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德华·伯内特·泰勒，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古典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谁要了解人类如何达到现在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就应当先明确知道：人们是不久前才到达地球的外来者呢，还是地球上的固有居民？他们是一出现就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并具有现成的生活形式呢，还是在许多世纪的长时期中，才逐渐形成这些种族及其生活形式？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对人类各个不同的种族，他们的语言、文明和最为古老的文化遗留作一番大略的认识，并且看一看用这种方法所能得到的那些有利于说明人类自古就生存在地球上的证据。有了这些认识同时也有助于以后各章对人及其生活方式进行较全面的分析。
我们先从人类的不同种族说起，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站在利物浦或伦敦的某个码头上观察一群群各种不同种族的人们，跟我们的种族差别最大的，是大家所熟悉的非洲黑种人的形象：他们的皮肤是如此棕黑，俗称他们为黑人；他们的头发是如此漆黑又天然鬈曲，我们称之为浓密鬈发。但是，这些并没有完全说明他们跟我们不同的特征。白人用黑颜料把自己的脸涂黑，把自己的头发髦曲起来，也可以使自己具有黑人的外貌。而实际上，这种伪装假扮是极不高明的，因为黑人的面部特征跟我们完全不同：我们都十分熟悉他们那扁平的鼻子，宽阔的鼻孔，厚而凸起的嘴唇，而当观察他们的侧睑的时候，就会看到十分突出的下颚。卖带檐帽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黑人的头颅要比通常为英国人准备的带檐帽的椭圆狭窄一些。即使是在黑暗之中，根据接触皮肤所得到的特别光滑的感觉，尤其是根据那种一下子就能闻到的、跟别人全不相同的特种气味，就能够把黑人跟白人区别开来。在同一码头上，在东方轮船的乘务员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些明显的别的类型的人。南印度土著部族的人氏不像肤色较淡的上等印度人那样，而具有棕黑色的皮肤，黑色的、像丝一般的波状头发，面部有宽阔的鼻子、大下巴和肥厚的嘴唇。中国人的形象是大家所熟悉的，观察者根据他们较欧洲人短小的身材，根据他们的黄肤色和平直的黑发，就可以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他们的面貌的特点，可以从他们国家的瓷器和屏风的图像上细致地看出来；在这些器物图像上，可以看到鼻孔略略上翘的鼻子、突出的颧骨、眼角向上的眼睛。我们把手指按在我们自己两眼的外侧角上，向上抬起两个眼角，就能模仿这种眼睛。把诸如此类种族的人跟我们国家的人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人在体形和面貌上的特征是极为不同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白人——好像我们已经商定这样来称呼自己—一至少也有两种不同的种族类型。当乘坐一艘从哥本哈根开出的商船时，我们会发现船员大部分是由浅色皮肤、金发、碧眼的人组成；这和停舶在我们船旁的热那亚船只形成鲜明的对照，那艘船上的水手几乎全是黝黑的脸色、明亮的黑眼睛和黑头发。这两种种族类型正确表明为金发白人（fair——whites）和黑发白人（dark-whites）。
种族的划分到最近一个时期才借助科学的方法有了改进。由于种族的划分跟关于本国人和外地人、侵略者和被征服者、自由人和奴隶等政治问题都有联系，它从一开始起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种族的特征从来就成为人们热心观察的对象。在美利坚合众国南方的一些州，直到消灭奴隶制度以前，黑人出身的种种特征仍要十分精确地登记下来。不仅精确地将混血种分类为黑白人混血儿，再混血儿，多混血儿，而且即使混血已经十分微弱，除了人所常有的脸孔肤色略黑一点以外，一般的眼力再也看不出什么，但作为一个可疑的陌生人敢于坐到公共餐桌旁的时候，人们就要强迫他伸出手来，并根据指甲根的黑色认出他祖源于非洲的标记。
既然大量的种族差别如此明显，就可能期望古代的题铭和绘画也能提供某种关于有史时代最初的人类种族概念。埃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料。在埃及，我们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献，四千多年前埃及人的绘画，画中的埃及人有跟现代人同样的特征。在第六王朝时代，在大约公元前三千年，著名法老的题铭提到了纳西（Nahsi）或黑人，他们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起，在埃及军队中服役并接受训练。在第十二王朝时代，在克奴赫特普（Knumhetp）的墓壁上描绘了阿木人（Amu）的行列。根据他们的特征可以得出结论：他们跟叙利亚人（Syrians）和希伯来人属于同一种族。在第十八王朝，在法老墓的壁画中，很好地保留了用彩色描绘的由埃及人划分的四大种族形象。首先是棕红色的埃及人；其次是巴勒斯坦（Palestine）居民，他们侧脸如鹰，肤色黝黑；然后是扁鼻厚唇的非洲黑人；最后是白皮肤的利比亚人（Libyans）。由此可见，当时人类由于肤色和特征不同，已经分成十分显著的种族。古代的这种类型划分清楚到这种地步，以致现在还仍然能够识别出来。古代遗迹上的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在今天还能找到完全相像者。埃及尽管遭受过无数次外国侵略，大量农村居民仍然保留了十分纯洁的血统，所以从他们中间能毫不困难地挑出与法老王时代完全相像的人。只要用旧文献的古体风格描绘一下他们的肖像：在转为侧睑和侧身姿态时眼睛直瞧着观众，那么，那样的一些埃及人立刻就会浮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在旧时即抓以色列人（Israelite）作奴隶的时期就照这种方式来描绘自己。同样，古代埃及人的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或希伯来人俘虏的画像，同样显示着那些以色列型的最为鲜明的特征，而这种特征，现时在欧洲任何城市中都可以见到。简言之，古代文献、地理和历史的材料都证明，伟大的人类人种的划分并非始于近时，而是早在史前就确定了。很明显，如果将通过种族通婚（intermarriage）而形成的混合种族除外，从那时起种族的变化是很微弱的。
