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的交通
陆上交通与驿站
金代交通是在辽和北宋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新交通地理的开拓，以及向东北边境地区扩大交通据点的建设，形成一个全国以京城为中心，以地方诸路首府为重点，驾驭国内的交通网。
金代交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交通工具、驿站和漕运三方面。金代交通运输，陆路用车，水路用船。金初都城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金史・太宗纪》：天会三年(1125)， “始自京师到南京，每五十里置驿”。这条由京师通往南京(今北京)长达三千余里的驿道，纵贯东北松辽平原直达幽燕，成为金代东北陆路交通的干线。三月，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其后进取辽及北宋诸京道和路的重要城市，以及满足皇帝的需求也于道路置驿。如《金史・世宗纪》记载，世宗谓宰臣： “朕尝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铺递即驿递之意。
金朝不仅注意通往京师的诸路要道的恢复发展，同时注意在各地的冲要地方建立和发展交通城市，沟通和繁荣经济。天会初，耶律怀义为西南路招讨使， “乃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 。上谷成为河东通往山西要道上的商品聚散冲要之地。 《中州集》刘迎《上谷》诗中描写上谷： “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户，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传闻山西地，出入此其路。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
水上交通与漕运
金初都会宁，为减轻按出虎水繁重的水运负担，开凿一条从京城附近到今松花江，长约 50多公里，下游宽约 50米的人工运河，后人称其为金兀术运粮河，河道至今可辨。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今北京城成为金朝统治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为供京师粮米之用，更加重视疏浚开辟水运和提高河道的运输能力。当时通漕运的河有：
一是旧黄河，行滑州(今河南滑县)、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恩州(今山东武城东)、景州(今河北东光)、沧州(今沧州东南)、会川(今青县)之境。
二是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今河南辉县)、获嘉、新乡(今皆属河南)、卫州(今卫辉)、浚州(黎阳，今浚县)、卫县(今淇县东)、彰德(今安阳)、磁州(今河北磁县)、洺州(今曲周西南)之馈。
三是衡水，经深州(今深县南)，会于滹沱水，以运献州(今献县)、清州(今青县)之饷。
以上三水皆合于信安(今霸州东)海壖，溯流而到通州(今北京通县)，然后再由通州靠牲畜、车辆和人驮运到中都(今北京)。金世宗时曾两次想解决由通州到京师(中都)的漕运，第一次是疏浚旧漕渠，以减轻百姓陆运之劳苦。另一次是引永定河水通漕，大定十年(1170)议决，十一年十二月动工，到十二年三月竣工。这条新辟运道，引永定河水源， “自金口疏导到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但因“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 “竟不能行而罢” 。到章宗泰和四年(1204)，又议修从通州潞水到京师(中都)的闸河，这次改引清水为源，沿河置闸门五六座以节制水量，使金代漕运工程达到一个新水平。
其他如霸州(今属河北)的巨马河，雄州(今雄县)的沙河，山东的北清河，也都是当时的运输河路。从当时对挽漕脚直或佣直的规定看，漕运有水路、陆路和山路三种，还规定一般百姓可射赁官船漕运。水运除河运外，还有海运，如章宗明昌三年(1192)四月： “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州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制可。” 金朝比较重视开水道运输，海陵正隆年间(1156—1161)，张中彦采运关中材木，“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又“作河上浮桥”，造“巨舰”，以便水运交通。宣宗贞祐四年(1216)，从右丞侯挚言， “开沁水以便馈运”;元光元年(1222)，又从李复亨之言造大船 20艘，船皆容 350斛，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运陕西漕粟 。
金代对水源的开发和疏浚水道，不仅使漕运有较大的恢复与发展，也有利于商业水上交通的发展，但往往由于水运管理不善，运河湮塞现象很多，所以经常驱使百姓车挽陆运，而且“官吏取贿延阻，人不胜苦”的弊事是非常严重的。
辽代的交通
交通工具
马、骆驼、车、船是契丹人和辽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马的用途最广，是游牧、射猎、战争、使节往还等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和装备，契丹男女老幼凡胜任者，都以之为主要运载工具。即宋熙宁间沈括使辽时所见的契丹人行则乘马。辽朝使者出使远方，凡途经沙漠者，还需备有骆驼。骆驼耐饥渴，不但是沙漠中必备的运载工具，而且在长途跋涉无水的紧急情况下，行人可刺驼血作饮料解救危急。车的形制不一，用途各异。
《辽史・仪卫志》载：“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女乘马，亦有小车，贵富者加之华饰。”沈括记载他所见到的契丹车： “其辎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股，材俭易取，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惟富者加毡■、文绣之饰。” 辽人的绘画作品和辽墓出的壁画，多有契丹车的形象。
