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过，我们今天在千秋之后来回望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除了新旧党争的是非之辨必须厘清订正以外，对其深层的历史原因，也必须有更进一步的新的探索。因为，历史上的大事件其成败得失往往是主客观的多重因素交互作用演变而成的，并不只是单线性的起于一点终于一端，或成于一言而败于一事。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时，所依靠的是当朝皇帝的权威力量。他的行为方式，也是一种古典的“权威主义”方式。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帝王的专制权力，是被公认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政治施为，没有皇帝的权威认可，是不可能实行的。王安石虽然只是处于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宰相”的位置上，但他对自己在这一改革运动中的权威地位，却是下了功夫来精心塑造的。
首先，他通过奏议及召对时与皇帝的对话，把自己的改革主张与富国强兵的目的，向年轻的皇帝全面地讲述了一遍，实际上就是使皇帝通过这样一个学习过程，领会了改革的意义，坚定了改革的信念，从而在皇帝心中，转化成为了他实行改革的意志与排除阻力的决心。——这一套作法，就是儒家所谓“为帝王师”的做法。也就是说服皇帝、影响皇帝乃至驾驭皇帝的“儒术”之第一法式。
其次，是建立新的集中权力的机构。他通过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原先与宰相分权并立的掌管盐铁、户部、度支的“三司”权力，归并于这一新机构的统领之下，由自己推荐的人掌管，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资源管理、财政税收与国库收支结算的大权集中起来，使之成为听命于宰相的推进改革的权力机构。——这样的集权措施，是王安石以前的那些宰相所不曾有过的。
再次，就是向皇帝推荐“新人”建立实行改革的“核心团队”。王安石本来是谦谦君子，并不是政治野心家，他并没有想要建立一个“新党”。但是，当王安石被神宗越次启用，一步登天地作了宰相的时候，面对满朝中的守旧官僚，他若不采取“用新人、行新政”的方式，改革就根本无法进行。所以，他不能不通过自己的遴选识拔，把一些有才能的、有改革意志的人，安置到朝廷的重要位置上，任用他们来推进改革。这样，在客观上，也就不能不形成与朝廷旧的官僚朋党相对立的“新党”。
有了这样的权威地位、权力机构和执行改革任务的新班子，王安石在朝廷中的发号施令，自然是可以力排众议的。可是，他没有料到他的这种“权威主义”工作方式，尽管在朝廷中枢决策层面上，可以依靠神宗的权威把反改革的阻力轻易地排除掉，可要把新法贯彻到全国各地的城乡基层去，中下层官僚的阻力，是远比朝廷议事复杂得多的。正如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样，中层官僚可以采取搁置、延宕、争议、推诿等故意“不作为”的方式，一面对新法表示抵制，一面上书言事，说新法“违反祖制、侵官生事、征利敛财、扰民招怨”等等，把新法说得处处“不便于民”，要求朝廷停用新法。下层的官僚则可以采取阳奉阴违、瞒天过海、以类似于“驱牛闹市”、“引火烧房”等各式各样“乱作为”的方式，故意把新法扭曲成“恶法”。例如把青苗钱由贫苦农民自愿借贷，改成向包括富裕农户在内的所有农户强行摊派，或把二分息加成三分，加重农民的负担;或遇上灾害，收成不好，贫苦农户一时还不起贷款的时候，就加以鞭扑逼迫，造成人为的民怨。然后向上司申报，说“青苗法”行不通，以此来制造出民间反对“青苗法”的舆论。类似这样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对“青苗法”的推行，其破坏作用是王安石原先根本没有想到的。
在涉及国家全局性的重大改革的进程中，王安石原先在作鄞县令时，采取类似“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态度实验过的、被农民欢迎的良法，到这时候却突然遇到了意外的困难。照说，青苗法在小农经济中应该是可以普遍推行的上善之法，决不会产生“南橘北枳”的变异。那么，青苗法在中下层所遇到的困难，便只能归咎于中下层官僚的梗阻与破坏。为什么王安石的“权威主义”工作方式，在顺利冲破高层决策时的阻拦以后，在遭遇中下层的梗阻与捣乱时，“权威”的作用竟然会层层递降，甚至在某些地方，会有些“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意味呢?原因何在?现在客观地看来，从上而下的“权威主义”工作方式，如果没有获得底层人民群体的热情拥戴，便不能造成上下一心的大势。在施政过程中，便反而会有因人民群体被中下层官僚欺骗绑架而一同来阻挠改革的可能。一旦形成了人民群体被官僚愚弄的这种局面，改革的困局便难于突破。而要获得底层人民群体的拥戴，必须事先把“新法”于人民群体有利的政治经济内涵，向人民群体作透明的宣示。使人民对改革的真实意义有透彻的了解，这样，人民群体不致被中下层官僚所愚弄，中下层官僚的阻挠，便会因失去依据而容易被揭露和打破。可见，王安石在改革进行之初，单纯依靠皇帝的权威而没有把新法利国利民的宗旨，通过有志于改革的社会清流、廉明吏士，向底层人民作广泛深入的宣传解释，以唤起人民对改革的呼应。这是这次改革仓促上马、缺少了一个社会精神动员与政策公开化环节的失误。
由此可见，王安石的“权威主义”工作方式，实际上潜在着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一旦皇帝去世或皇帝失势、或由于皇帝动摇、皇帝变心，围绕在皇帝周边的皇族和反改革旧派大臣，必然会立即内外合谋、促成领导改革的“权威集团”之解体，并立即“变天”，变成一个使改革派措手不及的全盘崩溃的结局，这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已经是一个昭昭在人耳目的客观规律性现象。历史上的改革家商鞅、王安石以及王安石之后的张居正、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没有能打破这一规律的羁绊，这说明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其所以不如民主革命运动之能跻于成功，就因为过去封建士大夫的政治改革，是没有社会群众基础的。改革家的立足之地并不牢固，仅仅依靠皇帝的支持来进行改革，即使掌握了执政大权，也只是一种“幕燕危巢”式的处境，是经不起一场大风的。所以，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可以说是，虽然“得其君矣”，却并没有能“全得其士、全得其民”，以致一旦皇家内部发生变异，“权威主义”的改革便无法持续下去。而且，这种中途变异，是王安石只能预料而不能预防的。它是一种潜在的危机，除非皇帝在位时能剪除皇族和朝廷内部的反改革势力，这危机便无法避免。这是王安石改革失败的另一个历史教训，同样是最值得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