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充和，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
数十年来每在洗砚时都不能忘记沈先生。当年重庆曾家岩陶园的吃用水都是用人工从嘉陵江中挑上来的，涓滴都是可贵。尹师书桌上一盂清水，从早到晚，先用磨墨，后用洗砚，洗砚时笔蘸水在砚上来回洗擦，就在废纸上写字画竹，到了满纸笔墨交加时再换纸，如此数番，砚墨已尽，再用废纸擦干。并又把笔一面蘸水一面用纸擦笔，也是到笔根墨尽为止。并曾对我说，“笔根干净，最是要紧”。尹师从不用隔夜宿墨，也从不要别人磨墨。总是正襟危坐地磨，也正是他凝神练气、收视反听之时。一次又在洗砚，我铺了两张土制的皮纸在桌上，他就用淡墨写陶渊明的诗“餐胜如归，聆善若始”两句，每张一句，字见方八九寸，“归”字大到尺余。是我收藏他墨宝中最大的，也是最不经意神到之笔。
陶园是监察院同人宿舍，院长先生罗致诗词书画篆刻家于一堂，其他文化墨士亦以类聚，我所见即如汪旭初(东)、乔大壮(曾)、潘伯鹰(式)、章孤桐(士钊)、曾履川(克)及谢稚柳等。我的表兄李栩广(家炜)亦在其中，因此得识尹师，那时虽心仪已久，不敢冒昧求教，后来我在国泰演“游园惊梦”，章孤桐首作七律一首，诸诗人唱和，尹师亦和了两首，并一一抄寄给我，因此我才敢把几首不成熟的芜杂诗词抄呈求正。尹师细为批改，指出误处，又赐和江城子一阕，此后尹师如有新词，间亦寄我，故我箧中也有他近百首诗词。
我由青木关进城，总去陶园看尹师写字，如果写屏对时为他拉纸，是无比的享受，虽然站在对面，字是倒看的，只见笔尖在纸上舞动着，竟像是个舞者，一个字是小舞台，一篇字是大舞台，舞台的画面与动态，都达到和谐之美的极境。运笔时四面八方，抑扬顿挫，急徐提按都是音乐的节奏，虽然是看得我眼花缭乱，却于节奏中得到恬静。我在叹赏之余，忽想到我本是来请教的，如何却沉酣在欣赏中而不学习呢。这以后才用心看他执笔与运笔，他又教我掌竖腕平法，初学时臂肌酸痛，月余后便觉自由了。尹师又书写五字执笔法给我。理论是由实践来的，总之百读百闻，不见。在“悬腕”一方面，尹师使我懂得虽悬并不悬，不悬却又是悬的道理，事关肌肉与关节的运用，在此不多赘了。
尹师从不要人学他的字，但他的友好中不自知觉受他影响的也大有其人，徐道邻有一时就刻意学他。尹师一次向我说：“我说道邻啊!你千万别学我字，如真要学呢，就找我的娘家去学。”我说：“老师啊!你的娘家家族可大呢，叫人一时如何学得了?”尹师大笑。
尹师给我开了一份应临的碑帖，除汉碑外都是隋唐法度严谨的法书，针对我下笔无法。及至见到我的小楷，马上借给我《元公姬氏墓志》，又针对我小楷松懈无体的毛病。他从不指出这一笔不好，那一字不对，只介绍我看什么帖，临什么碑。也从不叫我临二王，亦不说原委，及至读到他写的《二王法书管窥》才知二王不是轻而易学的。
约在1940或1941年间，画家金南萱女士由沦陷区来重庆，是保权师母的朋友，川省一位相当儒雅的杨姓乡坤请尹师、乔大壮、金南萱同我到他家小游。他家住在重庆对山或许是汪山，要过江乘滑杆走一段才到杨家。杨家园林景色宜人，又当惠风和畅之时，主人盛筵招待，白日游园玩山，晚间备了笔墨纸砚，请客留题，尹师提议由南萱先画，然后他写我的诗，乔老的图章，这样四人合作留念，经我一辞再辞，尹师说“要不然你写我的诗吧”。这更使我惶恐无地，于是即依原议，写了我的“秋晴”五律，中有“客情秋水淡，归梦蓼花红”二句，乔老认为下句不妥，而尹师认为不错，两老相持争论一番，尹师举“归思入灯红”例子，乔老才点头罢休，当时觉两老辩论比上课更有意思，因为可得到双重的意见同知识。回城后尹师转来乔老为我刻“充和”二字，在一方红透的寿山石上，尹师又在盒上题“华阳丹篆充和藏”。可惜1965年去威斯康辛大学上课，归途中失去箱子，包括此章在内。