内蒙古库伦旗辽墓壁画中的车，有螭头，车楼、帷子饰青色帐幔，盖部或四角垂流苏，与沈括的记载完全相符。在对后晋的战争中，辽太宗也曾乘奚车督战，为晋军追击而失车后改乘骆驼。辽朝境内的奚人，虽“居有毡屋”，也“兼用车为营” 。
宋使至辽境，多乘马以行。老病不堪乘骑者，也可乘车往返。苏辙的《乘驼车》，以诗歌语言描述了契丹车形制 ，与沈括所记异曲同工。有的既可陆行，又能用以渡河。
辽朝的造船技术具有一定水平，曾以海船运输东京(今辽宁辽阳)粮食，疏解南京(今北京)饥荒。
驿馆与驿道
辽与宋为兄弟之国，使节往来最为频繁，自澶渊之盟后，宋辽间驿路一直畅通无阻。自白沟以北，辽朝于驿道置馆，接待宋使，车、马、船、运夫及食宿甚至医药供应一无所缺，接伴、送伴使热情接送，沿途为使臣提供一 切便利。路振所记“自白沟至契丹国(指辽中京)凡二十驿” 。
宋使出入辽境，皆自白沟驿(今河北雄县北)渡卢沟河至南京，然后出古北、居庸、松亭或榆关，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今巴林左旗南) 或广平淀、黑山、长春州诸行宫，朝见辽帝。居庸关、古北口至上京，松亭关至中京再至上京，以及自上京再至诸行宫， “皆有便道”。五京间各有驿道，西京(今山西大同)可通沙州(今甘肃敦煌西)，东京通高丽。而上京、中京、东京又可北至女真、五国等部。辽朝与西夏、高丽、回鹘、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辖戛斯，甚至中亚的喀喇汗国、哥疾宁王朝等，都有使节和商贸往来。上京城“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南京城有永宁馆。中京“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
西夏的交通
交通路线
西夏极盛时期，有州郡 22个，地跨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五省区，东西数千里。境内地理情况复杂，有高原平川、峻岭大河，还有浩瀚的沙漠。历史上，这个地区由于王朝和民族之间的贡使朝贺、商旅往来和战争攻守，逐渐形成或开辟了相对固定的交通干线。西夏建国前后，由于宋夏战争中军事的需要，又修筑堡寨、运送粮草;西夏和宋、辽等国贡使不绝;商业贸易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新的交通网络形成，并设置了驿站馆舍。西夏时期的交通路线，大致上以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及西平府(灵州，今灵武)、夏州(今陕西靖边)等地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
据现存的《西夏地形图》所表示的西夏时期交通地理情况，西夏与邻近各国的交通路线主要有：
一、宋与西夏信使、国书所经由的官道，称国信驿路。主要路线是，从唐、五代至宋初时通往灵州的大道。即由宋庆州(今甘肃庆阳)、环州(今环县)，沿白马川，出青岗峡至西夏灵州，亦称青岗峡路。或由宋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入西夏洪州(今靖边南)，经盐州(今宁夏盐池)至苦井，过黄河吕渡经静州(今灵武境)至兴庆府。
二、西夏至辽国驿路。夏曾称臣于辽，两国贡使往来频繁，中间须横度沙漠，故设有驿站， 《西夏地形图》绘有驿站名称。 “自河以东北，有十二驿，而达契丹之境” 。此驿路起自兴庆府，途中不经灵州，即过黄河后，主要跨越今之毛乌素沙漠。
三、自兴庆府经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沙州(今敦煌)，出古玉门关至高昌回鹘。
四、由夏州往南经石州(今陕西绥德境)、银州(今米脂)，沿无定河至宋绥德军(今绥德)。据宋人王延德《使高昌记》所记路线 ，即自夏州北，越沙漠，渡黄河，再向西行，当即沿上述路线至黄河。
五、《西夏地形图》绘有南与兴庆府相连，沿黄河北上河套北鞑靼界路，至黑山威福军;自河套西越沙漠至黑水镇燕军(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除主要交通干线外，西夏境内还有许多联系州、郡之间的路线。如《西夏地形图》所示的，由契丹驿路南向至左厢神勇军(今陕西榆林东南)，北向至宋麟州(今陕西神木)、府州(今陕西府谷)界。由西夏灵州西境西出的两条路线：一经天丰仓、鸣沙县(宁夏中宁境)、割踏口、杀牛岭，往永寿保泰军(今甘肃靖远北);一经钱哥山、灵州界、打冷沟川、八猪岺，至轻啰浪口，南下至萧关与天都山，此两路线为西夏南下侵宋的常经之路 。
交通工具
西夏的交通工具，陆路主要干线可通行木轮车或畜力车。李德明时出行，“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 。西夏建国后，李元昊“车服仪卫悉如帝制”。史载夏永安元年(1098)崇宗母梁太后领兵攻宋平夏城，曾建造“对垒”战车，可载数百人， “填壕而进”，西夏车乘已用于载人或军事作战。
西夏境内多沙漠， “沙漠之舟”的骆驼是西夏的重要交通工具，马、牛、驴等也是西夏骑乘驮运的主要工具， 有河流的地方使用舟船。 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条文 ，西夏对“桥道”、 “渡船与舟”，都规定了管理和使用方法。黄河流经西夏，有的地区水急滩险，行船危险，当地居民利用牛羊皮制成袋子，充气后浮于水面，或连结数只以至数十只拼成皮筏，用以渡河或运送物资，当地称为“浑脱”，是一种十分便利的水上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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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 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第六章“交通与邮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