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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如何完成一个我

2016-08-01 09:54:45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我”之发现,有赖于“人心”之自觉。今日人人皆称“我”,仅可谓人人心中有此一向往,却并非人人有此一实际。仅可谓人人心中俱有此感想,却并非人人尽都到达此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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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只生了一个一个“人”,并未生成一个一个“我”。因此大家是一人,却未必大家成一我。我之自觉,乃自然人跃进人文世界至要之一关。有人无我,此属原人时代。其时的人来,有“共相”,无别相。有“类性”,无个性。此等情况,看鸟兽草木便见。
 

“我”之发现,有赖于“人心”之自觉。今日人人皆称“我”,仅可谓人人心中有此一向往,却并非人人有此一实际。仅可谓人人心中俱有此感想,却并非人人尽都到达此境界。故人必求成一我,而人未必真能成一我,未必能真成一真我。
 

所谓“真我”者,必使此我可一而不可再。旷宇长宙中,将仅有此一我,此我之所以异于常人。惟其旷宇长宙中,将仅有此一我,可一而不可再。故此一我,乃成为旷宇长宙中最可宝贵之一我。除却辞一我之外,更不能别有一我,类同于此一我,如是始可谓之为“整我”。
 

今试问,人生百年,吃饭穿衣,生男育女,尽人皆同,则我之所以为我者又何在?若谓姓名不同,此则不同在名,不在实。若谓面貌不同,此则不同在貌,不在心。若谓境遇不同,此则不同在境,不在质。
 

当之目前之所谓我,仅乃一种所以完成真我之与料,此乃天地自然赋我以完成真我之一种凭借我器材。所谓我者乃待成,非已成。若果不能凭此天赋完成真我,则百年大限,仍将与禽兽草木而同腐。天地间生生不息,不乏者是人。多一人,少一人,与人生大运何关?何贵于亿兆京垓人中,多有此号称为我之一人?
 

然我不能离人而成为我。若一意求异于人以见为我,则此我将属于“非人”。我而非人,则将为一怪物,为天地间一不祥之怪物。若人人求转成为我,而不复为一人,此则万异百怪,其可怕将甚于洪水与猛兽。
 

人既品类互异,则万我全成非我,此我与彼我相抵相消。旷宇长宙中将竟无一我,而人类亦将复归于灭绝。故我之所贵,贵能于人世界中完成其为我,贵在于群性中见个性,贵在于共相中见别相。故我之为我,必既为一己之所独,而又为群众之所同。

 


 

生人之始,有人无我。其继也,于人中有我之自觉,有我之发现。其时则真得成为我者实不多。或者千百年而一我,千里百里而一我。惟我之为我,既于人中出现,斯人人尽望能成一我。文化演进,而人中之得成为我者亦日多。此于人中得确然成其为我者,必具特异之品格,特异之德性。今遂目之为人品人格,或称之为天性,列之为人之本德。其实此所谓人品人格与人之天性本德云者,乃指人中之我之所具而言。并非人人都具有此品此格与此德性。然久而久之,遂若人不具此品,合此格,不备此性与德,即不成其为人。就实言之,人本与禽兽相近。其具此高贵之品格德性者,仅属人中之某一我,此乃后起之人,由于“人文化而成”而始有。惟既文化演进日深,人人期望各自成一我,故若为人人必如此而后始得谓之人。此种观念,则绝非原始人所有。
 

故人之求成为“我”,必当于人中觅取之,必当于人中之“先我”,即先于我而成其为我者之中觅取之。人当于万我中认识一自我。人当于万我之中完成一“自我”。换言之,人当于万“他”中觅“己”。我之真成为我者,当于千品万俦之先我中觅取。此千品万俦之先我,乃所以为完成一我之模型与榜样。此种人样,不仅可求之当世,尤当求之异代。既当择善固执,还当尚友古人。换言之,则人当于历史文化中完成我。此亦是中国古语之所谓“理一分殊”。先我、后我,其为我则一,故曰“理一”。而我又于一切先我之外,自成此一我,故曰“分殊”。
 

人之嗜好不同,如饮食、衣服、居室、游览,各人所爱好喜悦者,决不尽相同。不仅嗜好各别,才性亦然。或长于政治、或擅于经济,或近法律,或宜科学。工艺美术,文学哲理,才性互有所近,亦互有所远。各有所长,亦互有所短。苟非遍历异境,则将不见己相。
 

