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反抗
矿监税使四出掠夺利税，又从中贪污勒索，被剥夺的社会财富，难以计数。如从低估计，年进奉白银一百数十万两，“征三解一”，每年也当有四百余万。如是贪污十之八、九，则总数当在千万两以上。一六○三年，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说：国家钱粮征收，有正课、盐课、关课、杂课，“合此四项，方是四百余万之数，以当一岁之出”。(《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户部卷三)矿监税使掠夺的财富如此巨大，势必侵犯户部的正常税收。赵世卿在奏疏中陈述说：“近年开采之命一下，各处遂将一切杂课，如山东香商、福建屯折银、南直隶徽宁等府的税契银、江西的商税盐课，改归内使(矿监、税使)，户部的杂课失掉了。又因杂课不敷，百姓将应征的正银、官员将应完的正税挪移充数，户部的正课减少了。山东运司分割部分盐税，两淮运司另立超单，户部的盐课难以实行了。原来的关课，因近年商贾萧条，大为减少，户部的关课被夺走了。关中军兴银、搏省银，尽抵矿税，户部的额外之课也空虚了。”内使四出的结果，宫廷进奉增加，朝廷税收减少，户部的财政，更加难以为计。
矿监税使的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不仅迫使各地的大批富户破产，也迫使大批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失业流离。苏州一带是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最为发展的地区。一六○一年，巡抚应天右合都御史曹时聘上疏说，由于税使的横征，“吴中之转贩日稀，机户之机张日减”，又说：“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机工散者又数千人。”(《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一六○二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奏陈各地钞关(税关)情况，说他备查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诸暨钞关、扬州、北新关、淮安等钞关会计录，万历二十五年额定征银共四十万七千五百余两。二十七年以后，一年比一年减少，到二十九年(一六○一年)，各关解到本折约征银只有二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两。他在奏疏中说：“臣不胜惊讶，随查各关监督预呈文案，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段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在淮安关则称：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税监差人挨捉，商畏缩不来矣。其他各关告穷告急之人，无日不至，不敢一一陈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各地日渐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由于内使的掠夺，遭到严重的摧残。大批商民、手工业者被迫失业，成为转徒各地的流民。
矿监税使所到之处，即自行创设衙门。中使可有随从百人，又可委任分遣官十人，分遣官也各有随从百人。一名宦官随带近千人驱使。这些人大都是招集当地的市井无赖、亡命贱流以及罪谪的官吏，四出掠夺，以拓私囊。时人比之为“群虎百出，逢人咆哮”。中使恃有皇帝的钦命，任意拘捕商民，严刑逼索，凌辱百端。地方府州县官，如有阻挠或裁抑，中使上奏陈诉，就要被处置或罢免。《明史•王正志传》记：自万历二十四年以来，历年都有地方官员，包括知县、知州、通判、海防同知以及参将、守备等官，因得罪矿监税使而被系诏狱，或削籍、贬官。一六○一年，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说：自藩司、守令主武弁齐民，被逮者已不下一百五十余人。
