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帝王士族与佛教

 

 

　　宋武帝刘裕还在东晋末就与佛教僧侣关系密切。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４１６年）刘裕出兵后秦，就带高僧慧严同行。当攻下长安，俘虏后秦主姚泓后，刘裕撤回建康，留子义真镇关中。临离长安前，刘裕请关中高僧僧导关照义真说： 儿年小留镇，愿法师时能顾怀。 后来长安被大夏赫连勃勃攻占，刘义真逃出长安，而赫连勃勃军紧追不舍，僧导便率弟子数百人于途中阻挡追兵说：刘公以此子见托贫道，今当以死送之，会不可得，不烦追。 刘义真才安全南返。至刘裕代晋前，又有沙门慧义造出符瑞之说： 冀州有法称道人，临终语弟子普严云：' 嵩高灵神云：江东有刘将军应天受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饼为信。'刘裕即遣慧义往取。慧义于义熙十三年七月往嵩山，果得信物④。这显然是刘裕代晋所造的符瑞，但却假口于沙门，可见佛教在当时社会中已普遍为人们所崇信，也可看出刘裕之仰重佛教。刘裕代晋建立宋王朝后，对佛教自然崇重。他还由沙门道照陪同，在内殿亲设斋仪，斋毕后又赠钱三万与道照。而在刘宋诸帝中，既崇重佛教，又对佛教的社会作用有深刻认识的，当推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公元４３５年），宋文帝与朝臣何尚之等讨论佛教事，就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宋文帝说： 吾少不读经（指佛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时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每云：' 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看来宋文帝对佛教有助于帝王统治的社会作用已有所认识。而何尚之的阐述，就更加明确了。他说： 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

 

　　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错，雅颂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 宋文帝与朝臣何尚之等对佛教有助于封建统治的认识是深刻的。的确，佛教能使各类人都安分守己，那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群众，也可使他们安分守己。在佛教看来，人们今生的苦难，就是前生作恶造业的结果，只有今生行善积德，来生才有好报。

 

　　佛教就是这样诱导人们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来世或天堂，使统治者能够 坐致太平 ！

 

　　由于宋文帝重视佛教，元嘉中僧侣极受尊崇，其中以慧琳最为典型。慧琳是建康冶城寺僧，因兼善佛学与儒学，早年即得庐陵王义真的知遇。曾着《均善论》（又称《黑白论》），对佛教有所贬抑， 旧僧谓其败黜释氏，欲加摈斥。文帝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溱，门车常有数十辆。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权侔宰辅.孔觊曾往见慧琳，见其 宾客填咽，暄凉而己 ，乃感叹说： 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屦失所矣。 因古时僧侣穿黑衣，故孔觊称之为黑衣宰相，由此可见慧琳之被文帝信重以及慧琳之窃权干政。

 

　　宋文帝还重视佛教义理，对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倍加赞赏。在竺道生去世后，宋文帝还亲讲顿悟成佛义，沙门僧弼等提出疑难，文帝说： 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 后来宋文帝便遣使寻访善顿悟义者，于江州访得沙门释法瑗，文帝 乃敕下都，使顿悟之旨重申宋代 。

 

　　由于宋武帝及文帝信重佛教，佛教寺院和僧尼都有较大的增加。元嘉中，建康造寺见于记载的已有１５所，不见于记载的当更多。出家为僧尼的人，也当不少，并且多为奢华糜费之事。故元嘉十二年（公元４３５年）丹阳尹萧摹之上奏说： 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象塔寺，所在千数。……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材竹铜彩，糜损无极。

 

　　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岛，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 宋文帝批准执行，并 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 。

 

　　宋孝武帝也信重佛教，但大明二年（公元４５８年）， 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上因是下诏，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其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但由于 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大明四年（公元４６０年），宋孝武帝在中兴寺设斋仪，因有一僧自谓从天安寺来，忽然不见，遂改中兴寺为天安寺。其宠妃殷氏死，宋孝武帝于四月八日为殷妃 建斋并灌佛 ，殷妃子新安王子鸾的僚吏便纷纷捐资，多者献钱一万，少者也有五千，而张融只献了一百，因此被出为封溪令。宋孝武帝还为殷妃建寺，以妃子新安王之封号为寺名，称新安寺。

