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国，《棋诀十三篇》作者)
起源的传说
长期以来，人们只要谈起围棋的起源问题，就像谈到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和文字的起源一样，一直都是一些专家、学者和广大围棋爱好者饶有兴致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内容，同时也是一个众说纷纭、并且至今尚未定论的话题。
那么，历史悠久的围棋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又是什么人发明的呢?通过人们大量研究发现，关于围棋起源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这一点，早在我国战国时期的典籍《世本·作篇》中，就有了“尧造围棋，丹朱善之”的记载。西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也有 “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 的说法。而南朝梁元帝在《金楼子》中还有关于“尧教丹朱棋，以文桑为局，犀象为子”的具体描述。《路史后记》写得更为详细，说是尧娶妻富宜氏，生下儿子丹朱，儿子行为不好，尧很难过，特意制作了围棋，以闲其情。除了世存古籍简短的文字记载，还有一个关于围棋诞生和传承的传说在民间流传：
在上古五帝时期，尧帝在平息协和了各个部落之后，农耕生产和人民生活逐渐呈现出了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就在这时，有一件事却让他很是忧虑不安。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尧帝有个儿子名字叫丹朱。这个小丹朱虽然是聪明可爱，但却非常调皮。他既不肯坐下来好好学习，又不肯听大人的话，到处招惹是非，喜欢搞恶作剧，还经常带着小伙伴们在深山野林里面玩一些十分危险的游戏。怎样才能改变他的不良习惯呢?为了教育好儿子，尧帝冥思苦想、煞费苦心，终于在占卜祭祀中受到星象图的启发，发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犀象游戏。尧帝先是在一整块桑木上刻画出横竖交叉的直线做成一个棋盘，然后再分别用犀牛角和象牙做成黑白两种颜色的圆棋子。这个游戏的玩法，就是对阵的双方轮流将黑白两色的棋子放在棋盘上面，就像围捕猎物一样互相围攻吃子，最终看谁围住的地盘大，谁就算赢了。可以说，世界上最早的一副围棋就在那一刻诞生了。尧帝把这副棋赐给了丹朱，并亲自教给他棋的玩法。这个小丹朱果然被这一光彩夺目、玩法奇妙的犀象游戏给吸引住了。自从有了这副棋，他就开始动脑筋，整天琢磨玩这种游戏的技巧，再也不到处去惹是生非了。 几年过去了，丹朱不但棋下得好，而且还变得知书达理、尊老爱幼、十分懂得文明礼貌。尧帝教育儿子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自然是心中大悦。后来，丹朱又把这个游戏的玩法传授给了舜帝的儿子商均和他的好朋友后羿、大禹等人。围棋就这样一直从远古流传至今。
按照这个传说，说明在原始社会时，围棋就已经诞生了，只不过当时还只是雏形罢了。尽管这个传说的具体说法和细节还有各种不同的戏说版本，人们也只能是姑妄听之了。但是“尧造围棋”这一主题却是十分明确的，虽然无确凿的证据，根据围棋“天圆地方”、“阴阳平衡”、“棋子平等”的种种特点，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人都乐于接受的一种观点。从今天世界通用的十九道棋盘的发展过程来看，古老的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在某一天夜里就突然创造出来的奇迹，而是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棋盘由小到大，棋子由少到多的发展变化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时间跨越了数千年，集聚了无数人的智慧和经验，经过逐渐改进和发展，才最终形成今天这种制式的。
另外，关于围棋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与我国古代的《河图》和《洛书》相关的一些说法。《河图》和《洛书》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以黑点和白点为基本要素而组合成的两幅神秘图案，可以说这是在文字产生之前的记号文化中的最高代表作，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被尊为神物，甚至被誉为是“宇宙魔方”，其中的奥秘至今仍未完全揭开。如果说从远古流传至今的围棋真是尧帝发明的，那他也许真的是受到了《河图》和《洛书》的启发吧!
当然，上面讲述的这些只不过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详细的文字记载和确凿的证据，因此不一定十分真实。那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长期以来，人们通过对考古出土的陶器和棋具的研究，充分证明了围棋的发展过程确实是跨越了数千年，确实是集聚了古人的智慧和经验，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而且相当漫长的演绎变化过程。在甘肃永昌县鸳鸯池遗址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上，就绘有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图案的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画得很齐整，由于它的形状很像现在的围棋盘，考古学家们索性将其称为棋盘纹图案。
由于围棋起源的时间是如此的远古，而文字记载却又非常的稀缺，要想追溯其真正的的本源，难度自然是不小的。我们说，要完全通过考古的发现来确定，也是有着很大局限性的。因为考古也只能够给出一定的旁证，并不能准确地确定其真正的来源。
通过近些年来的深入研究，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围棋的起源虽然传说是在尧舜时代，而围棋真正的完善成型很可能是在殷末周初时期。通过专家的多方考证，在距离当时殷国都城不远的太行之极与淇水之源的山西省晋城市凌川县境内的棋子山，作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已经于2007年被中国先秦史学会的专家确认为世界围棋文化的发源地。
棋子山，位于太行山南端，古时候又叫做箕子山，面积约数十平方公里。这里竟然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天然“棋石”的地方。在此山方圆数十里的山上遍布一种圆润光洁、黑白分明、形状非常酷似围棋子的天然棋石，俯拾即是。石子不仅颜色相同于西汉班固《弈指》一书中关于早期围棋颜色“黄黑阴阳分也”的描述，外观也类于现代《围棋辞典》关于“棋石”属扁圆形，有一面或两面凸起的棋具基本规范。传说，箕子山曾是殷商古人观测天象的地方，在商朝将要被周灭亡之时，商纣王帝辛的叔叔箕子胥余就曾经沿着淇水西上太行隐居在此，而周武王当年寻访箕子也曾经来到过这里。在《陵川县志》和《山西通志》中就有“箕子避地憩山中，及武王访以治道，于此纳履焉”的记载，这里讲的山，就是棋子山。据说，在这一带的民间曾流行过一种叫作“占方”的古老棋类游戏。而这种古老的“占方”游戏即是围棋雏型，它具备了“天元”、“四时”、“九星”等后世围棋最基本的布局方位。有大量的实物证明，这里正是传说中的围棋鼻祖、商代著名的巫学家及其“占卜”宗师，箕子当年占卜阴阳、观测天象、摆石布局、演绎围棋之地。在棋子山的岭西，就是古代称为“丹水” 的河的发源之地。传说“丹水”之名就是因尧帝之子丹朱而得。直到今天，在凌川县的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箕子和围棋的传说故事。近些年来，前往棋子山这个棋源圣地观光游览，寻根拜谒的围棋爱好者 与日俱增，当地也经常在此举办围棋比赛等各种纪念活动。下图即为围棋发源地棋子山。
当然，对于围棋发源地的探究还有学者在继续进行着，还有一些古老的传说在民间流传着。仅“烂柯”的故事就有好几种版本呢!在大多数人看来，对于这些美好的传说，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放松心情，不必为这个起源的问题而绞尽脑汁了，知之其然即可而止了。至于更全面、准确、权威地考证围棋的起源问题，我们还是等待专家和来者去解决吧!