矿监税使曾被指为“势凌抚按”。各地的巡抚、巡按如与中使相抗，也不免受到神宗的责斥或处分。一五九六年，中使王虎参奏保定巡抚李盛春“阻挠开采”，神宗严旨切责盛春。盛春疏奏王虎“骑横受贿”，神宗留中不理。一五九七年，中使陈增参奏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开采”，山东巡抚万象春“党庇”，韦国贤被逮捕，万象春罚俸一年。一五九八年，益都知县吴宗尧参奏中使陈增诬指富民盗矿，三日间逮捕五百人等罪恶。山东巡抚尹应元疏劾陈增背旨虐民二十罪。神宗切责尹应元，逮捕吴宗尧下狱。一六○○年，山西巡抚魏允贞参奏中使张忠杖死太平县典史，逼死建雄县丞，张忠劾魏允贞“首倡阻挠，抗违钦命”。神宗将魏疏留中，下张疏部议。魏允贞于次年致仕。一六○六年，陕西巡抚余懋衡参奏中使梁永役使人马辇运私物于京畿。梁永遣其爪牙在余懋衡食物中下毒。余懋衡两次中毒得解，不死。次年正月愤而疏论梁永之罪。咸宁知县满朝荐将下毒者捕获。梁永又诬告满朝荐“劫上供物”。神宗诏逮满朝荐下诏狱。梁永调离陕西。余懋衡以丁忧离任。神宗曾自称：“不从中使之言，不足厚集其利。”在矿监税使与抚按以下的地方官员的抗争中，神宗为了厚集其利，总是屈从中使，压制官员。自从遣使以来，阁部科道诸臣连年上疏，力论其害，神宗置之不理。
矿监税使，四出横行。神宗有意纵容，官员无力制止。被迫害的民众只有自己起来斗争了。
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以来，明王朝面临边境内外的多次战争，神宗亲揽大权而又怠于听政，耽于搜括靡费，朝中阁部科道诸臣，相互结纳又相互攻讦，形成一片混战。明末有人评论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引明末国子祭酒倪元潞语)。臣僚互斗，胜败无准，因为他们之间多是权力之争或意气之争，进而党同伐异，结为朋党，并无多少原则性的是非可言。矿监税使之为害，曾遭到朝官们近乎一致的反对，少有争议。他们的争端，并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而往往是凭借细事，小题大作，以至无事生非。臣僚间相互攻击又相互报复，朝政日益陷于昏乱之中。
神宗怠于朝政，又不愿为大臣所挟制，疑虑多重。因而阁部大臣出缺，常常久不选补，以至曹署常空。二沈去后，朱赓一人在阁，将近一年。一六○七年才补任礼部尚书李廷机、叶向高入阁。次年，朱赓病死。李廷机因被言官攻击，杜门养病，不再赴阁。内阁大臣又只有叶向高一人。这种局面又延续了五年之久。叶向高，福建福清人，进士出身，曾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在任期间，曾上疏说：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釁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明史·叶向高传》)叶向高所说五大弊端，大体反映了当时昏乱的形势。“士大夫好胜喜争”，进而结为朋党，相互攻讦，更加重了朝政的昏乱!
皇室侈靡无度，群臣倾轧不止，明朝走上了衰朽的道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晚明上层社会竞为奢侈，形成一时的风气。随之而来的则是官员们的贪污受贿，多方掠取。神宗一朝，贪贿案件，史不绝书。重大案件，贪赃至数十万两，一次行贿即可有数万以至十数万两。馈赠珍奇，请托送礼，更为官场所习见。神宗曾在一个诏书中斥责地方官员：“供张僭侈，费用浩繁，岁时庆贺之仪，不胜奔走。廪饩常供之外，复多馈遗。司道官又借视听于窝访，取私费于官库。以致贪官污吏，有恃无忌。”(《神宗实录》卷三一二)诏书说明：神宗对弥漫各地的贪风，并非无所觉察，但皇室费用浩繁，中使四出掠取，上行下效，也助长了地方上的贪风。神宗只知责150人，不知责己，上下相蒙，充斥上下的贪官污吏，依然有恃无忌。
皇室靡费掠取，官员贪污成风，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各级军官相效贪贿，军兵日趋衰弱，一是朝廷财政匮乏，国用难支。神宗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即位之初，任用张居正以富国强兵的理想、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却铸成了兵虚财匮的败局。
