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汗尊而抔饮。(郑氏注云：虷尊，凿地为尊也。抔饮，手掬之也。)
《盐铁论·散不足》说：古者汗尊杯饮，盖无爵觞樽俎，及其后，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这是在想象远古人类没有饮食器具的当初，恐怕常就地挖个小坑当饮器，用手掬水而饮，晚后才有竹木陶匏等人工制作之用器。其说大体不误。从器用发展史言，应数陶器的发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意义最为深远。
传说有“神农耕而作陶;“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有虞氏上陶”。表明陶器的发明，与农耕定居生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吕氏春秋·君守》又有一说云：“昆吾作陶。”高诱注谓：“昆吾，颛顼之后，吴回之孙，陆终之子，己姓也，为夏伯制作陶冶埏埴为器。”《古史考》也说：“夏后氏时，昆吾作瓦，以代茅茨之始。”把陶器的发明推迟到夏代，完全不符合考古事实，至于瓦的出现，则迟至西周才有。清梁玉绳即疑之，谓昆吾“非为夏伯之昆吾氏”。我国最早的陶器见诸中原地区，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出土陶片，据测定距今约9700～10500年，到仰韶文化时期，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等大型原始氏族聚落遗址，已发现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长江以南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的陶片，年代也均早到9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早期。
陶器发明后，在很长的岁月内，一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炊煮和饮食用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陶器，如按传统分类法，大体有炊器鼎、罐，饮食器三足钵、圆底钵、碗、瓢、盘、盂及用于炊事的支脚，还有水器小口双耳壶等。到仰韶文化时期，炊器有罐、鼎、釜、甑等，饮食器有钵、碗、盆、豆、盂、杯、盘等，储容器有壶、罐、瓮、缸等，水器有小口尖底瓶。宝鸡福临堡仰韶遗址还出土了双釜与灶连体的釜灶，灶高40.5、最大肩径50、底径25厘米，两釜共一火门，灶顶设有排烟孔八个，利于吸风拔火，提高了烧煮食物的炉温效率和用火安全。荥阳青台仰韶遗址还出土了许多陶鏊，器如覆形平底盘，内壁附三足，据说是用来烙饼的干食器。到龙山文化时期，炊器有鬲、甗、斝、鼎、甑等，还出现了鬶、盉、杯、壶以及白陶酒器等。不少遗址还出有一种用来研块茎或根茎植物的食品加工器擂钵。
夏代承自河南龙山文化，陶器仍是当时贵族统治者乃至一般平民的日常主要生活用器，但制陶技术更显成熟，器型种类也丰富多彩。在夏人活动大本营的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是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炊器有三角足罐形鼎、乳状足罐形鼎、深腹罐、圆鼓腹罐、甑以及少量袋足甗;食器有斜壁平底碗、深盘矮圈足豆、敛口钵等;食品加工器有擂钵;盛储器有小口广肩深腹瓮、大口深腹罐和尊;水器有敞口大平底盆、敞口深腹盆、圈足盘、单耳杯;酒器有鬶、爵、觚，三期又有斝和长流青铜爵。另外，圈足簋、三足皿、四足方鼎、鬲等陶器是新见器型。