由此可见，应当把有史时代仅仅看作是人在地球上生活的最新时期。在它的后面还有前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完成了人类种族形成的主要历程和它们在全世界的传布。虽然没有任何确定这一时期久长的标准，但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作为一个极长的时期。如果看一看用各种颜色标明每一地区居住的种族的民族学地图，那我们就会一目了然，世界居民的种族并非是偶然配置的，这里是白种，那里是棕种，在它们之间或是黑种。与此相反，在广大地区种族的整个传布，像是人在那里生活成长，就成了那里的一种特殊的种族类型，显然，这是或多或少跟居住地区的气候有关的。十分明显，大量的黑种人，属于近赤道的非洲和东方列岛；黄种人，属于中亚和南亚；白种人，属于气候温和的亚洲和欧洲。依据地图甚至可以推测出某些地方是某地区最初的中心，各种族在这些中心区形成以后，逐步从这里开始广泛深入地向外传布。当然，如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黑种人、蒙古种人、白种人以及其他种族若是各自分离的，每一种族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地区中单独产生的话，那么，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人就可以把地球住满，因为各种族只需从各自的诞生地向外传布就够了。但是，以研究动物的类别和品种为职分的现代动物学家们，是这一问题的最好评判人。他们依据两个主要原因，反对这种人类多元起源论。第一是因为，所有的人类部族，从最黑的到最白的，其躯体构造和智力机能具有如此普遍的相同点，这种相同点或许只有用起源于同一的、时间不论有多么遥远的共同祖先来解释才最完满、最合理。第二是因为所有人类种族，不管其形态和肤色如何，都能够通婚并形成各种混血种，如新大陆上由于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进行通婚而产生的千百万黑白种混血儿以及西班牙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而这正好为所有人类种族指明有个共同的祖先。因此，我们可以用人类种族统一论来作为最符合日常经验和科学研究的理论。但是，迄今为止，对于解决下列问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手段是极不完善的。那问题是，现在的黑人、鞑靼人（Tatars）和澳大利亚人的种族祖先，在还未分成独立分支时，这些人类祖先的体形和智力的特征究竟是怎样的。同样，我们暂时也还不清楚，是在什么原因的影响下，这些分支或种族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头颅型式，形成了不同的皮肤和头发的颜色。现在，我也还没有弄清楚，各种族先祖的特征有多少是由他们的后裔继承了，并由同一种族各成员之间的联系而巩固了下来；或者，荏弱、愚钝的部族为了基地和生存在斗争中逐渐消亡，强悍、勇敢、有才能的部族得以生存下来。从优胜者传下来的民族，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多少祖先的印记；或者，全是迁徙来的部族，由于气候、食物和习惯的改变，在人体上发生了多少变化，因为人类住遍全球是和适应不同地方生活的新种族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在人类种族变化过程中，不管有哪些明显的和较不明显的原因在起作用，不能设想，这样的一些差别，例如英国人和黄金海岸黑人之间的那些差别，是由某些微末的种的变化来决定的。与此相反，这些差别在动物学上具有如此之大的重要性，以致人们拿它跟自然科学者用来确定品种归属的动物之间的差别相比拟，例如圆前额的棕色熊和白毛、长扁头的两极熊之间的差别。因此，假如我们设想的非洲人、澳大利亚人、蒙古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先祖确有个统一的整体的种族时代，那么，种族同一起源的理论理应得以成立，这一设想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和经历这种变化的漫长时间，它远比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事情的变化的时间更长。按照我们的假设，我们站在码头上，如果以这种观点去观察黑种人、棕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去研究他们，就会在他们中间看到遥远的过去，因为每一个中国人或黑人，在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古代人类的生动表记。
现在再走得远些。是什么能告诉我们人在地球上生存之远古时代呢，是人的语言吗？原来在世上彼此不同的语言有近千种。但是，一眼就能发现，它们完全不是单独产生的。有一些语言在语法和词汇方面显示出十分接近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说明这些语言都起源于同一种原始语。这些语言就称作为一个语族，可以把最著名的语族之一作为语言形成方式的例证。在古时，拉丁语（我们是在广义地使用这个词）是罗马和其他意大利地区的语言，然而随着罗马帝国领域的扩张，它也就传到广远地方，取代了各地方原来的语言。在到处都发生某种变化的情况下，拉丁语使为罗曼语族开了端。众所周知，这个语族包括有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在分别经历数个世纪之后，这些语言已经彼此不同到哪种程度，可以用下列事实来判断：迪耶普（Dieppe）来的水手说的话，在马拉加（Malaga）就不能听懂意思；而通晓法语的却不能读但丁。但罗曼语保留的共同起源于罗马的痕迹达到如此程度，可以拿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的每个句子，把它们的每一个词都追溯出相近的古典拉丁语的词；具有一般特点的拉丁语，可以视为这些语言的最初形式。在这里，我们引几句众所周知的谚语来作例子，但要预先告诉读者，为了比较的方便，完全没有使语言结构具有精确的语法形式。意大利语E meglio un uovo oggi che una gallina domani．est melius unum hodie quid una gallina de mane．意为：今日之蛋，胜似明日之鸡。Chi va piano va sano， chi va sano va lontano．qui vadit planum sanum， qui vadit sanum vaditlongum．意为：走得缓，就走得安全；走得安全，就走得远。西班牙语Quien canta sus males espanta．quet cantat suos malos expav（ere）．意为：歌唱可以驱走苦难。Por la calle de despues se va a la casa de nunca. per illam callem de de-expost sc vadit ad illam casam de nunquam．意为：顺着大街“快”奔回家，“永远”不能到达。法语Un tiens vaut mieux que deux tu l'auras．unum tene valet melius quod duos tu illum habere——habes．意为：“自己拿”一个，比“人家给”两个好。Parler de la corde dans la maison d' un pendu．parabola de illam chordam de——intus illammansionem de unum pond（o）．意为：（任何时候也不应）在吊死人的家里说起绳子。
