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隋唐时期关于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也有丰富多采的记载。在动物形态方面，如《酉阳杂俎》提到：牛“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齿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指明了牛齿的生长情况。由于牛龄与牛的经济价值有关，而查看牛齿可简便地了解牛龄，所以至今仍以牛齿的生长情况和形态变化作为鉴定牛的年龄的主要依据。唐代兽医学著作《司牧安骥集》载，“大抵相马之法，当以形骨为先，旋毛排其一端耳”。书中将毛色分为十四类六十一种，并按旋毛的部位各定其专名，至今解剖学上也是以部位定名的。唐代《相牛心镜要览》列举了十多种不同的水牛角名称，如“龙门角”、“顺风角”等，并认为长有这类角的水牛均属良种水牛。《酉阳杂俎》记载：“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载：“鲤鱼从脊当中数至尾，无(论)大小，皆有三十六鳞”，已细致地观察到鲤鱼的侧线鳞，并指出有三十六片，这是正确的，也是很不简单的。此书又指出：“海獭生海中，似獭大如犬。脚下有皮如人胼拇，毛著水不濡。”《本草拾遗》还较早记载“鲳鱼生南海，状如鲫，身正圆，无硬骨，作炙食至美”;“海马出南海，形如马，长五六寸”等，指明鲳鱼和海马的形态和产地。鲸类属于胎生哺乳类动物，唐代已有认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鲸，“非鱼非蛟，大如船，长二三丈，色如鲇，有两乳在腹下，雌雄阴阳类人”。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说，“红蟹，壳殷红色，巨者可以装为酒杯也。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关于某些地区特产动物的这些记述，也很易于引起人们的兴趣。
动物有着多种多样的生态习性。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已观察到潮区动物与潮汐运动的关系。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数丸(一种小蟹)，形如蟛蜞，竞取土各作丸，丸数满三百而潮至”，这种现象是很有趣的。牡蛎固着生活，对于它利用潮水摄食的习性，古代学者早有观察和描述。如《岭表录异》记载：“蚝，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蚝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蚝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将牡蛎摄食方式与潮水的关系作了非常明确的描述。
关于动物的共栖现象，如“鸟鼠同穴”等，在《尚书》、《尔雅》等古代典籍中，早已有所记载。在唐代则对海洋动物共栖现象有较详细的描述。如《岭表录异》载，水母与虾共栖现象，水母“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对这种现象在段公路《北户录》及陈藏器《本草拾遗》等著作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此外，唐代一些著作还提到窗贝与蟹的共生和蟹与螺类动物的共生。螺与蟹的共生体至今还可以从沿海地区采集到。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适应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乌贼遇到危险释放黑墨是为了防卫的需要，《酉阳杂俎》写道，乌贼“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该书又论述动物保护色说，“凡禽兽必藏若形影，同于物类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鹰色随树”。这里指出动物界普遍存在着保护色，使动物便于进攻捕食或避免天敌，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段成式的这一论述是相当精辟的。
在某种特殊情形下，有些动物会表现出令人难解的反常行为，其奥秘也许还有待于人们长期的探索。例如鲸鱼“自杀”就是这种至今仍使科学家们感到困惑的动物异常现象。中国古代很早就发现了鲸鱼“自杀”现象。从《汉书》、《南齐书》到《新唐书》的五行志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都有关于长数丈乃至数十丈的“大鱼”在海滩上搁浅死亡的明确记载。至于鲸鱼为什么会“自杀”，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给出了一个很朴实的解释。他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提到：“大鲸驱群鲛、逐肥鱼于渤澥之尾，震动大海，簸掉巨岛，一啜而食若舟者数十，勇而未已，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这段话把鲸鱼“自杀”现象说成是由于追捕食物，“贪而不能止”所造成的结果，这虽然不无可能，但也有些过于简单。然而在今天的科学家也还难以作出确切解释的情况下，柳宗元在一千多年前就有此一说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隋唐时期的古生物知识也有所进展。这一时期关于古生物化石有不少记载，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颜真卿所说，南城县麻姑山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这里已含有这些化石是由于海陆变迁的作用而形成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有这种认识，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种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生物学的其他成就
隋唐时期的生物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如作为植物无性繁殖的一种重要方法，这一时期对嫁接技术的认识和应用也有新的发展。这在韩鄂《四时纂要》一书中有所反映。该书《正月·接树》记载：“接树，有取树本如斧柯大及臂大者，皆可接，谓之树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则地力大壮矣，夹杀所接之木。稍小，即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则地气难应”，“插了，令与砧皮齐切，令宽急得所。宽即阳气不应，急即力大夹杀，全在细意酌度”，插枝后，“别取本色树皮一片，阔半寸，缠所接树砧缘疮口，恐雨入”，“其实内子相类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向栎砧上，皆活，盖是类也”。在上述引文中提出了接树和树砧的名称，并指出砧木大小与嫁接部位的关系，即稍大的树留砧可以稍高，如离地近则地方太盛，会夹杀所接的树枝，树小要截得矮些，否则地气供应不上。这里已注意到砧木的生长发育与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及水分(即地力、地气和阳光)的情况，以及嫁接方式对其成活的影响。此外还特别提出要用本色树皮扎伤口，以减少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所谓“其实内子相类者”，实际上是指明了嫁接时要以树木的“类”为标准，这不仅在嫁接技术方面有了提高，而且从理论上总结出接树的原理，即亲缘关系相近的树都可以嫁接。这个结论为种间嫁接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四时纂要》关于同类的树都可以嫁接的记载，发展了《齐民要术·插梨》所载梨及柿的两种嫁接法，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一些重要农书如《种艺必用》、《农桑辑要》等都曾引用过《四时纂要》中有关嫁接的论述。
隋唐时期在大型真菌人工栽培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隋书》记有《种神芝书》1卷，显然是有关真菌人工栽培的著作，但可惜早已失传。韩鄂《四时纂要》详细记载了两种栽培构树菌的方法，一种是“取烂构木及叶，于地埋之，常以泔浇令湿，两三日即生”，另一种是“畦中下烂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磓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三度后出者甚大，即收食之”。这两种方法是真菌段木栽培法的雏形，是在充分了解真菌生长条件等生物学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关于人工栽培食用菌方法的记载。唐代以后，食用菌的人工栽培更为发展，至元代王祯《农书》又提出了我国首创的香蕈断木栽培法。
生物防治是一种成本低、效益高，并且无污染，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防治农林植物病虫害的极好方法。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唐代段公路《酉阳杂俎》都记载我国南方有一种蚁，比普通蚂蚁大，在柑桔上结窠，可防止柑桔为群蠹所伤。刘恂《岭表录异》明确记载：“岭南蚁类极多，有席袋贮蚁子窠鬻于都市者，蚁窠如薄絮囊，皆连带枝叶，蚁在其中，和窠而卖。有黄色大于常蚁而脚长者。云，南中柑子树，无蚁者，实都蛀，故人竞买之，以养柑子也。”据有关专家考证，这种蚁应为黄猄蚁。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桔树病虫害确实非常有效，至今仍为广东、福建一些地方的果农所采用。在生物学史和农学史上，黄猄蚁的利用是生物防治害虫的一个最古老和最著名的例子。国内外学者公认我国古代对这一事实的记载最早，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西方约早一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