 

　　宋孝武帝虽信重佛教，而于大明六年（公元４６２年）却使朝官上奏沙门礼敬帝王，并下诏执行，但却遭到僧侣的抵制。僧侣的代表人物僧远就说： 我剃头沙门，本出家求道，何关帝王！ 便隐迹上定林山。至前废帝时又恢复了旧制，沙门仍不礼敬王者。

 

　　宋明帝也信重佛教，当其为湘东王时，孝武帝就敕僧瑾为师，湘东王遂从僧瑾受五戒。又对道猛 深相崇荐。及登祚，倍加礼接，赐钱三十万以供资待 。泰始初，又在建康建阳门外建兴皇寺，以道猛为寺主。明帝还将湘东王宫改建为湘宫寺，极其奢靡华丽，还对臣下说 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却说： 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国，有何功德！ 刘宋诸王，如临川王义庆、彭城王义康、南谯王义宣、临川王道规、建安王休仁等皆崇信佛教。

 

 

　　南齐高帝萧道成、武帝萧赜皆崇重佛教，在他们即皇帝位时， 皆建立招提（佛寺），傍求义士 。齐高帝建造之寺即建元寺，又在击败沈攸之的军府所在地建正觉寺，并使尚书令王俭为碑文。齐武帝还使潘敞监造禅灵寺，寺成后极为满意。

 

　　《辩正论》谓 齐世合寺二千一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大概在齐武帝时寺院已增加不少，故齐武帝临终时下诏说： 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已有别诏。 这一方面仍教导后代崇敬佛教，另一方面又限制佛教的发展。但后来此诏似未执行，齐明帝即位后，即 造千金像，……造归依寺 。

 

　　在南齐诸王中，以竟陵王萧子良崇信佛教最深，影响最大。萧子良是齐武帝次子。武帝即位时，封竟陵郡（今湖北天门县西北）王，后官至中书监、司徒、太傅。永明五年（公元４８７年）萧子良移居西邸（在建康鸡笼山），即 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西邸成了达官贵人、学士名僧的聚集地。有名的八友：萧衍、沈约、谢輶、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皆以文学聚集西邸。名僧与萧子良交往者就更多，最有名的有玄畅、僧柔、慧次、慧基、宝志、僧佑、智称、僧佑、智藏等。

 

　　萧子良 招致名僧，讲语佛法 是常事，如 永明七年（公元４８９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馀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欲使研核幽微，学通疑轨.又如 永明之中，请二十法师弘宣讲授 。萧子良除常请学僧宣讲佛经外，还常于西邸举行斋仪，并亲为劳务，颇被世人所讥。《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就说： 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看来萧子良信仰佛教特重于修行。他还自号为净住子，着有《净住子净行法门》。这一篇劝善之作，目的也在于守戒修行。萧子良的其他著述，也多是这方面的内容，故《南齐书》说他 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 ；又说他 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采，多是劝戒 。但萧子良也还重视佛经义理，他曾注《优婆塞戒》３卷，注《遗教经》１卷，着《维摩义略》５卷，着《杂义》１０卷。还抄写《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无量寿经》、《十地经》、《大泥洹经》、《观世音经》、《金刚般若经》等１７部。

 

　　萧子良虽虔诚信奉佛教，但却认为儒释道三教一致，他在命沈约代撰的《内典序》里说： 中外群经，咸载训典，虽教有殊门，而理无异趣，故真俗两书，递相扶奖，孔发其端，释穷其致。……是故曲辨情灵，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说，博综兼忘之书。 南齐除竟陵王子良虔诚崇信佛教外，文惠太子长懋、豫章王嶷及其子子范、子显、子云、子晖、临川王映、长沙王晃、宜都王鉴、晋安王子懋、始安王遥光、巴陵王昭胄等都信仰佛教。

 

 

　　１、梁武帝之提倡佛教

 