从上面所引句子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实际上是拉丁语的改造；它们的单词从母语而来又随着漫长的时间一代代地发生变化。即使在假定拉丁语失传的情况下，语言学家仍然能够通过对一系列罗曼语的比较，得出某一时期曾存在过这种由它产生出许多语言的母语，——当然，这样所复原的拉丁语，只能提供一点有限的关于词汇和关于语法上的单词变化的概念。借助这种论断，已经失传的母语，可以根据派生语之间的相似点重新复原。这类方法也可以顺利应用到别的欧洲语言上。我们设想，仔细听一群荷兰海员的谈话。他们的话起先听起来可能不大明白，但过一些时候，敏感的耳朵就会听出一些很熟悉的（对英国人来说）词的声音，连成整个句子或许就像下面这样：“Kom hier！Ga aan boord！Is de maan op? Hoe Is het weder？Niet goed．Het Is een hevige storm， enbetter koud nu．”这些词由于跟我们英文书写不同，掩盖着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但在发音方面，这些句子跟相应的英语句子是极为接近的，例如，“Come here！ Go on board！the moon up？How is the weather？ Not good． It's a heavy storm， andbitter cold now．”（意为：请到这儿来！到船上来！月亮升起来了吗？天气怎么样？不好。有狂风暴雨，现在冷得厉害。）
很明显，假如不是起源于同一母语，任何两种语言也不可能如此近似。这种论断实际上跟各民族本身起源的论断极为相似。正如我们说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彼此有如此相近的气质，必定是来自同一个种族；我们也可以这样断言，他们的语言彼此如此相似，必定是起源于同一种语言。因此可以说，荷兰语和英语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弗赖斯兰（Friesland）语原来跟它们也是这样亲近的。由此可得出结论，在某个时期曾有过某种母语（或是一种方言），它或称为原始的低荷兰语（Low-Dutch）或低地德语（Low-German），虽则这种语言实际上并未发现，因为它没有传到能笔录而且能用这种方法保留下来的时候。
不难了解，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属某一语族的各种语言各自走上单独的道路，借助对整个句子的比较来查明它们的族系关系，变得越来越有可能。如果两种语言不仅在词汇中显示出各单词之间相对应，而且在实际言语中，这些单词的组合也借助相似的语法形式，那么，语言学家起先还不得不把结论基于不够完善的相似性上，而现在能说明结论的材料就越来越充分了。因此，将印度婆罗门的古代语言——梵语跟希腊语和拉丁语加以比较时就会发现，梵语的动词“表现给”这个概念，通过重复和附加人称冠词应用，就变成dadami，类似希腊文的didomi ，梵文由同一个同根产生的未来式的形动词dasyamanas，跟希腊文dosomenos相符，同时梵文datar也符合希腊文doter——给予者。正是这样，拉丁文vox， vocis， vocern， voces， vocum，vocibus跟梵文vak， vacas， vacam， vacas， vacam， vaggbhyas相符。在某些独立语言之间，一下子就能找到如此多的类似现象，而这种类似现象又是在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之间发现的，这除了认为它们全都来自某一种古代母语，后来只是各朝不同方向发展而偏离了母语以外，找不到任何别的解释。这种方法证明，不只上面提到的三种语言由于同一起源彼此是亲近的，而且对于亚洲和欧洲的某些古代语和新语来说，对于印度类型语言来说，对于波斯语、古希腊语或希腊语、意大利语或拉丁语，对于俄语所从属的斯拉夫语，对于英语为其支系的条顿语，对于威尔士语（Welsh）所从属的凯尔特语等来说，这种方法也能证明这一点。上述这些语种全是一个原始共同语的后裔，这种原始共同语现时在理论上称之为雅利安语，虽然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借助于对其后裔的比较而推测确定的。我们能够在现今谈论古代，是因为雅利安语中的某些语言以极古的形式传到了现在。印度和波斯的经典保留了梵语和任德（Zend）语。语言学家看来，这两种语言在结构上表明它们的起源，较之最早的希腊和拉丁的题铭和属于大流士（Darius）时代的岩壁上的古波斯楔形题铭更为古老。但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最古雅利安语各支，彼此就已十分不同，发现它们的共同起源本身，是现代语言学最伟大的、经过很大困难才获得的功绩。那些能够说明威尔士语跟希腊语和日耳曼语有亲族关系的微弱的相似点，向我们提供了某个十分遥远的时代的信息，那时所有这三种语言分别从远在有史时期之前已不存在的最初的雅利安语开始发展起来。
在世界历史中，古民族语言中还有一组伟大语言占有崇高地位。这就是包括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在内的闪米特语族，其中还有按照尼尼微（Nineveh）的楔形文字阅读的亚述语。《可兰经》的阿拉伯语是这一语族的伟大的现代代表，从一些众所周知的句子的比较中可能看出它跟希伯来语的密切关系。阿拉伯人（Arabs ）到现在为止还用salam alaikum（［将赐予」你和平）这两个词来欢迎外国人，这跟古代希伯来人（Hebrews）的下列说法相近似：Shalom lachem，亦即“和平幸福属于您”；还有常常听到的阿拉伯人的感叹语：bismillah，可能是希伯来语 be——shemha——Elohim（以上帝的名义）的转述。正是《圣经》中所提到的希伯来的名字，为阿拉伯许多私人名字提供了解释，例如，Ebedmelech，从牢狱中解救出杰里迈亚（Jeremiah）“国王之仆”，跟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哈里发的名字Abdel-Melik 有极为近似之处。但是，这些闪米特族语言中没有一种是对整个语族具有母语意义的，就像拉丁语对于意大利语和法语那样。所有这些语言——亚述语，腓尼基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仅仅是互相亲近的分支，这些分支指出，曾存在过某种早已消失的母语。象形文字的古代埃及语言，不可能是闪米特语族的一员，虽然它也表现出跟它们有某些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仅能指出它们有某种非常遥远的亲近关系。同样清楚，在公元前两千年还存在过两种语言，它们既不属于雅利安语，也不属于闪米特语，这就是古代巴比伦语和古代汉语。至于世界较远地方的语言，例如美洲的语言，对它们的认识也证明，它们同样是由无数单独的语系或语族组成的。
