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中约，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历史学者、教授）
中国革命之父孙逸仙1 (1866-1925年)，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州附近香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父母生下六个孩子，但只有两男两女存活下来。由于土地贫瘠，香山人长久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出外谋生的传统。孙的长兄(孙眉)15岁时便前往檀香山治业，生意颇为兴隆。孙本人6岁入学，至12岁便完成启蒙教育及读完四书五经。由于家境贫寒，他并未能接受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孙生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年幼时，他便常听人讲述起义军的故事，暗地里渴望成为“洪秀全第二”。
檀香山与香港的影响
1879年，孙与母亲前往檀香山，与兄长相聚。他第一次目睹了轮船的神奇，看到了繁华优裕的生活，以及檀香山(Honolulu)公平的税收。他进入圣公会教士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读书。后来，1883年从奥阿湖书院(Oahu College)毕业，那年他17岁。由于兄长担心孙会皈依基督教，这使他无法遂其在美完成学业的雄心。于是他回到香港，就读拔萃书院，并用了近一年时间来提高英语水平。此后，他转入皇仁书院，并在那里受洗入教，他于1885年结婚，在赴檀香山作短暂旅行之后，返回中国，恰好得以目睹中国在对法国的战争中的败绩。由于对清廷的衰败极度厌恶，他开始形成推翻这个王朝的理念。
20岁时，孙就读于广州博济医学院，同时阅读二十四史，以提高自己的国学水平。在众多的同学中，有一位叫郑士良，此人与会党有着广泛的接触。他们二人经常就革命的必要性展开长久的讨论，而郑自愿从其秘密会党朋友那里为孙寻求帮助。1887年，孙转学至香港西医书院读书，这里有更佳的课程设置，而且这块英国殖民地给革命活动提供自由。孙一边从严格的英籍主任康德黎医生(Dr．James Cantile)那里接受科学与医学的完整训练，一边又利用学校作为革命活动的总部，往返于港、澳之间来推动革命事业。经过五年学习，孙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并于1892年在澳门开始执业行医。一年后，他移居至广州，免费为穷人提供服务与医疗物品，以便能广交朋友、发展新的关系。在这里，孙遇到了一个老道士，此人建议他说：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必须寻求会党的支持。孙从他那里了解到这些秘密团体的组织与地址，并指派郑士良与他们联系。
在孙的人生观形成时期，夏威夷与香港显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在这些地方所目睹的，以及这些地方与其故乡香山县之间的反差，必然在其年轻的心灵中烙下深深的印迹。在他呆在夏威夷的时间里(1879-1883年)，夏威夷虽仍是一个独立的小岛王国，但美国的影响迅速侵入，为它带来民主观念、现代法律体制、现代学校，以及工业发展的需求。岛上的进步派其时正倡导推翻君主制，支持美国式民主，而保守派却反对外界的介入与共和主义。夏威夷历经的问题与中国面临的问题相同。尽管夏威夷于1893年最终成为一个共和国，它却一直处于美国兼并的威胁之下。从这个历史教训中，孙确信仅仅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此基础之上重建国家，保持民族独立。
香港也是一个富有激励与指引作用的地方，英国殖民管理的效率，近代卫生的发展以及有序的社会运行，均与孙的故乡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孙追问：为何两地距离仅50英里却判若天壤及后，他发现省城与京师比其故乡更为腐败不堪。虽然香港被英国人统治仅数十年，但在中国四千年文明中，却无一个城市像香港这般管理得当，这种反差在孙的心中点燃起了推翻无能的清廷的强烈愿望。但是，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具有很大的“策略灵活性”，而且“熟于同时矢志于两个矛盾的目标”。在1894年前，他一面计划推翻满王朝，一面还考虑将改革作为拯救中国的可行手段。受着名报人王韬以及自己曾就读的西医书院的创始人何启两位受人尊敬的的改良主义者影响，孙曾抱有加入改良派阵营的想法。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也无传统科举功名的农民后代与基督徒，孙明确地意识到，他是一个为传统社会核心圈所拒斥的“外人”，但是，加入士绅改良派的阵营可以帮他挤入当权派的精英之中，于是他决定接近士绅改革的象征人物李鸿章。
1894年夏，孙与同伴陆皓东北上观察京师局势，并试图面见李鸿章。孙在一封信中向李建议道：欧洲国家之所以强大、富足，是因为它能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而并非是靠舰船大炮获得的，所以中国应靠普及免费教育、指导就业、提倡科技与农业来发展人才。他自称是一个游历海外并学习过外国语言文学、政治、数学与医学的人，并说：“吾尤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但是，李当时受中日战争缠身，所以既没有接见他，更没有接受他的建议。随之而来的失望加上亲眼目睹北京满族政权的衰败，更坚定了孙推翻满清王朝的决心。
