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家存心，虽与孟子求放心、操则存相似，而实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纵其心，所谓操者，只约束收敛，使内有主而已，岂如释氏常看管一个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敛有主，则心体昭然，遇事时鉴察必精。若守著一个光明底心，则只了与此心打扰，内自相持既熟，割舍不去，人伦世事都不管。又以为道无不在，随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节不中节，皆是道也。
真能主敬，自无杂虑。欲屏思虑者，皆是敬不至也。
“有此理则有此气，气乃理之所为。” 是反说了。有此气则有此理，理乃气之所为。
陈公甫云：“静中养出端倪。”又云：“藏而後发。”是将此道理来安排作弄，都不是顺其自然。
娄克贞说他非陆子之比，陆子不穷理，他却肯穷理。公甫不读书，他勤读书。以愚观之，他亦不是穷理，他读书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见，未尝虚心求圣贤指意，舍己以从之也。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别有个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别有个致知工夫。
陈公甫亦窥见些道理本原，因下面无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见。
释氏心亦不放，只内里无主。
所以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处心即安，心存处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归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
禅家不知以理义养心，只捉住一个死法。
释氏说心，只说著一个意思，非是真识此心也。释氏说性，只说著一个人心形气之私，未识性命之正。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则满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恻隐是道心。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虽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便应。若心驰於外，亦物耳，何能具众理、应万事乎?
异教所谓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此心，如有一物常在这里;一是屏除思虑，绝灭事物，使其心空豁，无所外交。其所谓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个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觉运动为性，谓凡所动作，无不是道，常不能离。故猖狂妄行。
只致其恭敬，则心肃然自存，非是捉住一个心来存放这里。读书论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穷理，非是悬空寻得一个理来看。
人以朱子《调息箴》为可以存心，此特调气耳。只恭敬安详，便是存心法，岂暇调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心只是一个心，所谓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无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当然，故无事。此有中未尝有，无中未尝无，心与理一也。
学一差，便入异教，其误认圣贤之意者甚多。此言无为，是无私意造作，彼遂以为真虚净无为矣。此言心虚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人，故无昏塞，彼遂以为真空无物矣。此言无思，是寂然不动之中万理咸备，彼遂以为真无思矣。此言无适而非道，是道理无处无之，所当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颠沛之离，彼遂以为凡其所适无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顾也。
释氏误认情识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识是气之英灵，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识为理，则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气，认气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
心常有主，乃静中之动。事得其所，乃动中之静。
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如此则学时已与道离了，费尽一生工夫，终不可得道。
孔门之教，惟博文、约礼二事。博文是读书穷理事，不如此，则无以明诸心。约礼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无以有诸己。
张子以太和为道体。盖太和是气，万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贞”。所以为太和者，道也，就以为道体，误矣。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後，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後，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成病痛。愚以为得後放开，虽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於庄、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颜子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来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於异端。
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过，则入於黄、老。人固难得广大者，然广大太过，则入於庄、佛。惟穷理之至，一循乎理，则不见其清高、广大，乃为正学。
智计处事，人不心服，私则殊也。
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动静者，理气之妙运也。
天下纵有难处之事，若顺理处之，不计较利害，则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义理为主，则遇难处之事，越难处矣。
有理而後有气，有气则有象有数，故理、气、象、数，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阳，气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刚柔，质也，因气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理也，具於气质之内，三者分殊而理一。
天地间无处不是气。砚水瓶须要两孔，一孔出气，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则气不能出而塞乎内，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虚器内皆有气，故张子以为虚无中即气也。
朱子所谓静中知觉，此知觉不是事来感我而我觉之，只是心存则醒，有知觉在内，未接乎外也。
今人不去学自守，先要学随时，所以苟且不立。
处事不用智计，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气象。
王道之外无坦途，仁义之外无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