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是在嘉庆朝才真正成为禁品的。对于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嘉庆帝主张严厉加以禁止。清廷不仅为此制定了更为严厉的禁烟条例，而且实力推行。嘉庆十五年(1810)三月，北京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六盒入城的杨姓烟贩，嘉庆帝令将烟贩交刑部严审办理。清廷根据当时“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与专理税务的崇文门有关官员协同配合，于京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为了正本清源，嘉庆帝令于闽粤出产之地，由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要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立行查拿，按律惩办。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均予以重惩。傥竟透入内地货卖，一经发觉，著穷究来从何处?买自何人?不得以买自不识姓名商船，搪塞蒙混。当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嘉庆帝的严厉警告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各处海关照样私纵偷越，有的海关甚至私征鸦片烟税银以肥私囊。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清廷再次重申禁令，指出：“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必须严加禁止。清廷在这一年制定、颁布了对吸食鸦片烟者的处罚条例，规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二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供役内廷的太监，如有违禁故犯，立行查拿，枷号二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嘉庆帝再次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关，严加巡缉，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弃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对于敢于阳奉阴违，并私收税课的管关监督，嘉庆帝责成该省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从重惩治。清廷在打击内地贩卖吸食的同时，开始采取措施，杜绝鸦片的输入。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帝令广州“公行必须具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嘉庆二十年(1815)，清廷决定，在“西洋货船至澳门时”，“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清廷加强了在广州海口的查禁，英、美等国鸦片商人将装载鸦片的船只改泊澳门。当时，窃据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允许英船每年运鸦片五千箱入澳门。葡萄牙当局每年因而获得10 万两关税。澳门一时成为输入中国内地鸦片的集散地。葡萄牙当局对运入澳门鸦片数量的限制和对鸦片征收关税，使英国鸦片商人大为不满。其后，外国商人遂于正当货物中夹带鸦片，于广州黄埔港夹带私售。鸦片市场一度又从澳门转移到了黄埔。因此，清廷在嘉庆朝实行的“禁止从外洋输入鸦片”的政策，没有能杜绝鸦片的输入，鸦片以“夹带私售”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涌进国内。面对鸦片流入日益增多的情况，道光帝即位后对禁烟更为重视。从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九年(1839)，是清代真正实行禁烟的时期。
道光元年，清廷采取源流并治的方针，禁止鸦片从海口的输入和在内地的销售。为了清源，清廷规定：“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忍，加等治罪。”为了扼流，清廷作出了对“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的新规定。在这些新政策颁布后，清廷实力加以推行。道光帝指示广东地方当局封锁了黄埔和澳门的鸦片市场;令将四艘夹带鸦片烟的外国船只驱逐回国，并永远不准它们再来广州;摘掉了对外商夹带鸦片故意隐瞒的广州十三行总商任敦元的三品顶戴;令广州地方当局将居于澳门的鸦片贩卖大户叶恒树加以法办。
道光元年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明显效果，鸦片的输入量仍然是与日俱增。道光帝在分析其原因时认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有见于此，清廷采取措施，打击惩治徇隐自肥、敷衍失察的官员。道光三年(1823)八月，清廷制定了失察鸦片烟条例。规定：“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放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鸦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失察鸦片烟条例是制定出来了，但它对各级官员的警戒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鸦片仍然还是畅通无阻地通过各海口、关隘流入内地。
