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黄埔军校自创办之初，即仿效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1924年9月，蒋介石派总教官何应钦筹组教导团，该团以军校教官和学生为骨干，由从各地招收的青年所组成，组织及训练均采用苏俄新制，是为中国第一支设有党代表的军队。11月，孙中山令将该团改称“党军”，亲任总理，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军事秘书。1925年4月蒋改任党军司令官。1925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编组国民革命军，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福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4]从此党军名称不复存在，国民政府统辖下的所有军队，统称为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其职责为监察行政、参加部队管理、指导党务和主持政治训练，并保障军事训练及一切战斗任务的完成。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必须有党代表的副署，方能有效。从党中央起至总司令部，各军、师、团、连各级均有党部和派有党代表，通过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和督察委员会（连只设执行委员会），政治部则建在团以上单位。北伐开始时，军、师党代表大多由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担任。[5]国民党“清党”后，废除党代表制度，军队政治部与党部之间的关系，并未有明确的划分，导致纠纷不断。政工的衰落导致军队各级政训部门遭裁撤，政治训练工作由军队党部兼办。战前军队党部因成效不彰被撤销，各军、师、旅、团党部被并入各该部政训处，统称政训处。军中党务工作，由政工人员兼办。[6]至抗战前夕，军队政治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统辖，全国200万军队中，政工人员仅有3616人。
抗战爆发后，军队政治工作重新受到重视。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改组，原执掌民众训练的大本营第六部和军委会政训处合并成立政治部，政治部部长的地位与军政、军令、军训三部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院长平等。抗战期间，先后担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张治中，均为蒋介石的爱将，显示蒋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视。虽然如此，一般政工人员的升迁和地位，均远逊于同级的带兵官，因此无法吸收人才加入。加以经费不足，蒋介石三令五申要每师配装一个电台、每团装配一部收音机的计划，直至抗战结束仍为画饼。[7]自从党代表的制度改为政工制度后，军队政工人员成为部队长的特业幕僚，如其意见与部队主管不合，主官不仅不理，甚至随时依其个人的好恶予以撤换，因此部队中的人事、经理大权，完全由部队主官一人掌握，原有党代表的副署权力不再存在。[8]军队政工在中央军中的主要工作成为官兵的政治训练和思想教育，旁及官兵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不过成效如何，尚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根据1941年一项对147个部队单位（以师为单位）617名士兵的调查，仍有30%的士兵不知道中国国民党，52%的士兵不知道三民主义；即使知道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士兵，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名词以外的内容，显示政训工作似乎并不成功。[9]国民政府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政工人员又在部队中办理五人联保连坐，并秘密设置政工辅导员，暗中监视士兵。至于军队政工在地方部队的工作方式又不完全相同，除了一般思想教育外，主要工作在于掌握部队实际力量，了解部队对蒋介石的真正态度，以及部队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政工人员需要与地方部队的军官交往，特别是对营长以上军官，要了解每个人的出身背景、才能、品德、嗜好、政治态度以及属于部队中的何种派系，并以各种方式秘密调查部队官兵确实人数、武器装备、经理状况、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对于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凡思想倾向中央、年轻有为，或在部队中影响较大者，分别报由上级核定调至各训练班受训，阶级较高的军官，有时会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或是财务上的馈赠。对与蒋介石离心离德的部队，有的是调换部分干部，有的则是将整个部队打散或改编。[10]在官兵关系方面，国民革命军创建初期，相当重视下层官兵的参与。邓演达任职黄埔军校时，即曾提倡“三大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与意见公开，严重1926年任国民革命第一军第廿一师师长时也曾实施，后来陈诚（曾任严部团长）将邓、严二人所倡导的“三大公开”在其部队推广实施，获得良好的效果。[11]不过在实际上，部队普遍仍不让士兵参加会议，不让士兵发表意见，而中共军队除了指挥外，大多数决策须经过士兵的讨论。[12]因此，国方部队官兵之间的距离，一般要较中共军队为大。1946年东北四平街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为了争取在第一时间慰问将士，乃立即飞往四平，再坐汽车驰入市区，当时市区尚未清扫，沿途布满阵亡官兵的尸体，座车从死者身上辗过，熊竟然面不改色。[13]此一事件或许是极端的例子，但显示了军队官兵之间的隔阂。
国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点既在政治训练、防制异党和监视地方部队，对于军民关系的经营，自然较为忽略。一般说来，东征、北伐作战，甚至抗战时期的台儿庄战役、三次长沙会战与滇西战役，军队均能获得民众支持，有助于作战胜利，但是整体而论，其军民关系无法和中共相比。[14]以河南为例，1938年6月至1944年3月，豫西民众暂时免于日军铁蹄的践踏，但是却遭受到“水、旱、黄、汤”四大灾难（指水灾、旱灾、黄泛和汤恩伯）。河南民众对汤恩伯部队的愤恨达于极点。至1944年3月，日军侵犯豫西，日军以郑州、洛阳为攻击重点，兵力不到12万人，汤恩伯和蒋鼎文此时部队则有50万人，但已两年多未曾作战，军队松散。自日军发起进攻后，汤部一触即溃，日军迅速攻占郑州、洛阳，继而攻占叶县、临汝，汤部最后撤往嵩山山区，在败退途中，扰民如故，激起民众强烈愤怒。此时，豫西“土皇帝”别廷芳所遗留下的地方武力，即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结合地方群众，袭击汤部，使汤部饱受损失，成为惊弓之鸟，甚至一闻枪声即以为是日军，纷纷缴械逃命。据估计，约有汤部队5万人被缴械。沿路均是汤部丢弃的枪支、弹药、骡马、装具、车辆、无线电台甚至高射炮，次日当地百姓纷纷前来“清扫战场”。[15]事后检讨，发现中原会战各部队于溃败时所受民众截击的损失，甚至大于作战的损失。[16]抗战末期，中国取得世界“五强”的国际地位，“五强”一词遂经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文字标题中，此时却有民众将军队违纪扰民的行为，包括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五种，称为“五强”作风。[17]国方军队和民众的关系，直至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始终未能改善，蒋介石1949年9月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此时“军民情感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的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的最高的主官住着，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18]而此一时期中共军队的政治工作，则做得十分成功，往往部队未到，宣传队先到，“老大娘”、“老大爷”叫得亲亲热热，解释部队为什么来；部队离开后，宣传队则挨家检查有没有打扫干净，有没有借了东西没还，有没有打破了碗没赔。有些地区民众冒险断路、埋雷、割线、炸桥，阻止国方军队前进；甚至砸锅、卖铁、拆屋、喂马，支持中共军队作战。[19]而国方军队由于与民众关系不佳，使其不论在后勤补给、医药卫生方面，或是战地情报的搜集上，均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
选自王建朗 /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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