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年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实际上是以“国民革命”为号召的民族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斗争目标就是所谓“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的实质任务则是要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国民党1926年7月发动的北伐战争，即为这场革命最具体的实现手段。北伐战争中间虽经宁汉分裂，被迫停顿达一年之久，但前度北伐不数月即攻占长江以南，二度北伐1928年4月发动，不及两月即占领平津，推翻了北京政权，堪称顺利；又经不足半年时间的政治运用，当年12月即成功推动原先的强大对手奉军易帜，使东北地区归顺南京中央政府，形式上已基本实现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这一摧枯拉朽、风卷残云般的军事统一过程，从一个侧面清楚地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已经达到了一定阶段，民族主义观念广泛发酵，多数社会大众，既包括社会头面人物，也包括城镇略识文字的普通民众，对国家统一运动明显抱以期待和欢迎的态度。
但是，国家统一也好，民族独立也好，对落后国家和民族而言，从来都是一个极端困难、缓慢并曲折的过程。这是因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与经济发达，特别是与交通发达、信息传播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一个刚刚迈上现代国家成长道路的落后农业国，其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交通、信息条件的发展，固然会刺激国民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挑战传统的贸易壁垒与地方隔阂，推进政治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但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交通沿线与交通不便的广大落后地区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也会极大地制约统一国家形成的进程，并且会加剧地方主义和地方割据现象的发生。
国民党能够轻而易举地用军事手段实现统一，借助的固然是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成长，但其摧枯拉朽之速度，靠的却是灵活的政治策略，即是挟以政治大势，在基本不触动地方军阀实质利益的情况下，贿之以高官与金钱，分而化之，使之先行归顺国民党，孤立和瓦解北京政府的武装抵抗。此种做法见效虽快，却丝毫无助于消除因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所造成的地方及族群间的隔阂与对立。由于易帜或倒戈后的地方军阀大多依旧割据自为，并不真正服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及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因此，北伐战争结束及南京中央政府建立不久，新的统一国家的战争就不能不再度爆发。
1928年夏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后，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之前，围绕着分裂与统一而展开的政治冲突与军事斗争可谓此起彼伏，始终未曾停息过。
1929年3—6月，爆发了南京中央与李宗仁等地方派系之间的军事冲突，史称蒋桂战争。
1929年5月和10—11月，两度爆发了南京中央与冯玉祥西北军之间的军事冲突，史称蒋冯战争。
1929年11—12月，爆发了南京中央与广西地方派系和与湖北地方派系之间的军事冲突，史称第二次蒋桂战争和蒋唐战争。
1930年5—11月，爆发了南京中央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史称中原大战，各反蒋派系公开另立北平国民政府。
1931年2—11月，因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南京与广东地方派系的全面对抗，史称宁粤对立，汪精卫等也一度另立广州国民政府。
1933年5—10月，冯玉祥召集西北军旧部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
1933年9月至1934年2月，十九路军诸将领与国内各派军政领袖在福建以反日反蒋为名，另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
1936年5—9月，广东、广西地方派系借抗日为名揭旗反蒋，史称两广事变。
1936年12月，张学良率东北军、杨虎城率十七路军，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联手扣押蒋介石等中央军政大员数十人，要挟南京中央，史称西安事变。
除了上述这些已经发生的和密谋中针对南京中央政府权力地位的挑战行动，对南京政府统治最具威胁的无疑是共产党发动的“苏维埃革命”。依照莫斯科和中共中央的解读，苏维埃革命仍旧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只是，原定扫除封建军阀并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独立建国的斗争目标，被进一步扩大为：（1）“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2）“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3）用暴力推倒已经成为新的统治者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代之以共产党领导的俄国式的苏维埃工农独裁制政权。
同样要取南京政府而代之，中共的优势远比普通地方实力派要明显得多。第一，它不仅在道义上得到强邻苏联的支持，而且直接在思想、政策、干部、财政以及军事作战和情报技术等方面得到了莫斯科的指导、训练与帮助。第二，它以工农为革命动力的阶级政策，特别是以“打土豪分田地”这种带有社会革命色彩的方法来鼓动贫苦农民投身土地革命的方针，足以动员相当庞大的人力、物力。因此，中共于1927年夏秋与国民党分裂时几乎一无所有，到1930年前后，仅三年多时间，就在南方数省交界地区创建了好几块农村根据地，发展了十几万红军。它不仅能够实行武装割据，而且日渐能够直接威胁甚至进攻长沙、南昌这样的重要省会城市。到1931年11月7日，它更公开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准备要与南京国民党决一死战了。