最早的记载
历史是最注重证据的。自从有了文字以来，迄今发现的关于围棋的最早、最确切的记载，是在古代春秋时期的鲁国编年史《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之中。据这部史料记载，公元前559年，卫国的国君卫献公专横粗暴，得罪了王公大臣，被亚卿宁殖等人发动政变后，改主卫殇公为国君，卫献公逃到了齐国。十二年之后，宁殖的儿子宁喜当了左相，他不听众人劝阻，总是想把一直图谋复位的卫献公再请回来。卫国的大夫太叔文子知道了这件事情后，就批评道：“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在这段话里，大夫所说的“弈棋”就是指下围棋，而“弈者”显然就是下棋的人。虽然卫国大夫的这番话并不是专门谈论围棋的，只不过是针对这件事情，用围棋来打了个比喻而已。但是，按照常理来讲，用来打比喻的事物自然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既然能用围棋来比喻国政，就说明围棋活动对于当时卫国的宫廷士大夫们来说，一定不陌生，这当然更是为记录此事的鲁国史官所熟悉的。太叔文子在这里用了“举棋不定”这四个字，简洁生动、十分形象地比喻了宁喜政治上的优柔寡断。同时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围棋作为一种棋类游戏，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相当普及，下棋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了。从那以后，这一句“举棋不定”便成为了人们经常引用的成语，和围棋一起流传至今。这个关于围棋的记载，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此外，同在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也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围棋的记载。他在《论语·阳货》中，就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整天吃得饱饱的，一点也不肯动脑筋，这样的人可真是无聊啊!不是有下棋之类的游戏吗?玩玩这些也好啊。可见，孔圣人在教导学生时，也是以棋喻理的。在《孟子》一书和其他经、史、子、集之中，也有许多关于围棋的记载。但是，令人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些众多古籍的记载中却没有涉及到关于棋艺本身的任何内容和细节。为什么关于围棋的文字记载如此之少，究其原因，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着很大的关系。
史籍上记载的第一位围棋高手，是一位名叫弈秋的棋手。他也是在记载中最早从事围棋教育的人。据说，弈秋的棋艺非常高超，是位“通国之善弈者”，也就是当时各诸侯列国都知晓的围棋高手。明代冯元仲在《弈旦评》中就推崇他为围棋的“鼻祖”。关于弈秋的记载，最早见于《孟子》之中。据此推测，他可能是与盂子同时代的人，也可能稍早一些，大约生活在战国初期。可以肯定，春秋战国延续了五百年，像弈秋这样的围棋高手绝对不会只有他一人。因为围棋对局至少要有两人参与，如果仅仅只是一个人突出，弈秋的名气和地位是不可能得到当时“棋界”认可的。这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有一些与弈秋棋艺水平相当的棋手的，只不过是弈秋技高他人一筹，脱颖而出罢了。关于弈秋姓名的说法，清代学者焦循在《孟子正义》里有这样的说明：“此名弈秋，故知秋为其名，因通国皆谓之善弈，故以弈加名称之。”
由于弈秋棋术高明，有很多人想拜他为师。当时弈秋收了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诚心学艺，听先生讲课从不怠慢，十分专心。另一个学生虽拜在门下，并不用功，老是想着天上要有鸟飞过来，想去打鸟，棋艺自然就比不过前者了。学棋要专心，下棋也是如此，即便是弈秋这样的大师，偶然分心也不行。有一天，弈秋正在与人下棋，一位吹笙的人从旁边路过，悠扬的曲调使弈秋听得走了神。突然，乐声停止了，那位吹笙人探身向弈秋请教围棋之道，弈秋此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当然，这不是弈秋不明棋理，而是他此刻的注意力并不在棋上。人们经常用到的“专心致志”这则成语，正是来源于与弈秋有关的这两个小故事。
棋具的演变
大家知道，围棋的棋具是由棋盘和棋子所组成的。棋盘上面有纵横各十九条等距离、相互垂直的平行线，构成了361个交叉点。为了便于划分棋盘上的位置，在棋盘的四个角部、四条边线及棋盘的正中央标有九个小圆点，被称为“星”。其中，棋盘中央的那颗星，称之为“天元”。古代围棋盘有石质、木质、瓷质、纸质、织锦等多种，而堪称极品的是用楸木、紫檀木和榧木等珍贵木材制作的木质棋盘。用楸木制成的棋盘面呈金黄色，纹理细腻生动，投子盘上能发出金石之响声，历代棋手都对其十分喜爱，情有独钟。明代的唐伯虎就有“日长来此消闲兴，一局楸枰对手敲” 的诗句。檀木棋盘上有蟹爪纹，不但艺术风格独特，还能散发出缕缕香气来，价值极高。而榧木棋盘则是纹理细密通直，色泽金黄，气味芳香棋子落盘之声清脆悦耳，同样被棋界奉为棋盘之上品。
围棋棋子分为黑、白两种颜色。用来制作棋子的材质通常有卵石、陶瓷、玻璃、玉石、贝壳、玛瑙等。在先秦至隋唐这一时期，用于制作围棋子的主要材料以石质为多，大多为扁圆形、呈两面鼓的形状。
1975年，在山东省邹县西晋刘宝墓出土的一副围棋子，就是用黑白两色的鹅卵石磨制而成的，为两面凸起的扁圆形。黑白两色棋子共有289颗，这显然是当时十七道围棋所用的一副棋。自唐宋以后，陶瓷和玻璃逐渐成为了制作棋子的主流材质，形状也改为以两面平或上鼓下平的扁圆形为主了。
如果按照价值而论，围棋子中的上品当然还是用玉石、贝壳、玛瑙等名贵材质制作的。棋子中十分普及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云子。云子因产于我国云南而得名，历来为棋家所青睐。由于云子原产于明代的永昌府(现为云南保山市)，所以古代称为“永子”。 相传，永子创始于唐代，而盛于明清时期，迄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可以确切考证的历史就在500年以上。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就有：“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的记载。在历代文献中，关于围棋云子的溢美之词时常出现，《明一统志》中就有“永昌之棋甲天下”的说法。云子的制作工艺精巧、质地细腻玉润、色泽晶莹柔和，坚而不脆，沉而不滑。白子有温润如玉，柔而不透，微有象牙之色的特点;而黑子则仰视若碧玉，俯视若点漆，落盘漆黑润泽，对光则呈现墨绿色。据《永昌府志》、《滇南杂志》等史籍记载，云子以玛瑙石、紫瑛石合研为粉，再加上红丹粉、硼砂等多种原料配合一起熔炼，然后再用“长铁蘸其汁，滴以成棋”。云子与其它的棋子相比，在视觉、手感和落盘声音上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时至今日，云子依然经常作为“国礼”赠送外宾。
上面简述了围棋的棋盘和棋子。那么，自从围棋诞生以来，对围棋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对围棋发展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围棋理论的提高，二是棋盘道数的改进，而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棋艺水平提高了，就要求进一步增加棋盘的道数，而在棋盘改进后，又对棋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毫无疑问，这就是千百年来棋具演变和围棋不断发展完善的一个主要体现。
1977年，在内蒙古敖汉旗的一座辽代古墓中，出土了一个边长为40厘米，纵横各有十三道直线的围棋盘。这是目前为止所见到的道数最少的棋盘了。1971年，在湖南湘阴一座唐代的古墓中出土了一件青瓷围棋盘，边长55厘米，有纵横直线各十五道。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辽代出土的十三道棋盘，还是唐代出土的十五道棋盘，都不是当时通用的棋盘。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十九道的棋盘在唐代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这种十三道和十五道的棋盘，应该是在汉代以前，甚至是春秋战国以前所流行的。如果是这样，那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唐辽时期呢?这或许是当时还有极少数人对弈所用，也有可能是主人心爱的“收藏品”吧。这种情况的存在，也说明了任何一种新的事物和形式总是由小范围到大范围逐渐推广、逐步完善的，而任何一种老的形式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全消失。因此，在当时社会上同时出现几种式样的棋盘，也是非常正常的。就拿现在来说，十三道的棋盘还常常用于儿童的围棋教学中。
1998年，在陕西省汉阳陵南阙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块略有残缺的陶质围棋盘。这块棋盘长度为28.5厘米、宽为17～19.7厘米、厚度3.6厘米。棋盘两面均为阴刻，有纵横线各十七道，线条不够直，从较完整的一角向内和向上的第四条线的相交处刻划两道斜的交叉线，用来表示棋盘上的星位。
据专家考证，这块西汉时期的棋盘并不是陪葬品，而是守护陵园的人为了自娱自乐，利用一块素面青砖经过工刻划制成的，可以说，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围棋盘了。它的出土为围棋的发展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实物资料。由此可推断，在西汉时期，围棋已经不仅仅流行于士大夫阶层，而且也普及到了中下层的平民之中。
1954年在河北省望都东汉墓出土的汉代石制围棋盘也是纵横各十七道。
魏人邯郸淳在其《艺经》中也有关于“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的记载。在围棋的发展过程中，十七道的棋盘还是保持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如果从西汉开始算起，期间经历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初期，已有将近700年的历史了。然而，东汉时期的《孙子算经》上有这样一句话：“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东汉马融、蔡洪在《围棋赋》中，也有“棋锥”、“五岳”的提法，如果对这些布局加以分析，就可以得出只有十九道棋盘才能够形成的结论。由此可见，早在东汉时期，十九道的围棋盘就已经相当普及了。尽管如此，十七道的棋盘在隋、唐时期也还是有少数人仍然在使用。
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了一幅初唐时期的屏风彩色绢画“弈仕女图”。图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发束高髻、衣着丽、体态丰腴、举棋未定的贵妇人。她面对的就是一块十七道的棋盘。
1959年,在河南省安阳北郊发掘的隋代开皇十五年张盛墓中，出土了一件举世罕见的瓷围棋盘，见图1-12 所示。这个棋盘呈正方形，高4厘米、边长仅为10×10厘米、重量为0.38公斤。盘面上刻有纵横直线各十九道。在棋盘的中央和四角分别刻有天元和角星，棋盘下方四侧有类似壶门的装饰，盘面及四侧均施以白釉。这块瓷质棋盘虽然只是一件很小的工艺品，但却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十九道棋盘，现收藏于河南博物馆。1973年在我国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村曾出土了一块唐代十九道的木质围棋盘。
迄今为止，关于围棋棋盘道数演变的具体历程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例如，十三道棋盘是否真的是丹朱发明的?是什么时间改为了十五道?又是何时发展成为了十七道?而十七道棋盘又是何时演变成十九道的?这些问题至今都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详细的记载和确凿的证据。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棋经》中载明当时的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这表明十九道棋盘在当时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并逐渐取代了自古延用的十七道棋盘。从考古出土的十三道、十五道、十七道棋盘直至今天通用的十九道棋盘的发展过程来看，只能说明围棋制式的演变，绝不可能是某一个人在某一天突然创造出的奇迹，而是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棋盘由小变大、棋子由少到多的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由于棋具的这种变化要被各个地区的广大棋手所认可，因此绝对没有在一时一地突然间就完成的可能性。