这个在世界上最早的、为我们所熟知的语言状态的粗略轮廓，对于做出下列这个重要结论来说是足够的。那个结论是，创立语言的主要过程是在前历史时期完成的。在语言学能够帮助我们的程度上深入研究古代，我们所遇到的已经是彼此在单词和结构方面不同的若干语系，即使这些语言之间曾在某个时候有过某种密切关系，我们也不能找到亲密关系的鲜明标志了。最有耐性的研究也没有发现人类原始母语的痕迹。通过对现存语言的研究而构建的最古的语言类型，都没有显示出任何标志，使我们有权得出它们曾是人类原始语言的结论。甚至可以肯定地断言，它们最早并不是这样的，但是长期的发展和衰落，极大地消磨了可以使每一种特别的声音表现其特殊意义的那种过程的形迹。从临近有史时期的时候起，人在语言的新的创造方面做得极少，原因很简单，因为从自己父辈那里学来的那些词汇，就已经足够满足他的需要了，而当出现某种新概念时，他就把旧词改造为某种新形式。因此，对语言的研究同对种族的研究一样，使我们获得了同样的关于人的古代的结论。当问到人类已经存在多久时，语言学家回答，就人类语言从最早的萌芽发展到能够构造复杂的语言来说，就构造复杂的语言又发展为在地球上传播的语族来说，它的存在应当是十分久远的。这一巨大的工作在发展到出现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波斯、希腊最早的题铭时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些题铭证明，人类的一些伟大的语族，到此时已经是各方面完备地存在了。
现在，我们把目光停留在文化或文明上，看一看它是否显示出早在某些历史证据所说明的最早时期之前，人就已经生存并劳作的形迹。为此还必须了解，技术、知识和制度的一般发展进程是怎样的。按照宝贵的旧规，永远应当从已知推向未知。而一切并不愚笨的人，都会给我们讲述许多他们亲历的有关文明如何发展的生活经验。有个老人对英国的回答，就是根据他的回忆，叙述他儿童时代英国是怎么样的。对那些发明和改良何时起在他眼前完成的回答，这本身就已经是珍贵的一课。例如，他从伦敦乘早晨特别快车出发，当天中午前便可到达爱丁堡（Edinburgh），这时他回忆起过去的时代，说当时这样的旅行通常是乘公共马车大约需要两昼夜时间，那还是快的。看到路盘旁边的信号标后，他回忆说，从前，这些扬旗（也就是信号器）是最好的电讯手段，它们矗立在伦敦和普利茅斯（Plymouth）之间的小丘上，挥动臂膊，传送海军部的急讯。想到代替它们的电报，又使他回忆起，他年轻时代这一发明始于电和磁力之间的联系的发现。这又使他联想到另外一些揭破自然奥秘的现代科学发现，例如光谱分析，它在现时以极大的精确性确定了遥远星体的物质成分，虽然我们的父辈曾经坚信，在世界上这是任何时候任何人所不可能知道的。我们的这位交谈者还会告诉我们，人类的知识不只扩大了，而且远为广泛地普及了。和从前相比，过去富裕的农场主的儿子，实际上还不能像现在普通工人的儿子那样，有权受到如此之好的教育。他能进一步向自己的听众阐明，在他生活的过程中，国家的法律已经如此地得到改善并已被认真执行，现在再也不会因盗窃而把人绞死；现在已比较注重罪犯的感化，并以此来代替从前对他们的简单惩罚；生命和私有财产现在较之旧时代已经更有保障了。最后（这是很重要的）他能根据自己的回忆证明，现在人们在道德方面比他们过去也好了些；现在社会舆论还确立了一些比前几代更高的行为准则，——这一点可以从现在对骗子和酗酒者的严厉谴责中看出来。从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的生活流程中所完成的文明过程的类似事例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世界不是停止不前的，而新技术、新思想、新制度、新生活准则总是不断从旧的事物状态中发生或发展着。
但是，文明在现代得以如此迅速成长或发展，显然是它从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最早时期起，就在或多或少地积极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历史，它是如此之深地源于古代，它证明，技术、科学和政治制度起初是在很简陋的状态下发展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为完成它的使命，它变得更为合理，更为系统，安排或组织也更为完善了。不需引用许多这种众所周知的例子，我们只要提一下，代议制或议会制的历史是从古代的领袖会议或乱哄哄的全民大会开始的。医学的历史可溯源到那样的时代，当时“冷热病”（希腊文 epilensis ）实际上被认作是恶魔作祟，使人患病并使他痛苦。但是，我们在这里打算比历史教科书中的这类普通知识走得远一些，讨论一下文明在更为遥远的时代经过了哪些阶段。在这方面，宝贵的辅助手段之一是考古学，例如，它会告诉我们早期人类部族所使用的石斧或其他简陋的工具，并由此证明，这些部族的技术状态是多么低下；下面我们将较详细地介绍这一点。旧的文化遗留物是我们另一个有益的指导者。当深入观察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技术和习俗的时候，研究者总会发现产生新体制的事物之较旧状态的遗留。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自问：为什么现在穿着这种剪裁得很奇怪的燕尾服呢？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解释：齐腰的部位把前襟剪去，是因为古时骑马时可以不受大礼服前襟的妨碍；同时，腰后那两个无用的钮扣，也是那些时代的遗留，当时实际上是用它们在后面束紧前襟的；在剪裁得很奇怪的领子上开沟，这在现在也是完全不恰当而多余的，而当时这是为了能视需要将领子时而竖起，时而翻开；精致的袖头则是模仿从前普通的衬里；假的翻袖口，现在用袖口上一道简单的缝来标志，这是真正的翻袖口的遗留，当时有卷袖头的习惯。可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典礼上穿的燕尾服，其式样特点实来源于古代流行的一般外衣，人穿着它骑马和工作。同时，如果谁想在现代英国人生活中探求诺尔曼人曾在八世纪前征服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之一可以在城市公告员的“oh yes! oh yes!”中找到。他自己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却继续保持古代法兰西的宣告形式：“oyez! oyez! ”即“请听着！请听着！”类似的遗留可能来自更遥远的文明时期，这可以用印度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加以证明。