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所谓法家

 

二、所谓“法家”的人物及其书

(一)管仲与《管子》：管仲在老子孔子之前。他的书大概是前三世纪的人假造的，其后又被人加入许多不相干的材料(说详第一篇)，但此书有许多议论可作前三世纪史料的参考。

(二)申不害与《申子》：申不害曾作韩昭侯的国相。昭侯在位当西历前358至333年，大概申不害在当时是一个大政治家(《韩非子》屡称申子，《荀子·解蔽》篇也说：“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由势谓之，道尽便矣。”)《韩非子·定法》篇说：“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又说：“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顾千里校疑当作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依此看来，申不害虽是一个有手段(所谓术也)的政治家，却不是主张法治主义的人。今《申子》书已不传了，诸书所引佚文，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置法而不变”等语，似乎不是申不害的原著。

(三)商鞅与《商君书》：卫人公孙鞅于西历前361年入秦，见孝公，劝他变法。孝公用他的话，定变法之令，“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史记》云：“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与此互相印证)。“赏厚而信，刑重而必”(《韩非子·定法》篇)。公孙鞅的政策只是用赏罚来提倡实业，提倡武力(《史记》所谓“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是也)。这种政策功效极大，秦国渐渐富强，立下后来吞并六国的基础。公孙鞅后封列侯，号商君。但他变法时结怨甚多，故孝公一死，商君遂遭车裂之刑而死(西历前338年)。商君是一个大政治家，主张用严刑重赏来治国。故他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韩非子·定法》篇)。又“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新序》)。这不过是注重刑赏的政策，与法理学没有关系。今世所传《商君书》二十四篇(《汉书》作二十九篇)，乃是商君死后的人假造的书。《徕民》篇说：“自魏襄以来，三晋之所以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魏襄王死在西历前296年，商君已死四十二年，如何知他的谥法呢?《徕民》篇又称“长平之胜”，此事在前260年，商君已死七十八年了。书中又屡称秦王。秦称王在商君死后十余年。此皆可证《商君书》是假书。商君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没有法理学的书。

以上三种都是假书，况且这三个人都不配称为“法家”。这一流的人物——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但申不害与商君同时，皆当前四世纪的中叶。他们的政策，都很有成效，故发生一种思想上的影响。有了他们那种用刑罚的政治，方才有学理的“法家”。正如先有农业，方才有农学;先有文法，方才有文法学;先有种种美术作品，方才有美学。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且说那些学理的“法家”和他们的书：
 

(四)慎到与《慎子》：见上章。

(五)尹文与《尹文子》：见上章。(《汉书·艺文志》尹文在“名家”是错的。)

(六)尸佼与《尸子》：尸佼，楚人(据《史记·孟荀列传》及《集解》引刘向《别录》，班固以佼为鲁人，鲁灭于楚，鲁亦楚也。或作晋人，非)。古说相传，尸佼曾为商君之客;商君死，尸佼逃入蜀(《汉书·艺文志》)。《尸子》书二十卷，向来列在“杂家”。今原书已亡，但有从各书里辑成的《尸子》两种(一为孙星衍的，一为汪继培的。汪辑最好)。据这些引语看来，尸佼是一个儒学的后辈，但他也有许多法理的学说，故我把他排在这里。即使这些话不真是尸佼的，也可以代表当时的一派法理学者。
 

(七)韩非与《韩非子》：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李斯同受学于荀卿。当时韩国削弱，韩非发愤著书，攻击当时政府“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因主张极端的“功用”主义，要国家变法，重刑罚，去无用的蠹虫，韩王不能用。后来秦始皇见韩非的书，想收用他，遂急攻韩。韩王使韩非入秦说存韩的利益(按《史记》所说。李斯劝秦王急攻韩欲得韩非，似乎不可信。李斯既举荐韩非，何以后来又害杀他。大概韩王遣韩非入秦说秦王存韩，是事实。但秦攻韩未必是李斯的主意)。秦王不能用，后因李斯、姚贾的谗言，遂收韩非下狱。李斯使人送药与韩非，叫他自杀。韩非遂死狱中，时为西历前233年。

《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五十五篇，今本也有五十五篇，但其中很多不可靠的。如《初见秦篇》乃是张仪说秦王的话，所以劝秦王攻韩。韩非是韩国的王族，岂有如此不爱国的道理?况且第二篇是《存韩》。既劝秦王攻韩，又劝他存韩，是决无之事。第六篇《有度》，说荆齐燕魏四国之亡。韩非死时，六国都不曾亡。齐亡最后，那时韩非已死十二年了。可见《韩非子》决非原本，其中定多后人加入的东西。依我看来，《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那可靠诸篇如下：《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