军兵衰朽
神宗朝的军兵，在几次作战中曾经显示出足以克敌制胜的作战能力。但随着军队中腐败现象的滋长，到神宗晚年，军政日益昏暗，战斗力也随之锐减。
虚报战功——早在一五八三年，御史魏允贞就曾指责辽东战功奏报失真。一五九八年，吏科给事中刘道亨上奏，防御蒙古的边官，务以捣巢见奇。捣巢获首功，一则报十，十者报百。虚报战功即晋阶升官，因而军官数量大增。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闰三月户部奏称：“辽东近日用兵以来，假称捷报，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蓟镇一边分为四镇，一镇又分三路，设官比原额几二十倍。”(《神宗实录》卷二三四)
冒领粮饷——士兵逃跑或死亡，军官不上报，仍以空名支饷。上下串通，瓜分月粮。如庄浪参将杨定国，任职九年，与其部下的中军千、把总等下级军官，冒支军粮，每年约二千石。
贿赂公行——军官因接受贿赂而被惩处，屡见不鲜。未被揭露者更为普遍。贿赂公行不能不严重影响军法号令的执行。一六○九年十一月，兵部奏称：“将之号令而不能行于偏裨，则国之赏罚亦渐不能行于将帅也，皆缘寡廉债帅责问贽馈，以致节制之陵夷，文吏亦得因而掣时之。”神宗说：“近来交际恣滥，岂但大将受偏裨贽馈，即文官亦受将领贽馈。弊端不革，法安得行。”(《神宗实录》卷四六四)
克剥士兵——军官对士兵恣意克剥，诸如克扣军饷，侵占屯田，差遣役使等皆是。军官擅自差遣役使，为害尤大。一六一二年御史刘廷元指出，京营的三大营，“自副参游佐，下至千把总，共五百八十八员，即一把总月役军四十八名矣，其他侵占当不下三、四万人”。(《神宗实录》卷五○三)次年正月，兵部尚书黄嘉善也指出，“镇臣路将有占(役)数百名，少亦不下百名者”。(《神宗实录》卷五七八)军官们还经常把士兵借给地方官员役使。如蓟镇过往官员，经常由当地军兵供役，“马供递送，军役扛抬”，“以致应付日烦，军疲马瘦”。(《神宗实录》卷三八七)京城太监占役士兵的现象也极为严重。一五九二年九月，礼科给事中马邦良等揭露：东安等门官军四百余名，宦官占役将近十分之九。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闰四月，戎政尚书薛三才说，京城“十六门原额军六千八百余名，每门分上下二班，领以指挥、千百户，而总隶于后府、兵部。不知起自何年，此外添差内监提督，逐门占役至四千三百三十二名”。(同上，卷五六九)
兵力虚弱——军队的腐败不能不导致兵力的削弱。主要表现是：(一)疏于训练。一六一五年二月，巡视京营的礼科给事中姚永济等上疏说：“今春光入暮，开操无期，将不习军，军不习阵。弱者矢无簇，枪无头，刀剑尽成班锈，志气日就委靡。间得强有力者，又以骛不肖之心，用之酗酒行泼，劫杀为邪……一旦有事，岂能以不教之军战哉!”(《神宗实录》卷二五九)(二)兵员减少。保卫京城的中都、河南、山东京操班军，多有具其名而无其人。士兵输钱给领班之官“包折”，便可家居。“军便于家居，官便于厚利，稍出其金，以为雇点之资，上下各以文具相欺”。(同上，卷四九六)(三)士兵贫困。一六一○年宣府巡抚都御史薛三才奏报宣镇士兵情况说：“诸军粮饱，月不过数钱，八口之家，率皆仰给。饷不时至，未免称贷而食。又不足，则草料、布花质钱于债家，银未入手，子钱已去其大半。欲冀士饱马腾，容可得乎!”(同上，卷四七六)
以上种种说明，此时的军兵，包括京营与边军，都已日益衰朽，不再是往日克敌制胜的强兵。如神宗所说：“兵数虽多，堪战者少。”但军费开支却日渐增加。九边年例，嘉靖末年约二百五十万两，万历三十六年(一六○八年)激增到四百九十余万，此后每年也都在四百万左右。…一六○九年，兵部请削减皇室的靡费，以充军需，说：“何惜捐大内朽蠹之财，以安宗社。”福建巡抚金学曾上言，“至商税原系饷额，若归之内帑则饷不得有。若仍之饷额则课不能充。所当恳请特留，以给兵需”。(《神宗实录》卷四五九)辽东巡抚熊廷弼请为封疆计，早发内帮。神宗俱不听。
财政匮乏 神宗在位的最后十多年间，军费开支激增，皇室靡费不减。由于官员上下贪污，税使掠夺以及豪强欺隐赋税，朝廷的税收却是有减无增。明廷的财政，不能不日益匮乏。户部太仓库、工部节慎库以及太仆寺、光禄寺的库藏，大体反映了当时的财政状况。