兴中会，1895年
孙决定重返其最初的革命目标，并寻求海外华侨、秘密会社、基督徒、传教士这些中国社会的边缘人、也是他最熟知的一部分人的帮助。l894年秋，他前往檀香山，在兄长帮助下，于1894年11月24日组织了兴中会，最初会员为112人。孙计划将活动扩展至美国，因此他匆匆返回中国，以便利用中日战争的有利局势。他返回香港，并于1895年2月21日在此建立兴中会总部，并在各地设立支部。会员均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样，第一个革命团体便诞生了。
3月16日，兴中会着手动员三千人进攻广州城，以把它建成为革命基地。陆皓东为革命者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此旗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旗。这时在广州征集的抗日援军突然被解散，全城动荡不安。孙与三元里的民兵联络，计划于10月26日起事，但是计划泄露了，革命党人失去军火，并有48人牺牲，其中包括第一名革命烈士陆皓东。
孙逃至香港，但发现英国当局已同意清廷禁止他人境五年的请求。孙遵从康德黎医生的建议，与一个追随者陈少白逃往日本。到达神户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当地新闻将广州起事称为“起义”而非“非法叛乱”。孙受宠若惊，命令以后的起事均应称为起义。在横滨，兴中会支部成立起来了，革命党人也开始跟一些同情他们的日人进行接触，其中包括宫崎寅藏兄弟(宫崎寅藏与宫崎滔天)，孙的形象也改变了，他剪去了辫子，穿起西式服装，并前往檀香山策动革命。
伦敦蒙难
檀香山之行毫无成果，许多支持孙的人在广州起义流产后，对革命事业变得漠不关心。到美国后，孙继续在华人社圈中寻求支持，但发现他们在政治上觉悟更低。“洪门”组织已经忘记了原来“反清复明”的目标，而几乎成为一个称兄道弟的社会俱乐部，这些组织是在孙的反复宣传之后，才重燃起过去的革命热情。
1896年10月1日孙抵达伦敦，在康德黎医生的安排下住进葛兰旅社。10月11日，在前往教堂的路上，孙被诱至中国公使馆，遭到绑架并被幽禁在三楼。清廷公使此时已获总理衙门准许，准备以7,000英镑包租的一艘轮船将他秘密遣送回国。但是，孙却设法通过公使馆的英国清洁工将消息透露给康德黎医生。康德黎无法从伦敦警厅那里寻得干预，他便将此事上诉至外交部。1O月22日，《伦敦环球报》以醒目的标题披露了这则非法的绑架。外交部表示震惊，于是迫使清公使馆于翌日将孙释放。这则绑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后果，它使孙在一夜间声名大噪。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塞翁失马吧！
孙在英国呆了九个月，以便直接研究新近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他目睹了诸多任务业化国家日渐增长的社会改革与革命的趋势，因此想令中国在将来免于类似的罢工与劳资纠纷问题。1897年，他形成了一种社会革命的观点，以补充其先前的民族与民主革命，这些成了他着名的三民主义的基础，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自豪地将此比之为林肯“民治、民有、民享”的言论。
三民主义成为孙及追随者的革命宗旨。第一个宗旨民族主义，不仅要求推翻满州异族统治，也要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第二个宗旨民权主义，旨在实现人民的四大权利--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与罢免权，以及政府的五大权力--行政、立法、司法、监察与考试，其中后两者反映了传统的都察院与科举考试的职能。第三个宗旨民生主义，则强调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必要性，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耕者有其田”乌托邦观念的遗产与太平天国土地革命的影响。但是它更直接、更积极的部分，则来自着名的单一税论者乔治(Henry George)与穆勒(John Stuart Mill)，孙从他们那里认识到，土地价格固定后(在革命后)，所有的价格增值将归政府所有。这样，孙那种在1897年仍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革命观念，到1905-1906年时已充分发展成为指引革命的第三个宗旨。7直至今日，三民主义仍是台湾国民政府遵守的信条。
艰难时期，1896-1900年
孙中山此时已经树立了声誉，并且还逐渐形成了一套革命思想，但是他还缺乏实质的成功。孙认识到，在欧洲，中国学生与商人为数甚少，于是决定在1897年年中回到日本。在这里，华侨团体规模较大，并且便于指导大陆的革命工作。由于与日本民主自由领袖犬养毅的朋友关系，孙得以结识大隈重信首相与枢密院副院长副岛种臣。其它一些无官职的人也成为孙的忠实支持者，其中包括宫崎兄弟与平山周。
这些日本人和孙一样感受到亚洲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满，其中许多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只是处于暂时的消沉之中，如果有适当的外部帮助和新的领导力量，它是能够崛起的。因此，已经首先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应该通过帮助中国改革，推行现代化与脱离外国帝国主义取得独立，从而偿还其所欠中国的那笔古老的文化债务。这些观点在1898年“大隈重信主义”中令人信服地提出来，并广为日本高历人士接受。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在实现泛亚洲主义的事业中，复兴中国的注定是孙。
