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才：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馆员，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中国文字学会会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员。)
《汉书·艺文志》著录“《山海经》十三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海经》二十三卷”，下小字注明此书为“郭璞注”。《隋志》又说《山海经》为汉初萧何所得，“相传以为夏禹所记”。汉代刘歆曾校此书。至宋代《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録解题》等皆著录《山海经》为十八卷，今本《山海经》十八卷，至迟于宋代编《崇文总目》之前开始定型，而宋人尤袤又对此书进行过校定。其与《汉志》所録的十三篇本、《隋志》所録的二十三卷本之间的差异如何，已不得而知。今本《山海经》分为《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两部分，分别以诸山诸海为点，描述各地风土，同时串联起众多神人怪物，可以增广异闻。所以郭璞《注山海经叙》说：“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
因《山海经》一书的性质，前人对其注释并不多，综二千年历史，也不过就聊聊数部而已，且多为清代著作。举其著者，则主要有晋郭璞《山海经传》、明杨慎《山海经补注》、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几部，其中以郭璞注和郝懿行疏最为著名。不过，前人的注释，无非是明训诂、校讹字，并在此基础上考史证事而已。袁珂先生这部《山海经校注》则不同，它是新时期，现代学术意义下的新注。该书将《山海经》当作一部神话专著，从而在神话学的视野下进行校勘和注释，这与古人旧注有着本质区别。该书于198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就受到学界广泛重视和一致好评，并在海外如日本、法国等地都形成了广泛影响。此后，又于1993年在巴蜀书社出版了增补修订版，改正了出版中的一些错误。1991年，袁珂先生又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山海经全译》一书，其中又有一些新的见解。旧籍难觅，《山海经校注》早已脱销，现在，后浪出版公司在袁珂先生作古十余年后，又据袁珂先生遗稿出版了本书的最终修订版，对前两版中的一些错误有所勘正，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综言之，本书优点有四：
一、立足在神话学视野下的校注
《山海经》一书，《汉书·艺文志》列入数术类形法家，因其“大举九州岛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隋书·经籍志》列入史部，“以备地理之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皆列《山海经》于史部地理类，而《四库总目》则列其于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时势变迁，学术推移。在现代学术体系下，一改传统学术体系局限于经史子集四部的封闭格局，《山海经》被定性作一部神话专著。这较之传统学术，有着本质的区别，也解决了许多旧注无法解决的问题。袁珂先生致力于神话学研究数十年，出版过多部神话学专著，这部《山海经校注》是他在神话学研究的丰厚积淀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其成就自然不可小觑。而这部立足于神话学视野下的校注，将《山海经》纳于神话范畴加以观照，也解决了一些前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山海经·西山经》中的“帝江”，袁珂先生以为即是帝鸿，亦即黄帝。而《大荒东经》又说“帝俊生帝鸿”，很显然二说矛盾。袁珂先生对此现象解释道：“神话传说之纷歧，每每如是，无足异也。”在神话传说中，有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有交集而又歧见错出，所以不能相互对照起来，以论是非对错。袁珂先生将这两个帝鸿纳入神话学视野下观照，很自然地解决了二者相异的问题。又如，《海外西经》中的女祭、女戚，袁珂先生以为“当是女巫祀神之图像”。还如，对夏后启神话的梳理，对“羿射十日”故事的分析，对诸神话中帝俊形象不能弥合所作出的解释，对夸父神话中郭璞以玄理解释神话的纠正，对鲧禹治水神话的辨析，皆是在现代学术体系下，才可能产生的见解。而这个神话学视野，正是本书一个值得特别称道之处。
此外，前贤对《山海经》所作的旧注，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其中亦有缺点。比如，东晋人郭璞以玄理解《山海经》，后人则结合人事解释《山海经》，从而对《山海经》中一些怪异的神话无法作出解释;战国以后，神话逐渐被历史化，后人解《山海经》，常将神话或传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对应起来，这样就经常会出现前后矛盾之处。袁珂先生对前贤的这些缺点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批评道：“古代学者于神话缺乏理解，恒以哲理玄谈或人事现象释之，宜每扞格而难通也。”又缘《山海经》“骆明生白马”而发论曰：“犬马既俱生物，则经所记者，自是神话，何可以历史律之乎?以历史释神话，宜恒扞格而难通也。”
