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以城市、工业、资本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建立在对乡村、农业和农民的剥夺之上。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耕文明为主，近代以来面对现代化和西方文明的挑战，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种政治上工农联盟、经济上城乡互哺的传统，直到改革开放农民工进城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工农联盟，主要体现在农民工在农村保有一份土地。今天重新思考乡村文明的价值，必须反思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以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乡村的压榨。
后工业社会的浮现
2015年“两会”前夕，柴静团队制作的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借助视频网站、微信等新媒体“瞬间”引发热议。这部带有中产/城市视角的“雾霾调查报告”，一方面把雾霾的根源指向以能源产业为代表的工业污染，另一方面引鉴欧美发达国家治理雾霾的“先进”经验。这种去工业化的、渴望一尘不染又高度现代化的“穹顶之下”是典型的后工业社会的想象，也吻合于二战后欧美完成工业化转移之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这种文化上的后工业化与当下中国产业升级有着密切关系，也预示着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尤其是以北上广为代表城市空间早已变成后工业化的大都市。在这种后工业的视角下，城市/现代化之外的乡村/乡土又具有了新的功能。如果说8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时期，农村成为人力、土地的蓄水池，被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所掏空，那么到了后工业时代，农村又成为城市/中产所向往的绿色、有机的“风水宝地”，文化旅游、创意农业、有机农业成为农村发展的新思路，比如在偏中产趣味的大众媒体中也出现“逆城市化”(《新周刊》)、“再造故乡”(《南都周刊》)、“软乡村&酷农业”(《新周刊》)等讨论。
后工业社会是上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随着电子技术、信息革命的萌芽，一批美国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的《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任务》(1970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1973年)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80年)等作品，都认为未来将出现建立在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基础的后工业社会，这是一个比工业社会更高级、更进步、更文明的社会形态。显然，这种冷战时期出现的后工业论述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来说。如果说马克思通过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勾画出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预言家所展现的未来社会是一种后工业世界，一个超越工业时代的社会，一种以消费主义、非物质生产、符号消费为特征的社会。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后工业社会被认为是一个无阶级的、去阶级化的社会。这体现在蓝领工人的消失，白领和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群体，曾经在19世纪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基础的工人和资本家都转变为中产阶级和高级管理精英;二是，与去阶级化相关，后工业社会也被认为是一种去工业化的社会。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在国家经济规模中的地位下降，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如文化产业、旅游产业、金融产业、高新技术、绿色产业、有机农业等。这种去阶级化和去工业化的现象，某种程度上高度吻合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现实。这主要因为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东亚地区)转移低端制造业，在此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迅速完成去工业化，而产业承接则借此“千载难逢”之机完成工业化(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这种后工业社会形态造成新的全球产业分工，使得西方发达国家既可以摆脱工业社会的环境压力及以阶级对抗为主的社会矛盾，又可以凭借着金融资本和军事实力享受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廉价工业产品。这就是欧美世界经常呈现给人们的印象，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是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美丽田园。从这里可以看出环境问题背后是阶级问题，阶级矛盾是社会“雾霾”的另一种形态。
两种不同的关于工业与农业的想象
后工业文化擅长讲述两类故事，一是工业时代已经消失的故事，二是把工业作为污染源，推崇乡土文化、有机农业，如近些年在大陆和台湾热映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和《看见台湾》就典型地营造了后工业式的“文化田园”。而2015年春节放映的电影《狼图腾》也完成了从追求工业精神的“狼图腾”向后工业化的“自然狼”的转化。后工业社会的荒诞在于，并没有真正克服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与社会弊端，只是把污染、异化的工业生产转移到别处，就“掩耳盗铃”地宣布人类进入了去工业化的“美丽新世界”。这种负面化的工业想象与其说是后工业时代的特殊“病症”，不如说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通病”。
