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博伟、刘瑞璞）
对国服旗袍的称谓，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称“旗袍”，台湾地区称“祺袍”。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意识形态之争，没有学术价值，因此在服装史学、文博和理论界没有引起重视，理论家们对此也避而远之，在学术上尚无有建树的成果，而事实上这是个纯粹的学术命题。台湾社会无论学术界还是民间，“旗袍”和“祺袍”的称谓是共存的，是经历了一个“正名”的过程，通过权威的学术机构确立的，并有一整套的史学考据和理论建构。这对国服旗袍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过程的学术断代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祺袍”称谓在台湾的学术共识
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书籍、文献和民间出售旗袍的商店常见“旗袍”和“祺袍”两种称谓共存的情况，但在学术上则以“祺袍”为主，此类现象与大陆截然不同。这是由台湾“改良旗袍”已经取代了“过渡旗袍”成为主流的现实决定的。而在大陆，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没有形成这种共识，大多笼统冠以“旗袍”称谓，且均理解为西式裁剪、分身分袖、施省的形态，可这种形态实际上在 1949 年之前是不存在的。由于“旗袍”在形制上没有具体的学术定论而多为人们所误解，以致国内《危险关系》这部以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滩为背景的电影中出现了五六十年代“旗袍”的怪现象。当今大陆学术界对于旗袍样式“起源”的三种观点一直存在争论，但都没有触及结构形制的考证，只是强调现代旗袍与传统旗袍在形和结构上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考据学已将旗袍断代的历史节点证实得非常清楚，即20 世纪 50 年代前中期是传统旗袍和现代旗袍(改良旗袍)的分水岭。在学术上不应该再继续使用同一种称谓，否则就会产生对历史的误判。因此，以“旗袍”和“祺袍”两个称谓区分这两种形制与结构不同的服装，是符合逻辑和历史事实的，也是学术应有的态度。尽管社会习惯于“旗袍”称谓，对于祺袍的正名并不容易，但作为学术应肩负起历史的责任。早在 1974 年元旦台北市“中国祺袍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之时，王宇清教授主持并发表题为《祺袍的历史与正名》的主旨演讲，主张改“旗袍”为“祺袍”。提议当场获得大会通过，并成决议案，确立“祺袍”为当代旗袍的官方称谓，且著为会章条文，呈报主管官署核备，遂成定案，明载官籍。这便是“祺袍”一词的由来。自此之后，台湾学术界渐成共识，并在民间产生推动作用，形成一股正名之风。四十年来，伴随着两代人的努力和坚持，以王宇清、杨成贵为首的新一代台湾华服学者、专家仍不断努力为“祺袍”正名。但这种自下而上的理论正名运动，虽有成效却不卓著。这有历史的问题，也受人们对于既定事实习惯成自然的认知模式影响。不论怎样，这种还原历史真实的学术研究终归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台湾学术界出现了“祺袍”这一与大陆所用“旗袍”大相径庭的学术生态，凸显出两岸学人对服装这个非主流学科的学术态度。那么台湾学术界为什么坚持改“旗袍”为“祺袍”?皆因为它基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史学建构考量，否则会埋下一个被后世诟病的“史学悖论”。
二、“旗袍”：特殊时代的文化符号