若求购一皮鞋,材料花色,各样尺度,贵贱精粗,种种有别。必赴通都大邑百货所聚处挑选,庶能适合我心之所欲求。即小可以喻大。今若求在己心中觅认一我,此事更不当草草。当更多觅人样子,多认识先我,始可多所选择。每一行业中,无不有人样,所谓“人样”者,谓必如此而可供他人做楷模,为其他人人所期求到达之标准。如科学家,是科学界中之人样;如电影明星,是电影界中之人样。其他一切人样,莫不皆然。凡为杰出人,必成为一种人样子。然进一步言,最杰出人,却始是最普通人。因为其人人所期求,为人人之楷模,为人人所挑选其所欲达到之标准,此非最杰出之人而何?此又非最普通之人而何?故俗称此人不成人样子,便无异于说其不是人。可见最标准的便成为最普通的。

然科学家未必人人能做,电影明星亦非人人能当。如此则其人虽杰出,而仍然不普通。必得其人成为尽人所愿挑选之人样,始属最好最高的人样。此一样子,则必然为最杰出者,而同时又必然为最普通者。换言之,此乃一最普通而又最不普通之样子。再换言之,必愈富人性之我,乃始为最可宝贵之我。即愈具普通人性之我,乃为愈伟大而愈特殊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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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似乎每偏重于各杰出之我,而忽略了普通广大之我。其最杰出而最不普通者,乃惟上帝。上帝固为人人所想望,然非人人能到达,抑且断无一人能到达上帝之地位。故上帝终属神格,非人格。只耶稣则以人格而上跻神格,亦乃无人能企及。中国人则注重于一种最杰出而又普通之人格,此种人格,既广大,又平易,而于广大平易中见杰出。释迦虽云“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然既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故世界可以有诸佛出世。于是佛亦仍属于人格,非神格。但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之理论,实畅发大成于中国。中国所尊者曰“圣人”,圣人乃真为最杰出而又最普通,最特殊而又最广大最平易者。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为中国人理想中最伟大之人格,以其乃一种人人所能到达之人格。

《中庸》有言:“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尊德性而道问学。”此三语,为中国人教人完成一“我”之最高教训。极高明是最杰出者,道中庸则又为最普通者。若非中庸,即不成其高明。若其人非为人人之所能企及,即其人格仍不得为最伟大。纵伟大而有限,以其非人人所能企及故。必其人格为人人所能企及,乃始为最伟大之人格,故曰极高明而道中庸。

不失为一普通人,故曰“致广大”。惟最普通者,始为最广大者。若科学家,若电影明星,此非尽人所能企及者,因其不普通,故亦不广大。必为人人之所能企及,而有可一不可再,卓然与人异,而确然成其为一我,故曰“致广大而尽精微”。

高明精微,由于其特异之德性。此种特异之德性,必于广大人群之“中庸德性”即普通德性中学问而得。故曰“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之对象为广大之中庸阶层。而所为问学以期达成者,厥为我之德性。其所以为精微,斯所以为高明。最中庸者,又是最高明。最精微者,又是最广大者。斯所以为难能可贵,斯所以为平易而近人。

人类中果有此一种品格,果有此一种境界乎?曰:有之。此惟中国人所理想中之“圣人”始有之。圣人乃人性我性各发展到极点,各发展到一理想境界之理想人格之称号。此种人格,为人人所能企及,故为最平等,亦为最自由。既为人人之所能企及,即为人人所愿企及,故为最庄严,亦为最尊贵。然则又何从独成其为我,为可一而不可再之我?曰:此因才性不同,职分不同,时代地域不同,环境所遇不同,故道虽同而德则异。此“德”字乃指人之内心禀赋言,亦指人之处世行业言。道可同而德不必同,故曰:“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易地则皆然,指其道之同,亦即指其德之异。换辞言之,亦可谓是德同而道异。德可同,而道不可同。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其实圣人无不随时可见,因时而异。“同”故见其为一“人”,“异”故见其为一“我”。我与人两者俱至之曰“圣”。