近代以来，现代社会建立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工业时代是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地基，工业、工厂、机器本来应该成为现代性经验的内核，但是现代性关于工业的表述非常匮乏，这体现在工厂空间基本上成为现代文明中不可见的空间。比如广场、咖啡馆、家庭等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公共空间，而作为工业生产、工业文明的工厂空间变成无法再现的黑洞(比如卡夫卡对现代社会异化的代表作《变形记》发生在家庭)。即使出现工厂，也经常作为废墟，成为人类末日的象征。工业生产是一种负面的、反现代性的经验，反工业成为反思现代文明的主流论述。就像浪漫主义者最早发起了对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和机械时代的批判，甚至不惜用前现代的乡愁来批判现代社会的异化。在这个意义上，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穹顶”完全延续了这种反工业化的现代性论述。如好莱坞科幻片《星际穿越》(2014年)的开头是工业化带来粮食危机，地球不再适宜人类生存，而结尾处则是未来的人类生活在一个鸟语花香的后工业社会。
与这种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关于工业的匮乏、负面和批判论述相参照，恰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大量对于工业和现代性的正面描述和赞美。工业不是污染源，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识，比如毛泽东时代有很多正面歌颂工业城市、工厂生产的作品，赋予工业化、现代化一种先进的、乐观的想象。不仅城市被想象为“工业田园”，而且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现代化的乐土”。这种对工业的正面表述，既与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有关，又与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渴望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有关，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述得以出现的前提是把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放置在历史的主体位置上。与这种社会主义工业文化相匹配的是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文化，强调集体性、组织性、节约伦理等。当然，经典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确实缺少环保和生态的维度，从环保、自然等角度来反思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反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
在这种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表述中，乡村不再是现代中国、老中国的愚昧空间，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田园。一方面，乡村是革命、生产、青年人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乡村也是封闭的、自足的、走向现代化的空间。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关于乡村的想象从阶级斗争、革命、生产的空间转变为“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小说)和“在希望的田野上”(流行歌曲)。与80年代在现代化视野中把农村叙述为落后、愚昧的“黄土地”不同，这些作品依然延续了50-70年代现代化乡村的想象，也呈现了一种从乡村主体发展现代化的路径。这种农民作为历史和社会主体的想象与“工农兵文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密切关系。随着80年代中后期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革开始，这种以农村、农民为精神主体的“平凡的世界”也随之瓦解，这种以乡村为主体的论述逐渐转变为现代化叙述中的他者，乡村再次变成愚昧和落后的表征，不仅丧失了从乡村内部想象现代化的可能性，而且乡村变成了无法生存、没有出路的地方。
“工业田园”与“工厂异化”：新老工人的工业经验
最后我举两首工人诗歌来呈现两种不同的工业经验。一首是诗人老井创作的《地下的蛙鸣》，老井是潘北矿供电队做井下机电检修工，是一名技术矿工，有近30年的诗歌经验。这首诗写于2012年，是一首非常美的诗歌。
地心的蛙鸣
煤层中 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
放下镐 仔细听 却没有任何动静
我捡起一块矸石 扔过去
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
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
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
继续采煤 一镐下去
似乎远处又有一声蛙鸣回荡……
(谁知道 这辽阔的地心 绵亘的煤层
到底湮没了多少亿万年前的生灵
天哪 没有阳光 碧波 翠柳
它们居然还能叫出声来)
不去理它 接着刨煤
只不过下镐时分外小心 怕刨着什么活物
(谁敢说哪一块煤中
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
漆黑的地心 我一直在挖煤
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 深绿的鸣叫
几小时过后 我手中的硬镐
变成了柔软的柳条
“几声蛙鸣”、“童年的柳塘”和“一地的月光”都是很美的田园风光，这些意向很少出现在工业诗歌中，因为很难想象这是在煤坑中从事挖煤工作的工人的心声。诗人进一步把这种地心深处的蛙鸣追认为是“亿万年前的生灵”，使得冷冰冰的煤层也拥有了生命的气息。最终，诗人仿佛听到了来自地心的蛙鸣，当“硬镐”变成“柔软的柳条”时，工业劳动的工人也就变成了从事田间劳动农夫。如果说后工业的文化想象中经常出现绿色有机的美丽田园，那么老井用一种农业劳作来比喻工业劳动是非常罕见的。这种“工业田园”的诗意正来自于国企工人的主体感，这种主体感建立在工人作为工厂、国家的主人的所有制基础之上，使得人与工业生产、人与机器不是一种异化的、规训的，而是一种创造新的价值的过程。
另外一首诗歌《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是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创作的，2014年9月30日许立志跳楼身亡，年仅24岁。这首诗写于2013年12月21日。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这首诗写出了“我”对于“铁”、“工业的废水”、“水锈”等所代表的工业生活的厌倦。“一枚铁做的月亮”本来很美，也许只有工人才能想象出这样的意向。可是，这些“工厂的废水”让“我”难以下咽、如鲠在喉，“我”不愿意再咽、再忍气吞声，“我”要把“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这种21世纪“世界工厂”里的中国工人所遭受的生存境遇成为祖国的耻辱。工人只是世界加工厂的廉价劳动力，与工厂没有任何认同感，因此，新工人的诗歌中工厂是一个异化的、压抑的空间，是一个压榨身体、剥削自我的空间。这是与国企工厂的工人完全不同的工业经验。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