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远逾夏代，大大助长了贵族服饰的奢靡之风，服饰的礼仪制度也相应承前代而继往开来，得到深层次的确立。《帝诰》称商汤居毫，“施章乃服明上下”，“未命为士者，不得朱轩、骈马、衣文绣。”《逸周书·周月解》言“其在商汤，……变服殊号。”《商颂·长发》：“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言汤赐下国之主冠冕串饰。《史记·殷本纪》谓汤“易服色，上白。”《逸周书·世俘解》记商王帝辛临亡之前，犹“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从衣着的质地、款式、色彩，乃至佩戴饰品，无不构成商代等级制服饰的基本要素。
就殷墟王邑的考古发现言，当时政治身分和社会地位不同者，所享服饰品类的质和量，差别极为显著。
以代表王妃一级的妇好墓为例，出土的玉类装饰品多达426件，品种相当复杂，有用作佩带或镶嵌的饰品，有用作头饰的笄，有镯类的臂腕饰品，有衣服上的坠饰，有珠管项链，还有圆箍形饰和杂饰等等。饰品的造型有龙、虎、熊，象、马、牛、羊、犬、猴、兔、凤、鹤、鹰、鸱鸮、鹦鹉、鸟、鸽、鸬鹚、燕、鹅、怪禽、鱼、蛙、鳖、蝉、螳螂和龟等27种，走兽飞禽虫鱼，陆上空中水生动物均俱，精美至极。玉料有青玉、白玉、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糖玉等。自原始时期玉雕动物形象的人体装饰品之出，至此可谓臻入一集大成而又呈全新面貌的繁华境地。另外还有琮、圭、璧、环、瑗、璜、玦等175件礼仪性质的玉饰品，47件绿晶、玛瑙、绿松石、孔雀石等宝石类饰品，499件骨笄，以及数十件骨雕和蚌饰。还应注意者，有28件玉笄集中出自棺内北端，疑原先是插在华冠上的饰品。墓中又出铜镜4面，玉梳2秉，用于净耳的玉耳勺2件，可见墓主生前是极注重梳妆打扮的。
代表商代王室上层贵显一级的服饰品类，可以1977年小屯北地发现的18号属5套觚爵等等的墓为例，墓主头上有排列齐整、相互叠压的骨笄25件，玉笄2件，呈椭圆形，原先是插在一高冠上的饰品，玉笄一件插在中部，一件插在右侧。冠上笄数稍少于妇好之冠，彼以玉笄为主，此则以骨笄为主，当为级别之异。墓主头部还满布细小绿松石片饰，不知是否为冠上镶嵌物。墓主左手边有圆箍形玉饰，右腰侧有玉戚、柄形饰等。还出有玉耳勺一件，也少于妇好墓。
代表中等权贵一级的有1984年殷墟戚家庄269号墓，为3套觚爵等列墓。出有大型丝织彩绘帷帐，织物经纬细密，绘有兽面纹图案，镶以小圆骨泡纹，图案红色施底，间敷黄黑色。帷帐原盖在椁顶和二层台上。墓主耳部佩玉玦，颈胸部有骨管、玉虎、玉璜、玉螳螂和柄形饰，较偏重于上体装饰。
代表一般贵族的服饰品类，可参见以下几座2套觚爵等列墓的考古发现。殷墟西区M222，椁顶和二层台上也满铺了彩绘画幔。1959年大司空村发掘的101号墓，出有较粗的麻布花土，白黄色相间，上用黑色线条绘以兽面花纹。1986年同地发掘的25号墓，出有铜镜一面，装饰品有玉环2、柄形饰2、玉管1、玉璜1、怪形玉饰1。另在所出铜戈上发现附有红黑色相间彩绘织物印痕。大体直接或间接揭示了这一社会阶层的衣着状况和人体饰品。
殷墟西区M1052一座出一套铅觚爵的墓葬发现材料，有助于了解当时末流贵族或上层平民的服饰状况。人架上有数层彩绘布，厚3～4毫米，上绘蝉形图案，以红色为底，黑线勾勒，填以白黄色。其色调同于上一类墓中织物，唯彼为兽面花纹，两者有差别，可能表示了品第高低的意义。
