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馆的情形与私塾稍异。一般财势之家，延请地方名师以教授其子弟，目的多为子弟的功名前途，因此对教育情况极为重视，其子弟多能考入儒学。这类人家在为子弟择师的同时，还要为其子弟选择伴读伙伴，一般都要选择聪敏好学者。于是一些平民子弟往往附读于大户家馆而得以学而有成。无论是私塾还是家馆，其中的教学内容与方式大同小异。明末宫中宦官刘若愚曾经记述了宫中小宦官读书的情形，虽然是宫中官办的学堂，其教育内容与方式都完全依照宫外私家学堂的样子，所述颇为生动：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来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择日拜圣人，请词林众老师。……每学生一名，亦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脩。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又每给刷印仿影一大张。其功课：背书、号书、判仿。然判仿止标日子，号书不点句也。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书自读，其原给官书，故事而已。派年长有势力者六人或八人为学长，选稍能写字者为司房。凡背书不过、写字不堪，或损污书仿、犯规有罪者，词林老师批数目，付提督责之。其余小者，轻则学长用界方打，重则于圣人前罚跪，再重扳著几炷香。扳著者，向圣人前直立弯腰，以两手扳著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或一炷香、半炷香，其人必眼胀头眩，昏晕僵仆，甚而呕吐成疾者。……凡强凌弱，众暴寡，长欺幼，每贿托学长，借公法以报私怨……遇令节、朔望，亦放学一日。其每日暮放学，则排班题诗，不过“云淡风轻”之类，按春夏秋冬，随景而以腔韵题毕，方摆列鱼贯而行。有不知而搀越者，必群打诟辱之。别衙门官遇学生排班行走，必拱手端立让过。……一般私塾学堂，当然没有这样多的学生，也没有这样过分的体罚，但除此而外，大体情形还是基本相同的。
明代的民间教育，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教育形式，如寺庙庵观的教育。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年少读书私塾时就曾到佛寺中求学，并最终出家为僧。不过这些特殊的教育形式在当时的民间教育中所占比重甚小。
明代的私学，大致说来有两种，一是启蒙性质的小学教育，一是跟随名师学习某一学说，相当于高级研修性质的私人讲学授徒。
关于启蒙性质的私学，包括义学、乡塾、家塾、私塾等名目。前两者一般为有钱富户或乡人合作聘请塾师，教授本家族的子弟;后两者一般为富家大户聘请本地名士到自己家中，专门教授自家的子弟。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为世人所重视，史籍记载甚少，我们只能从有关记录中略见一些情况。义学和乡塾义学是为同族子弟，或为同一乡里子弟设立的启蒙学校，带有扶助同族、同一乡里穷人子弟的性质。如名儒吴与弼的门人郑伉，参加乡试，名落孙山后，兴办慈善事业，设义学，立社仓，以惠族党 。乡塾，带有社学的性质，多为同乡之人共同聘请一位塾师，教授同乡子弟，一些并不太富裕的家庭也可以出一部分束修，让子弟入学，接受教育。如王守仁的门人王艮， 七岁受书乡塾，贫不竟学，所读之书仅仅为《孝经》、《论语》、《大学》数种。在明代，一些富家巨室往往私自开办家塾、私塾，聘请当地名师食宿家中，专门教育自己的子弟。这种情况在当时较为普遍。如著名理学家胡居仁，孩提时就在自己的家塾中接受启蒙教育，因言语、行事都合乎礼法，很受塾师的青睐。关于家塾的具体情况，明末小说《三刻拍案惊奇》中有较为详尽的描述，从中可以窥见其一斑。该书第三回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弘治年间，江苏苏州府昆山县儒学生员陆容与寡母相依为生，家境清贫，但他仪容俊逸，举止端庄，勤于问学，经史百家，无不贯通。