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国共合作的建议，最初是列宁于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向两党代表当面提出来的。当年7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分两步完成革命，首先“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并据此向国民党发出了合作的邀请。
1922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中国南方的代表马林（G.Maring）与孙中山达成的协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专门指示，事实上要求中共成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内左派分子组成小组，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来宣传建立中华民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一个月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即先后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与苏联政府方面的代表进行接触，基本确定了联苏的方针。苏联外交代表越飞（A.Joffe）因此与孙中山在上海进行秘密会面，双方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联合宣言。越飞代表苏联政府表示，赞同孙中山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看法，相信“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之统一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对于此项事业，苏联不仅表示最诚挚之同情，而且愿给予相当之援助。
1923年4月下旬，根据孙中山的要求，苏联政府正式转电孙中山，明确表示将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和8000支日本步枪以及机关枪、火炮和装甲车若干，帮助孙中山建立一所军官学校，以便于国民党能够创建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
这年秋天，莫斯科方面正式接待了孙中山派出的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而孙中山则在广州接受了苏联政府派来的以政治总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为首的政治军事顾问团。紧接着，1924年1月，国民党在鲍罗廷的指导下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接纳中共成员为党的重要分子；2月，由苏联援建、苏联顾问负责指导、中共成员参与政治工作的国民党自己的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正式挂牌筹建。至此，孙中山国民党与苏联政府，包括与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合作全面展开。
孙中山国民党不仅在与苏联的合作中得到了极大的利益，而且在与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中同样收到了互利互惠的效果。
国民党历史悠久，因孙中山的声望作用，政治上影响亦较大。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同盟会，还是中华革命党，抑或是中国国民党，其组织之存在仅因有孙中山存在而已。所谓党不仅是一盘散沙，且党员多限于粤籍华侨和广东本地人。国民党对外号称全国党员10万人，广州党员3万人，真的在广州地区实行党员登记，登记者不过3000人，绝大多数党员和党部都在海外。鲍罗廷曾就此告诉莫斯科：国民党完全没有组织宣传工作，既不曾在党员中散发书刊，也不定期举行会议，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政治宣言，也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公开的报纸上，和党的组织毫不发生关系。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权自然也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对此，孙中山也是心知肚明，这也正是他联俄容共的动机所在。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党内反对吸纳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反之，“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其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言外之意显而易见：若尔等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呢？
所谓中共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200万，自是夸张的说法。但是，目睹俄国革命靠党员和民众力量而成功，中共成立未久，其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全国扩展神速；反观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后毫无长进，全靠自己率极少数干部勉力支撑，在地方军阀中间纵横捭阖，孙中山很想借助俄国的经验、顾问的指导和中共的加入，使国民党在组织上发生焕然一新的改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及全面改组，就是这样一种大胆的尝试。
国民党一大改组，最重要的政治及组织变动有三。
