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人的灵魂。
在人类思想史上，众多伟大的思想家将人的灵魂送上了天堂，同时他们也是最勇猛的战士，因为他们说出这些话是需要智慧，决心和勇气。
弹指一挥，俱往矣!
他们都已经作古，惟有思想仍存。
1.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不仅是个理论家，也是个实践家，他一生热衷于将其科学发现应用于实践，从而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埃及，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左右，就有人用杠杆来抬起重物，不过人们不知道它的道理。阿基米德潜心研究了这个现象并发现了杠杆原理。
赫农王对阿基米德的理论一向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要求阿基米德将它们变成活生生的例子以使人信服。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移动地球。”国王说：“这恐怕实现不了，你还是来帮我拖动海岸上的那条大船吧。”当时的赫农王为埃及国王制造了一条船，体积大，相当重，因为不能挪动，搁浅在海岸上很多天。阿基米德满口答应下来。阿基米德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杠杆滑轮系统安装在船上，将绳索的一端交到赫农王手上。赫农王轻轻拉动绳索，奇迹出现了，大船缓缓地挪动起来，最终下到海里。国王惊讶之余，十分佩服阿基米德，并派人贴出告示“今后，无论阿基米德说什么，都要相信他。”
2.上帝死了——尼采
“上帝死了!上帝已经死了!而正是我们谋杀了他!我们怎么才能安慰自己，这凶手中的凶手?”在《快乐知识》里，从“狂人”口中说出的这句话。上帝死了，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庆祝人类精神终于从漫长的神权时代解放出来了?是证明人类终于获得了独立于世自主存在的能力?还是表明人类从此将免于一切形式的权威的羁绊?也许我们都误解了这个看似狂妄的命题。上帝是什么?这是一个精深的神学问题，无解的哲学问题。简单地说，上帝不是某人，也不是某物，上帝是存在得以存在的基础。笼统地说，上帝就是整体本身，它包含存在与不存在。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上帝是白天与黑夜，冬季与夏天，战争与和平，满足与欲望。”既然上帝是整体本身，它怎么可能会死呢?甚至于说它不死也是不恰当的，上帝是生命与死亡，它超越于生死，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死。既然上帝不会死亡，也无法死亡。那么尼采的意思是什么?尼采是说：人类敬信上帝的心死了。换言之，上帝不死，但人类采取了一种“死”的态度存活于上帝之中。也可以说，上帝的确死过，它看到人类通过杀死“自心”的方式，来杀死上帝。人类的可笑就在于，明明杀死的是自己，却以为死的是别人;明明是一个自杀行为，却以为是他杀。尼采的意思又可以解释为：作为上帝的人死了。上帝虽无始无形，无可定义。但上帝的品性是完满、觉知、极乐与活生生。
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人类本来拥有上帝丰富的品性，但是由于无知与贪婪，人类正在逐渐丧失迨尽。这也许就是《圣经》中人类走出伊甸园的真正含义。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与机械主义的胜利，正使人们大踏步走向物化。在行尸走肉的躯壳之中，上帝的光辉与灵性的喜悦已不复存在;上帝得意的杰作，宇宙至高的存在物，却退落成一所华丽的坟墓。我想，这就是尼采不为人知的痛心吧。
3.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康德
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它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 (有人以为译做“有二事焉，恒然于心;敬而畏之，日念日甚：外乎者如璀璨星穹，内在者犹道德律令。”妥帖合适。白话文试译为“世上有两种事物最令人类在反复思考中震撼，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内心深处高尚的心灵。”
4.万事皆备于我——孟子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
“万物皆备于我矣”作为一句名言，被认为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并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说是“万物都为我而存在。”(由此来归结孟子为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我们理解孟子的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我都能够思考，认识，所以天地万物我都具备了。这样才会有下面的一句话，“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躬自问，我所认识的一切都是诚实无欺的，所以非常快乐。这是一种认识的快乐，探求真理的快乐。但是，仅有认识，仅有自身的发现还不够，所以要“强恕而行”，尽力按恕道办事，这样来实行仁道。所谓恕道，这就是孔子反复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它的积极方便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总起来说，是一种将心比已，推己及人的思想，用这种思想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一种认识的快乐，局限于自身;那么，“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一种实践的快乐，涉及到他人与社会了。由此可见，“万物皆备于我矣”所引出的，是认识和实践两大领域的儒学追求：一是“诚”，二是“恕”，都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单从“万物皆备于我矣”这句话给我们的感觉，则是一种充满主体意识，乐观向上的心态，的确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的精神风貌，给人以认识世界，探索真理的勇气和信心。
