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书
近人王毓瑚著《中国农学书录》，著录之明代农书共有一百三十多种。其种类有农业总论、作物(茶附)、耕作及土壤、农具、气候和气象、虫害、园艺总论、蔬菜和野菜(菌附)、果树、花卉、蚕桑、畜牧、兽医、水产等。虽然数量不少，但质量较高的，不过十来种。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是明代农学的最大成就，也是我国古代农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约七十余万字，引用文献二百多种。徐光启在世时这部巨著的规模大致已定，但没有真正完成。身后，存留手稿由陈子龙约集一些人编定，刻印成书。全书分为十二月：(1)农本(经史典故、诸家杂论、国朝重农考);(2)田制(井田考和《王祯农书》中的各种田制图);(3)农事(营治、开垦、授时、占候);(4)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泰西水法》);(5)农器;(6)树艺(谷物、蔬菜、果树);(7)蚕桑;(8)蚕桑广类(木棉、苎麻);(9)种植(经济作物);(10)牧养; (11)制造(食品、房屋);(12)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农政全书》与以前所有农书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它着重而系统地论述了屯垦、水利和备荒三项;另外，还吸取了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分析整理了自己调查所得和科学试验的材料。《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为明代两位民间兽医喻仁 (字本元)、喻杰 (字本亨)所编撰。此书是喻氏兄弟收集历史上已有的知识，吸取当时民间兽医的经验，加上自己的医疗实践体会，系统地总结汇编定型的。《疗马集》几乎全部使用了《司牧安骥集》和《司牧安骥方》的材料;此外，《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中的医方，也有一些收录在《疗马集》和《疗牛集》里。书中记有相法、针灸法、外治法、内服药方等，并有一套仿自“金元四大家”的医病理论。此外还将相法、针穴和症状，绘制成图;又将病因、症状、治法、养护之主要内容编成“歌”或“颂”，这样更便于群众记忆运用。还有两本地方性小农书写得比较有特色。一是马一龙的《农说》，这是中国古代农书中较少见的一本理论性专著。该书试图从理论上来分析和总结水稻的耕作技术，如深耕与根群之间的关系、施肥与地力的关系、密植与土壤肥瘠的关系、中耕与除草的关系、留种与丰产的关系等等。特别是把“阴阳”等概念与气温、水分、日照、地温、湿度、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等结合起来，强调阴阳要和谐，强调农业生产要“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其农业生产指导思想是“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另一本书是明末涟川沈氏撰《沈氏农书》。全书分为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和家常日用四部分。“运田地法”为全书主要部分，叙述各种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桑树的栽培技术。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地主阶级对于农场土地的精打细算的经营方式和明末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
明代人口增长，嘉靖以来，水旱频仍。农学受到学者的重视。继承前代编修农书的传统，出现了农学的集大成著作《农政全书》。《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年)字子先，号玄扈，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入仕前即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相往还，译注《几何原本》等西方科技著作。晚年著《农政全书》六十卷，分“农本”、“田制”、“农事”等十二门。以汇辑古农书的记载为主，辅以作者本人的经历和述评。书中极重水利，以能否灌溉作为区分成田、荒田的标志，认为“凡地得水皆可田”，农业不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水利不修”(《农政全书》卷十六)。“救荒”一门，篇幅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表明作者关心民间疾苦，也是明末局势衰败，灾荒严重的反映。明代，自美洲经南洋输入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烟草等多种农作物。《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木棉的种植，至明朗已有数百年历史，种植法于农书中屡见记载，但《农政全书》首次把种植经验总结为“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十四字诀。《农政全书》中论除蝗的文字虽然不多，却是徐光启实地考察的结果。如论蝗虫生殖：“蝗虫下子，必择坚垎黑土高亢之处，用尾栽入土中下子。深不及一寸，仍留孔窍，……势如蜂窠。”“一蝗所下十余，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渐次充实，因而分颗，一粒中即有细子百余。或云一生九十九子，不然也。”(《农政全书》卷四《四备荒考中》)观察十分细致，具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全书》中还著录《泰西水法》，采自徐光启译，传教士熊三拔著《水法本论》，其中介绍的汲水具：龙尾车、恒升车、玉衡车等在我国农村流被极广。
继《农政全书》之后出现的《天工开物》是科学技术史上的又一部奇书。作者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生于一五八七年，卒于清顺治间。《天工开物》成书于一六三七年，分上、中、下三卷，分为“乃粒”、“乃服”、“彰施”等十八目。分别记述织染、农产品加工、制盐、制糖、陶冶、舟车等手工业生产，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手工业生产技术专著。《天工开物》记述了明代许多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如用杂交法培养桑蚕的优良品种，蜡模铸造法、千钩以上大锚的锻造法、火法炼锌等等。这些虽然不全是明代的发明，却由于《天工开物》的记述而得以使人了解和传布。《天工开物》还收载了自国外传来的技术，如倭缎织造法，朝鲜及西洋棉布染整法，红夷炮、佛朗机冶铸法，日本与朝鲜海船的制造法等等。表明海外技术的不断传入，已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知识。