　　梁武帝萧衍，既是梁朝的开国君主，也是梁朝的亡国皇帝，在位共４８年（公元５０２- ５４９年）。他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位期间，大力提倡佛教，几乎把佛教变为国教。其主要表现有下列七个方面：舍道归佛梁武帝早年信奉道教，《隋书经籍志》道经类说： 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 但梁武帝即位后的第三年，即天监三年（公元５０４年）四月八日就皈依佛教，下《舍事道法诏》，其中说道： 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 当时参加皈依仪式的道俗二万人，其隆重可想而知。四月十一日梁武帝又在《敕门下》中说，只有佛教是 正道 ，其他皆为 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 。四月十七日梁武帝第六子邵陵王萧纶即上《舍事道法启》，表示要 舍老子之邪风，入法流之真教 。

 

　　天监十八年（公元５１９年） 夏四月丁巳（八日），（梁武）帝于无碍殿受佛戒 。此后，梁武帝即 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戒 ；朝臣百官也 多启求受戒 。一时之间，受戒成风，《续高僧传释慧约传》说： 皇储已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着箓者，凡四万八千人。 可见受戒人数之多。

 

　　梁武帝受戒后，即严守戒律， 日一蔬膳，过中不餐；寒暑被袭，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 。由于梁武帝受菩萨戒，守戒又严谨，故 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 。

 

　　敬重僧侣梁武帝皈依佛教后，对名僧尤为敬重，在物质上给予优厚待遇，在政治上给予崇高地位。如对名僧法宠， 上每义集，以礼敬之，略其年腊，敕常居坐首，不呼其名，号为上座法师 ，并 敕施车牛人力，衣服饮食，四时不绝 。对名僧法云，也 敕给传诏，车牛吏力，皆备足焉 ；并可 出入诸殿。名僧智藏，也可 宫阙恣其游践 ，甚至还可 入金门，上正殿，踞法座。梁武帝还立了 家僧 之名，给很多高僧挂上家僧之名，就可享受优厚的待遇。上述的法宠、法云皆有家僧之名。又如僧迁、僧佑、慧超以及扶南沙门僧伽婆罗皆有家僧之名。建佛寺、造佛像梁武帝建寺甚多，在即帝位后，于天监二年（公元５０３年）建法王寺；天监六年，以 三桥旧宅为光宅寺 ；天监十年，为郗皇后建解脱寺；天监十四年，建劝善寺；普通元年（公元５２０年），为其父造大爱敬寺；还为其母在青溪边造智度寺；大通元年（公元５２７年），于宫后造同泰寺等等。在梁武帝建造佛寺的影响下，王公后妃、百官臣僚纷纷造寺。如普通元年南平王萧伟造永明寺；普通五年穆贵妃造善觉尼寺；大同二年（公元５３６年）邵陵王萧纶造慈恩寺，三年又造一乘寺；天监四年礼部侍郎卢法震造敬业寺；天监六年后阁舍人王昙明造明庆寺；普通元年东阳太守王均造果愿尼寺；普通三年后阁主书高僧猛造猛信尼寺；普通五年，后阁舍人吴庆之建众造寺；大通四年舍人袁頵造园居尼寺；大同二年建康造寺最多，除上述慈恩寺外，还有安丰县令张延造普光寺，江陵县令陶道宗造化成寺，袁平造福兴寺，萧恪造善业尼寺，常侍陈景造寒林寺等。于是建康就有 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馀万，资产丰沃 。当然，建造寺院是劳民伤财之事，尤其是梁武帝及王公所造之寺，大多富丽堂皇，就更为劳民伤财。例如梁武帝所建的同泰寺等，就极富丽堂皇，故《魏书萧衍传》说： 衍崇信佛道，于建业起同泰寺，又于故宅立光宅寺，于钟山立大爱敬寺，兼营长干二寺，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百姓苦之。 梁武帝所造佛像，多为寺院中的金银像，如在光宅寺铸造二丈二尺金像，在大爱敬寺铸造等身金银像两躯；在同泰寺铸十方银像、十方金铜像。在佛寺外所造石像，以剡溪（在今浙江嵊县曹娥江上游）弥勒像最有名。此像系僧护开凿于南齐建武（公元４９４- ４９８年）中，但仅成面璞僧护就去世，凿建因而停业。天监六年（公元５０７年）建安王萧伟奏请续建，梁武帝即遣僧佑监造，从天监十二年春开凿，至天监十五年竣工， 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 。这是当时南方最大的石刻造像。