5.与物同体，良知独显，与造物者游，个个心中有仲尼——王阳明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里，王守仁谈的是花的存在与花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亦是认知活动与审美活动的问题。依认知活动，作为客观存在的花，在山中自开自落，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无论你看到它与否，它总会存在于此，与我心无关。并且，花的颜色在科学实验中不可能出现“一时明白起来”的现象。此时的花，只能是作为一个与主体无生命交流，毫无“意义”的自在之物而存在，“与汝心同归于寂”，不是对象，不是价值实体。但在审美活动中，由于审美主体心灵的情感投射，审美主客体的意向性活动，才使那种“与汝心同归于寂”的毫无生命意义的存在物生成为审美对象，才有了花存在的意义，“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由于我的体验(看)，此时的花就有了我的“良知”(生命)，与我的生命无间隔地一气流通，并成为确证我的生命存在的对象。因此“花”就不在审美主体之外了，而是审美主体的喜怒哀乐等生命活动的显现。“花”的意义的获得正是审美体验作用的产物。
6.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李贽
李贽提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为此，李贽宣称“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亦可也。”千百年来，孔子学说一直是封建道德理论的基石，李贽要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必然在统治阶层引起极大震动，故李贽说：“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在《藏书》中，李贽对盲目推崇圣人之言的儒学教条进行抨击，而对敢于舍孔子之法者大加赞赏。如班固以“是非颇谬于圣人”为依据攻击司马迁的《史记》，李贽就在《司马迁传》后评论道：“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在《王通传》中，驳斥隋代王通主张的周公之礼乐治天下为“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者。”在《德业儒臣前论》中他还嘲笑宋代理学家妄自尊大，以为孟子以后，道统断绝，只有他们能够越千年而接续孟子，而实际上“宋室愈以不竟，奄奄如垂绝之人。”
7.我思故我在——笛卡儿
最著名的思想就是“我思故我在”。意思是：“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这句被笛卡儿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笛卡儿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笛卡儿的怀疑不是对某些具体事物、具体原理的怀疑，而是对人类、对世界、对上帝的绝对的怀疑。从这个绝对的怀疑，笛卡儿要引导出不容置疑的哲学的原则。
8.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船山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是清初文化大家王夫之自题画像的中堂联。表明了他凛然大义的崇高气节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感。对联表达了王夫之先生的志愿：要总结批判传统儒家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开辟新的思路。王夫之的这话前一句是说自己致力于儒家的学术研究，他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详尽的研读、评注和创新，后一句的意思是明朝亡了，七尺男儿岂能屈服，“从天”的意思，天一般就代指朝廷，就是明朝的灭亡是自己心灰意冷，岂活埋就是说不怕清政府的压迫，整体两句就是表现自己的民族气节和人生追求。
“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矣。”这是谭嗣同的话，他的变法思想，得益于王船山。 王夫之终生未曾剃发易服，得以完发以终。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我们崇拜他。如果说王阳明的思想影响了日本的东乡平八郎、我国的孙中山先生等;那么王夫之的思想则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荃、康有为等人。
9.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牛顿
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就象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
10.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在北宋时代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改革浪潮中，当年王安石所说的这句话，不仅直抒了他必须变法的决心，而且激荡着他定要变法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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