在那里，有个民族虽然几世纪以来都已借助石头和钢铁取火以供实际应用，但是，婆罗门教徒为了每天的祭扫而需要取火时，他们仍然继续采用原始方法，以削尖的木棒用力去钻另一块木头，直到出现火星为止。若问他们既然已知道好得多的方法，又为什么还如此地浪费劳力呢？他们会回答，这样做是为了获得纯洁而神圣的火。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实际上，这是他们通过没有改变的习惯保存着昔日他们远祖较原始的生活的遗留。所有这些技术和科学的种种研究方法普遍地证明，科学和技术任何时候也没有终极的和完善的形式，不能像从宙斯（Zeus）的头上生出雅典娜那样。它们循序渐进地发展着，而在缺乏任何实际资料的地方，研究者常常能够根据它的一种形式，推测出现有发明的起源的可能途径。例如，看了弩和普通的弓，不能不获得这样的信念，弓发明较早，而弩是后来把普通的弓附着在托上，并安装了一个能瞄准后放弓弦的特殊引发机而制作成的。虽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它是何人和何时制造出来的，但我们几乎同样相信我们的推测，就像相信那些历史上的著名事实一样：弩导致带引火线的老式火枪的发明，而这种发明又导致火绳枪的发明，它又过渡到雷管枪，然后又过渡到带有后枪膛的装弹火枪。
综合所有这些研究手段，我们常常可以勾勒出大家都知道的技术或制度的全部发展进程，从它在文明世界的高级状态，按相反的顺序回溯到它在最原始的人类部族生活中的萌芽。例如，我们来观察一下考取大学学位所采用的教科书里所阐明的当代数学的发展进程。生活在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王时代的学生，既没有机会学微积分学，甚至或许也没有机会学解析几何学，因为现在称为高等数学的这种学科，是后来才发明的。进一步追溯到中世纪，我们就来到只采用代数的时代。当时代数是一种新事物，这应当归功于印度的数学家及其学生——阿拉伯人；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记数符号0、1、2、3等等作为对旧的计算盘（算盘）和罗马数字Ⅰ、Ⅱ、Ⅲ的改善而开始使用。再进一步深入到古典时代，我们就来到欧基里德和其他希腊几何学家的方法最初出现的时代。于是最终我们到达大家所知道的巴比伦和埃及最早历史时期的数学时代，即要完成现代孩子们在初级学校里能轻易完成的课题也较困难的算术时代，和由某些实际测量规则组成的简陋的几何学时代。这就是由数学发端史所提供的材料，此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些能揭示这种科学经历哪些低级阶段的材料。至今还用来标志不同长度的名称如一肘、一掌、一脚、一拃、一指等等，说明在精确度量单位还未发明时，测量术是如何产生的，人们为确定某物的长度，在它的上面放上自己的手掌或脚。同样有大量的材料证明，算术是从手指和脚趾的计算中产生的，就像至今还能在蒙昧人中间看到的那样。在多种语言中一些标志数字的词，显然是在用手指计算日常事情的时期中形成的，并且从那时起就保留在语言中、例如，马来人（Malass）用“里码”来表示五，这个词（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从前表示“手”；显然，这个词就是古老时代的遗留，他们的祖先当时需要有个词来表示五，于是就举起一只手来，并且说：“手”。我们采用十进法的原因（即用十进位代替较方便的十二进位），显然在于我们的祖先养成了按手指数十的习惯；从那时起，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这代表了原始人旧习的遗留。下面几章将提到技术起源最初萌芽的无数例子。例如，在研究工具的时候，我们看到，自紧握在手中的弄得粗糙的石头，发展成安在木柄上的较为细致的、类似斧头的石刀，到采用金属以后，石刀又被青铜的或铁的刃具代替，到最后变成最完善的现代那种带钢刃、安在结实柄把上的林业斧为止。第八章中所引的各种型式，就表现了斧头在发展中的巨大步伐。斧头早在纪年之前和有史之前就出现了，并很快成为人们在其自力发展中最重要的辅助工具之一。
以上所述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明永远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或者它的变化永远是前进的。相反，历史告诉我们文明有时会长期停滞不前，有时还会稍有后退。为了理解这种文化衰落现象，就必须明白，高级的技术和最为健全的社会结构并不总是占有优势；实际上，它们可能太过于完善了，因为人们只需要适应他们发展条件的东西。这可以从一位英国人在新加坡所做的研究中得出极为有益的教训。他惊异地发现，在那里，有两种奇怪的手工业十分繁荣。一种是购买英国造的旧海船，将它们拆毁以后，再装备成中国帆船式样。另一种是购买英国的击发枪，把它们变成带燧石枪闩的老式武器。乍一看这可能是极端愚蠢的行为，但若仔细观察，事情原来很有道理。对于东方海员来说，驾驶欧洲装备的船只是如此困难，因而把它们装备成他们已经习惯了的较笨重的船只，是更适合他们使用的；至于枪支，对生活在炎热又潮湿的森林中的猎人来说，使用自己的枪上的火石，比携带和保存易受潮的弹药要方便些。在上述情况下，人们所需要的不是高级的文明产品，而是某种适宜于他们情况的和最易找到的东西。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接受新的文明和保持旧的文明。当某个民族由于迁入一个新地方，生活发生变化的时候，或者由于战争和家庭的灾难，或者由于跟某一低级种族混合，祖先传下的文化就有可能成为不很需要或不能容许，因此就会开始消亡。类似的退化现象，在东印度，在葡萄牙人的后裔中可以看到，葡萄牙人由于和土著人通婚而发生变化，处于文明进程之外，以致现在新近到达的欧洲人专门来看这些在自己那丰裕的热带花果中间、在茅屋周围徘徊的人们，好像这些人是特意移居到那里，用自己作例子以教育人们：在没有努力必要的情况下，人的文化是可能衰落的。文明丧失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从前较为兴盛的民族的毁灭和被赶出家园，就像勺勺尼（Shoshonee）族的印第安人的遭遇那样，他们自己找到了躲避其敌人——黑足人的隐蔽所。在落基山脉的蒙昧地区，黑足人现在被称为印第安人掘食者，他们四处流浪，获得这个名称是由于靠挖掘野生植物的根来维持他们可怜的生存。这类被遗弃者的卑贱的地位，某些民族中一些技术的丧失，常常可用不顺境遇中文化的退化来解释。例如，南太平洋岛上的居民，虽然库克（Cook）船长探访时他们并不是极粗野的民族，可是他们只会使用石斧和石刀，他们没有关于金属的任何概念，他们把从英国海员那里获得的铁钉栽在地里，希望出现新收获的幼苗。或许他们的祖先从来没有使用过金属，然而也完全有可能，他们的祖先是早已知道金属的亚洲民族，只因为移居到太平洋上的岛屿，远离了自己同种族的人，于是丧失了使用金属的能力，又重新回到了石器世纪。研究者必须认识文明中退化现象的重要性，仅是，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一事实，主要目的是指出，它无论如何与文明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那种发展论不相矛盾。