与这些热心的日本同情者相反，日本华人小区大部分不关心政治，而且保守。在一万人中，仅有约一百人支持孙中山。由于对卷入反满活动普遍存在畏惧，革命工作在中国本土进展得相当缓慢。尽管会党例外地支持革命，但却缺乏提供领导力量所必需的教育、凝聚力以及指导能力。
在命运多蹇的百日维新后，康、梁东逃日本，领导保皇党。这个敌对党派使孙的革命工作雪上加霜，康、梁与其追随者强烈地反对革命与共和。同为身处异域的政治避难者，孙对康表示出有意修好的态度。但孙寻求合作的提议却为康轻蔑地拒绝。此时康仍以高贵的帝师自居，不屑与叛党为伍。犬养毅曾善意地居间调停，也仅能为二人安排一次会谈，但康却未能按时出席。然而，梁并非如此傲慢，显得易于接受革命观念，但其师康有为却禁止他与孙合作。君主改革派与革命派的冲突犹如水火一般，直至日本政府命令康离境后方才发生转机，梁与孙开始商讨合作事宜，甚至商讨两个组织合并的可能性。由孙任总裁，梁任副总裁。那时正在英国、加拿大旅行的康赶忙将梁调至夏威夷去负责保皇党支部。但梁仍倾向于和解，而且还建议由光绪帝就任将来共和国的总统。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对孙来说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趁着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之机，孙派郑士良去香港北面的惠洲组织一场起义，同时还派史坚如到广州策动响应。他本人则计划与十几名日本友人与官员同赴香港，以便领导革命军北上。不幸地，计划又一次败露。香港当局仍拒绝他人境，孙只好逃往台湾。在这里，日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款待了他，并允诺帮助。那时，革命分子在会党帮助下已于广东海岸发动起义。起初，他们取得一些胜利，然而很快弹药便告用罄，所以只能焦急地等待来自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增援和补给。但出乎意料的是，日本政府突然发生变更，新首相伊藤博文禁止官员在孙的革命军中任职，并命令儿玉源太郎总督中止对孙的一切支持，孙甚至还被禁止离台。由于缺乏增援和补给：革命军无法长撑下去，最终只有解散，领导人郑士良也逃亡香港。其间唯一的一位日本人山田良政为清军抓获并杀害，他成为第一位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外籍人士。同时，史坚如因企图炸毁广州总督的衙门而被逮捕，也失去了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这样，惠洲起义以惨败而告终。
但是，此时孙的形象却极大的改善了。清廷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举止失措，使许多人对孙投以赞美的目光，他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叛乱者与罪犯，而是一个为改善国民的境况而工作的爱国的、忠诚的革命者。国内学生及旅日留学生均热情地支持他，在日本的学生还出版了《国民报》和《二十世纪之支那》以推动革命事业，并且倡导暗杀满清官员。一些知名的学者回国之后创立了《苏报》。年青革命者邹容于1903年向《苏报》投了一份二万字文章《革命军》，攻击清廷，支持革命。《苏报》编辑章炳麟因此遭监禁两年，而邹容本人年仅20岁便死于狱中。
除了这些出版物，还涌现了大批支持革命的社团。在上海，着名学者蔡元培创立光复会；在长沙，曾在日本秘密学习军事的黄兴于1903年组织了华兴会，最初会员达五百人，其中包括后来脱颖而出成为革命领袖人物的宋教仁。华兴会的成员多为知识分子与会党分子，其中以会众十万之多的哥老会众为尤。1904年，在夺取长沙的企图流产后，黄兴逃亡日本，在那里，他逐渐获得一批坚定的支持者。
同盟会成立，1905年
在1902-1905年间，革命的前景极大地好转，这与刚刚过去的黑暗岁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孙穿梭于越南、日本、檀香山与美国之间，为其事业寻求支持。留日学生的热情回应鼓舞了他，于是形成他组建一个革命政党的想法。当时，许多学生渴望从事军事学习，却为清使节所禁止。但是通过孙中山与犬养毅的帮助，十四名中国学生得以在两位日本军官的秘密指导下，学习有关武器制造、军事战略，以及游击战的知识。这些学生在孙面前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在檀香山，由于保皇党已占据了孙以前发展的许多势力据点，他便采纳了其舅父的建议，加入洪门组织，并被选为“洪棍”(首领)。由于拥有这一头衔与身分，1904年，他作为“孙大哥”为美国洪门组织热烈欢迎。孙通过强调洪门原有的反清宗旨，成功地修改了洪门的章程，并掺和进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新目标。这样，他又将美国华侨社团从保皇党那儿拉回自己一边。
