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最高统帅长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深受儒家想影响，重视人际关系，平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干部的训练和与各级干部的互动。其对干部的要求，固忠诚与才能并重，倘若不能兼得，则以忠诚为重。蒋对下属，采家长式领导，表面上威严刚直，对干部的痛责常不假辞色，但是每自我反省惕厉，不过似无向当事人表示歉意的记载。蒋对演讲、书告十分重视，每亲拟提纲，字斟句酌，但发表后并未能追踪考核；平日所思大小事，每多以手令形式交办，但是也大多成为虚文。]蒋对地方军系，系采取妥协的策略，利用感情的笼络、金钱上的收买和赤裸裸的武力作支撑，最后得以统一全国，并和强敌日本对抗，以落后的武器装备苦战八年，以空间换取时间，终将日军拖垮。曾多次反蒋的高级将领张发奎，晚年在回忆抗战时，曾有以下中肯的评论：大多数海内外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是甚么因素使我们赢得最后胜利？是政府的英明领导，军民的竭诚合作，以及高昂的士气，这三种因素使我们成功的以空间换取了时间。]抗战胜利，蒋介石接着面对的是来自中共的挑战。经过八年抗战，中共军队的实力和战法均已和过去大为不同，但是蒋介石和国府军政领导阶层对于中共仍普遍缺乏深刻认识，并以武器装备作为评估中共战力的唯一要素。军队内部普遍认为，蒋对各地区作战的构想和决策，系根据上层幕僚人员的判断而制定，与战场实况难免隔阂，在研议过程中，经常既不征询下层意见，也不重视战场指挥官的意见具申，加上情报不灵，对敌军状况无法充分掌握，故所做决策，常与作战部队的实况及能力不相符合，导致战略难以取得战术的充分支持。此外，军队的指挥系统层级过多，不仅信息层转耗时，且易泄密，蒋只得以手令或电话越级指挥。长此以往，下级纵有指挥长才，也无法发挥，甚至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在1949年的三次关键战役中，蒋的作战指导，先是主观武断，继而张皇失措，进退失据，终至束手无策。对于国共内战期间的失利，蒋身为最高统帅，应负最大责任，殆无疑问。
军队成员素质的好坏，和军队战力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一支军队如果成员素质低下，即使部队的人数众多，其战力也不能强大。以下拟将1930—1940年代的国方军队军官分为高级（将级）军官、中下级（校、尉）军官和士兵三类，对其出身背景和素质分别加以讨论。
选自王建朗 /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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