关于围棋棋盘的演变过程，现在人们普遍比较认同的说法是，十九道棋盘最早出现于东汉前，普及于隋唐，而流传至今。十七道棋盘流行于秦汉甚至是战国时期，但在初唐时期尚未完全消失。而十五道棋盘应该是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于十三道棋盘的历史就应该是更早了。围棋盘由纵横十三道到纵横十九道，棋子从169颗增加到361颗，这种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千百年的跨越，也集聚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经验。可以说，这也是围棋发展史上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智慧、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飞跃性的变革。
棋品的评定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导致文人学士都以祟尚清谈为荣，因而许多人都特别喜欢对弈，围棋活动十分普及。梁朝的沈约在《棋品序》中就有“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的记载。这生动地表述了当时围棋活动的盛况。而对于围棋之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棋品制”，就是出现在这一时期。当时，由于下棋的人越来越多，棋手之间的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于是就依照当时区别官阶等级的“九品中正制”，把棋手的等级也分成了“九品”。对具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其棋艺相当的“品格”，这就相当于现代实行的棋手“定段”。梁武帝不仅喜欢下棋，还喜欢主持棋事。他曾下令大棋家柳恽和陆云公主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围棋大赛，规模特别宏大，轰动一时。比赛后，由柳陆二人主持给棋手们定品级。据《南史·柳恽传》上记载，当时能评上品级的围棋高手就有二百七十八人，可见参加比赛的人很多，这也是迄今有据可查的最早的一次全国性围棋比赛了。
当时，对于棋品的评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每次的品棋活动，都是由皇帝亲自敕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历史上有详细记载的大型品棋活动有过三次，分别是齐武帝时期由王抗主持的品棋，梁武帝时期由柳恽主持的品棋以及陆云公主持的品棋。棋手们相互之间的交手“名分”要依据品定的“棋品”来进行，可见其严格与权威。魏人邯郸淳在《艺经》中讲到了围棋棋品的九个等级，并有各自的称谓，即“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 这些名称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对于这九个等级的棋品有以下的解释：
一品入神：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棋艺最好的棋手，已经达到了高深莫测、出神入化的境界，往往能够不战而屈人之棋，极少有与之抗衡者。这样的棋手自然就能进入神仙的行列了。
二品坐照：所谓“照”，即明察秋毫之意。这样的棋手下棋不用劳神费力，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棋局形势始终能了如指掌，具有很强的形势判断能力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其实力达到与一品入神相差半先的水平。
三品具体：意思是棋艺十分精湛，十八般武艺都能拿起来，能够兼众人之所长，熟练地掌握各种着法和技能。对弈中，能攻善守，棋艺水平与入神相差一先。
四品通幽：“幽”为深远僻静之处。指棋手深通棋理，思维敏捷，能够轻松地找到通向高境界的一条小路。对局时，或战或否，善于应变。一品可让其两子。
五品用智：对棋之意境理解还不够深，对局之中往往有些刻意去追求。对手落子后，不能马上知道其用意，而是要通过思考计算，才能了解其中的奥妙。通常是战则用智，以致其功。一品可让其三子。
六品小巧：顾名思义，是指棋手缺少大局观，爱耍小聪明，经常能在局部以巧妙的手段取胜，虽然具有一定的智慧，但层次较低。棋手一品可让其四子。
七品斗力：在下棋过程中，显示不出智慧和技巧，而专斗其力，动则必战，喜欢以力取胜。一品可让其五子。
八品若愚：对棋理的理解还不够深，对局势的判断也不够准确，棋力虽然看起来较弱，但仍有不可小视的强处。
九品守拙：不善于思考，行棋保守，缺乏争先意识。经常会回避战斗。棋力逊于若愚。
通过上述通俗的解释，我们可以体会到古时围棋这九个棋品名称的含意该有多么奥妙!这同时也能够证明，当时通过专门机构评定出来的从一品到九品之间的等级棋手，其棋艺的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当然，在这九品等级之外，一定还有更多的棋手是在“不入格”的“业余等级”之列。说到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围棋职业棋手分为九个等级的“段位制”，正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围棋的这种“九品制”。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古代的“棋品制”是以九品为等级最低，而现代的围棋“段位制”却是以九段为等级最高，两者的顺序恰好相反。台湾以前也曾经延用过“九品制”来区分职业棋手的棋艺水平，但其内容实质与现行的段位制大体相仿。至于名誉段位，就是一种荣誉称号，多授予或赠送对围棋发展有突出贡献者，并不代表棋手的真正棋艺水平。1963年，日本棋院曾向陈毅元帅赠送了名誉七段的称号。
棋谱的产生
说到棋谱的产生，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棋谱。所谓棋谱，就是下棋的对局记录。围棋棋谱的产生和普及，可以说是围棋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有了棋谱，不但方便了对局者复盘，还可以把他人的对局拿来打谱研究。那什么是复盘和打谱呢?复盘，就是将自己与他人下过的棋局凭记忆按原来的顺序再重新摆出来。而打谱也称“摆谱”，就是对照其他对局者的棋谱，按原来的行棋次序重复一遍棋局的过程。复盘和打谱都是学习和研究围棋战术技术的重要方法之一。一张棋谱，记录了围棋对局的全部过程。这不但便于自己总结实战的经验教训，也便于他人对棋局的学习和欣赏，同时也为围棋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据史籍的记载，围棋的棋谱最早应该是出现在两汉时期，隋唐之前的敦煌本《棋经》中有“汉图一十三势”，就是证明。至于围棋的棋谱具体是何时何人发明，到目前为止还无从考证。到了三国时期，棋谱就已经开始大量出现了。由于当时东吴的围棋十分风靡，围棋名手很多，围棋史上就将这一时期的棋谱称之为“吴图”。当时吴国上层人物中的孙策、吕范、诸葛谨、陆逊等人都是围棋高手。由于棋谱的失传，南宋围棋名著《忘忧清乐集》中所载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就成为了目前最古老的，也是东汉乃至三国时期唯一传世的棋谱，下图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这张棋谱上只记录了43手棋，究竟是何原因不得而知。在《棋经》中曾两次提到的“吴图二十四盘”，指的就是从东吴时期流传下来的棋谱。我们从唐代诗人杜牧“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复吴图” 的优美诗句中，就可以想象当时吴国的围棋影响有多么深远了。
到了晋朝时期，对于围棋棋谱的收集、整理就更加进了一步。据后来的《隋书·艺文志》记载，西晋司马伦、马朗曾合著有《围棋势》二十九卷。不过，要雨棋谱的大量出现和普及，还是在南北朝时期，这与当时围棋的盛行和纸张的广泛应用都有很大的关系。梁武帝就曾经特地邀请三品棋手柳恽专门来“品定棋谱”。在南北朝时期，民间出现的“棋势”、“棋图”、“棋品”之类的专著就不下二十种之多。其中的“棋势”、“棋图” 就是指的棋谱。褚思庄是南北朝时期的围棋高手，《南齐书·肖惠基传》中说他的棋力属于第二品。有一天，宋文帝突然心血来潮，命褚思庄前往外郡去与会稽太守下棋，并且让他回来后要报告对局的状况。褚思庄领命前往，在与那位太守下完棋后，便将当时差人记录下来的棋谱带回了京都，在宋文帝面前按照所记的棋谱又摆了一遍，以此讨得了皇上的欢喜。这个真实的小故事可能是史书上关于围棋记谱、复盘的最早记载了。自从有了棋谱，就使得围棋对局的全过程能够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当对弈结束，一局棋谱被记录下来，便成为一种供人阅读、研究的“文本”了。这不但促进了围棋技术的提高，而且有许多棋谱专著也纷纷面世。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围棋活动的兴盛，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大量涌现，关于围棋棋谱的专著也就更加多了起来。如明代的《适情录》、《石室仙机》、《仙机武库》、《三才图会棋谱》、《秋仙遗谱》、《万汇仙机》及《葬史》、《莽问》等30余种明版本围棋谱，都是颇负盛名、极有价值的棋谱著作，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明朝末年，著名国手过柏龄所著的《四子谱》二卷，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了更大的变化和创新。清代国手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施定庵的《弈理指归》和他们合作的“当湖十局”，更是“戛戛独造，不袭前贤”内容非常丰富，是历史上最有影响，价值极大的古谱之一。可以说，这些编撰成集的棋谱，都是历代围棋名手对局中的精华之作，对于当时围棋理论的研究和围棋的普及、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至今人们还经常讲“学棋要从打谱开始”。
在历代数不胜数的围棋棋谱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有五大绝世棋谱，它们分别是：王质看仙童对弈的《烂柯谱》;谢安在“淝水之战”前对弈的《草木谱》;王积薪听棋所记的《媪妇谱》;刘仲甫与骊山少女对弈的《呕血谱》;徐星友和黄龙士对弈十局的《血泪谱》。
围棋州邑
下面来谈谈什么是围棋州邑?在两汉时期和两汉以前，人们主要注重的是围棋的艺术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对于其中的竞技性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主要还是“志之空闲，玩弄游意”。魏晋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在坚持“当无为之余日，差见玩于君子”的观念的同时，也开始逐渐注重围棋的竞技性了，邯郸淳《艺经·棋品》的出现即是其标志。人们会通过组织一定范围的比赛，来较量棋手的棋艺，分出棋品的高低。比较正式的范围较大的品棋活动开始于何时，现在无从考察，但从范汪《棋品》一书的出现，以及书中称江虨、王恬为第一品、王导为第五品看，可以肯定，至少在东晋时已经有了为棋界所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品棋活动。
南朝时期的帝王不仅爱好围棋，提倡围棋，而且比较注重棋艺的提高，再加上围棋自身发展规律这个根本因素，便大大的促进了人们对围棋竞技性的认识和围棋竞技性的发展。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出现了多次品棋活动和管理围棋事务的专门性的机构及官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宋明帝刘彧，他非常喜爱围棋，经常召来全国一流的棋手和他对弈。当时，一流棋手中最有名的是风流才子王抗。王抗知道，他这是和手握生杀大权的天子下棋，自然要礼让三分，不能下赢。他的高明之处就是在对弈中让得很是有分寸，能够不暴露出一点痕迹来。王抗每一盘棋都要暗中饶上明帝几步棋，口中还时不时地说道：“微臣与皇上下棋，真不是对手啊!”。而明帝居然听不出来王抗有意奉承的意思，自己反而是扬扬得意，情绪极佳，乐此不疲。
宋明帝虽然棋艺水平不是很高，但他却把围棋视为一种有益的娱乐活动，十分重视对围棋的推广和普及。他特地设置了一种专门从事围棋管理工作的官署，名称叫做“围棋州邑”。当时，地方的行政单位分为州、郡、县三个级别，“州置刺史”，“ 郡皆置太守”，“ 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而邑则是自然村落，并不是地方的行政单位。宋明帝把这个围棋的专业管理机构，定名为“围棋州邑”，就是表示有别于其它的行政单位，而其职责就是推荐、评定和管理棋手，专门从事围棋理论的研究、收集编辑棋谱以及组织举办全国性的围棋比赛等项工作。围棋州邑虽然不是朝廷的正式常设机构，而且官员都是兼职的，但从任命宗室皇亲和大臣兼大、小中正来看，宋明帝对这一机构还是相当重视的。从史料记载来看，这个“围棋州邑”大概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置的官方围棋管理机构了，怎么也相当于今天的中国棋院了吧!
