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古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洒在了英金河畔，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蒙元时代，蒙古族人叫它为乌兰哈达，汉语译为“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年代，当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本人回忆，当年他越过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红山，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人，名叫桑芝华。他来到热河省林西县，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人，名叫德日进，他在红山一带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红山古玉的正式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辽宁省昭乌达盟(1969年～1979年，昭乌达盟曾划归辽宁省)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从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在红山文化最鼎盛的时候，在南方的太湖流域还有一个灿烂的良渚文化。良渚遗址于1935年在浙江湖州吴兴被发现，1936年开始发掘。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当时也被当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比山东、河南的有显著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这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红山玉器
红山玉器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其一，创作题材广泛，主要包括仿生和摄像两大类。其中，仿生类是主要部分，指摹仿并被神化了的动物形玉器和人物形玉器等，尤以动物形玉器独具特色。摄像类指摄取自然现象又经过艺术加工的璧、环、箍形器和勾云形玉佩等。其二，造型手法多样，既有浅雕又有浮雕。红山文化玉器造型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讲求神似，大都以熟练的线条勾勒和精湛的技艺碾磨，将动物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极具古朴苍劲的神韵。红山文化玉器多通体光素无纹，动物形象注重整体的形似和关键部位的神似。
红山文化玉器主要有玉猪龙、C形龙、玉箍形器、勾云形玉佩、玉璧、玉镯、玉丫形器、玉匕形器、玉玦、玉臂鞲、玉鸮、玉龟、玉蝉、玉凤、玉人、串珠等。相对来说，在红山文化玉器种类中，玉猪龙、玉箍形器和勾云形玉佩为三大重器，一般出土于墓地的中心大墓中，数量也最少;而玉匕形器、玉玦、玉鸮、玉龟、串珠等则见于大小墓中，数量较多。玉龙、玉猪龙(考古学命名，在其他文化的考古命名中也有被称为兽面玦的)、勾云形玉佩可谓最具代表性的玉器。
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了一件红山文化玉龙，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好的龙的形象。该玉龙用整块墨绿色软玉雕刻而成。它可能是红山先民的神灵崇拜物或氏族部落的象征及保护神，也可能是祭司祈天求雨的法器。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型代表，其形制极富猪的特征。猪在原始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各种祭祀活动中，以猪作为人神之间媒介物是很自然的事情。它既可能是氏族部落的图腾，也可能是祭司的法器，还可能是财富、身份、地位的象征物。勾云形玉佩也是红山文化代表性玉器之一，它不是一般性的装饰品，也不是对于某种使用工具或具体动物的直接摹仿，而是为适应当时的宗教典礼需要专门制作的。从勾云形玉佩通常出土于等级较高的中心大墓，并且多放置于墓主人的胸部等人体关键部位来看，它可能是当时祭司的专用物品，可能被用于沟通祭司与上天或祖灵之间的媒介，具有其他器物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二、良渚玉器
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汲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
单就良渚文化遗存之一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就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红山、良渚玉文化比较
当然，说红山和良渚是整个文明起源的两个支点是有些过了，毕竟同时期还有中原的龙山文化存在，但说它们是玉文化的两个起点绝对当之无愧。红山玉器、良渚玉器之间有一个大同，两个差异，反馈出来的就是中华玉文华的同一本原和不同发展。同一个本原就是，玉在起点上它所承载的文化信号就不一般，就已经是有关哲学和宇宙观的思考，这从根子上就把玉与整体文明的核心联在一起。以至于后面的几千年里，谈玉就不能不谈它背后的哲学体系以及文化体系，这才是玉“文化”的真正内涵。否则只是浮于表面地说些什么戴玉的讲究啊、某件玉后面的典故啊之类的东西，实在是太委屈了“文化”二字。两个差异就是，红山与良渚在玉器的种类、风格和侧重上是完全不同的两股劲，一目了然，俨然就是日后南、北两种人文基因的祖源。概括地说就是：红山玉器重形象、良渚玉器重抽象;红山玉器以外观表意、良渚玉器以纹饰表意。
可以看出，红山文化的玉器更喜欢直接用形象来表达人的意愿和想法，几千年后的我们就可以最直观地进行体会：龙也好、猪也好、人形也好、鸟也好，我们很容易知道它们是什么，进而去判断它们要表达的是什么。这就好比欣赏画作，当面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妇人的画像，这个妇人微笑着很迷人。至于在这个迷人微笑背后有什么含意和玄妙，可以引发出各种解释和探讨，但至少我们清楚地知道引发这些探讨的是个妇人。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毕加索的抽象派作品，恐怕连我们见到的到底是什么都成为了不确定，良渚玉器就接近于这种感觉。良渚玉器的器形大部分都是几何形的，红山文化中常见的动物和人形很少，但动物和人的内容并不是没有而是很多，它们以玉器上的纹饰图案形式存在。这些纹饰图案往往又不是直观的，而是用一种类似抽象画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至于研究的起点必须是它们画的到底是什么。两相对比：红山玉器重实，而良渚玉器重虚;红山玉器重外形，而良渚玉器重内容;红山玉器重气势，而良渚玉器重精细。这哪一点不能投射到后面几千年北方与南方的文化比对上呢?说红山玉器与良渚玉器是北、南人文基因之源应该是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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