一是政治骨干少壮化。孙中山此前所倚重的老党员居正、谢持、林森等均离开了党政领导中枢，新任用的骨干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明显年轻化且亲信化。
二是共产党人作用凸显。只有400人左右的中共，其党员代表占到了国民党一大代表人数约13%，远超国民党党员与代表人数比例；中共党员在大会产生的中执委正式和候补委员中，更占到了25%。在随后召开的一届一中全会所产生的国民党权力机关——中央党部的7个部中，中共党员占据了组织部和农民部2个部长，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3个部长秘书（相当于副部长）的席位。在中央执委会3名常委中，中共党员也占有一席之地。
三是政治上明显左倾。孙中山1905年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政策主张，在鲍罗廷依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利用大会宣言进一步解释之后，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扶助工农的内容。这意味着，国民党原本在对外及对内政策上的灵活态度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党的外在形象明显左倾。
国民党领导骨干年轻化、政治左倾，再加上主要由充满活力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共党、团成员承担起在全国各地的组织发展工作，国民党一大后，其组织在全国范围中下层激进青年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省、市、县、区各级党部纷纷建立，党员数量增长得很快，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其在激进青年学生当中的发展，显得尤为顺利。到1926年底，国民党组织已遍及全国90%的省区和将近1/4的县份，实有党员人数增至54.4万余人，国内党员占到82%，远不再是一大前的那种情况了。
但是，国民党一大改组，也不可避免地埋下了其内部危机乃至组织分裂的严重隐患。孙中山弃用老党员，大量提拔重用在国民党内毫无根基的年轻的共产党人，包括委托鲍罗廷主持一大文件的制定，接受反帝主张及工农政策等激进思想，这些都让党内大批老党员心怀不满。无论在一大酝酿和召开之际，还是在一大改组完成之后，他们都坚持不懈地表达批评甚至反对的意见。当身兼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双重重要职务的中共党员谭平山负责国民党各地组织的创建发展工作之后，不过几个月时间，就有约2000名国民党人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递交检控信和弹劾案，矛头直指跨党的共产党人。一些原有国民党组织基础的地方，新旧党员甚至形成公开的对立派别，并发生暴力冲突。尽管孙中山以个人权威，通过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两边劝导训斥，将矛盾冲突暂时压了下去，这一问题却并未解决。
几个月后，孙中山在北上途中突然病倒并很快去世，一时间国民党内群龙无首，内讧纷起，孙中山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廖仲恺甚至在广州被刺身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利用自己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纵横捭阖，将政治态度可疑的国民党中央政治领导人胡汉民和军事领导人许崇智先后挤出广州，把汪精卫和蒋介石扶上了国民党最高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的权力宝座。如此一来，原本就极度担心国民党政治命运，但尚未倒向右派的大批老党员也不能不聚集起来，公开进行反抗了。
在1925年鲍罗廷策动的广州事变前后，国民党内实际上发生了两拨分裂行动。前一批是以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老党员为代表，并得到了老同盟会员章太炎等人公开响应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人。他们早在孙中山北上时即以“护党”为名，在北京鼓动串联，孙去世后更是打出“救党讨贼”的旗号，不仅反对共产党，而且反对一切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人。后一批则是国民党一大以来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始终抱怀疑态度，但一直遵从孙中山领导的谢持、邹鲁、林森、覃振等中央执监委员。他们在广州事变后因对鲍罗廷和中共党团的作为忍无可忍，于1925年11月聚集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以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名义宣布取消鲍罗廷顾问资格并开除中共党员出国民党，人称“西山会议派”。1926年3—4月，他们进一步与各地支持者齐集上海，另立中央。但他们和冯自由一派人不同，其中多半仍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为重，认同共产党为“革命友党”，也有条件地赞同联俄联共，惟坚决反对组织容共，尤其反对苏联顾问借助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颐指气使，挟持一切。
国民党的公开分裂，明显是党内大批老党员从怀疑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到认定大权已落他人之手，因而必欲夺回党权的一种反应。然而，同样的担心和恐惧其实也存在于国民党不少处于权力高位的新干部之中。几乎就在西山会议派齐集上海，公开揭旗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广州国民党中央的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就发动了具有分裂性质的三二〇事变，其导火索同样是领导权问题。