在晋南夏王朝重要统治区，考古发现的夏县东下冯一至四期文化，年代大体与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一致。其一期所见陶器有鼎、鬲、甗、豆、簋，小口尊、单耳罐、折肩罐、小口罐、双鋬罐、盆、甑、罍、瓮、敛口瓮、蛋形瓮、杯、器盖等18种;二期又增加了斝、小口鼓腹罐、大口罐、深腹罐、大口尊、盘、碗、四足方杯、盅等9种;三期以后又出现了缸、钵、爵、盉、壶、折腹罐、双耳罐、器座等，计达30多种陶器类型。但其炊器则一直以甗和单耳罐为主。东下冯炊器鼎少而鬲多，贮藏器常见蛋形瓮，食品加工器擂钵较少见，这些都有别于二里头器类，表明了夏代在炊煮饮食器具方面存在的地区性差异。
在山东和苏北一带，属于夏代的东方，这类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是岳石文化，炊器主要是陶鬶，斝、鬲十分鲜见，二里头有的觚、爵、甑、擂钵、大口尊等，岳石不见，岳石有的子母口三足罐、尊、盒等，则不见于二里头。豆、碗、盆、罐等虽然都有，具体形制和纹饰风格却很不同，特别是彩绘陶器，为岳石所独有。
至商代前期，常见陶炊器主要是鬲、鼎、甗、罐、甑等;饮器有斝、爵、盉、觚、杯等;食器有簋、豆等;盛储器有盆、瓮、大口尊、深腹罐、壶、缸等;食品加工器有擂钵。(图20)商代后期，饮器中陶爵、陶觚显著增多，陶斝锐减，另又增加了卣、尊、觯;食器中陶簋、陶豆数量大增，又有陶盘;盛器中陶盆、陶瓮明显减少，大口尊逐渐消失，陶簋大量出现。商代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出现了许多制作精致的仿铜陶器，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敞口带柱、有流有尾、圜底带鋬陶爵，圈足陶觚，鼓腹带鼻陶卣，双立耳三足陶鼎，双立耳陶斝，敞口高圈足陶尊，均属上等仿铜陶器。饮器中酒器特多，反映出商人嗜酒的风习。
商代的“蜀”地，人们日常使用的陶器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炊食器不用鼎、鬲，却有异形三足器，三空足分裆高而宽，似三个尖底杯粘在一个颈圈下，颈圈外又有一圈宽沿，犹如今之四川泡菜罈沿。又有小平底罐、高把豆形器、空足而瘦高之盉、高领广肩罐、马头把勺、簋、盘、长颈壶等。酒器有瓶形杯、平底觚、尖底杯、尖底盏等。商代的南方地区，江西新干新发现的大型商墓，出土青铜器480余件，陶器300余件，据说器物组合以炊食器鼎、鬲为主，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斝等酒器，似反映了“重食”的习尚，这与“蜀”地也是有其差异的。
商代陶制品已呈两极分化的极端发展趋势。作为一般平民使用者，种类趋于简单化，制作亦不精，常见的无非是鬲、簋、豆、盘、罐、瓿、觚、爵、盆等近十种。而贵族阶层享用陶器则趋于礼仪化，不仅造型众多，纹样别致，器类齐备，并且烧制工艺有新提高。如始见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白陶，在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山东济南大辛庄等商代遗址均有发现，主要器种有鼎、爵、簋、尊、卣、觯、豆、盘等，是用高岭土作坯料，经1000℃左右高温烧成，质地坚硬洁白，纹样精细，是贵族专用的陶礼器。最早见之于晋南东下冯遗址西区龙山晚期文化层的原始青瓷器，在郑州商城、湖北黄肢盘龙城、江西清江吴城、河南柘城孟庄、辉县琉璃阁、安阳殷墟、河北藁城台西、山东济南大辛庄、益都苏埠屯、安徽肥西、来安等商代遗址都有出土，器种有尊、豆、碗、盆、盂、罐、瓮等，也是用高岭土作坯料，经1100℃～1200℃高温烧成，表面施釉彩，颜色有黄绿色、淡黄色、灰绿色或浅褐色，吸水率小，扣之有清越悦耳声，这是在制陶工艺基础上的一大发明，也大体属于贵族享用品。
应看到，自有人工制作器皿以后，在最初相当长时期内，并无严格的炊器、食器、盛肉器、盛菜器、盛汤器、饮酌器、沃盥器等等的品类之分，一器多用和饮食不分现象，甚至到夏商两代依旧普遍存在。
