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修本草
两宋时期共修成本草著作 80余部，其中记载的药物品种总数达 1800余种，比唐朝的《新修本草》增加了 1030种。除私人所修的多部本草著作外，由官府组织人力，大规模编修本草成为这一时期药物学著作编撰的主流。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刘翰、马志、张素、吴复珪等九人修定本草。他们以唐朝的《新修本草》 (659)为基础，补正讹漏，增加新药 139种，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命翰林学士李昉及王祐等人重新校勘，修正颇多，改名《开宝重定本草》 (974)，简称《开宝本草》，颁行全国。凡 20卷，收药 983种。嘉祐二年(1057)，又命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再次修定，于三年后修定完稿，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 21卷，增加药物 99种，共收药物 1082种，除印有监本外，为普及还出了小字本。
嘉祐三年(1058)，宋朝廷曾命各郡将所产药物一律绘图，注明开花、结实、收采季节及用途，送往京师，由苏颂等人负责整理。这是继唐朝之后，又一次由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药物普查，对鉴别药物真伪、统一名称等起了重要作用。嘉祐六年(1061)，苏颂根据各地所送资料编写的《图经本草》， 此后，四川出现了两部由个人编著的本草著作。一是陈承在元祐年间(1086—1093)所著《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 23卷，现已佚。另一部是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简称《证类本草》)。
唐慎微(1056—1093)，字审元，原居蜀州晋原，后住成都，人称华阳人，世医出身，有医名，医不重酬，但求得方，凡所阅读待人均以搜寻药方为务，因此积累了大量经史和民间药物知识。他的《证类本草》在《嘉祐本草》及《图经本草》基础上，增加新药 476种，并一一附图，计收药物 1558种，凡 32卷，另收古今单验方 3000余首，内容极为丰富，使宋代药物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命医官艾晟进行修订，正式刊行，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再次修订，名《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加修订，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宋代官修本草有上述数次，如此不断地官修、刻印、颁行，对本草学的发展和药物品种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此外，民间还有若干本草著作，如《日华子诸家本草》 (约成书于开宝中)、 《本草衍义》 (1116)、 《宝庆本草折衷》、 《履巉岩本草(1220)等，均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官办医局与大型医方书的编撰
王安石变法施行市易法，由官府控制药品贸易，于熙宁九年(1076)由太医局设立“卖药所”，崇宁二年(1103)在都城已开设五所，并另设专门负责药物炮炙加工的修合药所二处。此后分别改称为“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约于绍兴十二年(1142)又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并且相继在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也成立了官办“惠民药局”。惠民药局的举办在历史上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官府的腐败，曾被人们讽刺为“惠官局”或“和吏局”。在卖药所成立之前，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即诏令医官奉献有效经验方，太平兴国七年至淳化三年(982—992)，令医官王怀隐、王祐、陈昭遇等汇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 100卷，分 1670门，收载医疗处方 16834首。该书有理论、有经验、有处方、有药效等，是一部中医理、法、方、药俱备的官修药典。特别经庆历六年(1046)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太医局等培养医生的教材达数百年之久。大观元年至大观四年(1107—1110)，宋徽宗诏令太医裴宗元、提举措置药局陈师文等合作，编成《和剂局方》，几经校订、增补，绍兴二十一年(1151)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名颁行全国。共 10卷，收医方 788首，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该书在数百年间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由于其用药偏于辛温之弊，曾为医学家批评，但有许多医方至今仍为医界所广泛运用。北宋末，宋徽宗亲自组织医官编撰《圣济经》 10 卷，于政和八年(1118)编成，诏颁天下学校，以为课试命题的依据。与此同时，还集中医官在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经验的基础上，编成《圣济总录》 200卷，分 60门，收医方近两万，集宋以前医方的大成。该书编成后未及刊行，金人攻取宋东京，该书刻板尽归于燕。 金世宗大定中(1161—1189)取所获刻板重刊颁行，故南宋未见此书流传。
创设校正医书局
