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需要和平与统一，隋文帝政治上的措施，一般符合民众的愿望。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在隋文帝节俭政治的统治之下，民众负担比南北朝时有显著的减轻。封建社会里，民众得到这些必要的条件，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就会自发地呈现出繁荣景象。过了一个时期，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生活愈益趋于骄奢淫逸，剥削随而愈益无所限制，到后来，生产萎缩，民力耗尽，民众不得不发动起义来推翻统治者。这种一般的情况，即所谓一治一乱，组成中国长期封建社会螺旋形发展过程中的各个螺旋形。每个螺旋形，大都是一个朝代。朝代有的长，有的短或者很短，这决定于统治阶级制造祸乱的程度。隋是一个很短的朝代，因为隋文帝虽然求治有效，可是隋炀帝的造乱非常剧烈，使得一时稳定下来的隋朝很快就崩溃。
下面主要是叙述隋文帝时候的经济状况。
均田——北齐均田法，普通民众一夫受露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奴婢受田数与良人同。丁牛(壮牛)一头受田六十亩，牛数不得多于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或种麻。齐制与魏制不同处，在于齐制奴婢不受永业田。齐文宣帝时，宋世良请分牛地(一牛受田六十亩)给贫人，又说，富家利用奴婢牛受田的制度，迫使贫人无立锥的土地。五五七年，齐文宣帝议迁徙冀(治信都，河北冀县)、定(治安喜，河北定县)、瀛(治河间，河北河间县)三州无田的人到幽州范阳郡(治涿，河北涿县)就宽乡谋生，百姓惊扰，议不能行。足见富贵人聚居及人口众多的州郡，即所谓狭乡，均田法已成空文。周武帝遵行齐制，隋文帝也遵齐制，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富贵人已占的田地，不加变动。五九二年，隋文帝派遣使官，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法，狭乡每丁才得二十亩，老幼所得更少，宽乡可以得到足数的田地。江南地区，士族和土豪于五九○年发动叛变，经杨素武力镇压后，狭乡民众可能从均田法取得较多的田地。民众按人口受田，即使狭乡分田少，比无田终究是好一些。隋文帝时经济繁荣，均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六○九年，隋炀帝诏天下均田，史籍不载均田情形，大概诏书只是一纸空文。
租调徭役——南北朝课役法，大体如下述：南朝以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户主男丁课租米五石，禄米二石，所种田每亩税米二斗;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男丁年十六半课，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出嫁为丁，未嫁，二十岁为丁。女丁租、调都半课。男丁每岁服徭役不超过二十日。北朝：齐，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为中男，六十六以上为老，十五以下为小。丁男十八岁受田课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夫妇二人合称一床，每岁课垦租(给朝廷)二石，义租(给郡)五斗;调绢一匹，绵八两。西魏宇文泰使苏绰定课役法，民年十八至六十四以及轻残废人都得纳课，已娶的人，每岁课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石)。单丁(未娶)半课。产麻的地方，课布一匹，麻十斤。单丁课四分之一。民年十八岁至五十九岁服徭役，丰年不超过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每家服役不超过一人。五六一年，周武帝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八丁兵即分服役人为八番，每人八个月内服役一次，十二丁兵是分十二番，十二个月内服役一次。上列南北朝课役法，轻重不一，大抵北齐法较轻，为隋所沿用。