商代还有大量中层以下平民墓葬，一般有棺，或随葬陶器数件，有的人架附有质粗色单的织物痕，有装饰品者也无非是质地低贱的水产生物介壳之类。如殷墟苗圃北地PNM56，人架头顶有黑色织物痕;PNM103人架腰部亦有织物痕，又有蛤蜊壳2个。殷墟西区M450，出有穿孔螺1872个，实称得上这一社会阶层中服饰之姣者了。殷墟一般居址常见的是骨笄、蚌、牙饰品。
安阳后冈59AHGH10人祭坑所见，对于了解商末宏观社会服饰状况颇具意义。坑内凡73个个体，分埋三层，中、壮、青年男女及儿童均有，部分人架上发现附有平纹丝织物及粗麻布。有10人头上施骨笄，男女均见，插笄法不一，有的自前向后插于头顶，有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或自右而左插于脑后，也有的自下而上插于右耳上方，表明了不同的束发施笄形式。从人体装饰品看，一成年男性佩带一串由玉珠、玛瑙珠和蚌片串成的项链，足端有穿孔花骨饰物一件。另一青年男性头下有贝两串，每串10枚。还有一人左腕戴贝45枚一串，颈胸部垂挂贝两串，分别为40和35枚。有一青年右臂佩一玉璜，右腕有一玉鱼。一位儿童的颈部戴有玉珠、玉鱼各一。疑这是一支弱小族氏或父系大家族组织，其成员的辈份年龄或族内身分不同，在服饰上也有若干差别。
商代各地遗址所见，服饰品类的等级之分亦甚显明，且各具地方特色。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在112座墓葬中，出人体装饰品的仅有18座，占16.07%。其中112号墓的墓底有黑红色污泥状衣衾残迹，随葬铜觚上附粘着丝织物痕。墓主身侧及腰间饰物有铜泡12、玉璇玑1、玉佩饰1。一座79号的一套觚爵等列墓，墓主腹部有644枚骨串饰及一个铜钮扣。
但有一现象应注意，台西遗址往往是凡墓中有殉葬人为女性者，墓主所饰一般均远逊于殉葬人;凡殉葬人为男性，一般均无佩戴饰物，而墓主饰物则丰。如14号墓，殉葬的青年女子头插骨笄，胸前有蛤壳饰物，男性墓主无所饰物，只持有兵器和铜礼器。
102号墓殉葬人胸前有骨串饰23枚，头顶骨等一丛19枚，男性墓主仅玉笄1枚。85号墓男性墓主颈部有玉石嵌饰和柄形玉饰，胸侧有圭形石饰，右手边有人面形玉饰，而男性殉葬人毫无饰品。另外不少出一套觚爵的墓葬，有兵器而无装饰品②。由此看来，本地贵族武士重兵不重打扮，其妻妾好事修饰。这颇类似于《礼记·少仪》讲的“君子之衣服，服剑乘马”之风气。
商代北方及西北方的族落方国贵族好以金饰品为人体美饰。北京平谷刘家河一商代中期墓葬，出有金笄、金耳环及金臂钏一对，另又有铜人面饰、铜蟾蜍和蛙形铜泡，玉石饰品有璜、绿松石串珠等。河北卢龙县东闬各庄一商代晚期墓葬也出有一对金臂钏，形制与上一对全同，圆环形，缺口作扁平扇面状，唯直径稍小。
商代西北地区的贵族中还流行一种金珥饰，作圆弧片状，一端作螺旋形，另一端作窄长丝状，有的上穿一绿松石珠子，一般出于人头骨两侧，常以偶数出现。如陕西清涧解沟寺墕一墓出有6件，与之隔黄河相望的晋西永和下辛角一墓出有一对。与永和相邻的石楼县后兰家沟、桃花庄和洪洞县上村商代墓中，都曾出过这种金珥饰，前一墓还有玉壁、璜等佩饰;中一墓的墓主头部又发现一带状金饰片。在晋北保德林遮峪发现的一座商代墓，墓主胸前有两件金弓形饰，又有一种由6根金丝纽成的波形饰品，其颈胸部又有珠管串饰，共18枚，用琥珀、绿松石、玉、骨等材料制成。还有石琮两件，似为腕饰。可见商代西北地区的服饰品类，与商代北方地区有若干类似点，也有不同点，其金饰品主要装饰于人体的头部、耳部或颈胸部位，工艺造型奇特，尚未见有用于手饰或臂饰者。