户部太仓库——英宗时始设户部太仓库，贮藏各地折银交纳的各种税银，供应军官俸禄和皇帝御用，称金花银。神宗即位，历朝积蓄银两，存于老库，共二百万两，另有窖房银四百万两。神宗即位以来的十余年间，续有积存三百余万两，收藏在日常出纳的外库。积蓄总量约可供两年支出。神宗亲政后，连年入不敷出，渐用积蓄。一五八六年八月，外库余银只余四十六万余两。九月，又减至三十万。到次年三月，除老库、窖房外，只余银九万两。外库余银用尽，遂又动用窖房银。一五九九年，外库与窖房都已一空如洗，仅存老库二百万两。次年四月，借用老库银五十万分发积欠的各边镇额饷。到一六○八年，户部太仓库就只有老库贮银八万两。一六○九年，兵部上言“虽知饷之当处，无奈计穷，以天下之大，仅太仓八万两”。(《神宗实录》卷四五九)库藏空虚，边地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一六○八年，九边额欠一百二十万两。一六一一年欠饷至二百五十万两。一六一六年积欠军饷总计达五百万两。
工部节慎库——用以贮存工部料价的节慎库也渐匮乏。乾清宫与坤宁宫被焚后，一五九六年即着手兴建，费用浩繁。一六○○年二月，工部尚书杨一魁上疏说：“今见贮节慎库者，合四司(工部所属营饍、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止七、八万两，而浩大未竟之工程，急切应需之造办，监局年例之钱粮，又若库房、若城垣、若坟工，种种并集，一时之费约用八十余万两，即罄竭积贮，未当十分之一。”(《神宗实录》卷三四四)两宫建成后，又接连修建陵寝、宫内花园台榭。一六○三年，又动工兴修被焚的三大殿，坐派湖广采办楠杉大木，合银四百二十万两。贵州采木，价银一百余万两，湖广、贵州、四川三省所派三殿木植大工钱粮至九百六十余万两。一六○五年十一月，内阁大学士朱赓慨叹说：“两宫经始，节慎库尚百十万金，今罄然无分毫之蓄。”(同上，卷四一五)
太仆寺库——太仆寺库岁入马价、草料、籽粒等银约六十万两，岁出各边年例约四十万，赏赉修筑诸费约二、三万，每年原可剩银二十万，备买马之用。太仆寺逐年皆有积存，神宗即位时，前朝积累，多至一千万两。神宗亲政后，内廷靡费每由户、工二部挪用太仆寺库银弥补。军费不足，也向太仆寺库挪借。以至库藏渐被耗费。一六○二年九月，太仆寺署印少卿连标上疏指出：嘉靖、隆庆年间太仆寺库存银达一千万两，“选来国家多事，借讨纷纷，户工二部动去八百七十余万，见存库者仅一百万有奇”。(《神宗实录》卷三七六)一六○七年八月，太仆寺少卿李思孝上疏说：“臣稽往牒，在嘉、隆间旧库积至一千余万，盛矣。迫万历十八年，西征哱、刘，借一百六十万;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二十七年为边饷借五十万，又为征播借三十三万。三十一年，又为边饷动老库二十一万、马价三十万。三十二年，又以年例借三十五万余。先是二十九年，以边饷不给，顿借百万。前后所借在计部者已九百八十三万矣。而二十九年，工部以大婚大礼借三十五万，三十一年，光禄寺以年例借二万，又借三十七万。今老库见存者二十七万耳。而东西两库每年所解，仅可以供各边年例之用，况重以各边功次赏赉，亦取于此。”(同上，卷四三七)到一六一七年十一月，太仆寺库老库仅余八万两。太仆寺库存银，原用以购买马匹以供军需，库藏空竭，军马也难以为计了。
光禄寺库——神宗即位之初，光禄寺库有前朝节余银两一百一十多万。一五八七年十二月，只剩下四万四千余两。次年三月，至于内供取用不敷。一六○一年，光禄寺因库藏已空，为供应皇帝膳食，两次共借户部银约三万余两。
以上太仓库等四库贮藏税银至晚到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年)，便已先后空虚。各地的税粮，主要是东南地区的粮米，由大运河运至京师，分储于北京、通州二地的粮仓，京仓五十六，通仓十六，分别供应京师军匠在官人等需用。万历初年，二仓储粮甚富。一五八三年十二月统计，京、通二仓实存粮共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石有奇，每年军匠在官人等实支本色米二百二十万石。京仓积米足支八、九年。但一六○二年九月，京仓实在之数只有四百四十八万余石，仅够二年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