年恰好处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新老列强对市场、资源和发展空间的激烈争夺正在将世界推向一场新的更为野蛮和惨烈的大规模战争。处在这样一种极度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民党南京政府无论是谋求国家统一，还是争取民族独立，都必须要同时与意图保持对中国的不平等地位的老牌列强，以及意图通过各种干涉、掠夺、蚕食，在中国获取更多资源的新兴列强进行抗争。从1928年春国民党二度北伐中遭遇日本军队武装干涉之日起，日本对中国入侵的危险就开始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政治的进程了。正是由于日本侵略的威胁，面对内争与外患的双重压迫，随时可能因内讧和内战被人取代的南京新政权，其政治合法性却愈见巩固了起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并发动事变，迅速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南京政府一方面诉诸国联，一方面发动上海抗战，以显示抵抗决心。这一应对措施在国人中虽备受争议，但社会各界对其中央政府的地位，包括一党独裁的统治方法，却渐渐由尖锐批评转趋默认，相当部分欧美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也公开表示了认同的态度。
显然，日本的入侵威胁极大地帮助了南京政府作为一个统一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威地位的确立。日本入侵愈深入，国家统一、独立及政治稳定和发展前途受到的损害愈严重，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努力，哪怕是其在坚持国本基础上的妥协和退让，也就愈容易得到多数国人的理解与同情。任何试图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可能破坏国家统一的行动，无论基于怎样一种理由，都不免会愈来愈受到社会舆论及公众的排斥与谴责。
由于这个时候的社会人心日渐以国家民族的存亡续绝为选择，因此，即使是那些打着抗日旗号发动的针对中央政府的事变，也都未能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人内部固然问题重重，其制度建设与政策方针也常常遭人诟病，然而，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权力范围，却从1928年中央政府成立时只及苏、浙、皖、闽几省，一步步向外扩展。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除华北与日军接触的个别省区外，它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长城以内各省，包括对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的实力控制。包括各方面曾经备受争议的蒋介石，也在此起彼伏的反蒋浪潮中，从一个国民党的军事领导人，逐渐变成一个统一中国的政治象征，变成中华民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了。
在这样一种政治大势之下，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为革命对象的中共苏维埃革命战争，也难有成功的可能。特别是中共所依赖的两大优势，即阶级斗争和苏联援助，不仅无法持续发生效力，而且会日渐变成自身发展的局限和实现政治诉求的障碍。
奉行阶级斗争式的半社会革命方针，是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关键所在。表面上，苏维埃革命的斗争任务与此前国民革命的斗争任务相近：一是继续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一是继续打倒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但为调动占全国人口90%的农民革命，后一项任务被明确规定为集中于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土地革命；而从反国民党的角度，它更是宣称：“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如此，所谓民族民主革命也就基本上变成阶级革命了。中共六大决议的规定，即苏维埃“革命动力只是工农”，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情况。一方面继续主张民族民主革命，一方面又高揭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旗帜，排斥一切非工农力量，这种极端矛盾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苏维埃革命只能是一种“孤家寡人”的革命。
首先，“革命动力只是工农”，理论上是以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为依靠的。但实际上，这一方针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中共与国民党关系破裂后只能从事地下工作，在城市及工矿企业中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仅仅几年时间，它就惨败于与国民党政权在城市里的较量，被迫将全部工作重心转往农村。而在农村，它的活动范围同样有极大的局限性，亦即它只能在南方几省交界的偏僻地区活动和割据，影响地域及人口同样极为有限。不仅如此，基于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割据地区的农民并非都是它的依靠对象。农村人口中相当部分有财产、有文化、有势力的富裕人口事实上依照其阶级分析的观念或属于资产阶级范畴，或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都是它的敌人或潜在的敌人。它真正能够依靠的，充其量也只占当地人口50%左右。这样一种情况，使之在与掌握国家之力的国民党政府的对抗中不能不处于孤立的状态。