明初农业虽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并没有多少创新和改进。犁、锄、镰、锹等工具，仍然沿袭着古老的类型。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凭借社会环境的安定和农业政策的推动。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一般也还是单一的粮食生产。农业技术和经营方式的落后状况，大抵自宪宗成化以后渐有改变，嘉靖以后才日益呈现出明显的进步。
耕作工具——农田耕种工具出现一种名为“代耕”的新式农具。代耕器也名“木牛”，由两个人字形支架和安有十字木橛的辘轳组成。耕地时田地两头距离二丈，相向安设，辘轳中缠有六丈长的绳索，绳两端固定在两边的辘轳上，中间安有一个小铁环，小铁环上挂有耕犁的曳钩，运作时以人力搬动辘轳上的木橛，使之转动，耕犁就往复移动耕田。每套代耕器，共用三人，两面辘轳各用一人，扶犁一人。转动辘轳的人，一人转动时，对方一人休息，如此往复搬动，据说可以“一手而有两牛之力”(王征《新制诸器图说》代耕图说)。代耕器利用机械原理，省力而效率高。目前还不能证明，这种新式农具推广使用的程度。但这种机械性农具的出现，还是值得重视的。
农业肥料——使用范围逐渐扩展，高效肥料用“榨油枯饼”，有七种之多。芝麻饼、棉籽饼都被用于高产田。农田施肥技术也有提高，对不同土壤，施用不同性质的肥料。酸性土壤施用磷肥，用骨灰蘸稻秧，用石灰淹秧根。这不但可以增加产量，同时也改良土壤。有的地方已应用砒霜毒剂拌种，防止病虫害。说明此时的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天工开物》卷一)
植棉方法——棉花的栽培方法有著名的“张五典种棉法”，这是总结民间植棉经验得出的新法。从棉花的制种、栽种气温、土壤选择、根株行距、田间管理、定苗锄耘、打叶掐尖等生产技术都有科学的规定。(《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
灌溉技术——旧有的提水工具，如戽车、筒车等有所改进。并有人将当时传入的西方技术，所谓“泰西水法”引进农业。徐光启针对北方农业少水干旱的特点，利用一种仿制的“龙尾车”取水，据说“物省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其大者一器所出若决渠焉，累接而上，可使在山，是不忧高田”。去河数十里的稻田、棉田、菜地皆可得到灌溉，比笨重的旧式水车效率大增，“人力可以半省，天灾可以半免，岁入可以倍多，财计可以倍足。”(《农政全书》卷十九，水利)“龙尾车”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机械法引水工具。利用活塞汲水的机械压水工具，所谓“玉衡车”，也同时引进。但是限于当时农业经济承受条件的不足，这种机械灌溉工具，难于推广。
经营方式——农业发达地区逐渐摆脱单一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利用农产品商品化和商品市场的扩大等条件，进行多种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一个典型的事例：当时吴人谭晓、谭照两兄弟，(谭晓又写作谈参，事迹相同)以当地湖田多洼芜，被人遗弃的田地甚多，遂以低价买入，利用当地贱价的劳动力，进行土地改良，过洼的田地，凿为鱼池以养鱼，稍高的田地，围堰造田，粮食收获比他田高三倍。鱼池养鱼，池上构猪舍、鸡舍，粪落池中，又可饲鱼。田堰上植梅、桃等果树，边角隙地种蔬菜、菱茨。田间的鸟类昆虫也捕取发卖获利。其中养鱼、养猪鸡、果树、蔬菜等收入，每年要高过农田收入的三倍。(《昭常合志稿》卷四十八，轶闻)这是一种较高水平的经营，既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又获得副业生产的高收益。谭氏兄弟的农业经营方式，在当时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并不是偶发的或例外的方式，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太仓州的龚姓地主就利用农村的廉价劳动力，除粮食生产外发展牧畜业、养鱼业、果树蔬菜生产，而且产品都进入市场。(王世贞《弇州山人槁》卷八五)常熟县归姓地主，白茆附近的田地属“高仰瘠卤”的薄田，产量不高，他从治理灌溉系统入手，“相水远近，通溪置闸，用以灌溉”，使旱田收获量大增。(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九)一些土地所有者，不满足于农业的自给型生产而进行整体的农业多种经营，一部分地区的农业已经与商品市场比较紧密联系起来，生产的目的在于销售。
粮食产量与经济作物
粮食生产的产量有明显的提高。隆庆时江南松江府西乡一带稻谷每亩产量为二石五斗到三石，可得米七、八十石。(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广东南海县水稻亩产量为二石五斗，甚至五石(《霍渭崖家训》田圃第一)。北方地区的粮食亩产量，也不逊于南方，河南北部的怀庆府河内地区的小麦亩产量在二石到四石之间(《明经世文编》卷一四四，何塘：“均粮私议”)。万历时，福建海澄等县稻谷亩产三石五斗到四石(《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三)。广东博罗地区稻谷亩产量为三石左右，而山东诸城米谷亩产量高达四至六石(《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二)。除去田土等级与南北耕作制度不同的差异，嘉靖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量当在三石左右。
嘉靖以后各地陆续引进一些新品种的农作物，原产地在美洲的玉米，由东南沿海传入闽粤，由缅甸传入云贵，成为山地农业的新种杂粮。南至云贵，北至河南，西至四川，东至沿海，都有种植。甘薯，稍晚于玉米，传入中国，原产地也在美洲。由于甘薯的产量高，瘠卤沙冈地都可生长，很快在南北各地普遍种植，成为民间传统食粮外的补充食品。甘薯与玉米的引进与普遍种植，成为晚明饥荒时期赖以度荒的主要农作物。
万历时，烟草也从吕宋(菲律宾)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农业的经济作物，烟草首先在福建沿海，开始种植，其后传种于广东、江南的嘉兴、上海、苏州等地。明朝末年北方已普遍种烟，而且吸食的人，日益增多。种植烟草的经济效益很高，一亩的经济收入，相当田十亩。油料作物落花生也在这时传入，在江南地区普遍种植，不久又引种于北方各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