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立乐正民，乐政体系已框架初具，现就各地有关考古发现作一汇总观察。
上节从甲骨文中揭出18种乐器名，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和吹奏乐等，但传世和考古出土商代乐器，主要有铜鼓、皮鼓、石磬、玉磬、铙(包括口部向上而手执敲奏的执钟，与植于座上或悬系起来击奏的一名庸的大钟)、镈、铎、铜铃、陶铃、埙等，大抵为打击乐、摇乐或吹奏乐器，弦乐未见，殆难以遗存之故。管乐早在七八千年前已有，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早期遗址出有10余支七孔骨笛，唯商代遗址尚未发现。另外，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遗址还出有5000年前的摹仿牛角的实用陶号角，商代亦未见。
商代的铜鼓，1977年湖北崇阳汪家咀出过一件，通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5厘米，重达42.5公斤，遍饰云雷纹，鼓身上有带系孔的钮饰，下有托座。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收藏的一件晚商铜鼓更精美而大，通高82、鼓径44.5厘米，上有双鸟钮饰，下有四足，鼓身饰夔纹，鼓面铸成鳄鱼皮纹。两鼓均可置可悬。木质皮鼓，鼓面分鳄鱼皮和蟒皮二类。前者有山西灵石旌介商墓所出鼍鼓;后者有安阳西北岗第1217号殷王陵所出蟒皮鼓，桶状鼓身，横置鼓架上，鼓身与鼓架均饰有兽面纹。
商代磐有特磐和编磐之分。内蒙喀喇沁旗曾出有时代约当早商的打制石磐，长37、高19厘米。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一中商时墓葬，出有一件带双穿的经磨制石磐，长55.4厘米，上作倨句形。湖南石门皂市遗址也出有一件稍加琢磨的打制石磐，残长26、高18厘米，时代约当晚商时。可见磬乐在商代已广泛流行。殷墟武官大墓出有一件青白大理石龙纹石磐，作鲸形，长84、高42厘米;1973年小屯宫室区也发现一件类似的石磬，长88、高28厘米;大概均为特磬。编磬在殷墟西区72M93发现一套，共五件，大小递减。故宫也藏有一套，为三件一组。
饶也有单铙和编铙之别。今所知最大的商代单铙，是1983年湖南宁乡月山铺所出，通高103.5厘米，重达221.5公斤。编铙则以大小递减为特征，有一定音程组合关系，分两件、三件、五件、十件制四式。两件一套者，湖北阳新刘荣山遗址有发现，出土时并置一起，一件重5.1公斤，音高f1，一件重4.7公斤，音高C1。湖南宁乡老粮仓北峰滩所出两铙，一件器内近口沿处还铸伏虎4只，极别致。山东滕县前掌大商墓也出有两件制编铙。但三件制者最常见，有近10例，如湖南宁乡出土的一组，分别重150、130、84公斤。五件制编铙在宁乡老粮仓附近也出过一套，出土时分两排，上层一个，下层四个，口均朝上，重量在50～70公斤间。殷墟妇好墓也发现一套，甚小，重量在0.6～0.15公斤间，为执钟或置钟。十件制编饶出土于宁乡老粮乡粟山坡，大小递减，重量在30～9.5公斤之间。
镈为大型单个打击乐器，江西新于大洋洲商墓出有一个，又同出三铙，似镈为众乐并举时的节奏性指挥乐器。
铎属于摇铃之较大者，山西石楼曹家垣出土的一件，通长29厘米，柄及器身中空，器表挂有许多铃挡，摇之声音清脆，甚具地方特色。
铜铃在商代似已组合使用，以发挥其多重音响功能。妇好墓出带舌捶的大小铜铃达18枚之多。殷墟西区M701发现14枚铜铃与一磬同出。同区M1125也出土铜铃10枚。
埙，“烧土为之，大如雁卵”，仰韶时已有，半坡遗址曾出一音孔陶坝，姜寨遗址出有无音孔和一音孔陶埙。至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出过一音孔陶埙。郑州商城不但发现一音孔的，还有三音孔的石埙。殷墟所见，有陶埙、骨埙、石埙三种，分三音孔和五音孔两类，具有三度与五度谐和功能。小屯西地58M263的墓主左臂旁同出二枚五音孔陶埙。辉县琉璃阁51M150的发现亦然。均成组出土。约在武丁前后，这种流行于民间的乐器已引入宫廷。妇好墓内即发现3枚，大小有别，皆五音孔，与编磬5、编铙5、铃18同出，似已与众乐器配合使用。
