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正清，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
五四事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结果，知识分子阶层中有许多人，包括鲁迅在内， 对它的重大意义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仍 然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而他们应当“整理国故”。
这项事业的一个新趋势是出现了研究大众文化的积极态度。胡适极力主张，过 去的白话文学作品比雅文化枯燥无味的“古典”作品更生动活泼；连他在这一方面 也在他的看法中采用了一种民粹派的主旨。他似乎愿意把“白话文学”归入应予保 存的“正宗”。这不包括对群众宗教文化任何方面的一点兴趣。不过，大众文化有 活力的主旨导致他鼓励顾颉刚等人努力研究民间习俗和地方习俗，搜集民间故事和 民歌。1919年以后学生中出现了“走向民众”的新运动，顾颉刚很受感动，他还能 把这一运动和他自己的论点联系起来，他认为，过去的知识分子和旧贵族统治集团 联结在一起，他们现在则应当利用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新近所获得的自主权利，把自 己和普通百姓联系起来。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 群众的精神生活——民间传说、习俗和民歌。
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存在这样的想法，利用通俗形式来表达启蒙的新信息， 如撰写具有新教育内容的通俗歌谣。不过就顾颉刚来说，他对民歌、庙宇、节日的 兴趣逐渐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方面。他逐渐发现了大众文化的形式中所体现的审美 价值。顾颉刚抨击国民党政府1929年反迷信的政策（从整体来看，这种政策基本上 反对大众文化），他抱怨说：“先人的艺术遗产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与其如 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顾颉刚对生动而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的评价 与他越来越辛辣的对雅文化正统性的“科学”攻击，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他这时 再次提出了先驱思想家揭露本来面目的论题，即从秦代到清代，正统文化一直被用 来压制民众的创造精神。在他在《歌谣周刊》、《民俗周刊》这样一些刊物的多年 学术活动期间，他和其他大众文化学者如郑振铎、钟敬文，出版了给人深刻印象的 研究著作。
对大众文化新颖、纯朴方面感兴趣的不限于上述学者。鲁迅对中国大众文化的 书画刻印艺术和民间戏剧等多方面的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仍然使他的所有小说作品 生辉增色；在湘西边区度过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则详细地描述了汉、苗人民一起生 活的这一地区的生活和习俗，他同样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一种粗悍活力的源泉。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知识分子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以任何同感看待当时非西化 居民中盛行的一些活动，如佛教或信仰驳杂教派的活动或秘密结社。不可能在这些 人当中进行政治启蒙。
就共产主义者瞿秋白来说，这种看法尤其明显，他严厉批评他的同行马克思主 义作家崇尚“西方古典主义”。他的论点很简单。要是在中国应当写唤起群众（这 里他主要指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那就应当以群众所熟悉的语言，用群 众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写。不过，这些通俗的形式应当基本上用来为新的内容服务， 利用它们不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什么内在的价值。瞿秋白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劳动 人民，他深信他论述的基本上就是“现代的”普通人。他对“大众文化”学者的工 作的批评，从整体来看是严厉的。胡适赞扬的白话文学作品大体上是文人的作品， 群众的文化包含大量使人民继续受奴役的迷信。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期提出完全为 现代政治目的而利用大众文化（指农民群众的文化）形式的论题。然而毛泽东强调 民族主义，这导致他对过去大众文化的价值作出略为有利的评价，导致他对其内容 有更广泛的理解。他像胡适那样承认中国白话小说属于民众文化的范围，不管其作 者的“民间”身份怎样可疑。
选自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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