北宋建立后，多次组织医学家修定本草，校正补充医方，开办国家医药惠民局等。与此同时，为了广泛征集收藏和充实国家图书馆的医药书籍，曾多次向全国发出购求医药书籍的命令。早在北宋建立后的第十三年，赵匡胤即诏令皇室和翰林医官“详校诸本草”，修撰《开宝本草》，对购求医药书籍提出了要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太平兴国六年(981)命贾黄中等在崇文院编录、校正历代医书。在编录校正中深觉存书不丰，于是由朝廷发布诏令：凡捐献医药书籍“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伏给缗钱赏之”，由此所集医书甚众。天圣四年至七年(1026—1029)，宋仁宗与辅臣论述卫生问题时提出：“世无良医，故夭横者众，甚可悼也?”张知白认为： “古方书虽存，卑多舛谬，又天下学医者，不得尽见。”由此引起宋仁宗对校正和刊印医书的注意，遂命集贤院校理晁宗懿、王举正等校正《素问》、 《难经》、 《诸病源候论》。景祐二年(1035)又命世医丁度等校《素问》。皇祐三年(1051)又命孙兆校《外台秘要》等。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接受宰相韩琦建议：“医书如《灵枢》、 《太素》、 《甲乙经》、 《广济》、 《千金》、 《外台》之类，本多讹舛， 《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随后， “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命韩琦为提举，命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等为局官。继韩琦任提举者还有钱象先等，继林亿等局官者还有秦宗古、高保衡、孙兆、孙奇等名家。经过十余年许多名家的搜集整理、考证、校勘，校正医书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素问》、 《伤寒论》、 《金匮要略》、 《金匮玉函经》、 《脉经》、 《针灸甲乙经》、 《诸病源候论》、 《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 《外台秘要》等尚存宋以前重要医书均经校正医书局校勘正误。
临床医学的进展
从宋代太医局之医疗和教学体制可知，其临床医学已分为大方脉即内科、小方脉即儿科、疮肿兼折伤即外科骨伤科、产科、眼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疮书禁即战伤与画符咒禁以及专治风疾等，有时作九科、十科，有时分为十三科。但以内、外、妇、儿科发展较大。例如：内科除伤寒、杂病等有许多专著外，还有专门论述脚气病的《脚气治法总要》 (1093)，着重总结水肿治疗经验的《鸡峰普济方》，专门论述肺结核病的《十药神书》等等。在外科骨伤科方面，除出现许多专论外科疮疡疾病的综合性和专门外科疾病书籍外，首次出现了用外科命名书名的书籍，如吴起予的《外科新书》及继而成书的陈自明《外科精要》 (1263)。在妇科方面，杨子建撰《十产论》 (1090)，对横产、倒产、臀产、碍产等各种非正常难产以科学的论述，并详载了各种难产的助产方法。尤其所述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正 术的最早记载。陈自明所撰《妇人大全良方》 (1237) 24卷是妇产科学集大，所论调经、众疾、求嗣三门全面系统论述了妇科诸种病证;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五门，详论了产科诸种生理、病理和病证治疗等内容，对中国妇产学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小儿科方面，其贡献和影响与陈自明齐名者可推著名儿科学家钱乙(1053—1117)，他从事小儿科学研究和疾病治疗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证经验，撰有《小儿药证直诀》，于重和二年(1119)经学生阎孝忠整理成书。该书在小儿生理上强调“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指出小儿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等特点，故在治疗原则的确定上主张“柔润”，反对大泻、蛮补和痛击之法，有着很高的科学依据。其他如眼科、口齿科、咽喉科等等方面也都取得新的进步。
法医学的总结与提高
中国法医学远在秦汉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一些理论认识，此后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宋代宋慈(1186—1249)所编撰的《洗冤集录》(1247)，是一部集大成并影响人类法医学发展的法医学专著。宋慈(1186—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人，进士出身，先后三次出任提典刑狱官，积累了丰富的执法经验，对人体解剖，验伤，验尸，现场勘察，机械性死伤原因之鉴别，自杀、他杀之鉴别，自杀他杀动植物毒品，急救，解毒等等，均有不少科学的论断。宋以后 600年间“听讼诀狱，皆奉洗冤录为圭臬”。在此期间虽然不断有新的法医学论著出现，然无不以此为蓝本。并先后被译为朝、日、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许多国家审理死伤案件和研究法医学的重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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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 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第九十四章“医药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