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王锡良，原籍安徽省黟县，1922年2月生于景德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美术大师。中国第一位单件作品售价过百万的当代瓷器大师，作品存世极少，市场奇紧。
一丶谈回不去的故乡谈母亲
王锡良：我今年82岁，65岁时从部陶研所退休。 我是安徽黟县人，但出生于景德镇，老家没什么人，只有两个外甥。我平时很难得回去，只在去年以私人身份去西递看过一次外甥，当天就回来了。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我是景德镇人，对景德镇非常熟悉，也很有感情。 我父亲是瓷业工人，在旧社会替人看色(选瓷)，比较清闲，所以就经常赌博，不太顾家，这就苦了我母亲。 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她是乐平人，虽然不识字，但很能干。她一共生了14个孩子，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是在不停地生育中耗去的。 我13岁时，尽管我在厂前小学读公学(御窑厂附近)，成绩很好，但母亲认为应该去学手艺，以后能有一碗饭吃。
二、谈师傅谈师傅的徒弟李进
王锡良：我很幸运。因为师傅是自己的亲叔叔王大凡，当时一家人住在一起，也不需要有什么拜师仪式。 叔父是14岁从安徽黟县过来学徒的，他小时候读书不多，是靠自学成才的。他成名后，用在读书上的时间甚至比画瓷器的时间还多，所以他有很高的修养。 叔父因为自己的经历，所以在授艺上也比较开放，一直都是让徒弟自由发挥，并不拘泥地要求要按他的作品学。他是一个好老师。 叔父王大凡是“珠山八友”中的一个，专攻人物的，所以我也是以画人物为主。 叔父在陶瓷绘画、艺术修养、为人等各方面都相当优秀，我们想要赶上他很难，甚至不太可能。 叔父也非常谦虚，他画了一生的瓷画。前面我说了，我们比他差得远，但他在看了我从黄山写生回来的东西后说过这样一句话，“可惜我现在老了，要不然也跟你去学学写生。” 解放后，叔父进了部陶研所，并在这里度过了晚年。 叔父一生中收的最好的徒弟应该是李进，李进是他最后的一个徒弟，很有艺术天份，也很谦虚好学，现在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三、谈珠山八友谈王琦
王锡良：我7、8岁的时候，就有了类似于现在美协的陶瓷工业研究社，在莲花塘集中了200多个陶瓷艺人，由王琦任社长。后来又成立了“月圆会”(珠山八友)，叔父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就很有名气，有技术功底，为人也很好。那时，我经常到瓷业研究社去玩，看他们作画，受益匪浅，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我学画时的“第一口奶”吃得好。 当时画瓷器环境很好，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名人，那时的名人完全要凭水平，要被社会公认。虽然叔父那批艺人的作品销路不是很大，但他们的瓷器比较值钱，完全可以生存。 王琦的作品最值钱，他不但会画人物，还带发明性地会画瓷板人像。他给军阀吴佩孚画过一块瓷板像卖了200大洋。那时候，2块大洋可以买一石米。 当时，一个姓梁的在南昌开了家“丽泽轩”瓷器店，专门销售景德镇名家的作品，他当时以500现洋的价钱包销叔父及其他一些名家的作品。这也让我受到鼓舞，手艺学得好，是能有一口饭吃的。
四、谈人生的第一次远行谈下放生涯
王锡良：解放以后，我进了当时的陶瓷工业研究社。1954年陶研所成立后，我就进了陶研所。 当时的陶研所很重视我们这些艺人。这里，不仅汇聚了一批老艺人，还有不少美院分来的学生，只要谦虚，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有一年，有关部门要准备一批瓷器去民主德国展出，并将任务下到陶研所。当时，北京对外友协派了一批人来指导，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以前只是学传统画的，是从那时开始学写生的，可以说是重新开始学徒。 这批瓷器烧成功后，要到北京预展，我很幸运地去了北京，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在此之前，我连乐平都没去过，我记得当时是坐船通过鄱阳湖，然后到南昌再转道北京。 预展的场所是北京美协，汇聚了一批美术界名人。