自从有了“围棋州邑”这个专门机构之后，不但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围棋的认识，而且还吸引了更多的人把围棋当作一种学问和技艺来加以研究和普及。关于“围棋州邑”，在《南史·王谌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圭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莊、傅楚之为清定访问。”宋明帝当时任命讨平叛乱的有功之臣建安王刘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可见“围棋州邑”这个专门管理围棋的机构，其规格还是相当高的。除了王抗等四人为小中正外，另外还设有“清定访问”的官职。这样一来，这个由皇家设置的专门围棋机构，既为棋手提供了专门从事围棋工作的部门，也以此聚集了当时的棋坛高手，使得人们的棋艺活动有了保障。由于围棋州邑对棋谱的搜集、整理，既推动了围棋文化层面的发展，也使得前人棋艺的结晶得以保存和流传。围棋州邑存在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它却体现了皇家这个“官方”对围棋的重视，对于当时围棋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促进作用。我们说，后来进行的品棋活动和一些围棋专著的大量产生，都与之有关，其意义和影响十分深远。
棋待诏制度
在我国盛唐时期，围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玄宗大力倡导开展围棋活动，并在朝廷中专门为围棋高手设置了一种叫做“棋待诏”的官职，与“画待诏”、“书待诏”同属翰林院。至此，围棋高手开始正式以围棋为职业，成为了国家正式的高级文职人员。《旧唐书·职官制》说，“中书省” 下的“翰林院” 设有各种待诏，备皇帝召用，其中就有棋待诏，官阶九品。所谓“棋待诏” 就是等待皇帝的召见，专门陪皇帝、妃子和王子、公主下棋的职业棋手。而这些供奉内廷的职业棋手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过严格考核后入选的。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新唐书·百官制》中就记载，宫廷的“万林内教坊”设有博士十八人，其中就有一名棋博士。棋博士和棋待诏的设立，是我国历史上由官方设立职业棋手的最早先例。棋待诏制度的实行，进一步确定了围棋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可以说，这是围棋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新标志，也是古代围棋走向专业化、职业化迈出的第一步。历史上的棋待诏制度可以分为形成期和完善期两个阶段。在唐玄宗以前，棋手只是候命于翰林院，等待天子的宣召，并没有实际的官衔。到了唐玄宗时，棋手才被正式任命为“棋待诏”的官职。唐代的棋待诏人数众多,其中非常著名的有唐玄宗时期的王积薪、唐德宗时期的王叔文、唐宣宗时期的顾师言以及唐信宗时期的滑能等人。棋待诏的棋艺活动，不仅仅是陪侍皇帝下棋，局限在宫廷的小圈子里与世隔绝。他们还会通过外交活动，参加公开的棋会和比赛以及著书立说等，来推动围棋在全社会的发展。例如，顾师言就曾经与日本国王子对弈，成为中日交流史上的佳话。而王积薪也多次深入到民间，公开与一些围棋好手对局，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世人皆知，围棋复杂多变，理论颇深。然而王积薪的《围棋十诀》，却是仅仅用了四十个字，就以极其简练的口诀，高度概括了围棋的基本理论和实战中的战略战术，其影响十分深远，自唐以后的历代棋手，都是以它为座右铭。
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不但扩大了围棋的影响，提高了棋手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进一步确立了围棋在我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唐代以后的宋朝仍然沿续了棋待诏的职位, 刘忡甫、贾元、李逸民等都是朝中著名的棋待诏。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还记载了平民棋手李憨子大败宫廷棋待诏贾元一事。棋待诏制度从唐初开始至南宋终止，延续了500余年，对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座子的兴废
谈围棋历史，就不能不谈到座子。“座子制”是中国古代围棋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什么是座子制呢?我们知道，现代的围棋对局，在开局之前棋盘上是不能摆棋子的，也就是通常说的空盘开枰。而古代的座子制就是开局之前，双方要事先在棋盘斜对角的星位上各摆放两颗棋子。在确定了黑白双方各占据两个角部的星位之后，才开始轮流下子，行棋的次序是白先黑后。在开局之前，双方事先摆在棋盘星位上的四颗棋子就称之为“座子”也叫做“势子。
如果按照现代的围棋理论来讲，古代实行的这种座子制，实际上就是一种战斗性很强的布局方式，现代棋手有时也会采用。
那么，古代的围棋为什么要实行座子制?这种座子制又起源于何时?至今还没有得到准确的考证。现在有证可考的是座子制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盛行了，这距今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根据班固在《弈旨》中关于“四象既陈”的说法，就可以推断出当时已经有了座子。后来晋时蔡洪的《围棋赋》中就曾提到了座子制的规则：“命班输之妙手，制朝阳之柔木，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然后画路表界，立质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圆。算涂授卒，三百惟群，任巧于无主，譬采菽乎中原。”其中，“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显然就是指的座子棋。虽然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出战国时期的行棋规则，但至少可以看出，围棋座子棋的规则确实是由来已久。座子棋的出现至少应该不会晚于战国时期。四个“座子”，按对角线摆在四个星位，两黑两白，阴阳平衡，相映成趣，这也体现了古人的中和之道。
由于座子制是双方对局前，要事先摆在棋盘上摆放4颗棋子，这就使得开局的变化大为减少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围棋布局的创造性，从而导致了中国古代棋风多以好战著称，也导致了古代围棋在布局理论上的匮乏。甚至有人认为，座子制根本就不存在布局理论。既然如此，那么座子制为什么还能长久地存在，它真的一无是处吗?其实不然。要知道，古代围棋规则是执白先行，且没有现代围棋的贴子规定。所谓贴子，就是为了体现公平竞技， 人为规定在终局数子时，先下子的一方要向对方贴还几个子，以此来补偿后下者的亏损。在不贴子的情况下，座子制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抑制执白棋一方的先行之利。这是因为座子制的对角型布局不容易导致双方互围的大模样作战。所谓大模样作战，就是双方都将自己的棋子连成一片，从而形成很强的势力范围。这样的作战显然是对先行棋的一方有利。这在今天贴子的条件下尚且如此，何况在不贴子的情况下呢。在通常情况下，作战总是对先手的一方有利。由于座子制很容易导致全局的激战，这就等于给了后下子的一方一个有利条件。在不贴子的条件下，如果棋局平稳地进行，肯定是后手一方不利。只有挑起战斗，后手一方获胜的机会才会增大，这一点在座子制时代是极为重要的。通过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不贴目执白棋时的对局，就可以发现，他总是主动求变并力争挑起战斗。所以，我们应当客观地、辩证地来看古代围棋座子制曾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随着围棋理论的不断发展创新，几百年前日本围棋界率先将中国围棋沿袭了数千年的座子制改为了自由落子制。这一改革，极大地丰富了围棋的变化，对于围棋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战法都产生了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清末民初，随着自由落子制的普及，中国古代围棋的座子制就被逐渐废弃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吴清源先生和日本著名棋手木谷实共同掀起了“新布局”的潮流，从而开创了现代围棋的新纪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围棋的座子制虽然被废除了，但是与之相同的对角型布局形式还时常出现在现代的棋局之中。