五八一年，苏绰子苏威任度支尚书。苏威听苏绰这样说过，我定的课役法，不免过重，希望将来有人来减轻。苏威听了作为自己的责任，任度支尚书后，奏请减课役，务请轻简，得到隋文帝的允许。当时规定的课役法，以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受田(遵北齐制)，纳课服役。六十为老，免课役。丁男夫妇为一床，课租粟三石，桑土调绢一匹(四丈)，绵三两，麻土调布一端(六丈)，麻三斤。单丁及仆(部曲)隶(奴婢)半课。没有受田的人都免课。五八三年，隋文帝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负担兵役却减少三年。又改每岁三十日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五九○年，令百姓年至五十，可纳庸免兵役。庸就是免役人每日纳绢数尺(唐制每日三尺，当是沿隋制)，二十日不过数丈，对衰年人也是一种宽政。课役的减轻，有助于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因之取租粟比周、齐多，还不算过重。六○四年，隋炀帝即位，废除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又改男子成丁年二十一为二十二，比隋文帝时又宽了些，不过，隋炀帝横征暴敛，大兴兵役，课役法全被破坏，所谓宽政，无非是些具文而已。
户口——史籍所记户口数，一般是比实际户口要少些。自东汉末年起，由于战乱相继，实际户口耗损极巨。又由于士族强盛，各依势力大小，荫庇民户作私属，民户为逃避朝廷的课役，也只好忍受士族的荫庇。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就是士族夺取朝廷大量户口的一种形式。因之，魏、晋迄南北朝，朝廷所有户口数，比实际户口数又少得多。东汉时期，大抵户数在一千万上下，口数在五千万上下。三国以来，户口骤减，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余，口一千六百万余，号称极盛，但远不能比东汉。四六四年，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有户九十万余，口四百六十八万余。五二○年前后，北朝魏孝明帝正光年间，魏户口比西晋太康时增加一倍有余。如以户五百万，口三千二百万计算，加上南朝宋户口(假设南朝约经六十年，户口数不变)，全国有户约六百万，口约三千七百万，也还比不上东汉。隋文帝开皇初年，有户三百六十余万，灭陈得户五十万。后来逐渐增加到八百七十万。六○六年，即隋炀帝大业二年，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大体上恢复了四个世纪以前东汉时期的户口数。与户口数相配合的垦田数，五八九年，有可垦田一千九百四十万余顷。《隋书·地理志》载隋炀帝大业年间，有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余顷，垦田数显然远非事实。两汉按民户所种田亩收租(三十税一)，按丁口收赋，因之户口和亩数比较近真。隋按丁口授田收租，授田宽乡狭乡不同，朝廷并不按法令如数给田，收租却不许短缺，因之户口数比较近真，垦田数则是任意夸张，全不可信。
户口在短期间激增的原因，主要是课税轻，徭役少，民众愿意脱离士族的荫庇自立门户。同时，士族制度已经衰微，士族不再有足够的势力和朝廷争夺民户。南方士族政权消灭后，脱离荫庇的民户数量可能比北方更大。五八五年，隋文帝令州县官检查户口，自堂兄弟以下亲属必须分立户籍，检查后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高颎奏行输籍法，令州县官每年依朝廷所定式样检查户口一次，《隋书·食货志》说，从此地方官无法作弊。北方第一次检查，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此后历年检查，每年所得新附，人数不多。至六○九年，隋炀帝又一次大检查，得丁二十四万余，新附口六十四万余。这次所得，约合五八五年所得的半数，其中还有得自江南的新附，足见隐漏的户口不是很多。假设北方历年所得新附口数，为一千万左右(约二百万户)，也还远不合六○六年的户口数，除非六○六年户口数出于虚构，否则激增一倍以上的户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在南朝士族势力最大的江南地区。如果这个推测还不算远离事实的话，那末，南朝陈旧境户数当在三百万以上，口数当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这是从未有过的户口数，说明长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已经拥有约等于黄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经济上升，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