 

　　举办法会　梁武帝常举办法会，如中大通元年（公元５２９年）九月癸巳，于同泰寺设四部（僧、尼、善男、善女）无遮大会；冬十月己酉，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参加者五万余人；中大通二年夏四月癸丑，又于同泰寺设平等会；中大通五年二月癸未，于同泰寺设四部大会；大同元年（公元５３５年）三月丙寅，于同泰寺设无遮大会，四月壬戌又设无碍会；大同二年三月戊寅，于同泰寺设平等会，九月辛亥，又设四部无碍会，十月壬午，仍于同泰寺设无碍大会；大同三年五月癸未，又设无碍法会；大同十二年三月壬寅，于皇基寺设法会等。在这些法会上，梁武帝还常讲经说法，有时也作忏悔。这对扩大佛教的影响，提高佛教的地位，都是有作用的。

 

　　布施、舍身与立无尽藏　梁武帝经常布施寺院。如中大通五年（公元５３３年）二月，在同泰寺举行四部大会，梁武帝便向同泰寺布施 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皇太子……又施僧钱绢，直三百四十二万；六宫所舍二百七十万.就连 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 。即是说，皇帝布施，不但皇太子及六宫要随之布施，就是朝臣百姓也要跟着布施。并且梁武帝的布施是经常的， 每月斋会，复于诸寺施财施食 。

 

　　梁武帝还四次舍身同泰寺，分别在大通元年（公元５２７年）三月、中大通元年（公元５２９年）九月、大同元年（公元５４６年）三月、太清元年（公元５４７年）三月。并且每次舍身，群臣皆以巨额钱财将他赎回。如中大通元年的一次 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僧众默许 ；太清元年的一次，也是 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 。如此巨额的钱财，僧众自然默许 ，但却挖空了国库，也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梁武帝的布施、舍身，固然使寺院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受益的只是少数寺院。梁武帝使寺院立 无尽藏 ，则可使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更多的寺院。

 

　　无尽藏 是南北朝时期出现并兴盛的寺院盈利的一种形式，又称 长生库 ，类似于后世的当铺、钱庄。宋代释道诚《释氏要览》卷中说： 佛无尽财，……即长生钱，谓子母滋生，故无尽。 子母滋生，即谓以本钱生利钱。南齐武帝时褚彦回去世，其弟褚澄 以钱一万一千就招提寺赎高帝所赐彦回白貂坐褥，坏作裘；又赎彦回介帻犀导及彦回常所乘黄牛 。由此可见，寺院所设，实为当铺。典当自然是要生利的。梁武帝很重视寺院的无尽藏，萧子显说： 初，上造十三种无尽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为无限，而每月斋会，复于诸寺施财施食。 又《出三藏记集》卷１２《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第１４类《大梁功德》中还有一篇《皇帝造十无尽藏记》。可见梁武帝对佛寺无尽藏的重视。

 

　　禁断酒肉，佛教的戒律是不准饮酒的，但食肉并不禁止。《十诵律》就允许食三种净肉（即没有看见、没有听到、没有怀疑杀生的三种肉）。梁武帝却勒令僧尼一律素食。他一共写了四篇《断酒肉文》，其中说道： 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即僧侣）事，乃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经教亦云' 佛法寄嘱人王' ，是以弟子不得无言。 梁武帝禁止食肉的根据是《涅盘经》等大乘教义。大乘佛教出于慈悲众生，便主张素食，反对食肉。但戒律中却无规定。

 

　　梁武帝便作了硬性规定，只能食素不能食肉，最后还说：若复有饮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 从此，中国的汉族僧侣皆为素食。

 

　　讲经、注经、著述及组织译经　梁武帝常讲经说法，有时还达数天之久。

 

　　例如中大通三年十月己酉，于同泰寺 升法坐，为四部众说《涅盘经》，迄于乙卯 ，这次共讲说七天；同年十一月乙未，又在同泰寺 升法座，为四部众说《般若经》，迄于十二月辛丑 ，这次讲说也是七天。梁武帝讲经时， 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 。人数最多时，竟达３０余万。中大通五年二月讲《般若经》时，除 皇太子、王侯已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 外， 其余僧尼及优婆塞、优婆夷、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国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讲肆所班、供帐所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 。

