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十二年，初为赋(纳商鞅说，开阡陌，制贡赋之法)。
杜氏《通典》曰："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於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於内;而使秦人应敌於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吴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卖买。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
朱子《开阡陌辩》曰："《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旷者，宜修阡陌;户繁乡狭者，则复井田。'盖亦以阡陌为秦制，井田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实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然《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又云：'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二说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数考之，则当以後说为正。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而径涂亦从，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与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沟、洫、浍亦皆四周，则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横从而得之也。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与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於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坏剗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制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以是数者合而证之，其理可见，而蔡泽之言尤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间之道有经有纬，不得无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则随地为田，随田为路，尖斜屈曲无所不可，又何必取其东西南北之正以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来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见其说之无疑者。或乃以汉世独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开亦其旷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当冲要，而便於往来，则亦岂得而尽废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复使如先王之旧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连阡陌，而请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坏由於阡陌，此亦非也。盖曰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谓商贾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盖当是时去古未远，此名尚在，而遗迹犹有可考者，顾一时君臣乃不能推寻讲究而修复之耳，岂不可惜也哉!"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
《通典》曰："夏之贡，殷之助，周之彻，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未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加以内兴工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二世承之不变，海内溃叛。"
按：秦坏井田之後，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後遂舍地而税人，则其缪尤甚矣。是年，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通典》所言，其是年以前所行欤?
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言贫人无田，而耕垦豪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输田主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