围棋的别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围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许多有趣的别称，而这些各种各样的别称，都折射出了不同的文化信息。现在，人们只要一说起“弈”，往往是包括了所有的棋类游戏。但是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弈”字最早只是围棋的专用称谓。早在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就将围棋称之为“弈”了。我们现在经常用“下棋”来表达双方的对局，而古时则称之为“对弈”。“弈”在先秦典籍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在《论语》、《左传》、《孟子》中都有记载。就连围棋鼻祖弈秋的名字也是由此得来。由此可见，“弈”就是围棋最古老的称谓。由于当时人们将它与以掷骰子赌胜负的“博”为伍，也就有了“博弈”一词。后来，人们根据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包围和最终以围地多少来决定胜负的特点，就索性将这个“弈”字改称了“围”字。可以说，这个“围”字，最简明、也最现实地表现了这个游戏的特点。在东汉时期，“围棋”二字就已经在书面语言中普遍地使用了。东汉的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就非常明确地说：“弈，围棋也。”此外，还有马融著的《围棋赋》、李尤写的《围棋铭》等等。汉代，西汉末杨雄在《方言》中说：“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由此可见，在西汉年间， 仅有北方少部分地区仍然习惯地称围棋为“弈”，而南方地区则普遍地称之为“围棋”了。因此“弈”也就逐渐地从原来的正名反过来成为了围棋的别称。“围棋”虽然已经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出现了，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围棋”有时还是被当作动宾词组来使用。例如，古诗中的“溪头烘药烟霞暖，花下围棋日月长”，“昂头说《易》当闲客，落手围棋对俗人”都是明显的例证。
围棋被称之为“坐隐”，这是一个特别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名字。住在深山老林作隐士，而寄居棋局之中，正是道家所崇尚的隐者风范。道家的代表人物杨朱，逃离人世，遁迹山林，正是一位隐者。玄学包含着道家“道可道，非常道”的精神，实际上就是道不可道，只可暗示。庄子曾说，“道不可闻，闻非闻也;道不可见，见非见也;道不可言，言非言也。”不闻之闻，不见之见，不言之言，这就是道家哲学的表现方式，他们不给你精密的推理，只给你比喻、隐语，让你自己去悟。围棋文化，在魏晋名士的心目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游戏了，而是一种哲学活动，悟道活动，对弈折射出他们的生命哲学。。清代的梁章钜在《浪迹三谈》中就对围棋称为“坐隐”的由来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说的是宋代中郎王坦之特别喜欢围棋，结交了不少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下棋。一次家中办丧事，来了不少会下棋的客人。因为这是一个悲痛哀伤的日子，为了不发出声响，他们就在一块白布上画上了方格作为棋盘。大家在下棋时都默默无语，棋子落在这个布棋盘上面也是无声无息。于是王坦之就把对弈者正襟危坐、运神凝思，丝毫没有一点喜怒哀乐表情的那副神态，比作是僧人参禅入定，大有静坐似隐之意。于是，围棋“坐隐”的别称便由此而来。由于棋手下棋时两人对坐，万事不闻、专心致志于棋局之中，就犹如住在深山老林的隐居之士， 表现了方寸棋枰对尘俗世间、庸碌人生的一种超越。日本有一本著名的围棋史著作，名字就叫做《坐隐谈丛》。
很多人都知道，围棋还有一个十分形象的别称，叫做“手谈”。如此淡雅平和的别称，使人顿感亲切。佛家讲顿悟，围棋讲感觉，棋理佛理相通，围棋也是佛门弟子的爱好。手谈二字，就是高僧支道林命名的。南宋人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巧艺》中说：“支公(遁)以围棋为手谈。”北齐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中也讲到：“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明代的王三聘在其《古今事物考》中也有：“……王郎号为坐隐，祖约称为手谈。”的记载。两晋时期，谈风尤胜。关于“手谈”这个别称的来历有这样的说法：相传，东晋时期的著名高僧支道林与颇负棋名的辅国重臣谢安等人交往甚密，经常在棋盘旁边观看这些高手对局。他见棋手们交锋时缄口不语，手起棋落，意蕴其中，大有以手中的落子来交谈的意思，于是就将下棋称之为“手谈”。意思是说，对局双方在下棋时都默不作声，仅靠手的中指、食指来运筹棋子，通过一来一往的着法，在叮叮咚咚的落子声中以手来进行默默无语的交谈。由于双方每下一手棋，都传递着一种使人心领神会的信息，达到了不须任何语言就能够交流思想、沟通心灵的目的。而古人“两边对坐无言语，尽日时闻下子声”的诗句也正是对“手谈”这一别称的真实写照。唐朝的高僧一行本不会下棋，有一次看当时第一高手王积薪与人对弈，看罢一局后，竟然能和王积薪匹敌，并说，“此但争先耳，若年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这说明棋理禅理相通，境界达到高妙之时，二者是互通的。
围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烂柯”。是谁给取的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呢?其实，这个名字是与一个神话故事有关。在南北朝时期，曾任新安太守的文学家任昉写了一本名为《述异记》的书。他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晋朝时，信安郡(现浙江省衢州市)有一个名叫王质的青年樵夫到“神州七十二福地”之一的石室山中砍柴，恰好在“天生石梁”下遇见了几个童子正在下棋，于是就站在旁边观看。有个童子见王质看得入了迷，就把一个像枣核样的东西给了他，让他含在嘴里。王质顿时就没有了饥饿的感觉，索性放下斧子坐下观看。在棋局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童子对他说，“看，你的斧柄都烂了，还不快回家呀?”王质忙起身一看，斧子的木柄果然已经朽烂得不成形了，觉得非常奇怪。王质匆匆赶回家后，发现原来的村庄已完全变了模样，他的同辈人早已超过百岁，已经故去了。原来，王质遇到的下棋童子都是仙人。真所谓，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便是流传千载的“王质遇仙”的传说。其实，这一传说早在晋代虞喜的《志林》就有了这样的记载：“信安山有石室，王质入其室，见二童子方对棋。看之，局未终，视其所执伐薪已烂朽，遽归乡里，已非矣。” 正是由于这个神话故事的广泛流传，这座山也就叫做了“烂柯山”，被世人尊为围棋之根，列入了名山之册，而“烂柯”二字也就成为了围棋的又一个别称。关于烂柯的故事也有一些不同的版本，有的说王质在山上遇到是两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也有的说王质所遇的是一男一女，正是八仙中的吕洞宾与何仙姑。随着这个烂柯故事的广为流传，“仙人弈棋”逐渐被棋界人士看作是对局的最高境界。后来，白居易、苏东坡、王安石等名家都曾游览过烂柯山，并留下了诸多咏叹的诗文，其中唐代诗人孟郊就曾写了一首《烂柯石》，诗曰：“仙界一日内，人间千载穷。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唯馀石桥在，犹自凌丹虹。” 诗人追忆烂柯往事，真是感慨万分。在万物皆空的情况下,只有那座石桥依然默默地存在，仿佛是烂柯仙弈的唯一证人。时至今日，“烂柯”一词在互联网上、在国内外的围棋书刊上仍然屡见不鲜。有一些围棋名手还特意将“烂柯”两字书于扇面，以此馈赠好友。
现在，浙江烂柯山风景区已经成为了全国著名的游览胜地。由此看来，关于“烂柯”的传说已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其故事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围棋的范畴了。
自古以来，令人倾其心智的围棋就有着“美女”一般的诱人魅力。喜欢下围棋的人往往会被围棋迷得废寝忘食、忘乎所以，整日沉湎于棋盘之上，就像被狐狸精缠住了一样。宋朝人邢居实在《拊掌录》中讲述了围棋被称为“木野狐”的一段缘由。说的是，大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早年曾特别反对下围棋。而他的亲戚叶致远却非常喜欢围棋，王安石因此特地写了一首长诗批评他，认为叶“心大有所潜，肩高未尝胁。飘飘凌云意，强御莫能慑。辟雍海环流，用汝作舟楫。”希望叶致远不要沉迷于围棋，让他“操具投诸江，道耕而德猎。”但叶却不听他的劝告，依然执迷不悟。于是，王安石就根据这件事，说木制的围棋盘就是一个“木野狐”。意思是说，围棋就像变成了美女的野狐狸精一样，人一旦受其媚惑，就会被迷住，难以自拔。后来，人们索性就把“木野狐”作为围棋的别称了。更为有趣的是，反对人们下围棋的王安石后来居然也迷上了围棋，并以“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日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来自圆其说。由此可见“木野狐”的魅力该有多么大，人一旦被迷住就逃不了啦!