事变发生的政治背景很简单。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前，因西山会议派的分裂，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以及中共党团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及作用更加凸显，广州国民党内许多人亦不免疑心重重。为尽量拉拢团结尚在左右派中间的国民党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向仍留在广州国民党一边的部分中执监委做出承诺，愿将二大推举的中执监委及常委中共产党员的数量限制在1/3以下。中共的确严格遵守了这一承诺，共产党员在第二届中执监委及常委中只占到1/3。但二届一中全会最后确定的国民党中央的实际权力部门，即中央党部，却几乎全被中共党员占据了。它的一处八部，总共22个职位（包括部长及秘书），中共党员就占据了17个。
这个时候，在新组建不久的国民革命军中，从军、师到团、营、连，各级均设有权力很大的党代表，团以上还设有政治部，这些政工干部也多半为中共党员。仅在蒋介石掌握的第一军中就有50余名军事和政工干部是中共党人。广州政府各个军事部门的首脑，也多由苏联顾问兼任。而且，共产党人这时还领导着广州2000多工人纠察队和附近3万多农民自卫军。即使是在赞同联苏容共政策的广州国民党人中，许多人对此也不免忧心忡忡，甚至耿耿于怀。
由于过度自信，莫斯科方面对于这种情势的危险明显缺少足够的警觉。苏联新来的军事总顾问季山嘉（Kuibyshev）在受命反对国民党二大批准了的北伐计划时，表现得极其傲慢自大。这位总顾问甚至还有意要削弱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力量，这就更加刺激了已经是国民党军事最高领袖的蒋介石。蒋的自尊心和防备心原本就极强，他同样担心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会反客为主。在此背景下，只因怀疑一艘军舰的异常调动可能针对自己，蒋便铤而走险，于国民党二大结束不久的3月20日发动了军事事变，一方面软禁苏联顾问；一方面扣押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且挤走了国民党此时最高政治领袖汪精卫。一个多月后，由于苏联方面居间调和，并劝告中共妥协，蒋介石顺利地达成了自己的政变目标。他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等重要决议，在形式上承认容共的同时，严格限制苏联顾问的职权和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的任职范围，从而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17]随后，蒋自任北伐军总司令，指挥国民革命军发动了旨在推倒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对于党内合作这种合作形式会造成两党关系危机的严重情况，中共领导人及其各地干部也并非毫无预见。还在国共合作开始阶段，因为身为国民党员必须要全力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在中共人数有限、自身组织发展任务艰巨的情况下，许多中共干部对此早就抱怨连连。一方面身为共产党员，必须要坚持共产党自身的立场、观点和政策方针，要为社会革命的未来目标预做准备工作，对国民党必须持独立和批评的态度，包括必须要在国民党内争取组织领导地位，以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身为国民党员，任何着眼于共产党的理想目标和政策方针的独立立场及行动主张，不仅会违反国民党的组织纪律，而且会导致国民党组织的分化甚或分裂，引起无穷纠纷，又未必真的有利于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及其国共共同革命任务的达成。国共合作两年多，从中共中央一直到直接在广州工作的中层骨干，对此都颇多异议，并且不止一次地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然而，于实际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联共（布）最高领导人而言，无论是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量，还是基于推进东方国家革命的既定目标，都“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因为，在他们看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等于将已经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国民党拱手交还给中国的资产阶级，这等于“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因而是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表现。
他们坚持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革命的领导地位，共产党应尽一切可能将国民党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力争能够将几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人民革命政党”，亦即“工农联盟的政党”。这样也更容易在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之际，一步达成社会革命的任务。
正是基于莫斯科的这一指示，三二〇事变之后，鲍罗廷不得不采用政治谋略，一面向蒋介石示好，一面设法孤立蒋。他利用蒋介石率兵北伐，远离党政中枢的机会，成功地将左派国民党领导人联合起来，把国民党中央及中央政府迁至武汉，召开党的二届三中全会，宣布迎汪回任，事实上剥夺了蒋介石掌握了一年之久的党政大权。但是，当鲍罗廷试图进一步削弱蒋介石兵权的时候，蒋却在众多担任中执监委的国民党老党员的支持下，于1927年4月中旬先行发动事变，在南京另立中央，并实施“清党”行动，公开与鲍罗廷和共产党人翻脸了。
