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中约，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历史学者、教授）
袁一旦当选临时大总统，便开始扭曲共和制度。在首届内阁中，外交、内政、陆军与海军四个实权部长均由其亲信担任，而教育、司法、农业、林业四个权力较弱的部长则分配给同盟会员担任。革命党提名的陆军部长人选黄兴仅担任南京留守使一职，而且由于袁拒绝为黄兴手下的五万士兵提供军饷，黄不久便被迫将部队解散。总理唐绍仪是1872年赴美留学的幼童，他真诚地想将国家引向法治轨道，这明显与袁的野心抵牾。为了羞辱唐，袁未按照临时宪法关于命令须经总理副署的规定，便将直隶都督31派往南京帮助遣散部队。1912年6月16日，唐与四名同盟会会员辞职，以示抗议。
继任的总理是一名无能的外交官，前驻俄公使陆征祥。他缺乏政见，没有指导能力，从而遭到国会的弹劾。7月27日后，陆便以生病为托词不再办公。袁的亲信、内政部长赵秉钧此时充任代总理，9月24日赵又接任总理一职，赵的内阁不过是总统玩弄的一个傀儡。在五个月内，袁便成功地将“责任内阁”搞得混乱不堪。
但是，袁对南方的革命领袖们却表现得格外尊重，他友善地邀请孙和黄北上拜访他。孙、黄由于害怕同时遭袁陷害，虽接受邀请，却没有同行。孙先到了一步，在他留在北京的二十六天中，他得到了袁热情的接待。袁十三次聆听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单一税理论、把首都由北京迁入内地的重要性，以及建设二十万英里铁路的必要性等等。9月9日，袁任命孙为全国铁路督办，全权负责起草一份全国铁路体系建设计划。孙然后离开北京，此时他相信袁是一个有能力与有诚心的人，“在未来的十年间，总统一职非他莫属”。32然后黄兴来到北京，这位“中国革命的拿破仑”也受到同样的热情对待。袁同样聆听了他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其中包括发展工业的必要性及建立一个有效的国会制度的益处。黄被任命为粤汉、川省铁路总督。在摆平这两位革命元勋后，袁在追寻独裁的路上比以往更加胆大妄为。
二次革命
根据《临时约法》，在政府成立后六个月内应举行国会的选举。1912年8月，临时政府颁布了《选举法》与《国会组织条列》，包括采用两院制的规定。时至大选的12月份，同盟会吸收了四个小党派，组建了由宋教仁有效地领导的国民党。宋曾在日本学过国会理论，此时，他得到黄兴的支持，并为党外的知名立宪人士所尊重。尽管他不反对选举袁出任总统，但是他强烈主张政党政治，并要求由责任内阁引导国家通向宪政，并且制衡总统的越权行为。
国民党的反对者为一些小党派，如统一党、共和党，以及由梁启超领导的民主党。大选中，国民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占据了下议院总席位596席中的269席，上议院274席中的123席。国民党得到的选票比其它三个党派得票的总和还多，此时三党联合成进步党，支持袁世凯政府。
国民党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宋教仁的工作，他的组织能力及经常公开演说，倡导采用责任内阁制与制约总统滥用职权的忠诚反对党体制，极大地激怒了袁。在用贿赂的手段争取宋失败后，袁决定用暗杀方式将他铲除；担心总理之位会为宋取代的赵秉钧，也参加了这个阴谋。1913年3月20日，就在宋要离开上海火车站就任驻京的国民党代表这一新职务时，他遭到枪击，并于两日后死去，年仅31岁。缴获的证据与随后的调查牵连到总理赵秉钧，可能还有总统袁世凯。但是在公共租界公审会堂的一个听证会后，凶手却暴死狱中。赵总理以疾病为由拒绝传唤出庭，后来赵又被调往直隶出任军事长官，并于1914年2月17日被神秘地毒死。卷入此案的其它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毒死，此案便无结果地拖延下去，从来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判决。但是，人们一般猜想袁是宋案的幕后主持人。
为了增强其对抗国民党的力量，袁于1913年4月同五国银行团签署了一笔2,500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孙、黄均敦促国会否决这一非法借款。但袁世凯的代总理段祺瑞却带兵包围了国会大楼，并飞扬跋扈地宣称：“事已至此，无须再言。”当国会中的国民党成员提出弹劾政府时，袁与革命党之间便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缝。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罢免了江西、广东与安徽的国民党都督，其军队也集结待命，准备南下。
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宣布独立。一个月内，又有六个省份相继宣布独立。这样，众所周知的“二次革命”开始了。袁军势如破竹，击溃了这些装备不佳的南方军队。数月之内，战争便结束了，袁的将军作为地方军阀控制了长江流域。
袁的帝制之梦
二次革命轻易地镇压下去，这使袁得意忘形，私欲无限膨胀。他不再满足于临时大总统的头衔，而渴望担任终身正式总统，以为最终称帝的目标作准备。1912年，他在就职时曾宣誓维护共和，反对任何君主制复辟，但时至今日，他在追求极权的梦幻中已将这一切置诸脑后。
袁的计划的第一步是，促使国会在宪法尚未制定之前于1913年10月5日通过《总统选举法》。一天后，国会两院在所谓公民团(实为袁手下伪装的士兵警察及便衣特务)的叫喊声中，举行总统选举。这些人包围了国会，叫嚷“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但即使在这种恐吓之下，袁在前两次投票中仍未能获得足够当选的票数，而只是在第三轮投票中才得以获得多数选票。1913年10月10日，袁正式就任大总统，临时政府也变成正式的政府。
三周之内，国会便于10月31日颁布了《天坛宪法草案》，它没有采用总统制，而是采用内阁制来制约袁的权力。袁非常愤怒，他要求手下军官攻击此法与国情不容，实为国民党试图控制国会的工具。当国会坚持己见时，袁索性于11月4日解散国民党，并以参与二次革命的罪名，取消了358名(后来又有80名)国会议员的资格。1914年初，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袁在废弃宪法及击败国会与反对党之后，他已取得了事实上的独裁地位。