凡属于朝廷所有的户口，都得负担朝廷规定的课役。户口增多，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五九二年，史籍叙述隋朝廷的富饶，说，度支官奏称，府库都藏满，不能再藏，只好堆积在廊庑下。隋文帝别立左藏院来容纳绢匹，并令人口稠密的河北、河东地区，今年田租减三分之一，调全免。这种富饶景象，据史书所记，曾一见于西汉文、景时期，经七百数十年，再见于隋文帝时，实行节俭政治的皇帝，历史上确是极稀有的。
下列一些措施，也和经济的发展有关系。
积谷——水旱灾害，历年常有，贫民死亡流散，常是社会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隋文帝置仓积谷，预防荒年，收效甚大。仓有两类，一类是官仓，一类是义仓。官仓积储租米，供朝廷使用。隋文帝都长安，关中产粮不能供给京城的消费，漕运又有砥柱(河南三门峡)的险阻，一遇荒年，关中军民便无法得食。五八三年，在卫州(治汲，河南汲县)置黎阳仓(在河南浚县大伾山北麓)，在陕州(河南陕县)置常平仓，在华州(治郑，陕西华县)置广通仓，三仓逐次转运，供京城食粮。募人自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送到常平仓，给予免本人兵役的报酬，足见漕运很困难。隋文帝曾在一个荒年里，发广通仓粟三百万石赈济关中饥民。此后，连年有灾，仓谷也无法应急。五九四年，他只好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因为洛阳有充足的积谷。隋炀帝迁都洛阳，六○六年，在洛口置兴洛仓(又名洛口仓，在河南巩县东南高原上)，筑仓城周围二十余里，有三千个大窖，每窖储谷八千石。又在洛阳北七里处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有三百个大窖。两个仓共储谷二千六百万石。短期内能集合如此数量的食粮，固然由于残酷的搜括，但也显示当时农业生产是繁荣的。全国各州也置仓积谷，遇水旱荒年，便开仓赈给。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置的公共粮仓。五八五年，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的建议，初置义仓。五九六年，又令诸州百姓及军人收获时，按贫富分三等出粮若干，最多不过一石，在当地造仓储蓄，委乡官管理，遇有灾害，就在当地赈给。义仓设在乡间，西北地方设在县城，不让州官掌管，有灾开仓较为方便。义仓可防小灾，官仓可防大灾，这种积谷防灾法，用意是可取的。
漕运——五八四年，隋文帝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凿广通渠，引渭水自大兴城(隋文帝所建新都，在长安旧城东南十三里，今西安市)，东至潼关，长三百余里，漕运通利，但砥柱仍阻碍关东漕运。五九五年，下诏凿砥柱。大概凿工延续不停，到六一一年(隋炀帝大业七年)，砥柱崩，压河水倒流数十里，工程完全失败。
隋炀帝大规模发展漕运。六○五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人，开掘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自黄河入汴水，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人循夫差故道开邗沟，自山阳(江苏淮安县)至扬子(江苏仪征县)入长江。通济渠广四十步，两岸都筑御道，种柳树护岸。六一○年，开江南河，自京口(江苏镇江市)至余杭(浙江杭州市)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准备渡浙江游会稽山。
六○八年，隋炀帝发河北诸郡民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又称御河)，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至涿郡(治蓟，北京市)。六一一年，隋炀帝乘龙舟自江都直达涿郡。两渠共长三千余里，隋炀帝带着百官和两岸步行的候选士人数千人，走了五十多天才到涿郡，平均一天只走五十多里。普通民船如果一昼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郡不过一个多月，南北水路交通比陆路确是便利得多。
隋炀帝开通济渠、江南河，是要尽量消耗江南的财富，满足自己的淫侈生活，开永济渠，是要进行对高丽的侵略战争。他伤害大量民命，罪恶极大，但运河修成后，南北交通有显著的改进，对经济联系、政治统一都起着广泛的作用。河北、河南、淮北、淮南、江南人民通过隋炀帝的发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从长远的利益来看，当时人民所受伤害是取得了补偿的。