自国民党一大以来这一波又一波的组织大分裂，直接的导火索无疑都是争夺党的控制权。但是，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和国民党人政治上的倾向选择有密切关系。几乎所有陆续站到反共立场的国民党人，都不赞同中共和莫斯科的政策主张；反之，凡赞同容共或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人，相当多数理智上仍认同中共和莫斯科的主要政策主张。只不过，这种情况到1927年4月宁汉对立的局面出现后，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严峻的挑战了。
自国民党一大确定扶助工农政策以来，国民党人的工农政策及其政治宣传明显转向了社会大众，它也因此逐渐获得了劳苦阶层的好感与支持。据1926年12月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可知，当年广东省国民党员中农民党员约占40%，工人占23%，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其他军、警、法、政、自由职业者等所占比例极低。相比这时其他省区党员主要成分仍然是青年学生的情况，可知愈是在国民党占领区内，国民党愈会有相当部分中下层干部党员热心于在工农民众中做政治动员和组织发展工作。这里面固然有一部分原本就是中共党员或社青团员，但不少人则是与中共党员观点主张较为接近的国民党左派的干部党员。北伐战争打响后，正是他们，紧随军队之后，与共产党人一起，大力推进了南方各省，尤其是两湖与江西等地的工农运动。武汉国民党人所以能够聚集起来共同对抗蒋介石，就反映出这一部分干部党员确与蒋介石麾下的南京国民党人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性。
问题是，对于中共建立在社会革命观念基础上的扶助工农政策及其目的的理解，国民党左派并不真的能够跟上共产党人的步伐。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明确要求中共必须使正在挺进的中国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发展到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农村要进到土地革命，城市要准备没收外国在华大企业并将铁路、交通等收归国有。斯大林甚至直截了当地要求国共两党：立即“在农村掀起革命”，竭力反对地主，包括“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愈好。
莫斯科的这一指示，不可避免地导致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政策的激进化。鲍罗廷开始在公开讲演中宣称：“对于剥削农民的人用刺刀去刺死他，刺死反革命的基础，如像刺吴佩孚的军队一样，这样国民党才不至于落后”。中共中央也检讨自己过去太过束手束脚，不敢把民族革命引向阶级革命。尽管受到与武汉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的影响，中共领导机关并未马上认同太过激烈的工农运动方式，但在莫斯科上述方针指导下，要想抑制基层党团骨干和工农运动的激进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1927年上半年，因与南京国民党人分裂，武汉政府占领地区日渐缩小且开始四面受敌，社会上无政府状态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冲击外国租界，工人、店员以至各界民众频繁的罢工、集会、示威，城乡工农团体、纠察队、自卫武装擅自捕人甚至杀人，军官家属被抄家、游街或吃大户，士兵寄回家的钱被农会没收等情况，国共两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却始终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疲于应对的状态。为了战胜南京的军事威胁和内部军事反叛，能够继续北伐，以便抢先占领北京，武汉国民党当局最需要的是约束民众、稳定内部、巩固政权和取得莫斯科的巨额财政援助。然而，莫斯科这时的方针政策使这一切都无从实现。
在援助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联共（布）党内领导层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1926年底至1927年春，这种分歧与党内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导致反对派利用国民党内左右冲突和分裂不断的情况尖锐抨击主持中国政策的斯大林等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派再难继续其机会主义的灵活策略。在明知武汉国民党已处于危机中，存在着向右转的严重危险的情况下，斯大林不仅不敢提供有力的财政援助，也不敢降低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的革命调门。1927年5月，莫斯科甚至发出更为激进的指示，要求国共两党领导人猛烈地发动没收土地的革命运动，“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同时“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组织革命军事法庭，逮捕并审判反动将领等。
这一不切实际的指示最终葬送了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的合作关系。7月中旬，无法按照莫斯科这一方针行事的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等，发出了“和平分共”的命令。在中共中央报之以反抗措施，于南昌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另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武汉国民党也和南京国民党一样，走上了武力“清党”的道路。
国共两党自1924年以来的合作局面，历经种种危机之后，至此终于画上句号了。
选自王建朗 /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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