清代满族女子常服一般称为“衬衣”或“氅衣”，极少有被称为“旗袍”的情况。清代的满族女性穿袍，汉族女子则主要穿褂、袄配裙和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旗袍出现)，到了清末，满汉服装间的区别已很模糊，但在民国初年女性穿袍的情况仍“极不普遍”。现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初次《服制草案》成文于 1912 年，是一个纲领性文件，以后历次民国服制案都是在此基础上订立、扩充或修正的。文中并未对“旗袍”这一称谓有明确提及。1929 年由南京民国政府公布施行的《服制条例》、1942 年由汪伪政府“行政院”发行的《内政公报》所刊印的《国民党服及国民礼服图式》及 1931 年《杭州市政府教育周刊》刊载的《浙立省中等学校学生制服统一办法》中，尽管出现了与时传“旗袍”一致的样式，但并没明确使用“旗袍”这一称谓。根据查阅的相关史料，也未在当时的中学教科书、介绍传统缝纫的教本或女校缝纫教材中发现任何与“旗袍”二字相关的信息。故此可以判断 ：“旗袍”这一称谓并非流行于清末满、蒙、汉的旗人之间，甚至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旗袍”这一称谓都鲜有在官方文件、信函或公文中出现，而多用“女子礼服—衣”、“女公务员制服—衣”或“妇女礼服”等称谓。“清袍服”“旗服”“旗装”“旗袍”，不论称谓如何，有两点是可以明确的：一、这些称谓并非清末民初官方称谓;二、这些称谓是后来汉人所取，并非原先满族人自用。由此可见，“旗袍”这种特殊时期自下而上产生的称谓，是时尚文化推动的产物，很像今天被官方和学术界逐渐重视的“网络语言”。尽管官方文件里罕见“旗袍”称谓，但纵观当时的社会媒体和大众视野，“旗袍”一词的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此时的旗袍尚不具备法定的“名分”，这是否与学术界和官方尚无定论有关?毕竟从当时官方的服制文件、公文和学术文献中可以看出，“旗袍”仅仅是众多时装中的一个典型样式。也正因如此，为从“旗袍”到“祺袍”的学术定论和民间推动埋下了伏笔。1926 年，《良友》图画杂志刊载了《上海妇女衣服时装》专页，其中就有“旗袍”这种“时装”的照片。此后，1940 年《良友》图画杂志又刊载了《旗袍的旋律》专页，版内图文详尽描绘了 1925 年至 1939 年间旗袍随时代潮流更迭发生的款式变化，也略述了“旗袍”出现的过程 ：“中国旧式女子所穿的短袄长裙，北伐前一年便起了革命，最初是以旗袍马甲的形式出现的，短袄依旧，长马甲替代了原有的围裙。……长马甲到十五年把短袄马甲合并，就成为风行至今的旗袍了……”从这些真实的旗袍市井图可以确凿判断，这就是“旗袍”最辉煌的时代，它的标志性结构形制仍延续着旧时连身连袖的“十字形平面结构”，侧身曲线和腰身处理是它的时代特征，也是标志“过渡旗袍”的指标性用语。根据采访老一辈华服专家所知，约在1937 年前后，北京地区和东北沈阳地区妇女普遍称使用绸、缎等精美材料制作的与民国《服制条例》中所述“女子礼服—衣”同款样式的服装为“旗袍”，意为“旗人女子袍服”。
为什么命名这种拓展后的服装为“旗袍”而非“满袍”?这与清朝统治者追求“满汉文化认同”有关。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人口基数少，为求长治久安，早在征伐之始(1624年收蒙古部族编五个牛录)便不断吸纳各族士兵，驱其以征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收纳“汉八旗”，汉人被册封为汉八旗子弟，享受同“满八旗”子弟相同的待遇，视同满人，同着“旗服”。由此可以判定，后世常道的八旗子弟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有着汉族血统。如此说来，单纯以地域、族别或者国别来命名服装，就不科学了。满、蒙、汉的八旗子弟尽管原本族别不同，但统称“旗人”，“旗”字亦同亦别，而“满”只有“别”没有“同”。将其所穿衣服称为“旗服”或“旗袍”，命名简单直接，且“亦满亦汉”，成为时代的产物。
据此，可以推断“旗袍”这一称谓源起于民间，是一种通俗的叫法，特指在 1925 年前后逐渐形成的、以清代旗人女子服装发展而来的、民众乐见的一种袍服形式。当时一说起女子礼服或者妇女服装，人们就会直接联想到旗袍，而约定俗成。这与其说是对满族女子服饰的称谓，不如说是一种时代标志的文化符号，实际上是对清代女子装束在汉人妇女身上的一种文化同构。如果我们将传统清代袍服作为“旗袍”的鼻祖，那么这一历史时期的“旗袍”，实际上历经了古典袍服传统型结构向改良旗袍西式结构过渡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既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的时期。