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项羽本纪，文章生动，对于西楚霸王寄以同情之感，而于高祖本纪，则不甚铺张扬厉。人遂鄙刘邦而厚项羽。论者又常以朱元璋比刘邦：平民创帝业一也，诛戮功臣二也，阴险残刻三也。以此推彼，益多可憎恨。实则皆皮相之见，不可为训。朱元璋别是一格，自有其心理之变态。总持观之，其格自低。至刘邦与项羽为同时代之风云人物，而项羽之格亦不及刘邦远甚。刘邦之格甚高，自有其可爱处。非可以阴险二字概之也。“豁达大度”足以尽之，而人不尽晓其所以。圣贤非不豁达，而不可以豁达大度状孔孟。自工夫来者又不同。刘邦之豁达大度自是属于英雄之气质的，所谓天才也。而此种气质胥由其仪态以及其现实生活之风姿来表现。
吾在旧京时，至万生园，见狮子，觉其目中无物，俯视一切，真不愧为兽中之王。而虎豹汹涌窥伺，东追西逐，徒见其凶而残。刘邦盖狮子象也。其气象足以盖世，其光彩足以照人。此亦天授，非可强而致。强而上腾，则费力而不自然，不可以慑服人。所谓矜持而亢也。天授者则其健旺之生命，植根深，故发越高，充其量，故沛然莫之能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所谓风姿也。天才之表现是风姿，乃混沌中之精英也，荒漠原野中之华彩也。驰骋飘忽，逐鹿中原，所过者化，无不披靡。故其机常活而不滞，其气常盛而不衰。观之似不成套，而其格之高即在其不成套。
刘邦并不一定之系统，而其系统在张良，在萧何，在韩信。李世民自是天才，虬髯客传记其“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居末座，见之心死。”又云“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座风生，顾盼炜如也，道士一见惨然。”其光之照射有如是。其风姿可谓美矣。然吾总觉其似不刘邦高。吾尝思其故，盖即在一成套一不成套也。太宗有文武才，文有文套，武有武套，自文武之成套言，刘邦不及李世民。然刘之不成套正其所以为高也。
其机常活，故极灵。灵则智生。张良以兵法与他人语皆不省，与邦语则豁然解，故曰“沛公殆天授”。韩信平齐，欲假王。邦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其足，附耳与之语，则顿时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候，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其机之转如是其速。无沾滞，无吝啬。彼固不以韩信萦其怀也。并骂非啬，后骂非诈。两番谩骂，正示其摆得开，站得住。超转无常，而无有足以摇撼之者。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娄敬一微贱人耳，劝其移都长安。一询张良，当时即迁。此其不可及。韩信论项羽曰：“项王喑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却于威强耳。”韩信所论，大抵甚是。其病总在沾滞与吝啬。既沾滞矣，则不能化物;既吝啬矣，则为物移。既为物移，则内轻而外重。既内轻矣，其拔山气力只是匹夫之勇，血气也。既外重矣，则呕呕之仁只是妇人之仁，故吝而不舍。既啬刻又有血气之勇，自然残灭。屠咸阳，坑秦卒，皆残灭也。虽不可说阴险，而可说狠愎。其所以流于狠愎，总在为物所系，而不能化物，故流于狠愎而毁之耳。以物为累坠，而又不能占有之，故必毁之而后快。以物为累坠，言其滞于物而不能化。必欲占有之，言其私。不能占有而毁之，言其狠。此皆示其格之不高也。故虽叱咤一世，千人披靡，终为阴性英雄，而非阳性英雄。及至乌江自刎，亦其狠愎之自己结束耳。
刘邦极灵极活，能超脱而不滞于物，此之谓大勇。虽不能如孟子所称之武王之大勇，而此亦可谓大勇，此种大勇以天姿灵活而规定。以其极超脱而不滞于物，故不吝啬，亦不中说残灭，谓之权诈阴险则更非。须知彼乃逐鹿中原之人物，非圣贤之所为。在现实中驰骋角逐，自有其曲折宛转。其灵活超脱之生机不能一往无阻，而时有坚强之质碍冲撞而折回。折回而不滞，故常灵活而畅达。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进退出处，以义为断，此则天理流行，纯直无曲，乃圣贤之所为，非可望于现实角逐中之英雄。
大凡顺天资来者，生命充沛，气象非凡。有于中，自必形于外。其洋溢奋发，无可遏止。而一切洋溢奋发皆是顺其天生气质而表现。其天资如是其高，故当其发扬时，其天资自然常若自足而无待。天资之后不必有所依，天资之前不必有所待。故独往独来，无畏无惧。只其光彩照人，而不见有足以过之者。是以其天资自身为自足，故其发扬皆一于天资也。一于天资，则其心思亦必处于其自足无待之天资中而运用，而常不自觉其天资后之根据。盖其天资既甚高而自足，无所用其反而自觉也。此种人上不能为圣贤，下亦非凡夫，而其道德虽不可与圣贤比，亦决不至流于阴险之小人。此谓天才之活动。天才之参与现实之角逐，其心思自不能甚纯，然因其天资之高，故亦决不至于不堪问。