道光十年(1830)，道光帝根据江南道监察御史邵正笏不仅要严禁贩卖鸦片还要严禁内地种植鸦片的提议，在全国进行了种卖鸦片情况的调查。道光帝令各地官方在对所管辖地区鸦片的种卖情况查证确实后，加以惩治。为了使各地的惩治有所遵循，这一年十二月，清廷颁布了严禁种卖鸦片章程。规定：“嗣后内地奸民人等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贿故纵者，照首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容隐，虽未受贿，亦照为从例问拟。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清廷还令各地官员在对管辖区域鸦片种卖情况调查确实之后，还要就如何严禁所在地种卖鸦片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妥议章程具奏”。清政府的命令发布后，不少省份立即行动起来，督抚大员纷纷派员赴乡稽查，并把所在地种卖鸦片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清廷根据各地陆续汇集上来的情况，颁发一道道命令，令各地实力禁止种卖鸦片。
从道光十年(1830)二月开始，至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止，在两年时间里，计有广东、福建、陕西、安徽、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先后向皇上就各省鸦片的种卖情况以及各地已经实行和准备实行的各项禁烟措施作了报告，道光帝根据各省报告中提供的情况作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指示。清廷提出的各项禁烟措施，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沿海到内地到少数民族聚居地;从鸦片的走私入口到贩卖种植吸食到鸦片烟具的制造;从官员到衙役兵丁到民人，无不包含在内。且实行奖惩并举、源流并治的方针。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如果能被真正付诸实施，鸦片毒流将会被遏止。然而，实际上道光帝这些包罗万象、疏而不漏的禁烟措施，由于外国侵略者的蓄意破坏和腐朽的封建贪污政治而付诸东流。
从道光十二年开始，英国商船避开清廷规定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擅自驶入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洋面，以“求市为名，实质图贩鸦片”。清廷对这些闯进江、浙、山东洋面的外国船只，一方面严令沿海各督抚将其驱逐出境，“以肃洋面而杜私贩”，一方面令沿海各督抚“出示晓谕沿海居民，毋许与之交接。如有内地奸民，及不肖将弁，冀图获利，私与勾结，即严行惩办”。清廷对北上英商船只的驱逐，不仅没有使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洋面的英船绝迹，反而由于“沿海地方文武各官，不知认真查察，遇有洋船往来，一报了之”，“复有内地奸民，驾船接济，彼此获利”等原因，竟使“洋船之来日多”。特别是到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更使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进入空前活跃时期。道光十四年，英国政府派遣律劳卑来华。律劳卑负有英政府外交部赋予的重要使命。其中包括：推广英国的商业活动到广州以外的地方;在中国沿海寻找几处一旦中英发生敌对行动、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的地方;扩大鸦片走私等等。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到达澳门。八天后，律劳卑未经清廷许可径入广州居住商馆。律劳卑又违反清廷关于中外交涉俱通过行商的规定，撇开行商直接致信两广总督卢坤。卢坤遣人反复晓谕，律劳卑有意“违抗不遵”。卢坤令“封舱”，企图迫其就范。清廷赞同卢坤断绝中英贸易的做法，道光帝同时指示卢坤于“省城内外及澳门一带，大屿山炮台等处，务须密派弁兵，加意巡逻，不动声色，镇静防范”。律劳卑则以武力相对抗。
八月初五日，英兵船两艘，闯进珠江口。当海口炮台各弁兵对英兵船开炮拦截时，英兵船边开炮边闯关越隘，直驶至离广东省城仅六十里的黄埔。道光帝获卢坤奏报后，责令卢坤加强广东战备。由于广东地方当局防备森严，加之“封舱”使英商利益受损，律劳卑在尚不具备进一步发动武装进攻的实力时，退回了澳门，闯入广东内河的两艘英国兵船也退出了虎门海口。律劳卑事件后，清廷加强了广东海口对鸦片的防堵。道光令卢坤严饬舟师，在各国商船回帆之后，查明如有在洋趸私船只，即调集水师，大加兵威，严行驱逐;饬令该管将弁派拨巡船，常川巡查，一切民疍艇只，均不许拢近洋船私相交易，以杜接济;责成内河营县派拨巡船，在各海口及一切通海港汊，分定段落，昼夜轮流巡缉;令洋商传谕英商互相查察，如有一船偷漏，即将众船一概不准贸易，使其彼此自相稽察。
清廷对沿海北上英商船的驱逐，对律劳卑武装挑衅的回击以及对广东海口防堵的加强，这一切努力，依然没有能遏止鸦片毒流。道光帝即位后十多年严禁的结果，只是使鸦片由公开、半公开的贩运变为完全的走私，外国鸦片烟商人与中国内地烟贩之间的关系也由公开、半公开的陆上交易变为水上交易。外国鸦片烟商在虎门附近的伶仃洋面上，设立了专储鸦片的趸船，载运鸦片的外商船只，将鸦片卸上趸船，然后装运合法商品及少许鸦片样品入口。口内那些“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的“大窑口”不法奸商，凭样与外商议价、付款，获得领取提单，然后凭提单到趸船取货，再雇用名为“快蟹”、“扒龙”的船只，将鸦片运进口内，分发分立各地的“小窑口”进行分销。成千成万箱的鸦片正是通过这样一条严密畅通的渠道流向全国。
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对华鸦片贸易向私人企业开放。解除了束缚的英国商人争先恐后地拥向中国，干起了当时在对华贸易中赚钱最多的鸦片走私勾当，从而开始了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疯狂的鸦片走私阶段。在这以后的几年中，英国鸦片商人不仅在广东沿海偷运走私鸦片，还将偷运走私的范围由广东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深入到中国北部沿海。为了适应大规模偷运走私的需要，英国鸦片商人还建立起专营鸦片走私的船队，并配制了武器，使鸦片由偷运发展为公开的强运。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猖狂的鸦片走私获得的巨大利益，令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眼红，他们竞相加入鸦片走私的行列。鸦片，形成一股斩不断、遏不住的毒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进中国，汹涌泛滥成灾。