其次，中共的土地革命是靠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来吸引农民的，然而，南方偏僻农村社会矛盾复杂，族群隔阂根深蒂固，“打土豪”并不一定会推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推动农村阶级斗争的做法，还常常导致族群间、土客间、地域间乃至城乡间的对抗与冲突，使得中共阵营在看似不断壮大时内部却极不稳固。1930年初袁文才、王佐之死，当年底次年初江西苏区富田事变，以及各根据地中红军始终攻不下的“土围子”，都反映出阶级斗争的主张在当时条件下未必都能起作用。
再者，中共土地革命是靠“分田地”来吸引贫苦农民的，但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农民多数并不会因此就投身共产革命。相反，农民趋利避害的心理和强烈的乡土观念反而易于因此发酵。苏区扩张时，周边贫苦农民往往会到苏区来；战争形势逆转，许多农民又会四处躲藏，甚或“反水”；一旦红军要西征，大批农民士兵就会千方百计找机会逃回故土。1933年，特别是1934年军事形势恶化时，中央苏区大量发生的农民反水和逃兵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事实上，正是这一狭隘的阶级政策把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推到了“孤家寡人”的境地，并最终造成失败的结局。毛泽东后来总结这几年的历史教训时曾再三说明：苏维埃时期的失败根本上就是放弃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这里所说的统一战线政策，原本就是和这一时期的民族民主革命，亦即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任务相辅相成的。中共从来讲“两步走”，离开了这一政策，等于直接迈向了第二步，把所有富裕阶层都当敌人来打，结果是自己人越来越少，任何一步斗争任务都实现不了。
狭隘的阶级革命方针不利于中共，苏联的援助也并不都能满足中共的需要。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及国民党始终是作为与北京政府对立的政治实体公开存在的，因此，苏联与国民党的结盟，以及苏联对国民党的各项援助都是公开的。中共及其所创建的根据地政权，却不具有这样的条件，苏联当局对中共的任何援助，历来只能是秘密的和小规模的。虽然，把中共引上苏维埃革命的莫斯科深知中共的农村根据地需要像当年广州国民党人那样，在军事方面得到大批援助物资，但由于中共始终无法占据沿海口岸，莫斯科虽有设想，却无从实施其援助计划。等到1936年中共红军全部集中到西北地区，终于有条件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了，却由于日本对苏联东部安全威胁的加剧，使莫斯科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努力。
莫斯科对外政策的调整，是由于当时苏联自身安全受到东（日本）西（德国）两面威胁而做出的。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接连吞并中国东北三省、热河，并成立了伪满洲国，进而又攻入长城，染指察哈尔、绥远与河北，1935年更制造了华北事件，意图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华北地区。由于日本对俄国远东地区历史上虎视眈眈，双方在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不止一次发生过军事冲突，苏联方面对日本占据中国东北和夺取华北，形成对苏联远东和外蒙古的弧形包围态势高度警觉。注意到中国这时国民抗日情绪高涨，唯有实现统一，才能有效地组织抵抗，帮助苏联牵制日本，莫斯科1935年即通过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改取统一战线方针，在承认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的条件下，争取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基于这样一种政策调整，无论军事援助，还是中共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秘密合作，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最终都因有碍于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而被莫斯科否定了。
1936年12月12日，已与陕北中共及红军秘密往来多时的东北军将领，时任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无法阻止蒋介石实施军事“剿共”计划的情况下，贸然将前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及其军政高官数十人扣押，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等被扣西安近两周，历尽艰危，如果没有莫斯科透过中共中央从旁做和平调处，后果颇难设想。但是，蒋介石最终能够平安脱险，根本上却是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一种现实需要。因为，面对日本入侵威胁，中国需要统一，这种统一唯有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中心才可能迅速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此时已经成为希望中国统一抗日的苏联等外部势力的既定看法，尤其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各界人士的一种政治共识。因此，西安事变的发生，前所未有地引起了全国各地、各界、各党派及各民众团体的一致谴责，就连各地反蒋派人物亦不能不随声附和。这种情况也极大地触动了张、杨与中共中央，影响了事变解决的进程。
西安事变前后各界舆论的表现，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国内政治人心的向背及其选择。也因此，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的遭遇，不仅没有损害其个人的政治形象，反而使蒋的政治威望一度蹿升到“全民仰止，如日中天”的程度。事变和平解决后，除了受到日本势力影响的个别地区及个别地方军阀外，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久拖不决的政治分裂问题。
选自王建朗 /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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