此外如《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虽是司马迁所举的篇名，但是司马迁的话是不很靠得住的(如所举《庄子》：《渔父》、《盗跖》诸篇，皆为伪作无疑)。我们所定这几篇，大都以学说内容为根据。大概《解老》、《喻老》诸篇，另是一人所作。《主道》、《扬搉》(今作扬权，此从顾千里校)诸篇，又另是一派“法家”所作。《外储说左上》似乎还有一部分可取。其余的更不可深信了。
 

三、法

按《说文》，“灋，(井刂)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廌，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象形)法，今文省。佱，古文。”据我个人的意见看来，大概古时有两个法字。一个作“佱”，从亼从正，是模范之法。一个作“灋”，《说文》云：“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是刑罚之法。这两个意义都很古，比较看来似乎模范的“佱”更古。《尚书·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惟作五虐之，曰法。”如此说可信，是罚刑的“灋”字乃是后来才从苗民输入中国本部的。灋字从廌从去，用廌兽断狱，大似初民状态，或本是苗民的风俗，也未可知。大概古人用法字初多含模范之义。《易·蒙·初六》云：“发蒙利用人，用说。〔句〕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人，以正法也。”此明说“用人”即是“用正法”。 “□”是范，“法”是模范，“以”即是用。古人把“用说桎梏以往”六字连读，把言说的说解作脱字，便错了。又《系辞传》：“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法字正作模范解(孔颖达《正义》：“垂为模范，故云谓之法”)。又如《墨子·法仪》篇云：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四者为法。

这是标准模范的“法”(参看《天志》上中下及《管子·七法》篇)。到了墨家的后辈，“法”字的意义讲得更明白了。《墨辩·经上》说：

法，所若而然也(看第八篇第二章论“法”的观念)。佴，所然也。《经说》曰：佴所然也者，民若法也。

佴字，《尔雅·释言》云：“贰也。”郭注：“佴次为副贰。”《周礼》：“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郑注：“贰，副也。”我们叫抄本做“副本”，即 是此意。譬如摹拓碑帖，原碑是“法”，拓本是“佴”，是“副”。墨家论法，有三种意义：(一)一切模范都是法(如上文所引《法仪篇》)。(二)物事的共相可用物事的类名作代表的，也是法(看第八篇第二、三章)。(三)国家所用来齐一百姓的法度也是法。如上文所引《墨辩》“佴所然也者，民若法也”的话，便是指这一种齐一百姓的法度。荀子说：“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天论》篇)。墨子的“尚同主义”要“一同天下之义”，使“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故荀子说他偏重“齐”字，却忘了“畸”字，畸即是不齐。后来“别墨”论“法”字，要使依法做去的人都有一致的行动，如同一块碑上摹下来的拓本一般;要使守法的百姓都如同法的“佴”。这种观念正与墨子的尚同主义相同，不过墨子的尚同主义含有宗教的性质，别墨论法便没有这种迷信了。

上文所引《墨辩》论“法”字，已把“法”的意义推广，把灋佱两个字合成一个字。《易经·噬嗑卦·象传》说：“先王以明罚饬法。”法与刑罚还是两事。大概到了“别墨”时代(四世纪中叶以后)，法字方才包括模范标准的意义和刑律的意义。如《尹文子》说：

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

《尹文子》的法理学很受儒家的影响(说见上章)，故他的第一种“法”，即是不变之法，近于儒家所谓天经地义。第二种“齐俗之法”指一切经验所得或科学研究所得的通则，如“火必热”、“圆无直”(皆见《墨辩》)等等。第三种是刑赏的法律，后人用“法”字单指这第三种(佛家所谓法，(达摩)不在此例)。第四种“平准之法”乃佱字本义，无论儒家、墨家、道家，都早承认这种标准的法(看《孟子·离娄》篇、《苟子·正名》篇、《墨子·法仪》、《天志》等篇及《管子·七法》篇、《慎子》、《尹文子》等书)。当时的法理学家所主张的“法”，乃是第三种“治众之法”。他们的意思只是要使刑赏之法，也要有律度权衡那样的公正抚私、明确有效(看上章论慎到尹文)。故《韩非子·定法》篇说：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又《韩非子·难三》篇说：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又《慎子》佚文说：

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见马骕《释史》百十九卷所辑)。

这几条界说，讲“法”字最明白。当时所谓“法”有这几种性质：(一)是成文的(编著之图籍)，(二)是公布的(布之于百姓)，(三)是一致的(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四)是有刑赏辅助施行的功效的(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于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