起先不掌握什么，也就不可能失掉什么；因而假如我们在什么地方遇到已丧失祖先的高级文明的部族，那就更应当去阐明，这种高级文化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一般的是，无论在那里发现制造出来的技术设备、抽象的知识、复杂的制度，它们都是从较早的、较简单的和较粗野的存在状态中逐渐发展的结果。没有一种文明阶段不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的，但是又总是从前一阶段中成长或发展起来的。这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应当很好掌握的重要原则，假如他既想了解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又希望了解过去的历史的话。让我们来看看这对于古代和人类早期阶段具有怎样的意义吧。埃及和巴比伦的文献证明，在距我们六千年前，某些民族就已经进入了高度的文化状态。毫无疑问，当时及以后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居住着野蛮人和蒙昧人。但是，在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当时文明已经存在了。古埃及人掌握了文字艺术，这是文明民族的最重大的标志；事实上，他们碑铭上的象形符号，就是我们的字母的基础。这是一个精于耕种和从田地上去得到收获的民族。他们的田地由于每年的洪水施肥，收获丰富，能够维持稠密居民的生存。古埃及人在建筑业上人数众多而且技术精巧，每一个有机会看到使这个民族在整个历史中都赫赫有名的金字塔的旅行者，能够很容易作出这种判断。宏伟的Giseh金字塔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上奇迹之一：这是一座由凿成方形的石灰石和黑花岗石建成的山，正如伦敦的居民们对它的体积所评价的，它建基在一个堪与林肯因河广场（Lincoln's-Inn Fields）相媲美的广场上，比圣保罗大教堂还要高。它那巨大石块的完美性和内部大庭及走廊的精巧，证明着这不单是石匠的技术，而且也是实用几何学家的技术。金字塔诸面底座的基本方位，其精确性证明古埃及人是天文学现象的杰出观察者。昼夜平分的日子（春分、秋分）可以通过金字塔一个面所看到的日落情况来确定。周围的阿拉伯人至今还在根据它的阴影来检验他们的天文学知识。关于埃及人的消息溯源于古代，我们就可发现，他们当时已经会炼铸青铜和铁，金和银。因而，他们的技术和习惯，他们的雕刻和建筑业，他们的计算和测量，他们的职务体制及其管理者和司书。他们的宗教及其僧侣的等级和固定的仪式，所有这些显然都是随之不断发展的结果。或许，注意观察像不列颠博物馆中第四王朝时期法老陵墓那样一些早期文物，就能形成关于古代文化的最高概念。根据这座墓可以发现，在这个时期，埃及人的文化就已经开始固定化和传统化了。艺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当时人已经开始觉得，任何继续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祖先已经建立了十分完善的生活规则，对它们进行任何改造、变动都是犯罪行为。关于古代的巴比伦人或迦勒底人我们所知甚少，但是他们的文献和题铭证明了他们的文明是古老的和高度发展的。他们从楔形符号作文字；这些符号大概是他们的发明；而他们的继承者——亚述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些楔形符号。他们是伟大的城市建设者，刻有他们国王名字的砖是其宏伟庙堂的见证，例如建在城内供奉乌尔（Ur）神的庙堂，“圣经”的历史故事就称之为迦勒底人之乌尔。他们的法律条例保留了下来，这些法律是如此进步，甚至其中包括关于出嫁妇女的财产的规定，并宣布父亲或母亲抛弃儿子有罪要加以监禁，杀死自己的奴隶或一般残酷地对待奴隶的主人要缴纳罚金，一昼夜为半斗粮谷。那种使迦勒底人和巴比伦人从那时起就著称于世的占星术，用于对天体进行精确的观察，后来从这种天体观察中就产生了作为科学的天文学。这个在文明史册中以如此的黑体大字记下自己名字的民族，也跟埃及人一样，是属于同一个邃古时期的。那两个民族的文化比一切都早地已由它们过去伟大时代中产生的题铭所证实，因此可以更有把握地引用这些题铭，而其他民族只在较晚时代才提出一些书面文献，以证明其古老性。在研究古代文明的时候，它会使人觉得它是由跟我们具有极其相似的智力的人创造的。对于文明的创造事业来说，不需要任何超人的力量，而需要普通人的本性，这种本性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摸索前进，这种本性能获得伟大的成果，然而同时，这些成果获得之后，甚至连一半也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本性解决了文字艺术的伟大任务，但同时又不能看到，把笨拙的象形文字变成字母之后如何加以简化；这种本性认真地思索出了宗教的对象，但是却保持了对狗和猫的崇拜，这种崇拜即使是对古代世界来说，也是显得荒谬可笑的；这种本性创立了天文学，同时又在占星术的愚昧的迷途上徘徊。在他们的最令人注目的文明传播者的努力中，能够识别出在此之前曾居统治地位的那种野蛮状态的遗留；埃及的金字塔是坟墓的古碑，这种古碑跟英国史前的古碑相似，和后者的区别只是它的宏伟巨大利用凿方的石或砖来建筑；具有人、动物和各种物体的形象的埃及象形文字本身就述说着它的发生史，述说着它们是如何从过去用像在美洲粗野的狩猎部族中所见到的那些画图来表达思想的过程中产生的。由此看来，文明在它有史以来的最早时刻，就已经达到了那样高的水平，这只能用经历了漫长史前时期的发展来解释。这个结论跟我们在种族和语言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里并不想描绘人类刚在地球上出现时那种可能的生活图画。我们认为，在类似上述关于文明过程的证据许可的情况下，深入探索过去却是重要的。在判断人类从前怎样干活时，了解人类现在怎样生活同样能给予相当大的帮助。一般地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蒙昧期，野蛮期，文明期。它们能够用下列的方式来确定。低级的或蒙昧的状态是：在这种状态下，人靠植物和动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但不耕种土地、也不驯养动物以供食用。蒙昧人可能住在热带森林里，那里果实丰富，禽兽众多，因而不大的部族能够在一个地方生活，能够整年找到食物。但是，在出产较少、气候较冷的地方，他们为了寻找野生植物和动物，就不得不过游猎迁徙的生活。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很快地吃光所获的食物。为了准备自己的粗糙的用具，蒙昧人采用了那些他们手下很容易找到的物体，如木头、石头和骨头，他们还不会从矿石中熔析出金属，因此，他们属于石器时代。当人们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就可以认为他们升到下一个阶段，或称野蛮阶段了。