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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中国玉文化的形成

2016-09-19 16:05:47来源:《历史》 作者:杨阳 已浏览人数:
中国玉器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进人新石器时代之后,人们在选择、打制、琢磨石器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了比一般石材质地优良的“美石”,便用它制成工具和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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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欧、亚、非、澳、美各洲都有玉矿,但是用玉的民族,却主要是生存于环太平洋地区的中国人、中美洲印第安族马雅人和新西兰毛利人。为何如此?至今尚无公论。

马雅人文化遗址出土了工具、人物、动物形玉器,称为“印第安玉器”。毛利人善雕刻,常以碧玉磨制各种工具或人物形象。但他们用玉,仅限于装饰品、工具、艺术品,亦或是一种巫术崇拜,而不像中国人那样,不但使玉器成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工具、礼器等,并将玉器融入整个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且作为独树一帜的玉文化,延续不断发展了数千年之久。

中国自古视玉为宝,西周金文中的“宝”字,即指室内藏有玉和贝,素有“金有价,玉无价”之说。历代帝王的“传国玉玺”都有是用美玉制成的。中国人认为玉是“山岳之精英”,能够与神灵相通,是介于此世界与彼世界的纽带和桥梁。“玉”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美好而高尚的字眼,于是在汉语中造出了从玉的字近五百个,用玉字组成的词和成语更是无计其数,如玉心、玉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怀瑾握瑜、玉石俱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使玉具有了一种超乎自然的永久魅力。

为什么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为什么玉在中华民族心理上会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从何时开始,玉这种自然矿物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属性,又怎样扩展成全民族的爱玉风尚,并上升为“国魂级”的玉文化?这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课题。

在此,笔者谨就中国玉文化的形成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玉文化的界说
 

玉文化的载体是玉器。那么,什么是玉?什么是玉器呢?

“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 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许慎《 说文解字》)。汉代许慎“玉有五德”之说,是继承了先秦人对玉自然属性的观察和演绎以及儒家以自己的道德观附加于玉的结果,于是玉被赋予了美和德两重特性。由此可知在古人看来,凡具温润、光亮而又坚韧质地的美石都是玉。

这种美石一经人工碾琢成器,便成为玉器。今人对玉器的定义是:“以硬玉、软玉、碧玉、蛇纹石、水晶、玉髓等为原料而制作的工具、装饰品、祭器、陈设品等”(《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玉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地位特殊、功用广泛、内涵丰富。虽然它的载体——玉器表现的是具象的东西,但是它本身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形而上的哲学精神,并折射出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所以我们说,就像玉不等于玉器一样,玉器也不等于玉文化。只有当玉器被赋予了人文的、社会的属性之后,才具备了玉文化的性质。

中国玉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古代社会的产物,同中国古代文明相始终。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中国玉文化也告别了它的典型形态,而转为一种变异形态,残存于中国近现代文明之中。
 

二、中国玉文化的起源
 

中国玉器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进人新石器时代之后,人们在选择、打制、琢磨石器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了比一般石材质地优良的“美石”,便用它制成工具和装饰品。当时,玉器尚与石器混存。随着文明的起源和社会形态的演变,在新石器时代中到晚期,玉器逐渐具备了特殊的社会功能,使它最终从石器中脱离出来而独立成为一种物质文化形态。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过:“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它们的物化标志,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前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源始应不下万年。它们的形制,有的直接延续到商周。”(《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这个论断是纲领性的。

从地理上看,中国大陆东部面向太平洋,西部面向欧亚大陆;南方和北方可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由于幅员辽阔,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南、北、东、西的旧石器文化都分化出若干文化类型。至一万年以内,在原有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新石器时代六大文化区系: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与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内,还可划分出不同的地方类型。

五十年代以来,见于正式报告有玉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约有一百多处,所出玉器总数据粗略统计有近万件之多。它们的分布范围包括上述六大文化区系,还有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乃至西藏地区。这说明玉器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几乎全国范围的广泛现象。

