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
由此可知，到十九世纪初年，庇护制体系泛滥的影响是随处可见的：这个体系的润滑油是钱，其结果是各级官库无不出现亏累。和珅倒台以后，政府开始致力于迫使地方官弥补国库的亏欠(或亏空)，甚至要使现任官员追补前此历届任下所遗留的亏累。按照学识渊博的省级官员贺长龄的话说，亏欠问题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是使官吏们全神贯注的当务之急。
大家都承认，这些亏欠不是由于人民亏欠了税赋，而是由于官吏们自己盗窃国库造成的，因为他们必须偿付一套随从人马的需要，以及履行他们对其庇护者官员的义务，甚至在他们适当地照顾到自己的腰包以前就必须这样办。在庇护制度下，给上司“馈送”是宦场生活中应有之义。在十八世纪末期的环境中，官吏们不会因为帐务亏累而受处分。的确，正象一位御史无可奈何地指出的那样，谁的亏空越大，谁受的待遇可能越好。可是，和珅之后的形势反而变成了对民众实行更大的剥削，因为县官们都在更多地搜刮纳税人，设法弥补他们的赤字。巡抚们用削减县官 们的“养廉”来弥补自己的亏空，而县官们则从老百姓身上索取更多的“陋规”作为对付之策。这种把所有财政负担转稼给纳税人身上的办法是如此根深蒂固，致使道光帝在1820年即位时因官员们的压力而被迫撤消关于冻结“陋规”的上谕。
从短期看来，清代的税收制度是妙用无穷地适应有组织的剥削制度的。虽然基本税额(每个管区必须上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收)在十八世纪初期已经“永远”固定，但为地方政府的开销征课的附加税已经制度化，并且变成了税收制度的无限制的扩张部分。靠政府事业谋生的人加多，意味着附加税的增多。夏鼐关于晚清赋税制度的典型研究，揭示了在税收专门官员和书吏手中的这个制度有很大弹性的问题。这种制度上的弊病的影响，在清代高度货币化的经济中引起越来越大的灾难。从明代以来就已广泛实行把租谷和劳务折算为银两的办法，这种趋势意味着实际的税率很容易被官方操纵，因为他只要把折合比率变得有利于收税者而不利于纳税人就行了。通过这种操纵，纳税人实际上要比官方的租米定额多交付几倍。操纵价格和换算比例也广泛地被官吏和衙役所采用，因为他们用自己所定的勒索性低价收购(“采买”)谷物，以弥补政府仓廒中的亏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货币经济的普遍影响竟然使得这种变为常规的敲诈勒索行为臻于极盛，甚至使得农民的力量也支持它。这理由就是谷物价格长期上涨，使生产者变得有利。在十八世纪，价格大约增长了百分之三百，因此能够使农民付得起日益增 加的税收。在这种价格上涨方面还有一个更加明显的理由，就是欧洲输入的白银增多。商业中心日益增长的人口也刺激了谷物价格上涨。下面的事实也可能是真的：和珅时代遍及全帝国的贪污腐化被长达百年的谷价上涨弄得火上加油(谷价上涨曾使得农业能够经受官僚的敲诈勒索)。
可是象观察力敏锐的冯桂芬在回顾历史时所指出的那样，乾隆时代繁荣的基础事实上是“附属性”财富(冯桂芬是指商业活动的发展)，而不是“基本”财富，所以它是特别不稳定的，能勃然而兴，也同样能忽然衰落。事实上，价格上涨在1800年后已开始拉平，在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时期价格又来了个急剧的倒退。
象价格上涨那样，价格的急剧下跌也可以在白银的输入上找到原因。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贸易的后果已在实行复本位货币制度的中国被人们所感觉到，因为白银之流出国外是为了用于偿付鸦片这种违禁品的进口，而这种收支的不平衡迅速地破坏了税收和商业。银与铜的比价中价值的上升，这使几乎所有社会集团都身受其害，唯独投机者、兑换商和高利贷者除外。因为农民是用铜钱或谷物交纳赋税，但官吏上解时用的是银两，所以实际的税率取决于需要多少铜钱或谷物折算成定额的银两数目。由于白银越来越稀少，因而它与其他货物相比就贵了起来，结果使实际的税率翻了一番或者更多，从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于绝境。
