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家勉，著名农史学家)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都视农业为“国脉民天”，以农立国，形成了许多具有我国特色的传统农业。今将这些特点概括于下：
1. 有一套农业生产技术的指导思想——天(时)、地(地位、地势、地形、土质)、人(力)三者“制宜”的理论。这套理论，《周易》著录较早，称为“三材”或“三才”。《孟子》则称此三者为“天时”、“地利”、“人和”，并认为这三者因素中，“人”的因素尤为突出。跟着，《吕氏春秋》专从耕稼角度也提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同样把“人”放在首位。从此，逐渐形成为我国传统的农家思想主流。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天”或“地”是客观铸定，人们包括所有生物都要受它支配。
2.对水土保持的重视：在2600多年前，管仲就非常强调“水土”的重要性。他说：“民之听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地者，万物之本原……水者，地之血气……”，把水、土(地)视为人民以至万物的本原或生命线。他在《地员篇》所述，基本也是探讨农林植物与水(水泉深浅)、土(土质、地形、地势)的关系。此外，在书中不少的“篇”论及植树、造林、护林以至“伐材下木”、“斧斤以时”的法令，联系到他对水、土的重视程度和当时出现“牛山濯濯”的现象，相信当时已初步意识到森林保持水土的作用。此外，平原耕地，有田埂与否，也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关键措施之一。中国传统农作，一般都在有田埂的田间施工，不妨说，自古已然，至今犹是。
3.在田间的耕耘管理工夫方面，中国传统做法是要求充分发挥人力，进行精耕细作。前人所谓：“深耕易耨”、“深耕熟耨”、“深耕疾耰”、“力耕数耘”……等语，皆指在一定耕地面积内，竭其应尽、能尽的人力，从事集约劳动，反对不量力而“渠地”以耕。认为“耕而鲁莽……芸而灭裂……”，粗放施工，必无好果。这是2000多年来从农耕实践中铢积寸累传承的经验，由来者渐，影响也深。其耕作工夫，则越来越精细。见于古农书记载的，也越来越多、越具体。如:《氾胜之书》(汉)提到的“趣时、和土、务粪泽”等“耕之本”的说法，《齐民要术》(后魏)标出的“耕田“、“收种”、“种谷”等章节，《陈旉农书》(宋)涉及的“地势”、“耕耨”、“粪田”、“薅耘”等要诀，王祯(元)、马一龙、徐光启、耿荫楼(明)、刘应棠、王心敬(清》……等人阐述的措施，其内容重点和方法，虽不尽同，详略互异，但都体现出历代对这一历史传统的继承、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4.着重“粪田之宜”：适当调制和施用“有机肥料”。溯我国农田连耕制，至少经2000多年使用，其地力基本还能维持“常新壮”而不衰竭，主要原因是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措施：其一是“精耕细作”：其次是陈旉所述(1149)的“粪田之宜”。陈氏从总结历史遗产和个人实践(躬耕)经验中，认为通过恰当处理、将无用的废弃物，化为“有机肥”以“粪田”，如此不但获致“收成倍厚”，且可促使土力“益精熟肥美”。应该说，这是传统农业突出的优点之一，时至今天，我们犹拜其赐。
5.利用生物防治害虫。这一措施最初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在《诗经》、《庄子》、《论衡》中，都散见不少有关的史料。人们发现“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的现象，因而逐步形成一套“食物链”观念，经过不断观察，懂得了利用(包括保、放养、饲育)一些有益的动物，承担其“防治任务”。此类记载，可能算《南方草木状》为最早，该书提到南方人以蚂蚁防治柑橘害虫事例，后来这类事例，散见与唐、宋、明各朝文献。传统上习用以防治害虫的动物，除蚂蚁外，还有螳螂、蛙、龟、鱼、鸟、燕、鸡、鸭、蝠......等不一其类。这是我国农史上有其特色的害虫防治技术，其中有些是创自我国少数民族。
6.农植物品种资源及其选种、育种和繁殖技术，在我国传统农业上，发展确相当早。例如，河姆渡、半坡以及较后的马坝等遗址，都发现有罐藏的稻(有粳、有籼)、粟、蔬、果等种子。可以体会到：距今六七千年前后，人们从大自然的观察和斗争中，已初步理解到“种麦得麦，种稷得稷”和同一种作物中、有不同品种而“待时以播”的道理。当时技术措施虽然落后，但后来经历长期对育种和繁殖的实践，却逐步在演进。如《诗经》提到黍、稷、稻、麦、菽等作物，各有其“植”(早种)、“穉”(晚种)、“穜”(先种后熟)、“稑”(后种先熟)以至所谓“善”(质优)、“有”(产丰)、“庭”(茎直叶劲)、“硕”(穗大粒多)等特征的品种。接着，《尔雅･释草･释木》两篇所载植物，其属于“农”方面的类别和品种，又大见增多。这些资料，基本反映出先农对物种方面所下工夫及其成果的光辉史绩。分述如下：第一，选种工夫：《诗经･大田》就已提到这项工夫的专名，称为“种”。郑玄训为“择其种”，意指大田作物的选种。继此，《吕氏春秋》还注意到具体作物的具体选种标准问题。至选种的具体方法，也有虽简单、但实用的记载：除目选(察其株、穗、粒形)外，还有风选、水选、筛选、芽选(发芽试验)等。第二，育种工夫：《齐民要术》所记较早、较详，其中提到：种子会受到种种因素的不良影响，强调育种的必要性，“特宜存意，不可徒然”;严密防杂、辟治种子田，切实保纯;对雌雄花异株的作物，要适当处理其授粉(勃)作用;种子播前，利用湿、温、光、盐或一些药物等进行处理;及时收种藏种的注意点和措施等。这些问题对以后历代传统的育种技术，颇有启发作用。第三，繁殖工夫：这套工夫有简有繁。如播种繁殖，早在原始农业阶段就开始了。无性繁殖方面，其较易、较习用，且较早见于文献的当为“插条”，《战国策》就有“摸树”、“倒树”、“折而(又)”的记载。此后出现的“压条”和“高取压条”(圆枝)等繁殖法，均见于《齐民要术》以次历代农书。此外，嫁接措施虽较“繁”，但氾胜之、贾思勰两书均著其法。氾书著的是“多砧形”，其法今已罕见;贾书在《插梨》、《种柿》等篇提到的是“单砧形”，今犹习用。接此，《农桑辑要》还具体载有四种(其中包括“芽接”)。可见其演进的一斑。
7.顺应生态系统的农、林、牧、渔综合性的传统农业——“有机农业”。这一体制注意“天、地、人”的相互适应，加强环境和动物、植物之间的循环利用，从而促进农业生态体系的不断发展。这是我国农史上值得回顾的特点。《汉书･食货志》早就反映了当时及其前的一些农户，除在大田种谷外，视“山林、薮泽、原陆、淳卤”地势，各尽其宜。“种谷必杂物五种”，“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田旁)。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这是多种(或混合)经营的农事，虽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尽同，但基本原则古今一揆，同样符合生态系统的要求，这是长期形成的传统之一。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