玉器的出现,为玉文化的起源拉开了序幕。

玉文化的起源,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其一是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其二是社会形态的演进,即从原始社会向国家——文明社会的转变。这一历史阶段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此阶段,农、牧业分工和手工业分工已经完成,并出现了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原始宗教和祭祀活动频繁,部落之间的战争已变成掠夺财富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之下,玉文化应运而生。

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中,录有风胡子对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9 年在位)说的一段话:“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 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 当此之时,作铁今,威服三军。”

乒乃兵器,即国之大事中“戎”的物化标志。以玉为兵,已非同小可,又为“神物”,更是贵不可言。在今天史学家、考古学家公认的以石器、铜器和铁器划分的三个时代中,古人又插入“玉兵”时代,耐人寻味。

原始先民在漫长的生存繁衍过程中,对生老病死等人生现象,对部落间战争胜败存亡等社会现象,对昼夜晴晦、冷热寒暑、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逐渐产生了超人生、超社会、超自然的理解。认为某种植物或动物是自己的祖先,将其图腾化并给予崇拜祭祀,还将此种图腾作为本氏族族徽,以与邻近氏族相区别。进而又产生了女性崇拜、生殖器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等。把这些崇拜的对象当作偶像来祭祀,这便是原始宗教。

祭祀,即国之大事中的“祀”。主持祭祀者为巫。《说文解字》释“灵,字:“灵,巫以玉事神”。可知玉是巫在交通人神时所用一种礼器。巫是神的意志的代表,“玉帛牺牲”是巫奉献给神的礼品,玉又是人与神交通的中介。巫、神、玉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三位一体的关系。

在原始宗教的笼罩下,玉礼器得以充分发展,尤其是在从环渤海地区到广东岭南的东南沿海半月形玉器带,玉文化已雏形初具。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和东南部的良渚文化。

红山文化分布于北起内蒙古昭乌达盟,南到辽宁朝阳、凌源、河北北部,东至哲里木盟锦州地区,以老哈河、大凌河流域最为集中,其绝对年代为距今6000--5000年,相对年代与仰韶文化大致相当。

1979年, 在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发现了祭坛遗址;1981年,在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积石冢;1983年,又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女神庙。这一系列重大发现,使人们对于红山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祭坛遗址面积为240平方米,分中心、两翼、前后两端三部分。中心部分为一座方形基址,基址四边均砌以石墙基,基址内置三处石堆,前端部分为石圈形台址,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小鹅卵石。两翼部与石墙基相互对称。这里出土的遗物,最引人注目的是陶塑人像,共有20多件。其中有两件小型孕妇裸体立像,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并有表现阴部的刻划。最大的人像为坐像,约为真人的二分之一。从遗址布局、建造技术及所出遗物分析,这里应是从事祭祀活动的一个中心场所。

女神庙处于当地红山文化分布地点的中心位置,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多室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单室建筑约16平方米。从建筑结构看,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建置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的殿堂雏形。庙内亦出土了具有绝高艺术性的泥塑人物群像,皆为女性。已发现的人像残块有头部、肩臂、乳房、手等,分属六个个体,一般与真人大小相近,有的竟是真人的三倍。这些人物塑像应是庙中供奉的女神偶像。女神庙附近还出土有陶质祭器。

积石冢已发现六处,位于女神庙的南、西方向。其共同特点是:都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每个积石冢外围都有用加工规整的大石垒砌的石墙,有的冢还整齐地围一排并非实用器的红陶筒形器,筒形器外部施彩绘。一号积石冢内墙外南侧已清理出小型墓葬15座,随葬品皆为玉器,器形有勾云形玉饰、玉箍形器、猪龙形玉饰、玉璧、玉环、玉棒形器、玉双兽首三孔器等。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墓随葬玉器多达5 件,有的墓则无任何随葬品。三号积石冢是由三圈淡红色石桩围成三层叠起的圆坛,它位于石冢群内,显然应带有“墓祭”的性质。