 

　　梁武帝不仅讲说佛经，也还注解佛经阐述经义。《南史梁武帝纪》说他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具体说来，有《大品经注》５０卷、《制旨大般涅盘经讲疏》合目１０１卷、《制旨大集经讲疏》１６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１２卷。《出三藏记集》卷１２还着录了梁武帝《皇帝后堂建讲记》、《皇帝后堂八关斋造十种灯记》、《皇帝六条制护法记》、《皇帝后堂讲法华志上论难》等１１种著述。但这些著述和以上的注经已亡佚，今存者，仅《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所载的《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盘经疏序》、《断酒肉文四首》、《摩诃般若忏文》、《金刚般若忏文》、《净业赋》等。

 

　　梁武帝除自己讲经、注经及著述外，还组织译经。扶南（今柬埔寨）沙门僧伽婆罗于南齐时已来中国，齐梁易代之际，隐绝人事。天监初，梁武帝派人访求。天监五年（公元５０６年）僧伽婆罗被召至建康译经，梁武帝还 笔受其文.至天监十七年，译出《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又大同中，梁武帝遣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之际，邀请名僧来华译经，著名译僧真谛因而来华，译出大批经论。

 

　　梁武帝还令名僧撰写经注与经录。如命宝亮撰《涅盘义疏》十余万言，还亲为之作序；又命僧朗注《大般涅盘经》７２卷；命僧佑编纂《众经要抄》８８卷；命智藏集众经义理称为《义林》，共８０卷；命宝唱纂集佛教传入以来道俗人士有关佛理的著述，共７０余卷，又撰《法集》１４０卷；又命宝唱撰《经律异相》５５卷、《饭圣僧法》５卷；还命僧绍编《华林殿经目》，因不满意，又命宝唱重编。

 

　　2、梁武帝的佛教思想

 

　　梁武帝的佛教思想，主要有三教同源说与神明成佛说。

 

　　三教同源说　梁武帝在天监三年四月十一日《敕门下》文中说： 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 这把老子、周公、孔子说成是如来佛的弟子，说明道、儒两家是同源于佛教的。但正道只有佛教一家，道、儒两家都是邪道。之所以是邪道，是因为他们不能使人脱离世间的生死轮回而成圣（即佛），只有佛教是正道，能够使人们脱离世间的生死轮回而成佛。所以梁武帝《述三教诗》也说： 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只有佛才是圣，才是英。但儒与道却能使人在世间为善，因儒家的名教礼法，区别贵贱贫富，严格上下等级，是维系封建统治的柱石；道家的无为而治，劝人不要争夺，也是维系封建秩序的有力助手；佛教的忍辱行善说，更是封建统治的好帮手。故从世间这方面说，释迦、孔子、老子也同为 三圣.所以梁武帝在治国时，还是用的儒术。他曾说： 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 就在他舍道归佛的第二年，即天监四年初，他还置五经博士，并下诏说： 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 用以治国的人，非通儒经不可。对道教来说，梁武帝也并未真正舍弃。在他即帝后，与南方著名道士陶弘景就联系密切，不仅供给陶弘景炼丹所需之黄金、朱砂、雄黄等，还使陶弘景造年历，甚至 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所以梁武帝不仅认为三教同源，在治国时还是三教并用，并且还以儒术为主，佛、道为辅。

 