二、对《山海经》文本的精密校勘
清儒有言：“书非校不能读也。”《山海经》一书，汉人刘歆尝校之。后历近两千载，辗转传抄、手民误刻在所难免，以致讹误满纸，影响研读。袁珂先生在本书中，花了许多心力，对《山海经》一书作了精密的校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版本，常据宋本或精校本来校勘通行本中的讹误。如，《西山经》中的“实为帝江”，袁珂先生校曰：“宋本、毛扆本作实惟帝江，于义为长。”这就校正了原文讹“惟”作“为”的错误。
第二，采用他校法，据他书，特别是类书以校今本讹误。《山海经》中的一些内容为他书转引，这是校勘此书必须要考虑到的。袁珂先生对此也比较关注，经常采用他书来校《山海经》文本，比如采用《文选》李善注、《文选》薛综注、《史记正义》、《水经注》、《后汉书》刘昭注等等文献来加以校勘。本书的校勘对类书特别重视，常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来校勘《山海经》文本。
第三，据注释以校正文。本来，注释是对正文文本的解释，也就可以与正文相对应。若注释与正文不符，有的时候可能是正文有误。特别是正文文本有争议的地方，注语在校勘中的价值就尤其能得到体现。据注释以校勘正文的错讹之法为清儒所常用，他们用此法校出了不少前人未曾发现的错误。郭璞对《山海经》所作的注，正可以作为校勘《山海经》文本的资料。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的校勘中，对郭璞注有着充分利用，比如，《海外西经》“先入伐帝，于此取之”，王念孙已经指出，《太平御览》所引一作“先人代帝，于此取衣”，一作“圣人代立，于此取衣”。袁珂先生校曰：“据郭注，作‘圣人代立，于此取衣’是也。孙星衍校亦作‘圣人代立，于此取衣’。如此始与郭注相应。”此校可从。
第四，对前人校勘广泛采择，并加以疏释、补证或订正。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对前人，如郭璞、毛扆、黄丕烈和周叔弢、何焯、王念孙、毕沅、孙星衍、郝懿行等人的校勘成果尽可能吸收，择其善者而从，这就尽最大可能保证了此书更加符合原书旧貌。不宁唯是，前人校勘记中一些不太容易被今人理解地方，袁珂先生则加以疏释;而若前人校勘记略有不足，袁珂先生则加以订正。比如，《南山经》中的“发爽之山”，郭璞说“爽”字“或作�”。袁珂先生校曰：“吴任臣本、《百子全书》本、宏道堂本�均作丧;�同丧，见《广韵》。”�、丧(丧)本同字，是隶定时产生的异体。袁珂先生补充了其他版本的异文，并引《广韵》之说，这就弥合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有些地方，前人提出了校勘的意见，袁珂先生再为之提供补充的证据，比如《西山经》的长留之山，郝懿行以为“长留或作长流”，因为《颜氏家训》和《帝王世纪》中有长流之山，而留、流字通。袁珂先生据《太平御览》卷三八八引作“长流之山”，为郝说提供补证。至于订正前人之校，如运用甲金文材料，对《海外西经》中“形天”王念孙校的订正，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当作“刑天”，而“形夭”亦可通，惟“形天”、“刑夭”不可通。此可备一说。
第五，对于前人未校出的地方加以校勘，而对一些无法判断的地方，则不轻易下断语。如，《西山经》：“凡《西次三经》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此处前人无有校语，而袁珂先生校曰：“经文崇吾之山上当脱自字。”此校甚是。本书前文“凡䧿山之首”、“凡《南次二经》之首”、“凡《南次三经》之首”、“凡《西经》之首”、“凡《西次二经》之首”，后文“凡《西次四经》之首”、“凡《北山经》之首”等等，下都言自某山至某山，唯独此处无“自”字，很明显是脱去此字。还如，《北山经》中“东流于浊漳之水”，袁珂先生校曰：“经文东流下疑脱注字。”亦有本经自证，其说可成定案。有一些地方，他书有异文，但是无从判别他书异文与今本之间的是非对错，袁珂先生则谨慎其事，仅出校语，不加判别。比如，《西山经》“其中多藻玉”，袁珂先生说：“《初学记》及《御览》引此经多藻玉并作有藻玉。”
三、对《山海经》的准确训诂
凡治旧学，其途有二：一为校勘，二为训诂。此书名曰校注，故通训诂亦与校文字一样，为袁珂先生的重要关注点。袁珂先生对《山海经》中一些难以理解的词语及神话故事加以训解，对前人的注释加以疏通，更便于今人的理解。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广泛采择前人注释，择善而从。在《山海经校注》中，袁珂先生对前人，如郭璞、杨慎、王崇庆、吴任臣、汪绂、郝懿行、王念孙、吴承志等注释《山海经》的训诂成果精加采择。不仅如此，凡与神话有涉的文献，袁珂先生均尽量采用，以丰富其注释，如《逸周书》及孔晁注、《楚辞》及王逸注、《淮南子》及高诱注、《说苑》、《论衡》、《风俗通义》、《搜神记》，甚至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之类，皆为袁珂先生所用。
第二，对前人注释加以申述、疏通。如，《西山经》之“平圃”，郭璞注曰：“即玄圃也。”袁珂先生申述郭璞之说曰：“玄圃，《穆天子传》、《淮南子·墬形篇》作县圃，玄、县声同，古字通用。”此说甚是，正可为郭璞说作证。玄、县古字通假，可参高亨先生《古字通假会典》“玄与县”条。