除了上述的别称以外，围棋还有一些其他的别称。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而围棋恰好是棋盘为方在下，棋子为圆在上，于是人们就此将围棋称之为顶天立地、大气磅礴的“方圆”。
围棋的棋子分为黑白两色。在对局中，同色相连，黑白交错的围棋子就像结伴迁徙的鸟儿在三尺纹枰构筑的天空中翱翔飞舞，黑子好似乌鸦，白子犹如白鹭，于是人们又给围棋取了“乌鹭”和“黑白”这样十分文雅的名字。宋代王之道的《蝶恋花》中，就说到了“黑白斑斑乌间鹭。”;而在唐元稹的《酬段丞与诸棋流见赠》中，也有 “异日玄黄队，今宵黑白棋。” 的诗句。
下棋时，由于两位对局者的思想高度集中，精力全都用在了棋局上，自然就会忘记一切烦恼和忧愁，所以人们又把围棋称之为“忘忧”。
由于围棋棋盘上有纵横交叉的线条，犹如河网一般，并由此联系到古代的《河图》和《洛书》，于是人们又把围棋简称之为“河洛”。
因为古代多用玉石做棋子，以楸木制棋盘，故又将围棋称为“玉楸枰”，简称“楸枰”。因棋盘上面有纹路，所以也称围棋为“纹枰”。这里的“枰”字就是棋盘之意。时至今日，人们还经常把围棋比赛的开始称之为开枰。
围棋这些别具特色的别称，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它们经常出现在历代名人的墨迹之中，已经不足为奇。然而，有一首诗却能够巧妙地把围棋的各种别称都镶嵌于该诗之中，真是令人拍案叫绝!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木野狐登玉楸枰，
乌鹭黑白竞输赢。
烂柯岁月刀兵见，
方圆世界泪皆凝。
河洛千条待整治，
吴图万里需修容。
何必手谈国家事，
忘忧坐隐到天明。
此外，诸如“大棋”、“略阵”、“星阵”、“鬼阵”、“坐藩”、“围猎”等等，也都是围棋的别称，并且也都有各自的来历。古往今来，在各种棋类和艺术中，唯独围棋才有这么多颇有趣味的别称，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别称都是从某种意义或某一角度展示了围棋的某种特征或特点，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棋文化的深厚底蕴。然而，别称终归是别称，最能概括其本质特征的名称，还是从古到今一直用得最多、也是最为通俗和恰当的“围棋”二字。
围棋专著与名人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天下，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但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大量焚烧诸子书籍，并禁止私学、禁止聚众，使得围棋的流传和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这一时期有关围棋的活动也是鲜有记载。当时，很可能有许多先秦时期关于围棋的专著和记载都毁于了“焚书”之难，现已无从考究了。围棋历经了世代发展，有归于数之说，有归于艺之说，甚至还对其褒贬不一，直至汉代初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记载西汉佚事传闻的《西京杂记》中有“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的记述，也有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的记载。但类似这样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可见当时围棋的发展还比较缓慢。直到东汉中晚期，围棋的文化本质特征和文化价值观明确后，围棋的发展步伐才快了起来。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著有《弈旨》，对围棋作了较为全面、细致、深刻的论述。这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围棋专论，也是历史上最早对围棋棋理作出全面而深刻解释的文章。围棋所蕴含的中国人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棋理中所体现的辩证观念、虚实之理、竞争意识，以及心理因素等，在文章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和发挥，堪称围棋文化的奠基之作。班固的学生马融，写了一篇《围棋赋》，内容比《弈旨》丰富，对棋艺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一步。与马融同时的李尤，也著有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短文《围棋铭》，他在文中写道：
诗人幽忆，感物则思。
志之空闲，玩弄游意。
局为宪矩，棋法阴阳;
道为经纬，方错列张。
作者在前四句中，以诗人“感物则思”为主，只是一般的泛论，把下棋看作是放松紧张精神的一种休闲活动。而后四句则是针对围棋特点写的。在这四句中，每一句的第一个字都是写的围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后三个字则是对这一要素的基本认识。这四句话的意思就是，棋盘是下棋依据的规矩，黑白二色的棋子象征着阴阳，棋手按照围棋的原理和各种战术进行对局，棋盘上黑白相间的棋子就会出现星罗棋布的景象。李尤仅用了短短三十二个字的诗句，就使得围棋对局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既体现了弈境，也体现了诗境。
在这一时期，精通棋艺棋理的黄宪，还在其所撰的《机论》中，专门论述了围棋的虚实形势。这为围棋布局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些围棋作品不但确定了围棋的技术含量和品格高低，从娱乐的角度肯定了围棋有益修身养性的特征，还从社会功用和社会地位的角度来对围棋加以肯定，使围棋的地位得到了快速提高。
到了南北朝时期，围棋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一时期的棋人棋事、棋经棋著可以说是灿若星河、数不胜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棋经》是南北朝时的一部重要围棋著作，全书共七篇。从书中可以看出，南北朝时的围棋理论，在东汉班固《弈旨》和《围棋赋》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朝时期，王积薪的《围棋十诀》堪称我国古典围棋理论中的瑰宝，影响十分深远。虽然王积薪另有三本围棋专著已经失传，但从幸存下来的王积薪“一子解双征图”中，仍然可以看到其高超的棋艺水平。
南唐的吏部尚书徐铉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围棋理论家，著有《棋图义例》、《金谷园九局谱》、《棋势》等围棋理论著作。他在《棋图义例》中，将当时围棋的各种着法，归纳为三十三种，其中有许多术语现在还在应用。可以说，这是我国围棋史上第一部全面研究着法、研究围棋战术的著作。徐铉还给棋盘上的纵横十九道线分别冠以名称，写在棋盘的侧面。这个创举大大方便了人们对棋谱的记录，对于棋谱的整理和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北宋翰林学士张拟撰写的《棋经十三篇》，是一部理论水平很高、系统性很强、流传很广的围棋专著。该书效仿《孙子兵法十三篇》，结构宏大，说理透彻，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棋手应具备的棋艺修养和对弈中的战略战术，比起以往的围棋理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论述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特别是涉及围棋战略、战术的篇章，充满了辩证法。例如“棋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先而后，有后而先”，“有始少而终多者，有始近而终远者”等等，都是妙绝千古的真知灼见。《棋经十三篇》中还提出了“胜不言，败不语”，“安而不泰，存而不骄”等评定棋手品质和作风的标准，认为这也是关系到一局棋的输赢、关系到棋手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观点至今还为棋手们所称道。《棋经十三篇》总结了以往棋手的宝贵经验，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的围棋理论，不仅影响了以往历代棋手，对于今天的棋手来说，仍然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在宋神宗、宋哲宗时期，出现了第一国手刘仲甫。他是围棋史上继盛唐王积薪之后的又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在他称雄的二十多年中，从来都是让别人先行棋，从来也未遇到过敌手。刘仲甫所著的《棋诀》，是对王积薪《围棋十诀》的继承和发展。他结合以前历代棋家的经验，把围棋实战中的各种着法，各种变化，各种次序，在理论上概括为布置、侵凌、用战、取舍这四个方面，并对各方面都做了深刻的阐述。第一次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布局问题，并指出了布局的基本原则。从全局、从战略上重视打入，是刘仲甫围棋理论的又一特色。他提出了进攻的时机问题，总结了打入的普遍原则。对于战术上的对杀，他持慎重态度，认为不可轻举妄动，不能没有把握地盲目攻杀。《棋诀》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它把任何一个局部得失，都放在全局加以考察，对实战中的取舍，有着独特的见解。刘仲甫的《棋诀》较之前人的棋书，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地总结了围棋的一些规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可以说是围棋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这一时期还有另一部重要围棋专著，这就是李逸民编著的《忘忧清乐集》。李逸民是南宋御书院的棋待诏，该书因宋徽宗的“忘忧清乐在枰棋”诗句得名。全书包括《棋经十三篇》、《棋诀》、《论棋诀要杂说》等重要著作和《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面》等棋谱以及边角的着法、局部死活题等。李逸民把前人关于围棋的一些撰述以及历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棋谱收集起来，加以编次，形成了一部较系统的著作。喜欢围棋的陈毅元帅曾经委托北京图书馆把此书复制一部，赠送给日本友人。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只存在了九十年，但却出现了一部对围棋发展影响极大的重要专著。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围棋棋艺集大成著作《玄玄棋经》，又名《玄玄集》。该书由江西庐陵棋手严德甫主编，晏天章帮助整理而成，书名则是取自老子《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来比喻棋图着法的精妙。全书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分编为六卷，内容十分丰富。第一卷是文字部分，收有班固的《弈旨》、马融的《围棋赋》、皮日休的《原弈》、吕公的《悟棋歌》、《四仙子图序》、张拟的《棋经十三篇》、刘仲甫的《棋诀》等篇。其中第二、三两卷，重点是边角定式，还有让子局谱和术语图解。四、五、六三卷，共有三百七十八个棋势图，是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玄玄棋经》堪称是我国古代综合型棋艺著作的光辉典范，其影响十分深远，曾在日本广为流传，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十分巨大的实用价值。