当地一富家大户谢度琛有子谢鹏已经十一岁了，还不肯读书。谢度琛以十二两银子作聘礼，将陆容延至家中教书，并提供优越的食宿条件。陆容于是白天教书，晚上习学举子业。陆容是位刻板的人，教诲生徒一以举子业为准。有一次，谢鹏拿着姐姐所作的诗给老师看，陆容却批评说： 这诗是戴了纱帽(即朝廷命官)，或是山人墨客作的。我们儒生，只可用心在八股头上，脱有余工，当博通书史。若这些吟诗、作赋、弹琴、着棋，多一件是添一件累，不可看它。 这番教训，使谢鹏十分扫兴，他的姐姐也感叹道： 怎么小小年纪这样腐气? 这样一心一意学习八股文、教授八股文的塾师，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也是主人所希望的。后来陆容不堪小姐的爱恋，离开了谢家。谢家又聘请了一个叫薄喻义的人为塾师，薄氏却借塾师之名，骗取钱财，甚至将谢鹏的姐姐拐走，卖到了娼家。该书第二十七回讲了绍兴府山阴县一位陈姓官员，以五十两银子为儿子聘请了一个塾师。这位塾师也是生员身份，他为人很不老实，以前专门靠代人考试，谋取不义之财为生。担任塾师后，也不认真教学，平日 就与陈公子或称表字，或称老弟。做来文字只是圈，说来话只是好。有时园中清话，有时庄外闲行。陈公子不是请个先生，倒是得个陪堂，两边殊是相安。 有时，陈姓官员要检查儿子的作文，他就将陈公子的文章细细改了， 留得几个之、乎、也、者 ，加上按语，应付差事，并博得善于教诲的美名。时间久了，竟带着陈公子去调戏妇女，并抓住这一把柄，不断敲诈钱财。有钱有势的富室大家，虽请得起塾师，但往往不能使子弟很好学习。该书第七回介绍了一位沈姓土财主，他的儿子整日游荡，结交恶少，管家劝沈财主让儿子好好读书，沈财主却心疼儿子，道： 我独养儿子，读出病来怎样?好歹与他纳个监吧。 这句话，反映了当时富家大户们的共同心态，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家塾的教育是很难有所成就的。带有启蒙性质的义学、乡塾、私塾、家塾的教育内容，以传统的小学教材《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孝经》等为主，兼习书算和八股文等举子业。但这类私学的教师主要是本地的儒学生员、乡村学究，学问很一般，因而教育质量也很一般。一旦所聘请的教师不得其人，就会贻误子弟，得不偿失了。
有明一代，私人讲学之风很盛行，有一大批名儒乐此不疲，讲学之人很多，仅《明史儒林传》中所载就有梁寅、陈谟、薛瑄、周蕙、胡居仁、蔡清、吴与弼、胡九韶、郑伉、吕柟、邵宝、刘观、魏校、王敬臣、崔铣、何瑭、陈献章、娄谅、湛若水、邹守益、钱德洪、王畿、欧阳德、程文德、许孚远、张后觉等人。这些私人讲学的，绝大多数为明中后期人，明初仅有数人，这表明明中后期私人讲学很发达。当时讲学授徒之人，多为当地名儒。盛名所在，人们争先拜他为师。这些人或对程朱理学有很高造诣，个人修养很好，如吴与弼等;或传播了一种新学说，如王畿、钱德洪等人。因而，私学的教育内容因师而异，没有什么规定，但总体上看，明正德年间(1506- 1521年)以前，以教授程朱理学为主;正德年间以后，以传播陆王心学为主。讲学的名儒，大多数人亦官亦师，在为官公务之暇、守丧期间、致仕以后，从事讲学授徒;还有一些人，如吴与弼、陈献章，终身未曾入仕，以布衣的身份长期从事教学活动。他们的弟子多少不等，如王敬臣从事教学活动，门下弟子多至四百余人，其他名儒如王阳明、湛若水等人门徒多至上千人。
明代私人讲学多为名儒，但其中尤为著名的则有吴与弼、陈献章等人，下面分别作一简单的介绍：吴与弼(1391- 1469年)，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县人，学者称之为康斋先生。幼年时在乡塾读书，十九岁时到北京，投奔作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并跟大学士杨溥学习《伊洛渊源录》等宋儒著作，深为叹服，乃下定决心，一意学习圣贤之道，放弃了科举之业。于是独自住在小楼上，谢绝一切人事往来，夜以继日地攻读 四书 、 五经 及宋儒的语录，竟然两年多未曾下楼。