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祭祀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们分布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拥有如此规模祭祀场所的,不可能是一般的原始氏族部落。特别是玉猪龙的发现,使人们找到了龙的原型。据研究,龙是从猪发展来的,从以猪为祭物,祈求农业的丰收,到猪被神化为龙,是以原始农业的较大发展和原始信仰的发达为历史背景的。龙是一种被高度神话了的灵物,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的化身。红山文化中的玉龙和其它玉器本身就反映了礼制的出现,社会等级、权力观念已经产生。

良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熟一带。其绝对年代为距今5300——4200年。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考古学家发掘了江苏武进的寺墩遗址。其中一座青年男子墓(M3)中,随葬玉器达百件以上,有24 件玉璧和33 件玉琮。玉璧放置尸身上下,玉琮环绕死者四周。研究者根据墓主人的肢骨和部分随葬的玉璧、玉琮、石斧上有明显的火烧痕迹,以及古文献中“驵璧琼以殓尸”的记载,推测当时埋葬时曾举行过某种用火的玉敛葬仪式。

1986年发掘的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和1987年发掘的距反山东北5公里处的瑶山祭坛遗址,是良堵文化最重要的发现。

反山和瑶山都是人工堆筑的土山。反山目前高出现在地表4 米左右,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在土山上,以较均等的间距布列了十一座墓葬。瑶山面积比反山略小,山顶上堆筑了一座方形祭坛,并在祭坛上布列了十二座墓葬。

瑶山的祭坛遗迹平面为方形,外围每边长约20米,由里外三重构成。祭坛边壁整齐,转角方正,布局规整,是一座精心设计、认真施工的宗教建筑。

反山、瑶山的大墓,不但成排排列,布列有序,而且越近土台(祭坛)中心的墓葬随葬品越丰富、越精美。墓内随葬品少则几十件(组),多的如反山14号墓竟达260件(组)。有的墓中仅玉璧就有几十件之多,成排成堆,放在墓主人腿部。随葬品中绝大多数是玉器,种类有琼、钺、璧、璜、佩、镯、冠状饰、三叉形器、锥形器、牌饰、瑗、环、带钩、柱状器、珠、管、坠,以及鸟、蝉、龟、鱼等玉雕。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形式多样、数量众多、令人高深莫测的玉琮。

关于琼的起源和用途,历来有象征地母女阴、男性祖先、织机部件以及起源于手镯、玉 等多种说法。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和某种神祗崇拜有关的礼器。凡是发掘所得的良渚文化玉琼,无一例外雕刻有繁简不一的花纹,几乎都有以兽面和神人组成的神人兽面像。有的玉琼上还有鸟的图形、直弦纹和排列整齐的卷云纹。因而神人兽面像就是良渚文化玉琮的装饰主题,并成为识别良诸文化玉琮的标志。例如反山12 号墓出土的“琮王”,其上共琢刻了八个神人兽面像。图像主体为一头、面、四肢俱全的神人,头上所戴,内层为帽,线刻卷云纹八组;外层羽冠,高耸宽大,刻22组放射状羽翎。在神人胸腹部琢出二目圆睁、口露獠牙的兽面。形似插羽披茅的冠饰和兽面,用剔地浅浮雕表现,显示出神的无比威力;人形的四肢,如鸟似蛙的趾爪,采用细微阴刻的线条处理,在若隐若现中表露出神秘的色彩。这种神人兽面和谐地结为一体的神人兽面像,是祟拜偶像人格化的典型产物。这件琮王出土时,平正地放置在墓主人头骨的左下方,估计应是一件神圣的玉礼器。

据考古学者研究,良堵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与对神的崇拜有密切关系。按照这些玉器在墓中的位置推侧,死者入殓时的装扮,

很可能和玉器上雕刻的神人形象相似。瑶山祭坛的发现,表明葬入祭坛内的死者生前的身份皆为巫师。可以说,良诸文化玉器已向我们揭示出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现说明: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到了最后阶段;玉文化已在此阶段起源;文明社会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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