商代乐律的发达程度，据对有关乐器综合测试分析，知当时乐师似已掌握铙的隧音和鼓音两种频率的音程关系。三件制编铙，每个铙可发出三个相差四度半音程之乐音，呈七声音阶。特别是晚商时期五件一套编铙的出现，显然是不满足于只有三音程组合的编铙，意在拓宽音域。晚商时有若干种音阶或调式的五音孔陶埙，有取代早先三音孔陶埙之势，成为一种比较进步的旋律乐器，能吹出整个七声音阶及其中一部分半音，在发音的一致性方面显示出其制造的定型化和规格化。总之，商代乐器的组合非出偶然，是有一定的音程关系为依据，随着乐器的伴奏、合奏和制作，已逐渐产生了标准音高和绝对音高的观念，并有了半音观念和五度协合观念，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律体系”在商代已基本奠立。
商代乐舞有舞饰舞具之用。“羽舞”指持鸟羽而舞。诸如此类的道具在各地不少商代遗址时有发现。1935年安阳西北冈M1400殷王陵出有一青铜人面具。 1950年武官大墓出有饰鸟羽的小戈，学者或以为是舞干羽以祭之遗物，并进而推测殷墓中所见玉戚、玉干头、仪仗等东西，可能也用于乐舞。上节所引殷墟西区701号墓，一位殉葬的舞者头部尚戴着牛头铜面具。同区的216号墓，也出有牛头形饰4件和兽面饰10件。陕西城固苏材商代遗址，1955～1964年期间先后出土青铜“铺首”14件，形象凶狰，大小近人面，两侧有穿，可罩在人脸部。
1976年又于一窖穴内集中出土“铺首”11件，铜脸壳23件，后者面目怪熬，突鼻獠牙，五官孔位与人脸相符。这类面具似为“武舞”道具。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许多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头像及青铜人面③，造型奇特，以大眼粗眉阔口大耳为要征，观之有怪谲沉郁之感。
1985年山东滕县前掌大商代甲字型大墓亦发现与乐器石磬同出的青铜面罩，有的为牛头形。另在203号墓内，还发现一长约1.5、宽0.6米的嵌蚌饰大型漆牌，两面均做成眉、眼、牙等形状，下接红黑色云雷纹漆干。1987年又在214号中字型大墓内出土同类彩绘牌饰六七块以及铜牛头饰。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晚商墓，出有一种高60厘米的青铜双面人头器，五官穿通，下有秉把，还出有小型的玛琐套环人形饰。
商代的乐器和乐舞道具，在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内蒙古等省均有出土，有出自商王邑的，有出自诸侯方国的，也有出自地方大小邑聚的，分布地域广阔，制作规范，品类接近，各地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表明了商代“乐政”的宏观社会场景。但乐器和乐舞的受享对象，主要归集于贵族阶层，这构成了商代“乐政”最根本的时代要征，乐舞在贵族生活中与“美食”一样，已是必不可少。“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莞弦之音”，商代贵族的好食好乐，甚至在死后也想得到维持，各地贵族墓葬，每见饮食器与乐器舞具同出，正是这种心态使然。
出乐器或舞具之墓，有商王墓。如1935年安阳西北冈M1004四墓道大墓，有石磬与牛鼎、鹿鼎同出。M1217四墓道大墓，出石磬、蟒皮鼓、几、尊等。
M1400四墓道大墓，出青铜人面具。
M1550四墓道大墓，出残石埙。
有王妃墓。如1950年发掘的二墓道武官大墓，出石磬及饰鸟羽小戈等。
1976年发现的殷墟妇好墓，除出210件饮食礼器外，又有编磬和编铙，均为五件一组，还有铜铃18个，陶埙3枚，另有28件可能是嵌插在漆干上的龙头、鸟头铜舞具。
有王邑的高级贵显墓。前引1972年发现的殷墟西区M93甲字型墓，面积22.14平方米，殉1人，出编磬5、铃2。1977年殷西M699甲字型墓，面积14.08平方米，殉5人，出编铙3、铃1。前引M701甲字型墓，面积14.26平方米，殉12人，出特磬、铃14、牛头铜面具(戴在一殉人头部)。