为了保障食物的储存，使之保留到下一个收获期，于是就建立了固定的村庄和城市的生活，并在技术、知识、习惯和管理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果。游牧部族应该归属于野蛮状态，因为他们虽然从一个牧地转移到另一个牧地，并且可能妨害定居和农业，但他们的畜群却仍然经常地供给他们奶和肉。某些野蛮民族并没有比采用石器前进得更远些，但大部分民族已过渡到金属时代。最后，可以承认，文明阶段随着书写技术的出现而开始了。这种技术牢牢地记下了历史、法律、知识和宗教以利于将来的世纪，它把过去和未来结成为一条连续不断的智力和道德过程的锁链。把文化分为三个大阶段，这在实践方面是极为方便的，并且具有下列优点：它所说明的不是某些想象出来的人类社会状态，而是众所周知的、实际存在的人类社会状态。显然，现存的证据证明；世界的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是通过所有这三个阶段的，因为对巴西森林的蒙昧人、新西兰或达荷美的野蛮居民和欧洲的文明人的研究，能够成为理解文明过程的最好的研究参考；但是，必须同时记住，比较只能作为参考，而绝不能给予完全的说明。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基本的结论：即使是在文明的地区，从前也必定曾居住过蒙昧的和野蛮的部族。幸而这些粗野的古代人的生活画面，并非只是借助想象来再现，因为从博物馆那些能看到和摸到的东西中，能够找到可以凭信的遗留。我们应当着手研究古生物学和地质学能给我们提供的关于人类久远年代的证据；我们也应当着手解决下列问题：这些情况证明了什么？
当某一位博古学家在研究从某地挖掘出来的器物时，他通常能够确定，这地方的居民处在那种文明状态。例如，若发现了青铜或铁制的武器，精致的陶土器片，家畜骨骼，烧成炭的谷粒或织品片，这就是证据，它证明这里居住的人处在文明状态，或最低限度处在高度发展的野蛮状态。假如发现的只是石器和骨器，既没有看到金属，又没有看见陶土器，也没有看到那些能指明耕种田地或畜养牲畜的遗留物，这就证明这个发掘地所居住的是某种蒙昧部族。一个民族状态的主要问题之一，为是否采用金属制造工具和武器。假如它采用了，这就是说，处在金属时代。如果它既没有铜，也没有铁，人们只是用石头来制作斧头、刀子、矛尖和其他的切割和钻凿的工具，那就是说，他们还处在石器时代。无论在那里，只要发现了像我们开垦田野时偶尔见到的那样的石器，那么这就证明，在这个地方过去曾住过石器时代的人。在世界一切住人的土地上，都曾发现过这类石器，这一事实极为重要，它证明，各国居民从前在这方面都和现代的蒙昧人相似。而自久远年代起居民早已加工金属的那种地方，常常丧失关于这些石头器物的作用的回忆，在开荒或挖掘中发现它们后，人们于是讲述种种离奇古怪的传说。无论在英国，无论在其他国家，最受人喜爱的解释之一就是：石斧是随着闪电从天上掉下来的“雷箭”。人们想象，在东方，在最古老的文明地方，可能找到一些没有任何原始粗野状态痕迹的地区，因为在世界的这一部分，人能够一开始就出现在文明状态之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亚述（Assyria）、巴勒斯坦、埃及，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会发现磨尖了的石头，它证明伴着采用金属的高级文明进入这一地区之前，这里也曾居住过石器时代的部族。
能否把欧洲看作是地球上居住最早人类部族的一部分，还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它看作是这样的地方呢？至今已在欧洲发现的遗留物，是关于居民的古老性的最好证据。为了弄清这一点，应当指出，石器时代分为早期和晚期，任何一件好的石器收藏品，经研究都能够明显地辨认这一点。在最晚的石器时代，斧头通过砥石的研磨制做得又精细又尖利；锤子也是如此磨利矛和箭、刮具和劈下的石刀，要花费劳力，但是它们被制做得十分精巧。这些石器一般跟现在北美印第安人所用的非常相似。问题在于，制做这类石器的部落多少时间之前曾在欧洲居住过。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根据在丹麦发现的那里存在的事实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个地方的森林主要是山毛榉树组成的，但是在泥炭层里，埋有无数的槲木干，这就证明在较早时期，这里布满了槲树林；在再深一些的土层里，埋有松树干，这说明比槲树林再早一些，这里生长的是松树林。由此可见，这个地方有三个依次相继的森林期——山毛榉树期、槲树期和松树期，——同时，泥炭层达到三十英尺的深度，这说明松树期距我们已远至几千年。当一个森林由另一个代替时，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状况也有了改变。现代的樵夫用铁斧砍山毛榉树，但是在泥炭层的槲树干中间，曾经发现过青铜利器和部分青铜盾牌，这说明当时这里的居民处于青铜时代；最后，在更深层中发现了燧石斧，它埋在泥炭层下面的松树干中间，这说明，丹麦生活在松树期的是石器时代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不属于邃古时代。在英国，遗留下这类石器的部族，早于凯尔特族（Keltic race）入侵之前。我们称凯尔特族人为古代的不列颠人，他们无疑是带着金属武器来的。远古居民的石头斧刃和箭簇，散落在我国各地：在山丘上和溪谷里，在沼泽里和荒野里，在近地面或再深一些的地方，在泥炭田里和沉滓淤泥层里。这类沼泽或泥泞地形成于年代学家称之为远古的时期。但是，习惯于大的分期的地质学，却认为它们是最新的时期。这些地层属于最新的沉积层，也就是说，它们是在陆地与河流的分布状况和现在几乎相同的时期形成的。为了形成这种概念，只要站着从某一小丘的斜坡往下看广阔的溪谷就行了：可以注意一下那平滑的泥沙表层越过溪谷直达另一边，而这种表层想必是由泛滥的大水淤积成的；这水顺着主河床和小丘的两侧斜面流淌，和现在河流的方向极为相近。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生活在这一从历史学角度很古老而从地质学角度不算古老的时期，而他们的遗留物或许只能在当时的人或自然能够遗留下的地方发现。