他用心之专，可以想见了。由于吴与弼学有所成，名气很大，不久回到崇仁，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教学生涯。吴与弼家境清贫，中年以后生活更为艰难，但也不肯寄食于他人，所以一生与学生躬亲耕稼，自食其力。他的教学活动，是在农业劳作的过程中进行的。据记载，吴与弼每天都一边率领门人弟子耕田，一边因势利导，进行教育活动。即使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他也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扶耒耜，与弟子们在雨中耕作，在耕作中畅谈诗书，讲解八卦。耕罢回家，与门人吃同样的粗茶淡饭。在耕田、教学的活动中，吴与弼忘却了劳苦与贫贱，而充分享受耕读之乐。由是可以看出吴氏个人修养极高，可以说享受着 孔颜之乐 了。耕、读结合，躬亲琐事，是吴与弼教育活动的显著特点，他率领弟子躬耕南亩，是为了进行刻苦自励的教育。据门人陈献章回忆，陈献章在吴氏门下读书时，吴氏教育他每天早早起床，干些家庭琐事。有一次，吴与弼起床后开始簸谷，而陈献章仍在贪睡，吴与弼即大声斥责道： 读书人如果懒惰，以后怎么能到程、朱的门下，又怎么能到孟子的门下? 虽然吴与弼教育活动很有特色，但他的教育思想却固守程朱理学，没有什么新意。他厌恶日益繁琐的注经活动，不轻于著述，即使所撰《日录》，也只是铺陈旧说，写下自己的体会。但是，他的教学活动，是对当时读书人只背诵程朱的陈言，忽视身体力行等现象的反动，有纠正当时轻浮学风，追求实学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看，吴与弼教学活动本身，已富于新的意义了。
陈献章(1427- 1500年)，字公甫，广东新会人，因住在新会白沙里，当时学者称之为白沙先生。正统十二年(1447年)参加广东省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会试落榜。二十六岁时离开北京，前往江西崇仁，从学于吴与弼，数月后回到了广东老家，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及宋儒著作，在静中求得真知，学问大有进益。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就学于国子监，以和宋代杨时《昔日不再得》一诗为国子监祭酒邢让所赏识，被认为是真儒复出。于是，名满京城，士子纷纷上门求教，陈献章的教育活动由此开始了。不久，陈献章回到了广东新会，以讲学授徒为生。他的讲学很有影响，全国各地学者纷纷投到他的门下，当时任给事中的贺钦，仰慕陈氏的学问，乃辞官家居，将陈献章的画像挂在房中，朝夕瞻拜，奉为宗师。陈献章教育门徒，首先要求他们静坐，在静坐中体认圣贤之道。这种教育手法，是以他自己求学经验为基础的。他曾自述自己求学的经过，他说：我二十七岁时，开始发奋跟随吴康斋学习，然而吴氏对圣贤垂训之书无所不讲，但不知从何处入门。后来我回到新会白沙里，又废寝忘食地读书，以寻求入门之路，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始终未曾找到入门的方法。于是舍繁就约，在静坐中求之。过了很长时间，心中突然明朗起来，体认物理，考之圣训，都有头绪，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心所欲而不越轨。因此才非常自信地认为：作圣贤的门径，就在静坐求理之中。从此，凡是向他求教的，陈献章都以静坐之法相告。这不是高谈阔论，而是有着切身的体会。这种教学方法(即首先要求门徒静坐，在静坐之中排出杂念，显出本心，然后才去随处体认天理，考之圣训)，已有了新的内容，吸收、借用了禅宗的修养方法，将佛教禅宗融入儒教之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方法。
——参考文献：史仲文胡晓琳《中国全史百卷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