1983年殷西又发现5座甲字型墓，殉人数目不一，出石磬、玉饰、骨饰、铜镜等。
1990年殷墟郭家庄一长方形竖穴墓，面积13余平方米，殉4人，出石磬、编铙3，此墓属10觚10角等列墓。
有方国君主墓。前引1985年山西灵石施介一号墓，属10爵4觚等列，出有鼍鼓。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型商墓，面积约29.6平方米，墓主可能为耑国君主。有青铜饮食礼器50件，又有镈1、饶3，还有青铜双面人神器、玛瑙套环人形饰、羊角兽面器。
有各地中等权贵墓。
1968年河南温县小南张一座3爵2觚等列墓，出3件一组编饶。
1976年山西灵石施介一座3爵1觚等列的三号墓，出有特磬。1985年山东滕县前掌大一座甲字型大墓，出石磬及青铜面具。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M112，面积6平方米，有殉人，一件石磬与鼎、觚、斝、瓿及铁刃铜銊等同出。1973年陕西蓝田怀真坊一墓，7件礼器与青石磬同出。
1986年陕西西安老牛坡41号中型墓，出有铜人面具和牛头面具备2件，鸟鲁形饰多件。11号中型墓出小兽面饰39件。
有王邑内的中等权贵墓。
1984年殷墟戚家庄M269，面积6.46平方米，属3套觚爵等列，出大小递减铜铙一组3件。1958年小屯西地258号墓，面积5.76平方米，殉4人，墓被盗，尚出石磬和残觚片。
有王邑及各地的一般贵族墓，大抵均为2套觚爵等列墓。其中出3件一组编铙者，有1935年小屯M1083、1953年大司空村M312、1957年薛家庄M8、1958年大司空村M51、1983年大司空村M663。出2件一组编铙者，有1987年山东滕县前掌大M213。此外，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一墓，有殉人，所出铜觚圈足内带舌铃。
1971年山西保德林遮峪一墓，随葬的铜豆圈足内也带舌铃。饮食时随之晃动，会发出铃声，较为别致，他处未见，表明了当地的崇饮尚声特色。
又有末流贵族乃至普遍平民墓。
1973年山东惠民大郭一座一套觚爵等列墓，出有单铙，1970年殷墟西区一座同一等列的M1125，出有10铃。
1990年河南固始葛藤山6号墓，有殉人，出有5铃。
1986年西安老牛坡10号小型墓，殉1人，同出鼎和铜牛头面饰各1件。而普通平民或有以陶埙随葬者，如1958年小屯西地M263，墓室面积仅1.3平方米，有棺，出有2埙及蛤蜊壳;M237，面积1.8平方米，有棺，仅以1埙随葬。1951年辉县琉璃阁发现的M150，也出有2埙。这类墓主大概只是中下层平民。
综上所述，商代王墓虽均遭盗掘，劫后之余，乐器舞具仍包括有蟒皮鼓、特磬、石埙、面具等。工妃墓出特磬、五件制的编磬和编铙、组铃、三件制陶埙、舞饰等。王邑内高级贵显墓出特磬、五件制编磬、三件制编铙、组铃和面具舞饰等。王邑内中等权贵墓出石磬和三件制编铙。王邑的一般贵族墓出有三件制编铙。王邑的末流贵族有以组铃随葬。而一般平民墓至多有一、二枚陶埙，大概为生前所好，与“以乐助食”无关。
商代的方国君主墓出鼍鼓、镈、三件制编铙、舞具舞饰等。各地的中等权贵墓出特磬、三件制编铙、面具舞饰等。一般贵族墓有出二件制编铙者。末流贵族墓有出单铙、组铃、面具者。普通平民墓大致同如王邑情况。
显而易见，在商代的王邑和地方两个方面，享有乐器舞饰的对象，等列关系具有明显的共同性，说明当时的“乐政”已大体确立，“乐以体政，政以正民”，其间的序列结构是与“明贵贱，辨等列”的“食政”完全相一致的。凡社会地位愈高，政治身份愈尊者，享有乐舞品类也就愈齐备，其中编磬、编铙的数目组合，反映尤为明显，而鼓，则只有商王或方国君主一级专享。《周礼·大司乐》说的“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乐师》说的“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其揭示的食、乐一政的礼制，至少可追溯至商代。要之，商代的“以乐侑食”，亦是以序尊卑贵贱而各得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