对局下棋,棋势变,则下子之路亦变。惟国手应变无方而至当不可易。若使另换一国手,在此局势下,该亦唯有如此下。我所遇之棋势与弈秋之棋势异,我所下之棋路,则虽弈秋复生,应亦无以易。故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人既才性不同,则分途异趣,断难一致。人既职分相异,则此时此为,仅惟一我。然论道义,则必有一恰好处,人人各就其位,各有一恰好出,故曰“中庸”。“不偏谓之中”,指其恰好。“不易之谓庸”,指其异地皆然。人来做我,亦只有如此做,应不能再另样做。此我所以最为杰出者,又复为最普通者。尽人皆可为尧舜,并不是说人人皆可如尧舜搬做政治领袖,当元首、治国平天下。当换一面看,即如尧舜处我境地,也只能如我般做,这我便与尧舜无异。我譬如尧舜复生。故曰:“言尧之言,行尧之行,斯亦尧而已矣。”这不是教人一步一趋模仿尧,乃是我之所言,我之所行,若使尧来当了我,也只有如此言,如此行。何以故,因我之所言所行之恰到好处,无以复易故。
 

禅家有言,“运水搬柴,即是神通”。阳明良知学者常说,满街都是圣人。运水搬柴也是人生一事业,满街熙熙攘攘,尽是运水搬柴琐屑事,但人生中不能没有这些事,不能全教人做尧舜,恭己南面,做帝王。我不能做政治上最高领袖,做帝王,此我之异于尧舜处。但我能在人生中尽一些小职分,我能运水搬柴,在街头熙攘往来。若使尧舜做了我,由他运此水,搬此柴,让他在街头来充当代替我这一份贱役,尧舜却也只能像我般运,像我般搬,照我般来在街头尽此一分职,此则尧舜之无以异我处。如是则我亦便即如尧舜。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故君子入而不自得。其所得者,即是得一个可一不可再,尊贵无与比之“我”。若失了我而得了些别的,纵使你获得了整个宇宙与世界之一切,而失却了自己之存在,试问何尝是有所得?更何所谓自得?“自得”正是得成其为一个我。人必如尧舜般,始是成其为我之可能的最高标准。而尧舜之所以可贵,正在其所得者,为人人之所能得。若人人不能得,惟尧舜可独得之,如做帝王,虽极人世尊荣,而实不足贵。若悬此目标,认为是可贵,而奖励人人以必得之心而群向此种目标而趋赴,此必起斗争,成祸乱。人生将只有机会与幸运,没有正义与大道。
 

宗教家有耶稣复活之说。若以中国人生哲理言,在中国文化世界中也可另有一套的复活。舜是一纯孝,一大孝人。但舜之家庭却极特殊,父顽母嚚弟傲,此种特殊境遇,可一不可再,所以成其为舜。周公则生在一理想圆满的家庭中,父为文王,母为太姒,兄为武王,处境与舜绝异。但周公也是一纯孝,一大孝人。若使舜能复活,使舜再生,由舜来做了周公,也只有如周公般之孝,不必如舜般来孝,亦不可能如舜般之孝。如是则周公出世,即无异是舜之复活了。舜与周公,各成其一我,都是可一而不可再。而又该是易地皆然的,比如此才成其为圣。但“圣”亦是人类品种中一种,“孝”亦是人类德性中一目。故舜与周公也仅只成其为一个人。因于人类中出了舜与周公,故使后来人认为圣是一种人格,而孝是一种人性,必合此格,具此性,始得谓之人。故说能在我之特殊地位中,完成此普遍共通之人格与人性者,始为一最可宝贵之我。我虽可一不可再,而实时时能复活,故我虽是一人格,而实已类似于神格。故中国人常以“神圣”并称。中国人常鼓励人做圣人,正如西方人教人信仰上帝,此是双方的人生观与宗教信仰之相异处。
 