　　神明成佛说　梁武帝的神明成佛说，主要表现在他的《立神明成佛义纪》和《净业赋》中。梁武帝所谓的 神 ，是指人的心神，或称神灵，或称灵魂。这种心神，是众生所特有而存于体内的。他认为： 心有神灵不失之性，如是心神已在身内，即异木石等非情物，由此能成大觉之果，故说心神为正因体。 就是说人与木石等无情之物不同，他具有内在的心神或灵魂，这种心神或灵魂就是成佛的根本原因和依据。而这种心神或灵魂是人人所具有的，为什么人人还不是佛呢？梁武帝认为，心神或灵魂必须明，明了才能成佛，即是说， 神明以不断为精，精神必归妙果。……经云：心为正因，终成佛果 。而 神明 之所以不明，是被 无明 所覆盖。 无明 也称为 惑 ，所以说 识虑应明，体不免惑，惑虑不知，故曰无明 。而这种 惑 、 无明 是怎样产生的呢？梁武帝认为： 《礼》云：'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 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 ④这是用儒家来解释发挥，认为人的心性（亦即神明）本来是寂静而清净的，因为接触外界，便产生了好恶情感，产生了欲望，遂使心性覆上了尘垢（即无明）。只有摆脱外界的诱惑，才能内心明净，才能觉悟。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内心明净和觉悟呢？梁武帝认为只有修行，即 离欲恶而自修，故无障于精神。患累已除，障碍亦净，如久澄水，如新磨镜，外照多像，内见众病。既除客尘，返还自性 。 自性 亦即 神明 ，也就是 佛性 ，是人人皆有的。《涅盘经》说：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只不过人人皆有的这种 佛性 ，往往被 客尘 （外界的影响）所蒙蔽，只有通过修行，清除 客尘 ，便能 明心见性 ，也就成佛了。这也就是《涅盘经》所说的 若见佛性，能断烦恼，是则名为大涅盘也。以见佛性故，得名为常乐我净。  常乐我净 就是涅盘，就是佛身，也就是梁武帝所说的神明成佛。

 

 

　　陈朝帝王也多崇信佛教。陈武帝陈霸先于永定元年（公元５５７年）十月乙亥即帝位，五天后，即庚辰日便 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出阙前礼拜 。据说这颗佛牙是南齐法献在鸟缠国所得，后置于定林上寺，梁天监末为摄山庆云寺慧兴所保藏，慧兴将死，又交其弟慧志，梁元帝承圣末年，慧志秘密送与陈武帝，陈武帝即位后，就很快将其公布。次年五月，陈武帝还舍身大庄严寺，但只一天，次日 群臣表请还宫 。陈武帝此次舍身的赎钱，史无明文，在江总所撰《群臣请陈武帝忏文》中，只说群臣 舍如干钱、如干物，仰嚫三宝大众，奉赎皇帝及诸王所舍，悉还本位 。

 

　　这说明是用了若干赎钱赎物的。并且还有诸王与陈武帝一起舍身，赎钱物是包括赎诸王的。陈武帝也讲经说法，就在他舍身的同年十月，他就在庄严寺 发《金光明经》题 。

 

　　陈文帝陈蒨，于天嘉四年（公元５６３年）四月，也 设无碍大会，舍身于太极前殿 ，并撰写《无碍会舍身忏文》。此外，陈文帝还撰写了《妙法莲华经忏文》、《金光明忏文》、《大通方广忏文》、《虚空藏菩萨忏文》、《方等陀罗尼斋忏文》、《药师斋忏文》、《娑罗斋忏文》等。显然这些忏文也在设斋仪法会时所撰。

 

　　陈后主陈叔宝于太建十四年（公元５８２年）正月十三日即帝位，三十日就 设无碍大会于太极前殿.至九月，又 设无碍大会于太极殿，舍身及乘舆御服 。至陈朝快灭亡时，因异象屡现，陈后主还 自卖于佛寺为奴以禳之，于郭内大皇佛寺起七层塔 。当然这并不能挽救陈朝的命运，不久，隋军渡江，陈朝也就灭亡了。

 

　　陈朝诸王中，鄱阳王伯山、豫章王叔英、衡阳王伯信、桂阳王伯谋、义阳王叔达、新蔡王叔齐，并 崇奉释门，研精妙理，书经造像，受戒持斋 。

 

 

　　南朝士族中，信奉佛教的不少，庐江何氏、汝南周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陆氏等皆信奉佛教。

 