到了明代，由于围棋活动开展得更为广泛，围棋著作和围棋名人也就更多了。除宫廷外，社会上各阶层喜爱围棋的人也大为增加。当时，著名的文人唐伯虎、吴承恩、汤显祖、凌蒙初等都是围棋的喜好者。明万历年间著名藏谱家陆玄宇父子著有《仙机武库》八卷。林应龙著有《适情录》二十卷。朱常涝编辑了《万江仙机》二集一百局。冯元仲所著的《弈旦评》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历代的棋手和棋谱，对于研究中国围棋史，颇有参考价值。而有很高围棋修养的大文学家王世贞也写出了《弈问》、《弈旨》这样高水平的围棋专著。苏具瞻也是一位围棋大家，他的著作《弈薮》六卷，自成一格，备受棋界赞誉。说此书“古今第一，后来棋谱，皆从此脱胎。”在明代末期，过百龄是举国公认的国手。清朝诗人钱谦益曾以“八岁童牙上弈坛，白头旗纛许谁干?年来复尽楸枰谱，局后方知审局难。”的诗句来赞美他。清朝秦松龄也写过一篇《过百龄传》，记述了这位高手的生平。过百龄棋坛执牛耳数十年之久，著有《官子谱》一卷，《三子谱》一卷，《四子谱》二卷。其中《官子谱》的价值非常大，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全面地、透彻地研究围棋如何收官的重要著作。而《三子谱》则是一部围棋教科书，记载了二百零四种着法变化，每图都有详细解说，非常精辟地介绍了围棋着法上的普遍规律，对于学棋和指导围棋实战，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过百龄毕生从事围棋的探索和研究，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围棋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围棋在清代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无论是棋手的数量，还是棋艺水平都是空前的。清朝初期，新老棋手交相竞逐，围棋呈现出群雄争霸的局面。老将过百龄仍独步棋坛，棋力不减当年。不久，周懒予奇峰突起，棋力超过了过百龄，著有《围棋谱》一卷。继周懒予之后，新起的著名棋手有汪汉年，周东侯二人，他们都被列入“清代十大家”之中。汪汉年著有《眉山墅隐》一卷，青年时期的周东侯与汪汉年的棋力相当，步入中年后棋艺大长，棋路古怪多变，不拘一格。因为他棋下得好，人品也好，深得人们的敬重。周东侯撰有《弈悟》，《二子谱》，《四子谱》等著作。康熙时期的杰出人物是黄龙士和徐星友，人称“黄徐时代”。黄龙士，名虬，又名霞，字月天，号龙士。康熙中期成为围棋霸主，棋风不拘一格，人们将其尊为棋圣。他和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并称为“十四圣人”。 黄龙士对围棋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开创了局面开阔、轻灵多变、思路深远的围棋风格。他著有《弈括》和《黄龙士全图》。继黄龙士之后称雄棋坛的是他的学生徐星友。徐星友学棋勤奋刻苦，据说曾三年足不出户。当他达到和黄龙士相差二子的程度时，黄龙士仍以三子相让与徐星友下了十局棋。这十局棋下得异常激烈，当时被人们称为“血泪篇”，驰名遐迩。就在这十局棋之后，徐星友的棋艺突飞猛进，达到了与黄龙士齐名的水平，在棋坛上风光了四十余年。徐星友所著的《兼山堂弈谱》是我国最有价值的古谱之一。他在书中对自己的棋风做了非常客观的论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战屈人”。这种含蓄、不露锋芒而又坚强有力的棋术，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朝以前的棋谱，往往只是列出图势，不加评断。有的棋谱虽略加评语，也是寥寥数语，读者获益不多。而徐星友的棋著，精选了明末清初知名国手的代表作六十二局，详加评注。不仅分析点评了局中着法得失，还对各名手的棋风进行了深刻总结，观点颇为中肯确切。清康熙末年至嘉庆初年，继“黄徐时代”之后，又进入了“四大家”时代。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定庵，被称为“四大家”，活跃在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并列于棋坛之巅。范西屏和施定庵同是浙江海宁人，年龄又相仿，人称“海昌二妙”并为“棋圣”。 范、施两人棋风迥异。范西屏思路敏捷，才气极高，棋风博大神奇，被誉为“神龙变化，莫测首尾”; 施定庵则谨严精深，含蓄浑厚，工于章法，被誉为“老骥驰骋，不失步骤”。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二卷，内容异常丰富、全面，不仅汲取了前人的全部经验，还精辟地记载了他对围棋的独特见解。施定庵的《弈理指归图》二卷，可与《桃花泉弈谱》媲美。他的《凡遇要处总诀》总结了当时围棋的全部着法，是一部全面论述围棋战术的著作，也是我国古典围棋理论著作中十分少见的精品。书中的口诀，都是施定庵平生实战和研究的心得，句法精炼，内容丰富。范西屏、施定庵两位同乡称雄棋坛四十多年，把围棋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从技术上说，已经登上了座子棋时代的最高峰。乾隆四年，范、施受当湖张永年的邀请，前往授弈。著名的“当湖十局”就是二人当时留下的对弈的杰作，历来被视为围棋精妙之珍品。清朝末年，著名棋手周小松著有《新旧棋谱汇选》四卷，《餐菊斋棋评》一卷和《皖游弈萃》一卷。这些书，内容丰富、语言简练、评语详实准确，成为清末棋谱的代表作。
在近代的围棋史上，最负盛名的当属对当代围棋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围棋泰斗吴清源先生。1914年吴清源先生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幼年移居北京，7岁开始习棋，11岁便成为当时国务总理段祺瑞府邸的少年棋客，并获得了“围棋天才少年”的美誉。他曾与段总理下过一局棋，老段仍象平时那样盛气凌人，满不在乎地走出无理的着法。吴清源毕竟是个孩子，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追杀，結果将段总理的棋大部分吃掉。当时在场观战的棋手和随从们都捏一把汗，最后段祺瑞无奈，只好投棋认输，拂袖而去，一整天再也沒露面。可怜那天大家照例的早饭都沒有吃上，只好饿着肚子回家。正当吴清源少年风华正茂、脱颖而出之时，当时的中国环境却无法使他继续深造，迫使他于1928年东渡日本。在日本，他发奋学棋，终于成为一颗灿烂的明星。他18岁时，创下了全年44胜5败的最高胜率记录。19岁时，与日本著名棋手木谷实共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三三、星、天元”的新布局，带来了围棋布局的一场革命。从25岁开始的15年间，他以决斗方式的“十盘棋”坐擂，将所有应战的日本一流高手的对局身份全部降级，在东瀛创造了一个围棋神话，并称雄日本棋坛达几十年之久，被称为“近代围棋布局的奠基人”。吴清源先生在日本经历了诸多的人生坎坷，如丧失国籍、遭遇车祸、被日本棋院除籍等等，有着十分传奇的经历。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布局法》、《吴清源全集》五卷、《吴清源自选百局》、《名局细解》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末，八十多岁高龄的吴清源先生不但会经常出席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各种围棋活动，还撰写了《二十一世纪的围棋下法》一书。2003年，他在继续潜心研究围棋的同时，又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中的精神》。
如果我们把“武”看作是棋艺之道，把“文”看作是为人之道，那么，吴清源先生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了。在《天外有天》一书中，吴清源先生这样写道：“我一方面作为棋士，在残酷的胜负世界中奉行武道;另一方面，吸收了红会的宗教思想和东方哲学思想，并将其作为人生的指南而且我培训出丰富的精神世界。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披荆斩棘地踏出了一条文武双全的道路。因此，对我来说，胜负与信仰，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缺一都不可。”这段话可以说是吴先生对他的“中和”思想的最好解释。他曾经说过，“我希望能活到百岁，亲眼看到21世纪的棋有些什么变化，作出更多的研究，以贡献于围棋界”。
吴清源，这位出生在中国福建的当代围棋宗师，这位曾经为世界围棋做出革命性贡献的老人，于2014年11月30日在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安然辞世，享年100岁。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围棋的外传
古老的围棋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很早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国外。在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中，有三条丝绸之路，即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这也是我国古代围棋向外传播的主要途径。大家知道，早在汉代，张骞沿北方丝绸之路出使西域，我国就与中亚细亚各国有了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大家也许还不知道的就是在此之前，我国的南方就已经存在了一条由蜀道进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再到波斯的贸易通道。这条通道现在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蜀绢竺道。这其中的蜀，指的是当时中国的四川;竺，指的是当时的印度。在这南北两个通道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中，有许多中国的古老文化艺术传到了印度等诸国，如围棋、塞戏、弹棋、六博、投壶等。而孟加拉、不丹、尼泊尔等国，至今仍然流行着下法和我国围棋基本相同的15道和17道围棋。1959年錫金王子访问日本时，和日本棋手对弈的围棋用的就是他自己带去的17道棋盘。此事当时在日本棋坛曾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自汉代开始，中国先后曾多次向东南亚地区大规模移民，围棋也就此向东南传播开来。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曾见到东南亚的很多当地人在下围棋。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也有“三佛齐国俗好弈棋” 的记载，而三佛齐国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
围棋向东主要是传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中国与朝鲜和日本的交往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围棋也就此东游。也有围棋传入朝鮮半岛是在三国时期的说法。在《北史·百济传》中有关于“百济之国，尤尚围棋”的记载。百济在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最为密切，所以围棋首先传入了百济国。以后，围棋就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旧唐书·高丽传》也有“高丽好围棋之戏”的记载。公元七世纪，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更多地吸收了唐文化，围棋也就更加普及了。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开元25年，即公元737年，新罗国王病逝，王子继位。唐玄宗任命鸿胪少卿邢涛为特使，前往新罗参加吊贺活动。因新罗“其人多善弈棋”，便派当时的围棋名手、兵曹参军杨季膺作为副使一同前往。杨季膺到新罗后，对局所向无敌，深受敬重。这是我国历史上记载的去朝鲜半岛的第一位棋手，同时也说明当时新罗国的围棋水平已经很高了。唐末诗人张乔在《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一诗中要送别的朴球，就是在中国居住多年，并在国都长安担任过棋待诏的一位新罗围棋名手，同时他也是一位传播围棋的使者。
据史料记载，早在西汉时，就有倭人到乐浪郡聘问。公元57年，日本派遣使者来到中国，东汉光武帝曾赐以金印。当时中日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情况，《后汉书》、《三国志》中都有较为详细地记载。围棋传到日本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因为在《北史》和《隋书》中都有关于“倭国……好棋博之戏”的记载。而日本平山菊次郎所著的《简明日本围棋史》也对此种观点十分认同。公元六世纪末以后，中日交往愈加频繁，尤其是唐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日本曾多次派遣“遣唐使”来到中国。随同遣唐使团来中国的吉备真备在华留学19年，回国以后，他专心传播围棋技艺，还曾二度来华又历时两年。在此期间，日本棋手曾多次来唐访问，交流棋艺，著名的大安寺僧人辨正就是其中之一，唐玄宗曾屡召对局。在与日本的国事交往中，围棋高手也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声誉。在《旧唐书·宣宗本记》和《杜阳杂编》中，都记载了当时的著名棋手顾师言与来访的日本王子对弈的事。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日本国王子来访，想要和大唐棋手比试。唐宣宗得知日本王子精通围棋，是当时日本的第一高手，便命棋待诏顾师言和日本王子对局，这也算是古代的一场中日围棋对抗赛吧。顾师言唯恐有负圣命，有辱国威，对局时十分慎重，每投一子，都要凝思良久。当棋局进行到第33着时，顾师言就把日本王子逼到了“瞠目缩臂、已伏不胜”的境地。无奈之下，日本王子便问大唐外交官，“待诏第几手耶?”顾师言是第一国手，外交官鸿胪却诡答：“第三手也。”王子说，“愿见第一。”对答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听后就叹服地说，“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这就是顾待诏“三十三着镇神头”大胜日本王子的故事。围棋在日本被誉为“国技”。在奈良(公元710—789)、平安(公元794—1185)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由于日本的天皇对围棋十分喜爱，围棋很快就在官吏、僧侣和武士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现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还珍藏着一副“木画紫檀棋局”的名棋具，被称为“正仓院的宝物”、“最古的棋局”。这里的“棋局”即棋盘、棋枰。在这个呈盒形的棋盘上嵌有纵横19条象牙质的细纹，盘面上嵌有17个星位，棋盘的四周侧面嵌有人物、花朵、飞禽等凹凸图案。玉质的棋子上绘有鸟形，制作精良。相传是唐玄宗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礼物，已成为中日古代围棋交流的重要历史文物。