重庆城中日机轰炸频仍，时考选委员会在歌乐山，尹师长兄士远先生主其事，所以尹师在歌乐山盖了几间屋子。我有一副对联，下款书“三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于歌乐山静石湾之鉴斋”。又一册页上写“石田小筑”，是知鉴斋是斋名，石田小筑是整个住宅，小筑中住着刚从沦陷区北平到的兼士先生，兼士先生是尹师三弟，也是我北京大学老师。另有新婚不久的金南萱夫妇，金的丈夫姓周，如果我没记错，还有一对双生婴孩。当然南萱是小筑中主妇，雇了工人烧洗。我由青木关去，比重庆近一半路，可以当日来回，亦常在小筑中午餐。尹师不食猪肉同猪油，只几样蔬菜豆腐，间有鸡鱼类。他最喜吃四川汤圆，一口一个，吃时又兴奋，又愉快。曾对我说：“人都说糯米食品不易消化，可是汤圆到我胃中就化了。”午饭后有时休息片刻，有时坐下又写字。我问累不累，他说“手同臂不知累，脑子累就不能写了”。
那时教育部成立礼乐馆，知我常去尹师处，要我转问是否他肯做礼乐馆长。他说：“我现在是‘闲中’忙惯了，不想在忙中偷闲了。你问问旭初看看，他是肯做的。”时旭初先生生病在床，我一问就成，以后他做了馆长，公余之暇，也是吟诗作画。
在歌乐山住的还有徐道邻，更是常客，虽腿有小毛病，也一站几个钟头看尹师写字。一次我见地上一张霉而破的字，踹成纸饼，是尹师不要的，我捡起放在防空袋中，道邻向我顽皮地微晒，以手说“怎么不告而取呢?”我亦报之以鬼脸，意思说“人弃我取不为偷”。我收藏尹师片纸只字，但有几张好字，被师友们抢的抢，占的占(托裱时，把尹师字裱在他画册上，占为己有)，我以为楚弓楚得，只要爱收藏就好。如今是人与字俱亡了。
我有一个对艺术品泛泛的意见，大概世间有两种：一种是初看惊人，再看无味，三看不成体统，另一种是初看平淡无奇，再看其味无穷，三看是终生学不到。尹师的法书，看来平易近人，然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是由转益多师得来的创造，如何可及呢?
约在1941年，尹师示我保权师母三张照片，一正两侧，想请人塑石膏像，我也问过雕塑家，他说虽可依照相做，稍得形似，神情终不可得。战后在上海见到师母，似乎哪里见过，即使神态颜色亦似乎熟悉，原来除见过三帧照相外，每于尹师的诗词中得想象其神态，可见在文学中，即使最抽象的描写，亦可真切。1947年，尹师同他的曾侄孙沈迈士先生在沪合开书画展览，我亦去参观。师母告我将于展览后行婚礼，并给我看一个满三寸的手卷，她同尹师各临一遍《兰亭序》在上，以作定情之物。这比什么金钗钿盒要高出多少倍了。
1949年，我婚后来美过沪，去向辞行，那几天师母胃病又发，还撑着下楼来，并送我礼品四包：绣花被面，墨一锭，杨振华制“选颖”毛笔二支，最可贵的是已裱好的尹师墨宝两幅，写在一粉一紫的高丽旧笺上。往事如烟如雾，又明明地摆在当前，百年如弹指，只有尹师的法书艺术传之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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