是指商人自然要获利,但其谋求的利益应该是建立在对同胞和民族的发展有用的基础上,然后获得适当的利益,与其相对应的一个词就是利欲熏心或者贪得无厌。

比如说:我们大学四年学财务管理,在财务之外又学了很多课程,其实这些课程虽然有点彼此的不同,但是如果把它们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就购成了一个现代商人的雏形。然而,这个雏形只是“肉体”上的,却少了精神上的支持。至于为什么只是肉体,是因为这些课程的思想价值体系是建立在西方商人那种黑心商人的基础上的,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等等,如果强行把这个精神安放于这个肉体之上,那么这个肉体将会坍塌。所以肉体的不足让我对这个肉体很鄙视。如此的教育思想,更像是把我们教育成为一个企业的家奴,我们这么好的智力,却要在思想上变成别人的奴隶。

▲商道从儒

春秋时期商人开业最常见的对联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陶朱和端木,正是中国商道源流上的两位关键人物。

众所周知,陶朱公就是范蠡,曾任越国和卫国的宰相,辞官后隐姓埋名,候时转物做贸易,发家于山东陶县,故名陶朱公,这是人们熟知的故事。但端木的为人及商道却鲜为人知,端木是复姓,单名赐,就是孔子门生子贡,也曾两度官拜丞相,后来靠经商富甲天下。

在《论语》中,孔子提名最多的是颜回,其次就是子贡或端木赐。子曰:“赐不受命,而货值焉,臆则屡中……好废举,时转货值,家累千金。”据说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子贡的财富,其身价高于今日之亚洲首富李嘉诚。在古文中,“臆”就是预测,“废举”是买进卖出,子贡追随孔子为何能够“臆则屡中”呢?我想是因为子贡追随着孔子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均面见王公贵族,所以能提前知道哪国和哪国要打仗了。预先囤积粮草再于两国开战时卖出;战后子贡又能提前知道战败国的王公贵族们逃往哪里,提前守候,以食物换金银财宝,此为“国有资产流失”;若战败国的君臣复国了,子贡登门求见,把当年用食物换来的金银财宝“完璧归赵”,龙颜大悦,赏金千两,赐田万顷。在信息不充分流动的时代,子贡善于用信息获利,把孔子用作“信息终端”,堪称中国投资人之祖。

子贡依靠孔子获得信息而发财,拜师于孔子门下,从此商道从儒,隐行于市,此为“端木生涯”,就连老子都曾对孔子说过:“良贾深藏若虚。”商道隐形,儒学升级,直到南宋中期,永嘉学派的代表叶适又以重商主义的“事功之学”与儒家分庭抗礼,一度与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三圣”。这是商道在中国回归国学正统的短暂时期,但很快就又被朱熹理学的“独尊儒术”挤出了国学圣殿。此后直至邓小平以“发展是硬道理”变革中国,商道在中国才再次进入正统国学。

专家研究商道是建立在陶朱公和端木赐两位大商人的基础之上的。这两位商人确实是我们中国商人的开山鼻祖,也是很多中国商人所仰慕的对象。然而,他们这样的商人却能传承于世,难道仅仅是因为钱多吗?

没有予商于民,义利天下之心的话,这样的商人能不能被他的时代人所认同,能不能被后人所传承那是很不可思议的。

春秋齐国宰相管公,即管仲,与齐国公共执天下牛耳,其财富房屋据史书记载可达九方之土,意思就是非常巨大的财富。然而,齐国却如此强盛,他的财富也不招惹最底层百姓的嫉妒,这是为何?因为他的商道大概也是为齐国的富强强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吧。

再说我们现在的袁隆平,其财富亦然不可小觑。记着前些年袁老再某车站上又相中了一辆汽车,而此时他家中已有四辆汽车,有媒体将这件事报在了网上,几乎全部的网友的评议都是完全支持。更有甚者说,袁老买多少辆我们都支持,四辆五辆又算个什么。细细分析袁老,其财富的积累就是在为谋求众生寒饥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说他是个科学家,但是他的财富的积累更像是商人。如此商人,而不招致天下恨,为何呢?不也就是建立在予商于民,义利天下的基础上吗?

▲薄利深藏之弊

纵观中华商道,从商朝的易货贸易到陶朱公的候时转物,再到子贡的“臆则屡中”,重点都在贸易和投资,并没有工业化时代的增加值概念,也就没有现代商道之逐厚利的文化。

以人为本逐厚利的文化传到中国应在明清之际,流行于民间,有几个大学的商道培训课程推荐书中都引用了一位清代无名氏的话:“凡善贾者,其识必广,善取利者,其智必高,商以智为本,智以人为枢。”这句话体现了现代商道的普世价值,即利—智—信。商人不讲商道,如妇人不守妇道,看似风雅而有悖诚信并为人不齿。为商不逐厚利,势必固步自封,不求创新。薄利多销的企业由于随时面临亏损,所以偏好血汗工厂,很难以人为本,融智融资。中国商道从古至今都提倡“深藏若虚”,所以排斥现代商道的公开透明。

现在商业,薄利低质之源的一个根据就是规模经济效应。因为有规模经济效应,所以就狮子大开口似的扩张,数目多了,其质量监督必然差,因为相应的监督体系并没有扩张。另外一个根据就是薄利多销,因为利润薄,就只能压缩成本,成本一压缩,功能上变化虽然不大,但是质量上必然下降。我想咱们有实际经历的同学和老师一定有过埋怨“质量怎么这么次”的经历。而传统那些质量好的企业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的冲击下被冲垮。其中对这些商道的运用浙商尤甚。他们采取一系列手段和方法,挤垮了很多小企业,却也挤走了中国产品的质量。可能大家对山西煤矿深恶痛绝,但是岂知山西煤矿的多数幕后老板都是浙商。浙商肆意的打破了这个民族本来运行很好的商业秩序,却无能构建新的秩序,而现在却依然凌驾于这个社会的上层。他们本就是首恶之源,然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他们现在却摇身一变,一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首恶之源,本应罪不可恕。薄利低质商道的开创何以有一股中国真正商道的意味呢?不但没有坚持原来的商道,还把商道的荣誉打了个底朝天,让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体系陷入坍塌崩溃。

深藏之道我们可理解,亦为我所支持,然作者却将这股深藏之道扣上这么大一个屎盆子,我恐是你将这个民族的商道击碎的不够彻底的缘故吧。

中国商道有两个特点:一为薄利,二为深藏,源头可能是陶朱公的“什一之利”和端木赐的“深藏若虚”。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商道的局限和虚伪,所以排斥现代商道的融智融资,难以支持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创新成长。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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