不过，商代西北地区方国权贵的服饰品类，与商都王室贵显所服，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汾河东灵石旌介两座10爵4觚等列的方国君主墓，一座出有玉佩饰品鸟、鱼、璜、管等，另一座内玉佩饰品有鹿、兔、虎、蝉、蚕、鸟、燕、壁，以及骨雕蝉形饰等。
这些造型的人体装饰品，均为殷墟王邑所常见。唯服饰的等级之别，在商代方国贵族阶层中也俨然存在。灵石旌介另一座3爵1觚等列贵族墓内，饰品不是玉类，而是蚌怖为主，约40余片，有圆形、长条形、曲尺形、璜形等，个别蚌饰边缘涂红色线条，有的刻有沟槽，显然服饰品类不及上两墓。
商代东部地区服饰品类，与商王邑所见，一致性最为明显。如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座四墓道的方国君主墓，人体装饰品材料有玉、石、骨料等，颈饰中有一组玉石管串饰15件，另又有玉鱼、玉琮、玉玦、绿松石饰、圆形骨饰等，还有用于净耳的骨耳勺。这些在殷墟妇好墓均有所见，唯质地制作更趋上乘，如一组17件玉石管串饰，色泽黄、绿、白并俱，表面均抛光，极美观;耳勺亦有，共两件，为玉制，也比上述骨耳勺高级，这又表明，东部和中原王朝的高级权贵人士中皆有净耳的尚好。
长江中游商代南方地区方国高级权贵的服饰品类，既有土著风格，又有吸收自多方的因素。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商代墓，出玉饰品达1072件，玉料有新疆和田玉、陕西蓝田洛翡玉、辽宁岫玉、河南密玉及南阳独山玉、浙江青田玉，还有产于本地区湖北郧县竹山的绿松石等。其中玉璜的胸饰、笄形坠饰、玉饰腰带等，在史前时期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东南地区;项链自史前至夏商一直盛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而为本地所鲜见，但此墓却出有一串，由16件独山玉饰品串成。表明了服饰的种种外来成分。不过许多环形类饰品，如手镯、环、壁、琮等，恐怕基本承自本地史前人体装饰品的主流而更趋华贵化，有2件高纯度水晶套圈，大小相叠，形制相同，实为罕见，值得注意者，有一件玛瑙蹲居侧身人形饰品，出土于项链顶端右侧，与殷墟妇好墓所见几件浮雕人形玉饰极为相似，两者均有帽冠，身上似穿华服，带臂环，所不同的是此件冠后附有链环，还带腕环两个，衣纹为羽翼，颇类《山海经·海外南经》说的：“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此当本之实际服饰形态的升华，说明商代南方地区贵族的服饰，在维持和发扬地方风格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各方的因素，还特别受有来自中原王朝的政治影响。
总之，夏商服饰品类，无论在中原地区，抑或在各地诸侯方国领域，均深蕴着等级制的“礼”内容，围绕着各自所由来已久的服饰群体性不断组合分化，形成各自不同的服饰层次。基于礼制的生成，王朝、诸侯方国领地，统治者为追求服饰系列的等次和级高，已着意于规范“齐衣服”之制的各自带有相对封闭型的服饰政治环境和服饰地域俗约，并有意无意纳取周围外界因素，当然这也进一步促成了服饰等级制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