在中国古代格言,又有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之说。不朽即如西方宗教中所谓永生与所谓复活。然立功有际遇,立言有条件,只有立德,不为际遇条件之所限。因此中国人最看重“立德”。运水搬柴,似乎人人尽能之。既无功可建,亦无言可立。然在运水搬柴的事上亦见德。我若在治国平天下的位分上,一心一意治国平天下,此是大德。我若在运水搬柴的的位分上,一心一意运水搬柴,水也运了,柴也搬了。心广体胖,仰不愧俯不怍,职也尽了,心也安了,此也是一种德。纵是小德,当知大德敦化,小德川流。骥称其德,不称其力。以治国平天下与运水搬柴相较,大小之分,分在位上,分在力上,不分在德上。“位”与“力”人人所异,“德”人人可同。不必舜与周公始得称纯孝,十室之邑,三家村里,同样可以有孝子,即同样可以有大舜与周公。地位不同,力量不同,德性则一。中国的圣人,着重在“德性”上,不着重在地位力量上。伊尹、伯夷、柳下惠,皆似孔子之德,亦皆得称为圣,但境遇不同,地位不同,力量亦不同。孔子尤杰出于三人,故孔子特称为“大圣”。运水搬柴满街熙熙攘攘者,在德性上都可勉强自企于圣人之列,只是境遇地位力量有差,但其亦得同成为一我,亦可无愧所生,其他正可略而不论了。
 

上述的这种圣人之德性,说到尽头,还是在人人德性之“大同”处,而始完成其为圣人之德性。我之所以为我,不在必使我做成一科学家,做成一电影明星。因此等等,未必人人尽能做。我之做成一我,当使我做成一圣人,一“圣我”。此乃尽人能之。故亦惟此始为人生一大理想,惟此始为人生一大目标。
 

我们又当知,做圣人,不害其同时做科学家或电影明星,乃至街头一运水搬柴人。但做一科学家,或电影明星,乃至在街头运水搬柴者,却未必即是一圣人。因此,此种所谓我,如我是科学家或电影明星等,仍不得谓是理想我之终极境界与最高标格之所在。理想我之终极境界与最高标格,必归属于圣人这一类型。何以故?因惟圣人为尽人所能做。颜渊曰:“彼亦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我何畏彼哉。”
 

圣人之伟大,正伟大在其和别人差不多。因此人亦必做成一圣人,乃始可说一句“我亦人也”。乃始可说在人中完成了一我。这一悬义将会随着人类文化之演进而日见其真确与普遍。
 


 

以上所说如何完成一我,系在德性的完成上、品格的完成上说。若从事业与行为的完成上说,则又另成一说法。

我必在人之中成一我,我若离了人,便不再见有我。舜与周公之最高德性之完成在其孝。舜与周公之最高品格成为一孝子。但若没有父母,即不见子的身份,更何从有孝的德性之表现,与孝的品格之完成呢?

当知父子相处,若我是子,则我之所欲完成者,正欲完成我为子之孝,而并不能决定要完成父子慈。父之慈,其事在父,不在子。若为子者,一心要父之慈;为父者,一心要子之孝,如是则父子成立,因对立而相争,而不和。试问父子不和,哪里再会有孝慈?而且子只求父慈,那子便不是一孝子。父只求子孝,那父便不是一慈父。若人人尽要求对方,此只是人生一痛苦。

我为子,我便不问父之慈否,先尽了我之孝。我为父,便不问子之孝否,先尽了我之慈。照常理论,尽其在我是一件省力事,可能事。求其在人,是一件吃力事,未必可能事。人为何不用心在自己身上,做省力的可能事来求完成我。而偏要用心在他人身上,做吃力的不可能事来先求完成了他呢?

人心要求总是相类似。岂有为父者不希望子之孝,为子者不希望父之慈。但这些要求早隔膜了一层。专向膜外去求,求不得,退一步便只有防制。从防制产生了法律。法律好像在人四周围筑了一道防御线。但若反身,各向自己身边求,子能孝,为父者决不会反对。父能慈,为子者决不会反对。而子孝可以诱导父之慈;父慈可以诱导子之孝。先“尽其在我”,那便不是法而是“礼”。礼不在防御人,而在“诱导”人。中国圣人则只求做一个四面八方和我有关系的人所希望于我的,而又是我所确然能做的那样一个人。如是则先不需防制别人,而完成了一我。

防制人,不一定能完成我。完成了我,却不必再要去防制人。因此中国圣人常主“循礼”不恃法。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是中国观念教人完成为我的大教训。

总合上述两说,在我的事业与行为上,来完成我的德性与品格,这就成为中国人之所谓礼。亦即是中国人之所谓仁。“仁”与“礼”相一,这便是中国观念里所欲完成我之内外两方面。
 

本文摘自:《人生十论》 作者: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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