　　庐江何氏，自东晋司空何充到刘宋司空何尚之，皆世代信佛。何尚之在答宋文帝之问中，对佛教的社会作用已有深刻的认识。其孙何点亦深信佛教，史称： 点门世信佛，从弟遁以东篱门园居之。……招携胜侣，及名德桑门，清言赋咏，优游自得。 点弟胤也信奉佛教，曾在钟山定林寺听佛经， 其业皆通.还注有《百论》、《十二门论》各一卷。何胤从弟何敬容也崇信佛教，《南史》说： 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并建立塔寺，至敬容又舍宅东为伽蓝，趋权者因助财造构，敬容并不拒，故寺堂宇颇为宏丽。时轻薄者因呼为' 众造寺'. 汝南周氏信奉佛教的，以宋齐时的周颙最为典型。宋明帝时，周颙常在殿内，得到明帝的信任。 帝所为惨毒之事，颙不敢显谏，辄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 。经指佛经，即诵佛经中因缘罪福报应之事。因宋明帝也信佛，故还起一些作用。周颙还 长于佛理，着《三宗论》，言空假义.受到西凉州沙门智林的赞美。周颙也 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 ；又 清贫寡欲，终日长蔬，虽有妻子，独处山舍 。是典型的佛教居士。

 

　　琅邪王氏在东晋初，王导就与佛僧关系密切，以后王氏多有奉佛者。据说王导之弟还出家为僧，法名道宝。王羲之的曾孙也出家为僧，法名道敬。

 

　　宋文帝时，王昙首、王僧虔父子均与沙门昙迁关系密切。王僧虔为吴兴、会稽太守及湘州刺州时，都请昙迁同往；同往湘州的还有善述佛性的法安。南齐王俭，就是王僧虔之侄，并由僧虔抚养成人，齐武帝永明中官至尚书令、中书监。王俭崇信佛教，曾请僧宗讲《涅盘经》。对名僧智藏 深怀钦悦，爰请安居，常叹相知之晚 。对《涅盘》学僧法瑗，敬之 若师，书语尽敬 。

 

　　吴郡张氏，在刘宋初张邵即崇敬佛教。张邵于元嘉中曾为雍州刺史、吴兴太守等。当时沙门僧业曾在长安从鸠摩罗什受学，专攻《十诵律》，后避关中之乱至建康，张邵因请至吴中，为造闲居寺。此寺后成为吴中的名寺。

 

　　张邵还与其子张敷敬重沙门僧诠， 崇以师礼 。张邵从子张畅，官至侍中，也崇信佛教。荆州竹林寺的名僧僧慧，善讲《涅盘》、《法华》等经，又善《庄子》、《老子》。张畅至荆州，特往竹林寺与僧慧结交。张畅还撰有《若耶山敬法师诔》等。张畅子张融，官至司徒左长史，也崇信佛教，曾同萧子良、何胤、刘绘等与名僧法安为友。曾撰《门律》说： 吾门世奉佛，舅氏奉道。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 ②临终前还遗言说： 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 这正是当时士族既信佛又善儒、道的典型形像。

 

　　吴郡陆氏，宋明帝时陆澄官至御史中丞。明帝曾命其纂集汉以来之佛教著述，名为《法论》，共１０３卷，分为１６帙。陆澄与同郡陆慧晓均敬重僧若， 深相待接 。陆慧晓子陆倕，梁武帝时官至太常卿，因文才出众，深受梁武帝器重。而对名僧僧佑却甚崇敬，《续高僧传释僧佑传》说： 吴郡陆倕，博学自居，名位通显，早崇礼敬，旻亦密相器重。 梁武帝时御史中丞吴郡陆杲，也素信佛法，持戒甚精，着《沙门传》三十卷 。

 

　　陈郡谢氏在东晋时，谢安就与名僧关系密切。晋末宋初的谢灵运，更深信佛教。晋安帝义熙中，谢灵运与庐山慧远关系密切。慧远去世后， 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 。《广弘明集》中还有谢灵运撰的《释慧远诔》。

 

　　谢灵运与范泰还常说： 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理为指南耶！ 可见谢灵运对佛学义理还有相当修养。他曾撰《与诸道人辨宗论》支持竺道生之顿悟说；又撰有《佛影铭》等。

 

　　南朝士族与佛教有关系者，当然不止上述数家。士族大多长于儒学和玄学，他们与佛教僧侣的密切交往及对佛学义理之研治，对促进佛学的中国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史仲文胡晓琳《中国全史百卷本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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