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农民简直没有办法能够交足银两定额及其附加税。在长江下游这个或许是中国赋税最重的地区，省一级官员被迫承认灾情严重，结果，那里出现了省一级主管用 谎报天灾的一套花招以希图北京给予免税的情况。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陶澍和林则徐当政时确实开始应用了这个办法，而且以后又成为定例。显然，这要比让皇帝敕准减少税额容易一些，敕准减税的措施要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见诸实行。由于长江下游各省的租佃率都很高，现在不清楚的是，这种偷偷摸摸的减税办法究竟使耕种者得到了多少实惠。无论如何，从国家财政收入的观点看来，除了地方政府普遍贪污腐化以外，缺乏通货和货币混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到1848年末，累积起来的田赋拖欠约相当于整个国库的储备数量。50000443_0139_0
人民对缺乏通货和实际税率上升的反应，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爆发了大规模的抗税运动，特别在长江中下游更是如此。为首的分子通常是地方的小名流——“生员”和“监生”等有功名的人。抗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打官司，到集体请愿，到暴民的暴力行为，无所不有。骚动有时导致公开造反，甚至占据行政城市。有一次抗税事件曾有过详细的文件记述，它表明许多这样的运动都有出奇地温和和忠君的特点;它们没有用反清的政治目的来为其起事作辩护的企图。
地方的小名流在抗税运动中的态度是非常模棱两可的。似乎无可置疑的是，他们作为政府和人民的中介人经常卷入非法的包 税活动(“包揽”)中，这也使他们容易在思想感情上卷进抗税运动中去。在货币混乱的情况下，官吏的残暴压迫行为现在似乎为他们自己的剥削兼管理者的角色提供了一个令人尊敬的社会目标：他们能够成为地方社会和敲诈勒索的税吏之间的缓冲人。这一新的角色似乎给包税人的形象增添了光彩，使他们有办法获得人民的支持。
可是，如果认为这些地方领袖真正有觉醒的社会良心，或者认为他们为了地方社会的利益会反对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生员-监生集团缺少上层绅士能够借以得到官吏青睐的那种社会显赫地位和联系。因此他们是一个脆弱的集团。但同时它们又是一个有文化和有地方影响的集团，是地方行政中一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所以他们取得抗税运动的领导权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作为学者(有时作为包税人)，他们的倾向性取决于现存的国家制度，所以他们的政治观点是矛盾的。国家总有办法使他们就范，因此这些运动没有产生过持久的抗议传统。但是他们进一步分裂了地方社会，加深了人民对清代官僚政治的憎恨，从而为太平军运动——它的军队在抗税运动最激烈的长江各省征集了数十万兵员——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叛乱的根源
虽然无疑问的是，人口压力是晚清叛乱的根源，但也应该注意，这种叛乱的火焰在新开发的边疆地区比在人口稠密的长江、珠江及其流域更容易点燃。因此，人口压力的后果通过清代的大量国内移民而扩散开来，而在从十八世纪初年起就已出现人口不断涌入的地区一般最容易发生叛乱：例如在台湾岛、四川省多山的边区、 广西省落后的农村和湖南贵州交界线上土著苗民的寨子等地方，即是如此。这些地区的社会特点仍然未经充分研究，但是从中也可以发现有几种促使发生叛乱的共同因素：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或少数民族的心理意识——它因边境地区人口的复杂种族来源而变得尖锐化，而且常常由于语言歧异而得到了加强;另外就是高度军事化组织，这是由于边境地区的土匪活动或村社械斗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十九世纪社会危机的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叛乱往往扩展到平原和三角洲的定居人口中而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苗民叛乱
