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储是封建皇朝的头等大事，因而被称作“国本”。明朝立储的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王氏无所出，万历十年(1582)，慈宁宫宫女王氏生下神宗的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四年，贵妃郑氏生下神宗的第三子朱常洵，围绕着立长立幼的问题，在明神宗和廷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神宗宠爱贵妃郑氏，意欲废长立幼，然而又虑召致廷臣反对，故而迟迟不予立储。万历十八年(1590)，在大臣们的强烈奏请下，神宗不能不有所表示，他说：“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朱常洛在万历二十九年才被册立为皇太子，时已二十岁。同时，朱常洵封为福王，神宗五子朱常浩封为瑞王，六子朱常瀛封为桂王。册立皇太子，“国本”算是争到了，危机却并没有过去。围绕着朱常洛即位前后所发生的明皇宫的三个著名案件，即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烈。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一男子手持枣木棍，似疯非疯，似癫非癫，闯入慈庆宫，打伤守门侍卫。他跑到前殿才被抓住。慈庆宫是太子居处，有关官员认为“情境叵测”，加意审讯。这个人叫张差，小名张五儿，居住蓟州。为什么要持棍闯宫，他前后有几种说法。刑部十三司会审，张差招供：他的同乡马三道、李守才让他跟随一个不知姓名的太监走，答应事成给他几亩地种。到京后走进一处大宅院，另一太监给他饭吃，鼓动他闯进宫门，对他说：撞着一个，打杀一个，如能打着小爷，就不愁吃穿了。还说：出了事情，自有人能相救。后来审出，带张差入京的太监叫庞保。住大宅院内的太监叫刘成。司礼监和三法司在东华门前审问庞保、刘成，他们至死不肯承认。相当一部分廷臣认为，此案与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有关。也有人认为：“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从另一个角度说出了官僚们的疑惧。处境最窘迫的要属朱常洛了，他即使心有所疑，也不敢说出。这就是“梃击案”。对此案的处理，基本上根据朱常洛提出的原则：张差误入宫闱，打倒内侍，罪所不赦，即刻处决。马三道、李守才等大逆扇惑，判处流放。庞保、刘成从轻拟罪，但后来在宫内被击毙。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神宗死，太子朱常洛即位。这就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光宗皇帝，年号泰昌(1620)。他即位不过十天，便感觉身体不适，找医官诊视。御医崔文昇开泄药，朱常洛服用后，下泄不止，一昼夜达三四十次。接着，鸿胪寺官李可灼至内阁，自称有仙药，称为“红丸”。事关重大，阁臣不敢轻易决定。调查李可灼用药效果，他同乡二人同时服用，一恢复健康，一病情更重。阁臣刘一燝说，这不是万全之药，不可轻用。但李可灼与中官熟识，请他们代向皇帝启奏。朱常洛病重乱投医，催取药来。服药后，朱常洛渐觉舒畅，连声称李可灼为忠臣。下午，李可灼又进一丸。这一丸药却要了朱常洛的命，他当晚就死去了。此案称“红丸案”。崔文昇用泄药，有人怀疑是郑贵妃主使。给事中杨涟说： “臣闻文昇调护府第有年，不闻用药谬误;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误耶?无心之误耶?”他的话表达了这样的怀疑。李可灼进红丸，许多人归罪于内阁大臣。朱常洛服药丧生，不但不追究责任，阁臣还赏李可灼白银五十两。御史王安舜说，这是为了堵塞外朝大臣之口。红丸案成为朝中党争更加激化的原因。
移宫案
朱常洛死，长子熹宗朱由校即位，年号天启(1621—1627)。朱常洛即位时，郑贵妃为赎前愆，选美女八名进献。其中，选侍李氏最有宠。朱由校和他的弟弟朱由检都交给李选侍抚养。朱常洛死前，册封李氏为皇贵妃，李氏不满足，要朱由校出面，为她求皇后的封号，没有成功。朱常洛死，李氏仍住在乾清宫内，年方十六岁的熹宗皇帝对她也有一番依恋之情。朝中大臣怀疑李选侍要垂帘听政，心怀焦虑。在杨涟的倡导下，朝臣多人拥入宫内，要求朝见新帝。李选侍藏起朱由校，不让他与大臣见面。阁臣刘一燝大呼：“谁敢匿新天子者?”气势逼人。李选侍无奈，放出朱由校，送他到慈庆宫暂时居住。御史左光斗说：李选侍“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朝臣要求李选侍马上移居他宫。李选侍不打算搬出。她知道，朱由校一当上皇帝，就会搬进乾清宫。只要同宫，她就能控制住局势。首辅方从哲态度暧昧，以为选侍搬迁不必太急。但主张李选侍立即搬迁的刘一燝、周嘉谟、杨涟、左光斗积极活动，形成很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李选侍被迫移至哕鸾宫。此案称“移宫案”，与“梃击”、“红丸”合称“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