第三，提出自己新颖而独特的见解。在《山海经校注》中，袁珂先生所作的训诂可谓是新见迭出，比如，袁珂先生提出：“《山海经》所载未着主名之‘帝’，皆天帝。除《中次七经》‘姑媱之山，帝女死焉’之‘帝’指炎帝，《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之‘帝’指尧，《海外东经》‘帝令竖亥’之‘帝’指禹而外，余均指黄帝。”这个解释可从。实际上，这些解释还附带揭示出《山海经》并非一时一地之作，其文献来源具有不同的历史层次。
第四，能将本书前后文内容互相照应。有些动物、人物或地名不止一次出现在《山海经》中，袁珂先生在训诂时能前后兼顾，加以对照。比如，对《西山经》鹿台之山中白豪的解释，袁珂先生说：“豪即豪彘，已见上文竹山。”又如，对《大荒西经》中祝融的解释，袁珂先生说：“据《海内经》，祝融乃炎帝之裔，据此经则又为黄帝之裔(此经祝融为颛顼孙，《海内经》颛顼为黄帝曾孙，故云)，亦传闻不同而各异其辞也。”按理祝融一人不可能既是炎帝的后裔，又是黄帝的后裔。袁珂先生从神话学的常识出发，作出的解释弥合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之处，同时也揭示出今本《山海经》中有些内容可能还有来自不同的神话系统。
四、对前两版《山海经校注》错误的修正
《山海经校注》的前两版存在一些小问题，特别是引用《山海经笺疏》的文字，没有做好校对工作。据本书编辑透露，本次出版的最终修订本通过校对《山海经笺疏》，改正了巴蜀书社本讹文、脱文、衍文之类的错误数十条。比如《中山经》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郭璞注“以之作刀”，巴蜀书社本作“以之作刃”;《中山经》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巴蜀书社本脱去“北望河曲”四字;郭璞《注山海经叙》“阴鼠生于炎山”，正与上句“阳火出于冰水”对仗，而巴蜀书社本却讹作“除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此虽为细事，但终究影响阅读。校对工作颇为琐碎，而这也正是编辑尽心尽力之体现。
袁珂先生黾勉其事，集数十年功力以校注《山海经》，其成就早为学术界公认。此书又经过作者本人的修订和出版社精密校对，更是精益求精。然而百密一疏，其间亦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存在误校和误训的地方，这里也贡献出来，以供学界参考。误校之处，如，《南山经》“食之已痔”，袁珂先生校曰：“《太平御览》引此经已痔作为痔，并引郭注云，为，治也。”此校非是。其一，在《山海经》中，《西山经》中亦有“食之已痔”，《中山经》中有“食之已痔衕”;其二，《山海经》中食之已病之词习见，如食之“已心痛”、“已聋”、“已疥”、“已疠”、“已瘿”、“已瘅”、“已疣”、“已腹痛”、“已呕”、“已白癣”、“已癙”、“已痤”、“已风”、“已疟”、“已肿”、“已疽”等;其三，虽然为可训治，但“为痔”指治痔显然不大恰当，这个词更可能指生痔疮。误训之处，如，《西山经》之“婴以百珪百璧”，袁珂先生先引郭璞注曰：“婴谓陈之以环祭也;或曰婴即古罂字，谓盂也。”并下案语道：“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章注[一〇]云，婴系以玉祀神之专称，其说近是，可供参考。”其实，江绍原说不确，此婴非某种祭祀之专称。《说文》：“婴，颈饰也。”可活用为动词，指系于颈项，如《荀子·富国》：“是犹使处女婴宝珠。”杨倞注：“婴，系于颈也。”正是其义。系于颈，又可引申为缠绕，正与郭璞注合。郭璞注所说的“祭”，是婴在此处的语用义，非其字面义。
毋庸讳言，我们的学术研究一度受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在我们的神话学研究领域亦是如此，沈雁冰先生、袁珂先生等著名学者皆不能例外。这种情况在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里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此外，现在已经新出土有许多材料，特别是楚地文献，其间所反映出的先民的自然观、宇宙观等信息，这些材料以及《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的整合研究，对先秦两汉时期神话学研究可以有很好的拓宽和补充。在这个意义上说，袁珂先生的这部《山海经校注》亦并非尽善尽美，《山海经》的校注工作还有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当然，尽管袁珂先生这部最终修订版的《山海经校注》仍略有缺憾，但是瑕不掩瑜，这并不至于影响到本书的学术价值和袁珂先生在神话学上的成就。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袁珂先生可谓是《山海经》之功臣!重视本土的学术话语系统，致力于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体系，这是我们现在学术研究的大势，也是我们这辈学者的使命。学术研究，必须要立足文献本身，特别是传世文献本身，因此，我们要奋力前行，继承袁珂先生的学术精髓，回到文献本身，对《山海经》作更深入的研究，这样才可能在前贤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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