汉人和满人对中国中部和西部土著社会的压迫，部分是由于清政府在原来自治的地区推行正规官僚统治的结果，部分是由于汉民迁移到内部山地边区寻求农业土地的结果。所谓“改土归流”的政策开始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引起了苗民的猛烈反抗。接着便发生了一系列苗民起事，它们在整个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的好多年内一直持续不断。苗民叛乱招致文武官员的进一步高压。叛乱苗民的土地被国家没收，一系列军事要塞建造起来以支撑在苗民地区建立的政府权力。随着清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控制，汉族移民前来寻求土地，汉族商人和高利贷者前来追求利润。
湖南贵州边境1795年苗民大叛乱之所以发生，显然是“客民”——即寻找土地的贫苦的汉族移民——大量涌进边境地区的结果。虽然政府也曾试图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控制这一移民趋势。但移民的压力已显得太大，控制行动也太不得力。到1795年，已没有有效方法来拦阻大量移民了。移民和地方官及书吏在一起，发现苗民为容易掠夺的对象，苗民土地开始迅速地转入到汉人手中。苗民领袖石三保和石柳邓领导的1795年初的武装叛乱，促使大量清军分遣队进入了苗区。冲突是长期而残酷的，只 是在1806年才以最后粉碎苗民的抵抗而告结束。
叛乱迫使清朝的官员注意到必须稳定边区汉苗民族关系这一紧迫问题。负责残酷镇压苗民的县官傅鼐，起草了据以严密监督汉苗关系的条例。建立了军事农垦地(“屯田”)，它的双重目的是把汉移民和苗民都置于军事纪律之中，同时建立汉人的民兵力量来保卫政府当局。贸易只许在官方严格控制下在指定地点进行。苗民头人可以担任象苗弁这样的地方职务，汉人衙役则禁止进入苗民村寨。这就是要求把种族间的接触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就不会发生双方土地互相转让的情况。地方官员后来又感到很难保持军垦地的统一性，因为有大量移民继续涌了进来。下面种种原因事实上导致了进一步的冲突：在政府没收的土地上要求苗民佃农付出高得使自己无以为生的佃租;傅鼐精心制订的政策，即引进汉族教育和禁止传统的宗教仪式活动来摧折苗族文化。1855年又爆发了大规模苗民起事，一直延续了十八年。 这些事实上是与汉人文化世界相隔绝的苗民群众的起事，与汉人的叛乱没有产生过持久的联系。然而它们却是晚清社会内部正在产生的无情的人口压力的征兆，即它们表明中国人开始蚕食当时看来是他们最后的边疆。
南方的秘密会社
通常被称为“三合会”(Triads)的会社实际上是一种组织松 散的结社，它有许多不同名称，例如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或者集体地称为洪门。这种三合会出现在清代初期，或许是去台湾的福建移民所创建。它们在十八世纪流传到大陆上的福建、广东和广西诸省，到十九世纪的开头数十年已发展到长江各省。这一结社的最初成员是内陆河渠上的劳工和船户、流徙的城镇工人以及官府中的小吏员。它也变成了海面和陆地上匪帮效忠的中心。三合会势力的扩展显然与清代社会的某些主要发展趋势有关，特别是与国内移民、城市化运动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有关。其中每一个进程都产生了象下面这样的人民群众：他们传统的社会纽带已经削弱或被割断，只有秘密结社这种假亲属结构能够给他们以安全、互助和组织安排。
从国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秘密结社最危险的方面是，它与诈骗及盗匪活动相结合就可能最终导致叛乱。但是三合会的犯罪的一面和政治表现是可以截然分清的。结社的基层分会(“堂”)是盗匪帮伙、走私者和沿海海盗的理想组织形式，它们的成员多少脱离了定居社会的母体。同样地，它们的内部联系和纪律是用来在集市和城市中搞欺诈和赌博活动。它们的成员之所以免受告发，是因为有人渗透到了衙役中间。它们在这些牟利领域中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想与正统社会求得共存，以便利用它为自己谋利，而不是想搞垮它。