鸦片的泛滥，还与“胥役包庇，关津卖放”密切相关。清政府各级官员，尤其是各海口文武官员将弁，不少人徇私枉法，从鸦片的偷运走私中获取大量贿赂。这种情况在广东尤为严重。当时广东的情形是：“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收受了贿赂的文武官员、水师将弁“得赃纵放”、“放私入口”。有的甚至以查禁鸦片为名，将查获的鸦片“私卖分赃”，“变卖分肥”。官员将弁的贪污受贿直接破坏了清政府颁布制定的各项禁令，还给外国鸦片烟商人破坏中国禁烟以口实。这一切，使道光帝即位后十余年间的所有禁烟努力都归于失败。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的走私、贩运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规模：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飞棹走私，大小窑口潜藏于内地，贩烟者穿行于里巷僻乡，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和社会各阶层，自官府缙绅至工商优隶、绿营兵丁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吸食者几遍天下。”
道光十四年前后，清廷实行的严禁鸦片的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在鸦片流毒屡禁不止、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纹银外流愈多的情况下，清统治集团内部弛鸦片之禁的议论逐渐抬头。曾任浙江乍浦同知的广东顺德人何太青罢归回籍后，首先向他的同年好友、时任广东按察使的许乃济兜售弛禁理论，声称“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何太青的弛禁论深深打动了许乃济。许乃济据此就教于“号多闻、留心世务”的嘉应名士吴兰修。吴兰修深以为然，决定作《弭害论》对何太青的理论作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吴兰修认为：“为今之计，亦惟权害之轻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吴兰修因此主张：“嗣后请饬外夷照旧纳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勿论。至夷船出口，止准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等银，照纹银例，一体严禁。”吴兰修的《弭害论》被送给了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塡。卢坤、祁塡“见而心折”。吴兰修大受鼓舞，立即约其同事熊景星、仪克中“各著论以与为辅”。卢坤企图以弛禁论来影响皇上，因此在上折时，以“粤中私议”作为附片将各种弛禁理论呈奏给道光。道光帝不为所动，将其置之一旁，“但令沿旧禁加严而已”。尽管如此，道光帝对这种与严禁政策背道而驰的弛禁主张未加指斥的暧昧态度，无疑给了持弛禁主张的官员以希望和鼓励。此后，弛禁论仍在一部分廷臣中私相鼓吹。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卿许乃济作为其代表，以《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上奏，公开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弛禁主张。许乃济认为：“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遂使白银“有出而无入”，“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对鸦片的严禁，还使“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以至“报案纷纷”、“栽赃讹诈之案，尤所在多有”。严禁吸食，则反而使“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严禁内地栽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在许乃济看来，鸦片的输入之所以越来越多，白银的外流之所以日益严重，吸食者之所以愈来愈众，“皆起自严禁以后”。据此，许乃济提出弛禁方案。这个方案要点有三：一是“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为防止白银外流，外商货物“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是“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才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三是“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许乃济的弛禁方案，其前提因果是非不分，其方法矛盾百出。若将许乃济的弛禁方案付诸实施，其后果只能是鸦片进一步泛滥。然而，许乃济在弛禁方案中虚构的“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的前景，对包括道光帝在内的一些人具有诱惑力。以致道光帝在看了许乃济的奏折后，不仅未加指斥，反而立即传谕军机大臣，令将许乃济之折抄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塡、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会同妥议具奏”。