围棋沿着古代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前行，传入东南亚、传入欧洲、传遍了世界各地。据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 览》中记载：“三佛齐国俗好……弈棋”，三佛齐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16世纪，欧洲著名传教士利马窦曾写过一本《中国札记》，其中就有关于围棋的记载。1911年英国伦敦曾出版了题为《围棋手册》的一本英文围棋书，该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和日本的围棋，书中还有一幅我国古代女子下围棋的图。葡萄牙著名航海家门德斯·平托在他的《费南·门德斯·平托航海记》中说，16世纪时，葡萄牙航海人员曾在日本学过围棋，并将它带到了欧洲。如果这个说法可靠，就说明那时的欧洲已经有围棋了。不过人们还是普遍认为，19世纪围棋才在欧洲广为流行。从19世纪的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英国、德国、南斯拉夫等许多欧洲国家都兴起了围棋活动。1932年,英国伦敦建立了围棋俱乐部。1934年，美国成立了围棋协会。从1938年开始，欧洲每年举行一届全洲性的围棋比赛，有力地推动了围棋在欧洲的普及。1979年，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在日本举行。参加比赛的有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中国、日本、韩国等七个代表团的32名棋手。1982年，国际围棋联盟正式成立，为围棋在世界的传播增添了新的活力。
时至今日，以普及推广围棋为宗旨的各种围棋协会和围棋俱乐部的数量在世界各地迅猛地增长，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围棋比赛在世界各地经常举行。发源于中国的围棋已经逐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它既成为了一项世界性的体育项目，又成为了世界各国人民文化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商店里都能看到各种样式的围棋棋具，许多的中国棋手成为了外国人学围棋的老师。甚至有的国家政府还专门拨款给围棋爱好者组织的围棋协会，作为推广、普及围棋的经费。根据国际围棋联盟的资料显示，截止至2008年6月，围棋联盟已经拥有了71个成员国家和地区。 纵观全球，日本仍然是围棋普及最广泛的国家。据统计，日本有千余万围棋爱好者，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围棋。韩国是仅次于日本的又一个围棋大国。国际围棋联盟的其他一些成员国家和地区的围棋人口约有4000多万。这些简要的情况，足以说明中国古老的围棋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普及，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围棋的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围棋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可以说，陈毅元帅是新中国围棋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曾多次说过，“下棋可以锻炼人的头脑、培养人的品德，值得提倡。”早在1950年，他就指出：“围棋是我国创造的，现在日本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他们。”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新中国的围棋事业从百废俱兴中开始发展起来。 1951年成立了北京棋艺研究社，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先生出任社长。1957年举行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围棋赛，北京的著名棋手过惕生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位围棋冠军。后来，上海的刘棣怀连续获得了1958年和1959年两届全国冠军。那个时期，“南刘北过”成了老一辈围棋国棋手的代表者。1960年，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问我国，由此拉开了中日围棋交流的序幕。同年，新中国的第一个围棋刊物《围棋》杂志创刊，并出版了一批围棋书籍。为了促进全国棋类活动的开展，当时的《体育报》还专题发表了《提倡下棋》和《积极组织棋类活动》等社论文章。在1960年的全国围棋比赛上，33岁的安徽棋手黄永吉夺得冠军，年仅16岁的上海少年陈祖德获得了第三名。1961年，国家围棋集训队正式成立。1962年，中国围棋协会成立，由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担任名誉主席。随着围棋活动的深入开展，中日围棋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陈毅元帅将中国围棋的希望寄托在了年青一代的身上。早在1950年，他就说过：“围棋是中国创造的。现在日本的水平却比我们高，我们一定要赶上和超过日本。” 他要求有关部门要重视对青少年棋手的培养。在工作之余，他还经常将一些有发展前途的青少年棋手接到自己的家中对弈，并对他们的成长进步给予极大的鼓励。陈毅元帅还明确提出了“国运盛，则棋运亦盛;国运衰，则棋运亦衰”的著名论断。为了纪念陈毅元帅对围棋事业的贡献，在中国棋院的大厅中，塑立了一座陈毅元帅凝眉思索的半身铜像。在塑像身后的影壁上，镌刻着他1962年冬为《围棋名谱精选》题写的四言诗句。1964年，是新中国围棋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年仅二十岁的上海棋手陈祖德获得了全国冠军，获得二至第六名的依次是吴淞笙、沈果孙、黄永吉、王汝南、罗建文。他们中间，除一人是中年棋手外，其余五人都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从那时起，我国的围棋弈坛上开始了由青年棋手称雄的时代，从而取代了“南刘北过”从解放前至解放后，数十年分掌围棋天下的局面。在1965年举行的中日围棋比赛中，陈祖德首次战胜了日本九段棋手，为中国围棋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1966年和1974年他再度获得全国冠军。而由他创造的“中国流”成为了当代围棋布局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名著《超越自我》曾影响和感动了一代人。陈祖德长期担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和中国棋院院长，为围棋的普及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75年青年棋手聂卫平技压群雄，获得了第三届全运会围棋冠军。之后，他又连续多次获得全国冠军和“新体育杯”冠军，开始取代了陈祖德在国内的围棋霸主地位。在1976年的访日比赛中，他取得了六胜一负的优异战绩，并且战胜了当时的日本超一流选手石田芳夫等九段棋手，日本棋界惊呼他为“聂旋风”。从1978年起，我国开始每年举行女子围棋赛。当时，年轻的女棋手孔祥明在日本七战七胜，被日本新闻界誉为“世界女子第一”。第4届全运会围棋赛于1979年4月至5月在苏州举行，结果上海队获男女团体冠军，聂卫平、孔祥明分获男女个人冠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围棋发展的水平有了突飞猛进地提高，围棋界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围棋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显著，各种围棋专著大量出版，青少年围棋爱好者越来越多。无论在棋艺水平上，还是在普及的程度上，都远远地超越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还明确提出围棋要保持世界先进水平。把围棋写入国家五年计划之中，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1982年我国正式恢复并实行曾于1962年试行过的围棋段位制。新中国围棋界前后三位领军人物陈祖德、吴淞笙和聂卫平成为了我国围棋最早的九段棋手。从此之后，大批优秀的年轻棋手开始不断地脱颖而出。这年我国围棋代表团访日，以43：13大胜日本由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组成的阵容，日本舆论一片哗然。1984年10月，举世闻名的中日围棋擂台赛拉开了战幕，我国青年棋手江铸久接连战胜日本五员大将，接着中方主将聂卫平又连续攻破了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加藤正夫和擂主藤泽秀行九段的防线，最终赢得了胜利。首战告捷，举国欢庆，震惊了日本。在随之而后的几届比赛中，聂卫平横扫擂台，创造了连续战胜多名日本超一流棋手的奇迹，并由此荣获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棋圣”荣誉称号。聂卫平大扬国威的战绩，不仅实现了他自己的梦想，也实现了陈毅元帅“围棋赶超日本”的遗愿，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围棋爱好者的民族情绪。当时，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围棋热”，一时间围棋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让孩子学围棋，成为了许多父母的心愿。可以说，与日本比赛获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围棋本身。1992年，全国棋类运动的最高管理机构中国棋院正式挂牌成立。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一些省会城市也相继成立了棋院。为了进一步促进围棋的普及和发展，1993年4月30日，我国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套以围棋为题材的特种邮票。这套邮票共2枚，其中一枚的画面是古人对弈，用色斑斓，古色古香，类似于敦煌壁画;另一枚的画面是围棋的“中国流”布局，展示了现代中国棋手对围棋发展的新贡献。
1999年，中国棋院与共青团中央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相继成立了一百多家青少年棋院，进行棋类培训与技术等级测试活动，每年都要举办棋类比赛以检验培训成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可谓国泰民安，棋运昌盛。目前已经有了一大批五段以上的高段位棋手。随着围棋的广泛普及，全国的围棋人口也飞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已达6000万以上。各地的棋院、围棋协会、围棋俱乐部以及围棋学校和围棋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许多高等院校也开设了围棋选修课，许多中小学把围棋作为了重要的课外活动项目，许多幼儿园也开始了围棋的启蒙教育。电视围棋频道的开播，多媒体围棋教学的应用，众多围棋网站的开设，网络围棋的快速发展，使得参与围棋活动的人越来越多，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
随着围棋向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大步迈进，不但为新一代棋手的成长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机遇，也为围棋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挑战。古老的中国围棋现在已经成为了世人皆知的世界性的文化体育项目。应氏杯、富士通杯、三星杯、LG杯、春兰杯、亚洲杯、三国擂台赛等各种形式的世界大赛不断举行，使古老的围棋成为了国际交往中的一个新亮点。在世界围棋大赛中，一大批优秀的中国棋手在世界棋坛上不断地取得骄人的成绩，不胜枚举的世界冠军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为中国围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为了促进围棋的普及和发展，中国围棋协会还采取了向业余围棋倾斜的举措，经常举办一些全国性的业余围棋比赛，如全国业余围棋大奖赛、全国业余围棋电视擂台赛等。而全国晚报杯业余围棋锦标赛和全国老同志围棋赛都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年。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群众组织举办的各种形式和类别的比赛就几乎无法统计了。许多著名棋手除了参加比赛，还热心于围棋的普及推广工作，亲临全国各地指导围棋活动的开展。
陈毅元帅曾说过，国运盛，棋运盛。中国围棋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发展。围棋发展到今天，同建国初期相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围棋，现在正以其特有的魅力，在弘扬民族文化、提高全民素质、创建现代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围棋正在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我们相信，围棋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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