但是，秘密会社也是南方诸省的无望的、但又是坚持不渝地忠于明室思想的汇聚地。它们的仪式和政治倾向都是为了复辟(“反清复明”)。它们反满的调子是斥骂北方入侵者，因为入侵者篡夺了王位并败坏了汉人土著文化。然而，这些南方会社的思想意识中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要推翻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它们的观点不仅是复辟派的，而且还有些保守派色彩，因为它们在力求加强内部纪律方面所用的语言是以传统的亲属原则为基础的。它们的平等主义与真正血缘家族中的平等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在这 种血缘家族中，(理想地说来)经济竞争受到压制以利于血亲集团范围内的互助。他们对于君主和官吏的看法完全是传统的看法。恢复明室的思想仍然是用来发起零星的地方反抗的正当理由，但几乎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
可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社会危机产生了三合会行动主义的浪潮，也造成了秘密会社社会性质的异常的变化。1786年台湾移民集团在三合会领袖林爽文的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暴动。虽然它很快地被镇压下去，三合会的活动在后来几十年内在大陆上迅速蔓延，导致了福建、广东和广西许多县里的地方起事。在十八到十九世纪之交，三合会参与了安南人支持的、骚扰中国南部海岸的海盗活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三合会的影响扩展到了湖南与江西交界的南部多山地区，即横跨在从广州北上的贸易和走私道路上的地区。到十九世纪中叶，秘密会社已在某种程度上深入到了湖南广西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间。
但对政府说来，更加危险的是秘密会社新近在珠江三角洲周围富庶诸县组织定居农民的能力发展了。这一过程似是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标志着该会社的社会基础有了明显的变化。它们的组织原来主要在城市和贸易道路上的破产者以及在山间和海上的亡命者中间招兵买马，现在能在富饶的三角洲诸县的定居社会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了。其原因至今还不清楚。练武术(包括传统的拳术)的三合会会员在互成世仇的宗族中间找到了方便的庇护所。或许更加重要的是，三合会有能力使一部分农民抱有得到集体保护和在经济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希望，因为他们得不到正统家族制度的好处。以公共捐赠的田地及其收益为形式的宗族的资产往往归富户豪绅掌握;它们的利益很少泽及贫苦农民。在人口过剩和激烈的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濒临赤贫境地的农民可以通过加入三合会会堂得到幸存的机会。三合会会堂的网络结构也向西延展到广西省的各河流域，它们在这里变成了小股盗 匪和走私活动的大本营。由“米饭主”主持的会堂的公共金库把赃物分给会徒。虽然这种组织与流浪的盗匪建立了紧密的和谋求财物的联系，但它们本质上仍然保持着地方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村庄和集市社会中有尚待填补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这种由共同神话连结起来的信徒们的网络结构使广泛的动员有了可能性;所以紧接在鸦片战争的大破坏之后，广东的分裂的社会产生了一些更加野心勃勃的三合会冒险活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叶开始，人数达数千人的各股三合会会徒开始集结;它们侵占城市;广州城也受到威胁。地方民团和政府军队的镇压行动只取得了暂时的成功。高潮是1854年红巾军的大规模暴动，数万名三合会会徒攻占了许多县城，包括广州西南的大镇佛山在内。但是在他们最得势的时候，叛乱领袖却失去了势头。他们的恢复明室的口号没有得到地方名流的支持，同时他们想建立文官政府和整饬掳掠行为的企图使他们与其追随者离心离德。城内的三合会被隔绝，得不到乡村的支持，因为地方名流领导的、以宗族组织为骨干的民团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民团得到政府的坚决镇压行动的帮助，使红巾军在1855年初被击溃。由于没有新的、令人相信的皇室旗号可资利用，又没有新的社会幻想足以动员和训练它们的徒众，这些秘密会社便注定地陷入了瓦解和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