钱币——南、北两朝，钱币轻重极为紊乱。南朝，陈有五铢、六铢、鹅眼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交易，都不用钱。北朝，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甚精，但市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官不禁止。大抵各地方都有私铸钱，朝廷法定的钱币只算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隋文帝即位，力求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各市都置样钱，不合样的钱不许入市。前朝旧钱一律废除。五八五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百姓称便。灭陈以后，陆续在扬州(治江都，江苏扬州)立五炉，在鄂州(治江夏，湖北武汉市)立十炉，在益州(治成都，四川成都市)立五炉，依定样铸钱。隋文帝刑法严厉，不许私铸钱流行，基本上保持钱币的统一。隋炀帝时，私铸钱又盛行，一千钱只重二斤，后来只重一斤，甚至翦铁片、裁皮革、糊纸钱混入铜钱中使用。钱贱物贵，币制大乱，一直乱到亡国。
商业——南朝商业比北朝发达。朝廷有军国大事，临时需要物品，令民众折价缴纳官府，官就在市上购买。官不是直接向民众取得某些物品，而是向商人收购，想见商人平时囤积货物，足以供应官府临时的需要。北方商业落后，朝廷有所需求，直接向民众索取实物。京官及州官有公廨钱，经营商业，放高利贷(隋文帝禁高利贷)。隋炀帝攻高丽，不时下令索取物品，官吏得令，先向民众贱价买进，随后宣布命令，贵价卖给民众，一转手间，官吏获利数倍，民众无端破产。官吏兼做商人，凭官势求利，民间商业自然受抑制。隋炀帝建东都(洛阳)，迁徙全国富商大贾数万家到洛阳，洛阳商业曾盛极一时，可是隋末大乱，商业又归于衰落。
隋朝农业发展，从积谷数量的巨大可以证明。手工业技术方面也有一些特出的事例，表现当时的技术水平。
造桥术——赵州(河北赵县)洨河上有安济桥，是隋时匠人李春所造。安济桥是用石材建造的一座单孔大弧券桥。弧券此端到彼端的跨度长三七·四七公尺。大券背上两端有小石券各二。这座大石桥在建筑技术上有不少卓越的特创，就是现代建筑工程师看来也要为它赞叹称奇。七二○年，唐中书令张嘉贞为安济桥作铭文，说隋匠李春造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两涯(端)嵌四穴，盖以杀(减轻)怒水之荡突，虽怀山(洪水)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李春的成就，铭文说得很清楚。他是深智远虑的工程师，他的特创，人不知其所以为，表示在隋朝建筑技术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又有所提高。
造船术——杨素准备攻陈，在永安造大战舰。舰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拍竿六枝，都高五十尺，用以拍击敌船，舰上容战士八百人。隋炀帝造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起楼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下层住阉宦。大船行动迟钝，战舰只能顺江流而下，龙舟要几百人挽着走，挽船人被称为殿脚，足见船本身是不能动的。这种船的特点是坚固能载重，要造成这样的船，也是一种特殊的技术。
隋朝廷上有两个著名的巧匠。一个是宇文恺。他为隋炀帝造观风行殿。殿下设轮轴，离合便利，可以分开行动，也可以合并成一大殿，容纳数百人。又一个是何稠。他为隋炀帝造六合城。攻高丽时，带六合城到辽东，曾在一个夜里合成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的大城。城上布列甲士，立仗建旗。第二天早晨，高丽人望见，惊奇以为是神功。隋时，造琉璃法失传，何稠用绿瓷制造，与真琉璃无异。《隋书》说宇文恺、何稠“巧思过人”，他们确有巧妙的技术，不过，他们为奉迎淫侈荒唐的隋炀帝而运用巧思，那就只能造出浪费资财不切实用的所谓行殿、六合城之类的奢侈物。他们和民众的巧匠李春相比，显得李春是多么可崇敬的巧匠!
隋朝曾是一个富饶的朝代。这种富饶的根源，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统一。例如大运河是南北民众合力开成的，造船是南方匠人的长技，朝廷巧匠之一的何稠，原来是南朝梁人。仅仅这些例也足以说明经济文化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结合以后，经济和文化比起秦汉至南北朝一段来有很大的进展。隋开始完成这样的南北统一，因之它虽是短促的朝代，但对历史是一个有贡献的朝代。(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