他们这些人有实际本事，是从延安走出来的画家，理论还不够，所以晚上都在一起学习，我就从前到后跟着。 哇!那一下子我就觉得自己大开了眼界，并让我加强了对写生的钻研。 文化大革命期间，陶研所被解散了，我被分到文化局下属的展览馆，在那里没有瓷器画，平时只画画纸画。但因一位领导对我这种专心从事艺术的作风不太欣赏，说我“只管埋头拉磨，不抬头看路”，所以将我调到市新华书店去了，在那里卖了一段时间的书。直到陶研所恢复。 我在陶研所画了很多作品，我要感谢陶研所，他不仅让我这样一个徒工有了正式工作，而且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创作条件。
五、谈成名作谈井冈山写生
王锡良：1959年，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建成，需要一批画来装饰，所以有关部门就选调了全省的画家来做这件事。我很幸运地被选到南昌。 没想到，我的画稿《井冈山》被文化厅的领导看中，但画稿很小，要放大画到瓷板上还有难度，我就提出要去井冈山写生充实画面，并得到了允许。那时候非常艰苦，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井冈山没有车，十多天全靠步行。当时山上有很多野兽，另外还有一些在山上靠吃野果为生的流浪汉，所以非常害怕，但任务在身又没办法。 后来，高1.2米、宽3米的《井冈山》大型瓷板屏风挂在了人民大会堂，我也因此有了点名气了。我经常投些稿，发表了可以得些稿费，而且很高。我曾经画过一幅年画，领了200多元钱的稿费。
六丶谈养生谈谈健步走
王锡良：虽然当时陶研所有车接送我们上下班。因为我跟叔父学徒时养成了一个习惯，白天做事晚上看书，所以年轻时就身体不好。一次我在莲花塘遇到一位在景德镇很有名气的医生，是信天主教的。我在帮他画瓷板时谈到：怎样能让身体好转，他告诉我最好的办法就是“打青”，胜过任何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走路去上班，改变了原来晚上看书的习惯，并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在锻炼时还学打太极拳，能打好几套太极拳。 我走路上班时，每天要走近2个小时，这对我作用很大，在路上我可以思考构思，我有很多作品都是那时在路上想的。
七、谈金钱对艺术的影响感慨回不到从前
王锡良：景德镇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绘画创作条件太好了。因为陶瓷本身就是一种器物，再绘上画就与艺术有效结合在一起。即便是二、三流的艺人也能讨到生活了，就算你的画工不好，器物本身还是有用的。而在外地，绘画材质可能只有纸，这样对绘画就无形地提高了一种要求。只有一流的画家才能靠此生活。 我一辈子都是靠工资吃饭，退休工资有1000多元。我在所里画的作品卖掉后，也有奖金。还可以说是靠手艺吃饭。记得我曾创作过一块尺六瓷板，在石家庄卖了32万元。 这件作品当时是为了去日本展出特意画的，烧出来后我当时就感到比较满意，所以提出留下来，后来卖出了这个价钱。这个价我从来没想过，我说过，我的收入己经不错了。 但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一切，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慕名来买我的作品。我觉得，金钱对艺术是有损害的，因为创作应该有个性，有自己的思想、灵性。而现在，不得不大多数时间要以顾客为中心。在这种迎合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个性。 可以这样说，买我瓷器的人不见得懂我的艺术，我也不能这样要求别人。他们要圆的就圆的，方的就方的。这也是我一般不接人家预订的原因，这样很容易失去自我。 即便这样，对我的创作还是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八、谈大师谈手艺人
王锡良：虽然我是第一批全国工艺美术大师，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做手艺的人，大家尊重我，是因为我年纪大，并不是我的绘画艺术好。我觉得艺术是没有止境的，在艺术的长河中，我们太渺小了，要学的也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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