因此，“旗袍”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 50 年代前中期这一过渡时期的称谓。从历史学的观点看，单纯以“旗袍”诠释从“清代旗人袍服”到亦满亦汉的“过渡旗袍”，再到定型的国服“改良旗袍”这一段重大而天翻地覆的历史时期，必然是有失妥当的。尤其是当旗袍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次变革发生，即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旗袍”受西式立体裁剪的影响，发展为一个“洋为中用”最成功的实证——“改良旗袍”，而奠定旗袍这一历史事件的舞台是在台湾地区而非大陆。由此，“祺袍正名”在台湾地区而非大陆，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更不能忽视的是，台湾地区由于未受“文革”影响，“祺袍正名”事件才使得这段历史变得完整。如果忽视了台湾学术界的这一成果，中华近现代的服装史中“旗袍”的称谓恐会埋下一个带着错误信息的种子传给后世。
三、从“旗袍”到“改良旗袍”
旧时裁缝这一职业分为“本帮裁缝”(制作传统服装)与“红帮裁缝”(制作西洋服装);依据裁剪方法不同，又分为“大裁”(传统服装)、“洋裁”(西洋服装)、“和裁”(日式服装)等。“旗袍”为什么改良，发生了怎样的改良过程，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时至今日已经有了一定研究成果。从十字形平面结构到改良型的立体结构，这个过程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红帮裁缝”便是其中的推手。民国初年至民国末年，红帮和洋裁被视为“海派”。海派是在“本帮裁缝”的基础上引入融合西洋裁剪技术和观念所创立的全新流派，并逐渐取代了“本帮裁缝”成为主流，它的标志性作品就是“海派旗袍”。“海派”开始使用全新的西洋立体裁剪，但考虑人们的接受度，尚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传统。事实上，“海派旗袍”在整个民国时代都只是过渡时期。最主要的证据是此时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旗袍“连身连袖”“十字形平面结构”的华服裁剪系统，只是在侧缝做了腰身和收摆处理。同时期海派权威的《洋裁教本》中关于“旗袍”的裁剪图注录和《良友》杂志旗袍的时代风貌都支持了这种观点。尽管海派旗袍在“十字形平面结构”基础上只是改直线侧缝为曲线侧缝，但这在中华传统的伦理观念中也是革命性的，故学术界称之为“改良旗袍”。这个“不彻底改良”风潮的主要舞台是在上海和广东。真正在结构上使用颠覆性的西式裁剪，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由已赴台湾地区的“红帮裁缝”在 1951 年到 1971 年之间完成。代表性人物就是继承“红帮”祖辈的华服大师杨成贵，他在 1975 年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祺袍裁制的理论与实务》，标志性转变就是“旗袍由不分身、分袖、无明省，变成分身、分袖、前二后一共三条省”。这个时间节点完全可以作为改良旗袍彻底成型的标志，也是旗袍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更解释了 1974 年台湾“中国祺袍研究会”正名事件发生的原因。
结语:
纵观旗袍的发展历史，自此以后改良旗袍的款式已经基本确定，至今鲜有重大变化。现在，人们一说起“旗袍”二字，大多联想到的并不是清代女子袍服或民国期间形成的过渡旗袍，而更多的是脱胎换骨的“改良旗袍”。片面地说，“旗袍”反倒成为了“改良旗袍”的通俗叫法，这样仅仅是在“以名举实”但“未尽其实”，更远远没有达到“以辞抒意”的层次。这种学术缺失的后果，使电影《危险关系》中出现“关公战秦琼”的现象，算是不足为奇，然而也给“旗袍”和“祺袍”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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