出于对合法之重要性的考虑，袁于1914年3月18日召开了国民大会，以修改1912年的《临时约法》。二十二省各派二人参会，首都与全国总商会分别派四人参会，另外还有八人来自蒙古、青海与西藏，共计六十人。会议决议变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授权总统与国会准备制定一部新宪法。1914年5月1日新的《中华民国约法》通过，此法将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无限期地竞选连任。此外，总统还有权提名继承人，这样保证了袁世凯的终身任期和将总统之位传给子孙的权利。他成为一位无冕之君，其意已逞，但他仍不满足。他既想做事实上的君主，也想成为一位合乎法统的皇帝。长子袁克定急于成为未来的统治者，也尽力煽动其父的野心和政治欲望。至1915年，袁已完全准备好背叛共和，正如拿破仑三世在法国所做的那样。
为了防止列强的反对，袁同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 并与英俄签订协议，承认各自在西藏与内蒙的特殊利益与地位。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一番引人入胜却暧昧不明的言论，进一步鼓舞了他。这言论大意是，如果中国转变为帝制，其政治体系将与日本一样，而既然袁已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政权，那中国转变为帝制，将使局势与国情相符。袁认为这些话是日本对其恢复帝制梦想的认许。
袁的美籍宪法顾问，霍布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Frank J．Goodnow)博士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美国人一直怀疑中国是否适合采用共和政体，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独裁的传统已使君主立宪制更为适宜。袁的日本顾问也强调：君主立宪制，正如在英国与日本所示的那样，是民族力量的源泉。在这些专家的认可下，帝制复辟运动从隐蔽走向公开。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杨度公开倡言，通过君主立宪制来实现民族的救亡。1915年8月12日，组织了筹安会，拥袁称帝。着名的西方思想翻译家严复曾怀疑中国是否适合实行民主，在非其本人意愿下，也被列为六委员之一。尽管袁本人仍不断否认有任何复辟之心，并一直对帝制运动表现出明显的冷漠态度，但帝制运动却如火如茶般开展起来。
无论如何，帝制运动变得日益明显，请愿书如雪花般飞进政府，支持改变国体。1915年11月20日，为讨论此问题而召集的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之名，请求袁同意就任中华帝国皇帝。在以无德无能对之婉拒之后，袁“极勉强”地同意了代表们直2月12日的第二次请求。一天后，他下令翌年，即1916年，是他新朝政的开始，此年讽刺地称为“洪宪”元年。
像他前后时代的许多独裁者一样，袁狂妄自大，以至于不知适可而止。看起来，他没有看到，尽管在共和国初年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帝制不可复辟。他对共和的背叛及对帝位的无耻追求，超过了国人可以容忍的限度。这对批评他的人来说，是如此；对他的追随者来说，也是如此。
其间，孙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他确认党内不统一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在1914年7月8日将国民党重组为一个更紧密的组织，名曰中华革命党。党员要对孙效忠及要在本人的书面誓词上按下手印。孙严格控制了组织总部及各支部，并且享有各级组织的人事任免权--这正是后来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胚胎。此时，孙担任中华革命军总司令，开始对袁非法破坏国会、破坏《临时约法》，以及对共和的卑鄙背叛，进行讨伐。
在云南，包括前任都督蔡锷在内的一群革命者组织了一支护国军，声讨复辟运动。蔡锷与从前的老师梁启超宣誓讨袁，一个用枪，一个用笔来扞卫共和，保卫中国四亿黎民的荣誉和骨气。云南革命党人决意率领护国军“清除国贼，保卫共和，扞卫民主，发展自治精神。”12月23日，他们向袁发布通牒，给他两天时间取消帝制运动。当袁拒绝时，云南便于12月25日宣布独立。由一万余人组成的护国军分三路展开进攻。12月27日，贵州亦宣布独立。袁迫于时局的发展，推迟了定于1916年1月1日登基的计划，袁的两大主将段棋瑞与冯国璋均以有病为托辞，婉拒就任征讨护国军的远征军统帅。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同时，一支独立的反复辟军队在山东崛起。日本政府也声明：鉴于此时，北京无力维护国内安宁及无法获得列强支持，它已无权代表中国，今后，日本将把南北双方视为平等的交战团体。
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国内外形势，袁别无选择，只好于1916年3月22日放弃了“洪宪帝制”的美梦，然而，他仍想借恢复内阁制来平息革命党人，以便赖在总统职位上。但是，事情的发展远非他所能控制，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至5月5日，各支革命军联合成军事委员会，拒绝承认袁的总统地位，十九个省的杰出人士也和委员会一样，甚至康有为也两次敦促他退位及往海外游历。此时，袁的事业已烟消云散，其追随者也开始背弃他。当他要求冯国璋动员将军与都督支持他留任总统时，冯却要他退位。5月9日，陕西宣布独立，其后四川于5月22日、湖南于5月27日，亦宣布独立。旧部下的抛弃，加上羞愧难当、焦虑过度、悲痛欲绝，1916年6月6日，袁因尿毒症暴卒，时年56岁。复辟帝制的闹剧至此戛然而止了。
在评价袁的一生时，梁启超认为袁未能区分人与动物的不同，以为金钱可以购买一切，武力可以恐吓一切。袁对宪法的嘲弄，对议会非法的操纵，施用的贿赂、威胁、谋杀，以及监禁等手段，无可挽回地侮辱了公众的人格与道德，也为此后十年的法律失调与社会无序，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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