1905年春天，旅欧中国留学生邀请孙访欧。双方的讨论使他决意不仅要从学生与会党，还要从清廷新军中寻找支持。在布鲁塞尔，他发动了三十个学生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他又先后在柏林组织二十名学生、在巴黎组织十多名学生组建了革命组织。所有这些团体均立誓矢志于上述的四项目标。然而，最大的革命组织却在东京，在那里会集有来自中国十八个省份中十七个省的数百名学生，此时甘肃没有赴日留学生。组建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的种子已经播下，孙也因而备受鼓舞，认为革命此生可成矣。
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曾称赞孙是位世界上罕有其匹的伟人，通过他的联络沟通，黄兴、宋教仁于1905年7月28日在他们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办公室中会晤了孙。孙强调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以避免浪费精力和相互间的权力斗争。在几次会商后，他们于1905年8月20日决定联合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37岁的孙被推选为主席；31岁的黄兴成为执行部庶务长，并有权在孙缺席时代行其职权；23岁的宋教仁成为司法部的一员。在成立仪式上，约有七十人加入该会，在立誓遵守上述四项原则之后，孙教给会员一种暗号和三组暗语：“汉人、中国事物、天下事”。之后，孙与会员们一一握手，并兴奋地宣称：“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正值此时，屋上的一块木隔板“蹦”地一声落了下来，孙风趣地说道：“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
孙为革命设计了一个详尽的步骤。首先，在被革命军解放的地区，应有三年的军政时期。在此期间，军政府将在县级政权中控制军政与民政。同时，它将与地方人民合作以清除诸如奴隶制、缠足、吸食鸦片，以及官僚腐败等一些政治与社会恶瘤。第二期为训政期，时间至多六年，在此期间将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由民众选举地方议会与官员。但是军政府仍将保持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这个时期，一部暂时性的宪法将会明确军政府与民众的权力与义务。当训政期结束后，军政府将会解散，而由一部新宪法来统治全国。总之，孙设想通过一个三段式的革命，以使国家走上宪政之路。
尽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被当作革命宗旨而为同盟会所接受，但多数成员仅注重前两项，即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这是因为华兴会与光复会均强调倒满与建立共和国，这二者构成了同盟会的主干，而孙的直接追随者仅占一小部分。现在黄兴成为党内的强势人物，孙、黄经常被合称为并肩作战的领袖。至1906年，同盟会会员迅速增至963人，其中863人是在日本入会，其它会员则来自欧洲、夏威夷、香港及马来西亚。12中国大陆及主要的海外华人小区，同盟会支部也建立起来了。
此时，黄兴将《二十世纪之支那》转变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此刊忙于与梁启超进行激烈论战，因为梁这时贬斥革命与共和而支持君主立宪。不久，由于《二十世纪之支那》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的文章，触怒了敏感的日本政府而被停刊。革命党人于是将之改名为《民报》，并于1905年11月26日首次发行，撰稿人有章炳麟、胡汉民、汪精卫等，可谓才子云集。他们奋进的热情与汇聚的才智压倒了梁，尽管梁文笔清丽，文风流畅，但他却无法孤身一人为保皇党守卫阵地。此外，梁在私下里也赞同革命事业，他对宪法必要性的强调，揭露了满清政府的无能，因而间接地促进了革命事业。而且，在青年人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了革命一边。
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极大地转变了革命的特征与方式。孙不必再只在社会边缘人中开展工作，他已溶入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之中，他能从归国学生、不满现状的文人与进步军官中寻找到支持，而传统上这些人是中国的领导群体。革命的社会基础与革命工作的潜在领域大大地扩展了，跟由广州人占绝对优势的兴中会相比，同盟会是个涵盖多省份与多阶级的组织，因而能够在沿海、也可以在内地发动起义。最为重要的是，如同一个近代的政党，同盟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中央组织，它为全国所有革命与进步力量提供了汇众点。有鉴于此，它当之无愧地享受到“中国革命之母”的赞誉殊荣。
此时，革命脉搏的跳动加快了，在1906-1911年间，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广东六次，广西、云南各一次，加上1895年广州起义与1900年惠州起义，总数达到十次。最后一次起义发生于1911年4月，旨在夺取重要的广东省府广州。这次起义对清廷产生了非常巨大的震动，并预示了半年后武昌起义的成功。七十二位着名的烈士在此次起义中献身，其中许多是从日本归来的学生，他们后来葬于广州北郊的黄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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