这使清统治集团中和社会其他阶层中因鸦片而获利的官员、商贩欣喜若狂。广东十三行洋商迫不及待地向邓廷桢提出了弛鸦片之禁的更为具体的方案。对弛禁主张最感兴趣的还要数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义律立即将中国政府在鸦片问题上的新动向报告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义律在报告中兴高采烈地预言：“许乃济弛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义律预计：“采纳许乃济奏请的折中方案的这种正式的、最后的命令，将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到达此间”。在各省督抚中，身居烟毒渊薮之地的广东地方官员竟也为许乃济的弛禁论张目助阵。两广总督邓廷桢认为：“鸦片流传内地，以致纹银日耗，今欲力塞弊源，惟杜绝纹银出洋最为要著”。他因而主张：“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应请旨准照原奏”。邓廷桢还与祁塡、文祥拟订弛禁具体章程九条入奏，称许乃济之疏“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果许乃济之请能获得批准，“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广东地方大员对弛禁论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使广东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邓廷桢等为弛禁论大张其目的奏折被大量传布，还被英人刊登在他们在广州办的报纸上。
然而，许乃济的弛禁论，除了得到广东大员们的公开支持而外，“举朝无继言者”。大部分官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持反对态度，批驳许乃济弛禁论的奏折纷纷上达朝廷。其中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江南御史袁玉麟的三份奏折，对弛禁论的批驳尤为淋漓尽致。朱樽等严禁派官员批驳了弛禁论者弛鸦片之禁、只要在中外贸易中坚持以货易货即可防止纹银偷漏的谬论，指出：中国当时可供兑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一宗，“茶叶不足，将复易之银”，纹银的偷漏如何能禁?严禁派官员又批驳弛禁论者宽内地种植罂粟之禁、久之以土烟代替洋烟、洋烟将不禁而自绝的谬论：“今食之者多，而择食求精者，又必以洋烟为美也”，事实上，当时内地种植罂粟已复不少，“即如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洋烟输入如故，白银之外流亦“不见减于昔日”。弛禁论者只禁官弁、士子、兵丁吸食、民间贩卖吸食一概勿论的谬论，更被严禁派官员批驳得体无完肤。他们在折奏中指出：“以天下人数计之，官弁、士、兵不过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若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另外，“员弁士兵非生而为员、为弁、为士、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民与吸食，则兵(员)弁兵丁又何能而禁?”可见弛禁论者禁员弁士兵而不禁民间吸食之说，不过是“曲折之词，所谓掩耳盗铃者也”。更为可贵的是，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鸦片危害、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实质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朱樽指出：“鸦片流毒，访(妨)财害小，殊(诛)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无可救药。”英国“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其船窜入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诚不知是何居心?”严禁派官员在对弛禁论痛加批驳后，请求道光令地方官重申禁令，同时，“严备各省海口”，防患于未然。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弛禁论有理有据的批驳，制止了皇上因“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而产生的犹豫和动摇，坚定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清廷重申禁令，朝廷内无人再敢公开鼓吹弛禁论，原来赞同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放弃了弛禁主张，于广东海口实力查禁鸦片。
从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开始，清廷采取措施，在全国严厉实行禁烟，清廷一面令广东地方大员“加意整顿，严饬各该文武员弁，于关隘紧要地方，往来巡查，严密购缉，有犯必惩，久而勿懈，务使中国财力，不致为外洋所耗。”同时要求沿海各督抚、海口各监督，在广东查拿甚紧之时，严饬所属文武员弁，“统于沿海要隘处所，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务当实力巡查”，“嗣后如该督抚等，仍视为具文，并不实力查办，必当从严惩处”。道光帝的警告对沿海各省督抚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些省份开始行动起来。湖南地方当局在与广东接壤的衡、永、郴、桂等州先后缉获广东烟贩九起，人犯二十余名，鸦片烟三千余两。山海关副都统祥厚拿获夹带鸦片烟人犯四名。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在道光帝严惩已被拿获的鸦片烟贩的指示下，广州地方当局将在广州开设鸦片烟馆长达五年的郭亚平处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