刘邦之谩骂无礼，亦其风姿之一也。其骂不伤人，故人多乐从之。谩骂，则既可以骂天，亦可以骂地，甚至可以骂己。盖当其高度之天资用事，自足无待，超越一切，天地亦不在其眼下，区区七尺之躯更何有焉。故其谩骂乃其风姿之表现，亦颇具可爱之艺术性。人不能无好恶，有好恶而不滞于好恶，则其机之灵也。此谓所过者化，一切冰消。虽骂竖儒，而不滞于其对儒之厌恶。一般竖儒，摇头摆尾，酸腐不堪，亦甚可厌。然儒有等差，不可一概而论。此所以郦食其能折服沛公也。而沛公不滞于其厌恶，亦其机之灵也。高祖本纪云：“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其气至死不衰。一番谩骂，有病而不治，复提出“天命”二字，则天资之自足者，至此乃渐露其不自足，其智慧不可及也。然不作儿女态，故其机之灵虽老不滞。
天资虽高，总属气质。其由混沌而来者，终将飘忽而去也。当其盛时，首出庶物，自足无待，无有能当之者。然无常到来，不免一叹。当其歌大风而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即知其生命史之将完。回首往事，一泣乃不容已。吾人于此可以体会天资以外之某事。晚年欲易太子。及留候划策，聘请四皓，则召戚夫人而语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乃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此其儿女之情与项羽之别虞姬，意味又自不同。儿女之情虽深，私也。不滞于私而害公，则知天。事终非我一人所能把持，悬崖勒马，终当撒手。自我成之，自我毁之，死抱不放，愚莫甚焉。
知有非我一人所能把持者，即知有超越于我之光彩照射之外者。欲把而终把不住，划然而止，则我之风姿顿减缩而显其风力之有限，而超越于我之外者，则弥漫而无穷，笼罩于我之上。我之风姿既减缩而有限，即不能如当年天资用事，首出庶物，自足无待时之无限伸展。既不能无限伸展，即不能与彼超越于我者之弥漫无穷而相应而同其无穷以俱赴。即在此时，我不得不撒手。
我感觉自己无能，自己之不自足，只好付诸未来无穷之现实生命以填满彼超越于我者之空虚。自己之不自足，遂愈显彼超越于我者之尊严，人生之严肃与敬畏即在此时而油然而生。故罗近溪云：真正仲尼临终总不免一叹也。高祖本纪云：“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其一生之风姿，至此乃放平。缕述未来事，了如指掌。然其天资光彩之所能照及者亦只及于其同时生起之人物。此为有限者也。知此为有限，而终之曰此后亦非尔所知也，则其智慧为不可及。此种智慧乃无限者。其无限乃依超越于我者而成立，非彼依天资而成立者。悠悠未来，付诸天命而已。岂能由我一人计算天下事耶?此邵尧夫之言数终见斥于二程也。
此超越于我者即所谓“理性的宇宙”也。“天才的宇宙”至此乃有其限度。天才者天地之风姿也。圣人者天地之理性也。当风姿用事，俨若披靡一世。而在理性宇宙前，则渺乎小矣。反观往时之光彩，尽成精魂之播弄。此天才之所以终不及圣贤也。明道云：“泰山为高矣，然泰山顶已不属泰山。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事业本身无价值，依理性宇宙而有价值。虽是尧舜之事，如就其为事自身而观之，彼亦只是昙花一现，一点浮云过目。其最高之估价，不过太空中电光一闪之风姿，其本身只有可欣赏之美学价值。然“无得而称焉”之尧舜之德则大不同。尧舜毕竟是尧舜，其事虽是浮云过目，而其德则与天地并寿。其德既如此，则其事亦毕竟是尧舜之事，亦与其德而同其不朽焉。天才之宇宙全是天资用事，当天资自足无待时，如火如荼，煞是热闹。但当一回头而与理性宇宙相对，未有不爽然自失者。即在此一刹之间，遂顿觉其如火如荼之热闹不过精魂之播弄，岂特一点浮云过目而已哉。天才之风姿最终如不有此感觉，便不成其为天才。
天才以风姿胜。在天才前，天资与天资比，有高低，有强弱。毫厘之差，便有不及。驰骋角逐，所争只在呼吸间。不及即是不及，决无可以虚假矜亢而冒充者。虬髯客会李世民，一见心死。其道友见之惨然，棋局亦因之而输。此无可转也，不及即是不及，故曰天才。然若在理性前，则万法平等。依斯宾诺莎所示，在永恒方式下观万物，则一切皆永恒而无限，无有高低强弱可比。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亦此意也，惟此可以折服天才而使其低头。
吾以下即依理性的宇宙论“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依天才的宇宙论“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以综论中国历史文化之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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