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寻找救亡图存的办法。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半个多世纪曲折探索并流血牺牲的结果，只是终结了清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未能改变中国在列强环伺下日渐积贫积弱的状况。不仅如此，满人统治结束，皇权不再，形式上建立起具有现代国家模样的中华民国，实际上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仍是一盘散沙。帝制垮台，群龙无首，导致强人层出不尽。从中央到地方，不同系统、不同背景、不同地域握有枪杆子的将领，拉帮结派，相争不已；凡能得一方缙绅支持，占一方土地，并养一方军队者，每每即能占地为王。于是，民国建立，中国不仅渐成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局面，而且重回到丛林法则盛行的战国时代。一切凭借于强力，靠枪杆子解决问题；强必凌弱，大必欺小，以至于几乎所有军阀都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找有力的外部支持与援助。这时同样在国际上相争不已，且必欲在中国分一杯羹的世界主要列强国家，也无不乐得借机从中渔利。于是乎，那些一心想要救国救亡者，亦多半渐渐相信，欲“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是一个必须在内外强力下用强力完成的“艰巨的历史使命”。
进入20世纪以来，受西方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影响，中国逐渐成长起一批新兴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始终不屈不挠，不惜流血牺牲，尝试各种创建新中国的理想道路。但是，中国这条建国之路，却和多数西方国家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多半是先有国民权利平等意识的觉醒，后有人民主权的制度设计与鼓吹，再经过或急或缓的民权革命，才建立起来的。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建国的中国新兴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内外形势已大不同于17、18世纪西方民族国家先后生成之时。19世纪末戊戌变法前后，中国的志士仁人还相信必须要学西方的民主政治。到20世纪初，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注意到欧美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危机、贫富悬殊、社会分化、阶级冲突的严重混乱现象，和对外扩张、掠夺，乃至于自我火并的越来越野蛮的形象。因此，当时开始广泛兴起并对东方民族产生刺激的，已经不再是民主主义，而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两大思潮了。故20世纪中国革命揭幕伊始，革命党人几乎无不热心于迎接此“世界潮流”。长年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甚至将此三大思潮兼收并包，揭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旗号，以为创建新国的政治号召。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他革命政党，因为在那样一种政治大势下生长起来，因而大都认定：中国最现实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救国而不是救人，是救亡而不是启蒙。这种情况极大程度地决定了中国此后近百年的政治走向。
在中国，要想靠极少数读书人组织起来，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无处不在的传统旧势力，包括极力保护在华利益的列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功的。孙中山从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开始，领导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奋斗了近30年，始终无法取得胜利，就连一小块根据地都建立不起来。事实上，像所有落后民族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一样，他们中的少数革命者，必须要和社会大众中的反抗势力相结合，而且还非取得外力的帮助不可。
中国革命时代的真正到来，主要得益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1918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苏俄）的建立。同为农业国的毗邻俄国，成功地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创立世界上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国家，不仅极大地振奋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落后民族激进知识分子的神经，而且它为谋求本国革命政权的巩固不得不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也大大推进了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与俄国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两国革命党人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敌人，因此，俄国革命党人向中国输出革命和中国革命党人向俄国寻求帮助，都是不可避免的。
相对于1920年代以前的中国革命来说，俄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实质上进行的是一场共产革命。
因此，它对中国的革命输出，除了基于国家安全利害的考量，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外，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亦即共产主义的倾向。按照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它必欲要帮助中国的民族革命，以牵制和削弱站在列强一边反对它的中国敌对力量；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它也注定会要在中国推动创立一个和苏俄共产党一样的共产党，并帮助后者成为中国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正是依据这样两种方式，苏俄政府很快找到了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并帮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效地控制了广州地区，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起自己的军官学校和军队，并且使国民党从一个植根于海外华侨中和主要在广东发展的带有区域性的政党组织，迅速扩展成为一个成员及影响遍及全国的革命党。
同时，俄国共产党也在1920年代初成功地帮助少数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创建起一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最初只有几十人的小组织，在俄共及其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只花了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就迅速发展到上万人，并在激进青年和普通工人中取得了重要影响。
但是，在同一个国家，用两种思路、两套方法来革命，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俄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并依赖意识形态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党，无论中国共产党最初如何弱小、幼稚，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派驻有直接负责的代表就近指导，因此，在国共两党之间，它无论如何都更重视和信任中共，而不那么信任意识形态与之不同的国民党。
反过来，由于国民党是中国这个时候唯一具有革命性的大党，苏俄要在中国推动革命就非与之合作不可，故这种不信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种种麻烦。为了解决信任问题，苏俄除了向国民党派驻政治和军事顾问外，还坚持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不仅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且还允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取得各种权力地位，以此来达到监督、影响和在事实上改造国民党的目的。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的国共关系，初始之日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因为两党同为信奉党国体制的革命党，相信一切必须“操之在我”，两党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始终是一种竞争关系。即使在合作期间，也会因各自实力或影响作用的改变，造成两党关系的极端不稳定。但在1920—1940年代，无论两党意识形态和理想追求的差距有多大，现实条件下，中国非成就国家统一并挫败少数列强割裂甚或独霸中国的图谋，任何进一步的改造方案都无从实现。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矛盾重重的国共两党竟能两度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
也正因为如此，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强弱变动，除外力因素外，在内因上也明显地受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牵制。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极大地加速了国内民众中民族主义的抬头和觉醒。谁最有能力调动最大多数社会力量，谁就更容易统一中国；谁能有效地统一中国，成就民族独立，谁往往也就最容易受到历史的青睐。
从1920年代初到1940年代初，国民党无疑是最有能力统一中国的政治力量，因而它也就主导了那2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走向。但是，邻国苏联的存在，日本的大举入侵，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病，蒋介石政治决策的种种失误，再加上共产党两度失败后能审时度势，幡然变策，转以国人当时多数的主要诉求为诉求，中国政治的走向也就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选自王建朗 /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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