但是，存在早期的石器时代，当时地球的这一部分上生活着较为原始的人类部落，那时的气候和地表跟现在显然不同。以河谷的斜坡来说，像英国的欧斯河（Oues）和法国的松姆河（Somme）的河谷，比现在的河岸要高五十到一百英尺，因此，不可能发生现在这样的河水泛滥，土层处在所谓粗砂砾冲积层。从这些土层中，挖出了无数粗石器，它们是由那些显然是掌握非凡的娴熟技巧之人的手制成的。凡是希望借助所需要的工具对这些物品进行加工的人，都可以锻炼自己的手，并获得这种技巧。这种早期石器时代的最好的工具是镐或斧。它们加工粗糙，那些砍伐或切削的工具的边缘，甚至缺乏任何研磨的痕迹，这些就证明，制造它们的人还远没有达到晚期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平。在区别这两类工具及其所从属的时期，照例是采用约·卢伯克（J．Lubbock）先生的术语——“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假如我们研究一下发现旧石器的砂砾层上层，那么，从这层的状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既跟现在河流的淤积、沙岸的改变和谷底沉泥的作用无关，又跟现在冲刷小丘斜面的雨水激流无关。这些砂砾层应处于陆地和河流的状况跟现时所见状态不同的较早时期。这种事态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下列情况：溪谷甚至还没有升到它原有的真实深度，或者，河面由于当时的暴雨，较之现在宽阔得多——这是极为纠缠不清的地质问题，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它们。地质学证明，旧的冲积砂砾所属的那个时代，冰河期及伴随它的那种北极式的气候在欧洲已经或刚刚过去。根据在砂砾层中和石器一起发现的骨骼和牙齿，可以知道这地方跟旧石器时代的人同时存在的有哪些动物。獴犸或生满浓密绒毛的象，和某些也已绝种的犀牛类，它们在森林里啃树枝吃，而特殊的河马一类，跟现在活着的一类非常相似，常到河岸边来。在美洲的多岩的山里，现在也还能猎取到麝香牛和凶恶的熊。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英国曾为这类动物提供了隐蔽所；而已经从地球上消失的古代岩穴熊，它曾是我国最危险的猛兽之一。不列颠狮，比起现在的亚洲狮和非洲狮来是较大的品种，或许甚至比希罗多德所记述的纪元前三世纪在马其顿的土地上游荡，袭击克赛尔克斯（Xerxes）军骆驼队的那些狮子还要大些。根据当时北方存在有身上长着密毛的鹿和獴犸这样一些情况来判断，欧洲过去比现在要寒冷，或许像西伯利亚的气候。从何时起这个地方才有人，没有明显的证据。或许他们是从较早较暖的时期延续生活了下来，或许他们只是前不久才从较暖的地方来到欧洲。类似的工具在亚洲也有发现。例如，在南印度马德拉斯（Madras）上面，东加特山（Eastern Ghats）山麓，有个由铁矿石和红土构成的段丘，里面发现有石器，在制造方面跟欧洲冲积层的人的工具极为相似。
这些獴犸期的欧洲蒙昧人，常常在悬崖峭壁的山脚旁和在洞穴中找到自己的隐蔽所，就像托尔库耶（Torquay）附近的肯特洞（Kent's Hole）那样，在那里曾发现许多人的工具和动物的骨骼。对这些有骨骼的山洞——特别在法国中部——的研究，给我们指出了古代某一类型部族的全部生活方式。现时已经退居极北方广大地区的北方鹿，当时在法国大量聚居，这一点可以由那些跟獴犸的遗骸一起埋在彼里高德（Perigord）山洞钟乳层下的北方鹿的骨骼和角来判明。和它们一起还发现了制作粗糙的石斧和石针、石臼、骨矛尖、骨锥、箭的固定件以及其他适应于类似在哈得逊湾海岸上狩猎北方鹿的当代爱斯基摩人生活方式的物品。跟爱斯基摩人一样，这些原始的法国和瑞士的蒙昧人，把他们的闲暇时间用于雕刻动物形象上。在法国山洞中发现的许许多多这类图画中，有獴犸的图像；这图像涂绘在一块獴犸骨上，并且精细地勾画出了遍体的浓毛和巨大的弯曲的长牙，这些是獴犸跟其他类象的不同点。在那里也发现了同样粗陋的人像，同两个马头和一条蛇或鳗鱼在一起。得到这件物品是很有趣味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人的肖像。
由此可见，在那洪水泛滥高出现在河流一大树的时代，早期石器时代的人就生活在这里了。当时这里的气候很像现在拉普兰德（Lapland）的气候，这种气候只适合于獴犸和北方鹿以及从这个地方消失或者全部灭亡的一些非英国种的动物。在地理状态方面，在气候方面，在野兽界，到处都在缓慢地发生着这类变化。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能设想，如此广泛的变化会不是在非常漫长的时间内发生的，直到最后，晚期石器时代到来，河流已经几乎降到了它们现在的水平，而气候和野兽已经几乎变成有史时期所见到的那个样子。从实际发现的遗留物上，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最古老的部族，是粗野的狩猎人和渔猎人的部族，他们是我们称之为蒙昧人的那种人。但是，最好不对他们使用“原始人”这个术语，因为这个术语可能赋予这样的意义，好像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地球上最初出现的人，或者最低限度是与之相似的人。獴犸期的人们在阿别维尔（Abbeville）或托尔库耶（Torquay）所应过的那种生活，其本身就说明不能把原始人的生活加到它的头上。较为可能的是，这些旧石器时代的人是这样的一些部族，他们的祖先生活在温和的气候下面，在谋取食物的技术中和自卫中掌握了笨拙的技能，后来他们又通过艰酷的斗争，取得了反抗第四纪的严寒气候和凶猛的野兽以保卫自己的本领。
这个时期发生在多少年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一些地质学家假设，这个时期在两万年前；而另一些地质学家则把这一时期往后推移到十万年或更多的时间，但这完全是在没有任何计算标准的情况下所做的简单臆测。在当前的认识状况下，简单地承认这个时期属于我们纪元范围之外的地质时代，就可以了。某些著名的地质学家认为，被人加工过的、因而证明人存在的那些石头，在法国和英国，是在早于最末一次冰河期之前的冲积层中见到的。在冰河期的时候，大陆相当大的一部分曾被冰海覆没；在冰海内，风把漂浮的冰山撞到现今的陆地上，将远处山上带来的巨大岩块撞落下来。这一点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但是，如果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对人类古老程度的估计就必定还要增长许多许多年。无论如何，人类在冲积期或獴犸期就曾存在，这是十分确凿的。这一点使得我们不能哪怕是粗略地看到那较为遥远的人类起初在地球上生活的实际状况。因此，地质学就为人类学的科学基础确立了原则。还在不久以前，当时年代学家有一种习惯看法，认为地球和人不老于六千年，那时作为科学的地质学几乎还不存在，因为当时对它来说，不可能有形成包含广泛循序渐进的动植物遗留物的地层的连续过程。而现在，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根据地质时期延伸到千百万年的理论被阐明了。诚然，人在这一很长的时期中是出现得较晚的。但是，他在地球上的初次出现，也是在年代久远的时期，和这个时期比较起来，通常称作上古的历史时期，不过是很晚的时期了。进入史册的若干千年只是把我们引到不可胜言其长的前历史时期的末端；在前历史时期中，发生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初次扩散和大种族的发展，产生了语言，确立了大的语系，文化发展到古代世界东方民族的水平——他们是现代文明生活的先驱和奠基者。
人学研究网·人学研究栏目责编：空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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