如陶鬲，分裆三款足，利于受火，通常说法为煮谷食的炊器。《孔子家语·致思篇》云：“瓦鬲煮食。”然殷墟苗圃北地和大司空村七座殷墓出土的陶鬲，其内均留有鱼骨;另又发现其他一些陶鬲，里面留有羊腿骨或别的兽类肢骨，腹底尚存烟炱痕。可见，鬲不限于煮谷食，也煮肉类鱼禽蔬菜，凡荤腥素食不拘，一器多用。
斝，一般用为酒器，但陶寺遗址大墓出土陶斝，其内有盛猪头者。
盘，周代常用来承水，多与匜配套，用匜舀水浇手，洗下的水用盘承之。但早先是饮食或盛食器。甘肃永昌鸳鸯池一新石器时代墓葬，发现一个红陶盘，里面放着九件小陶杯，饮食时盘、杯配套，可供多人受用。夏商人又用来盛食。殷墟出土陶盘，其内有残留动物牲畜肢骨者;小屯M233墓内出土漆盘，也留有牛羊腿骨。
豆，圜底高足，上承盘体，《说文》云：“豆，古食肉器也。”河北藁城台西商墓M105，随葬陶豆，留鸡骨在其盘。殷墟出土陶豆，也发现盛有羊腿骨或其他兽类肢骨。可知《说文》所言确然。但此非绝对，《诗·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毛传：“木曰豆，瓦曰登，豆荐菹醢也。”孔疏：“木豆谓之豆，瓦豆谓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对文则瓦木异名，散则皆名豆。瓦豆者，以陶器质故也。”陶豆荐菹醢，范是咸菜、酸菜一类食品，醢是肉酱。说明周代不仅用陶豆盛肉食，也盛菜蔬。《周礼·冬官·梓人》云：“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孟子·告子上》云：“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表明在一般平民的生活中，陶豆既是盛食器，又是食器和饮器。
簋，传统说法谓盛煮熟的黍、稷等饭食之器。《说文》云：“簋，黍稷方器也。”偃师二里头遗址四期墓葬有陶簋出土，不少商代遗址也有发现，大都为圆器而非方器，即圆腹圈足。殷墟出上陶簋，里面有盛羊腿者，知不一定专作饭器。
鼎，《说文》云：“鼎，象析木以炊。”考古发现商代陶鼎或铜鼎，有的底下留有烟炱痕，是为炊器，但有的没有，是作食器或盛器用的。殷墟西区1713号墓出铜鼎四件，里面都有动物骨头。郭家庄西新近发掘的160号中型墓，所出的一件带提梁四足方鼎，尚留有未完全腐烂的肉食。殷墟还出过一件铜鼎，里面满装已炭化的梅核。鼎也有炊、食、盛多种实用功能。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从鼎之字，器下作燃火形，器内有鼎实，并置一匕形，指批取食物意，有“烹于斯，食于斯”的意义，知炊器的鼎又兼作食器，炊食并一体而不严分。这与礼书说的“羹饪实鼎”，把已煮熟肉羹放入鼎内，多少是不同的。《周礼·天官·内饔》云：“陈其鼎俎，实之牲体鱼腊。”《亨人》云：“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郑注：“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乃普于鼎，齐多少之量。”在这种场合，鼎已非炊器，成为专门的盛食器，应是“炊食并体”向炊，食器两分的食俗变迁现象。
大体说来，物质生活的丰富和饮食之礼的确定，是器类繁化和器皿专用化的促动力。如酒的产生，导致了各种专用酒具爵、觚等的渐出。二里头遗址曾出上一件铜爵，其爵底有烟熏痕。说明既是饮酌具，又是温酒器，夏代在酒具的实际使用中，仍维持有“煮饮不分”的特色，可见器皿的专用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渐进的过程。
总之，器皿之作缘出生活实践经验积累，器皿之用视实际使用需要而为，初无定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丰富和饮食生活的充实，器类也日益繁化，器皿功能渐有细分。夏商人们膳食观念和进食方式的演进，渐为各类器皿向专门化的深层次方向演进，起了约定俗成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