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

　　钟嵘（约468—约518），南朝梁人，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晋侍中钟雅七世孙。父亲钟蹈在齐朝做过中军参军。

 

　　钟嵘和他的弟弟钟岏、钟屿都笃志好学，善于思考问题。齐永明（488年左右）中，钟嵘为国子监生，因通晓《周易》，深得卫将军王俭的赏识。当时王俭兼任国子监祭酒，多次接见钟嵘，加以褒赞。后钟嵘举本州秀才，起家王国侍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

 

　　建武初年，钟嵘任南康王的侍郎。当时齐明帝对国家的大小事务都亲自过问，而郡县及六署九府的日常事务，官员们也都争着向皇帝报告，专等着皇帝的指令办事。皇帝忙于日常琐事，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反而无暇顾及。鉴于这种情况，钟嵘上疏齐明帝说：“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己。”劝齐明帝不要陷在事务堆中。齐明帝看了钟嵘的疏言，非常不高兴，对太中大夫顾皓说：“钟嵘是什么人，竟敢干涉我的事情！你认识这个人吗？”顾皓回答说：“钟嵘虽然官位很低，也没有名气，但他所说的话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况且那些繁琐的事务，各自都有主管部门负责。现在您亲自去过问处理，那么您会更加忙累而有关官吏则更加闲散。这是越俎代庖和为大匠斫轮的事呵！”齐明帝听了这话，当然也不高兴，但也没有深究。永元末年，钟嵘被任命为司徒行参军。梁武帝天监初年（502），鉴于当时官爵冒滥，钟嵘上书梁武帝，要求改革。他说：“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居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永元诸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浇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梁武帝听从了钟嵘的建议，把这封疏交给尚书省去办理。但入梁之后，钟嵘官位依然不高，只做过衡阳王萧元简和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的记室。所以后人称为“钟记室”。钟嵘留下来的著作主要是《诗品》，是他在梁天监十二年（513）之后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王公搢绅们谈论起诗歌来，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为了纠正当时诗坛上“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混乱状况，钟嵘仿照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

 

　　《诗品》，原又名《诗评》。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还对作家作品的优劣进行了评论。《隋书·经籍志》即以《诗评》著录此书。《诗品》所论范围只限于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接触到当时许多重要的创作问题。首先，他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片面追求声律的不良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坚决反对用典。他在《诗品序》中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也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认为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就钟嵘主张诗歌应该“口吻调利”，反对过分拘忌于声律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沈约等人对声律的探讨，使诗歌格律更为完美，永明体的出现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而钟嵘一概加以抹杀，就不免有些偏激了。

 

　　其次，钟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以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但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理论批评界在诗歌形式问题上却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诗歌在诗坛上应有的地位。钟嵘在《诗品》中却倡言四言诗的形式已经过时，“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认为五言诗却正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等方面“最为详切”。这就为五言诗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作了探讨，虽其中有不确之处，却不乏精到的见解。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典。例如他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评左思的诗是“得讽谕之致”，说张华的诗是“兴托不奇”，都着眼于比兴寄托；二是论风骨和词采，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例如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都是风骨和词采并提，内容和形式并重；三是重视诗的“滋味”。他认为诗应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而不应该“淡乎寡味”。论述具体作家时，他一则说张协的诗“使人味之舋不倦”，再则说应璩诗“华靡可味”，也都强调了只有有滋味的诗，才称得上是好诗；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诗品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的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钟嵘的这一作法，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断章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五是从作家和作品风格特点着眼，钟嵘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这种论述方法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由于钟嵘在论述历代诗人的继承关系上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也不曾周密地考虑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个方面的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异同，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风格流派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往往引起后世的訾议。

 

　　钟嵘《诗品》虽然是反对齐梁淫靡诗风的产物，有力地批判了当时诗风的某些弊病，却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偏见的拘囿。他一方面强调文质并重，但在多数场合下，还是更强调辞藻的华美。如评价太康作家，他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这话比起刘勰针对同一时期而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的评语，就后退了一步。他对“玄言诗”的批评，说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也远不如刘勰所指斥的“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那样能从反映现实的角度着眼。具体到对一些作家的评论，他过分强调辞藻的倾向就更为显著。如他把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渊明、鲍照之上，划分品级时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不仅不公允，也与他在《诗品序》中所说的风骨与词采并重的观点不符。此外，《诗品》以“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把作家分为上、中、下的办法，也不能恰切地反映作家成就的高低。

 

　　尽管《诗品》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影响。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敖陶孙，明代胡应麟，清代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无论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使用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和启迪。

 

　　选自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