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数据库（1）

　　

　　郭沫若

　　上海中亚书局

　　1930年

　　本书是作者写定于1929年。作者在序中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响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作者在该书三版书后的《夏禹的问题》中认为：禹与夏就文献中所见者确有关系，此必为夏民族之傅说人物，可无疑。又夏民族与通古斯人种有近亲之关系，通古斯人种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此事于将来大规模的地底发掘上可望得到实物上的证据。

 

　　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梁思永

　　第5——15页

　　本文回顾了龙山文化发现的过程，列出了研究这一文化的重要事件的年表，归纳出了龙山文化的分布地域，即黄河、扬子江及其支流所沉积成的冲积平原。本文还从龙山文化的分布、主要遗迹及陶器、蚌器、石器、骨器等方面入手，总结了这一文化的特征。作者认为龙山文化存在着地域差异，暂可区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等三个区域。作者还从地层上论证了龙山文化的年代，认为后岗二层比仰韶村的仰韶文化晚，但不会晚于殷代；城子崖一层和两城镇一层不晚于公元前8世纪；良渚一层不晚于公元前2世纪。作者还认为良渚一层部分陶器有模仿铜器的成分，因此“这个龙山文化层至少是与金属文化接触着的”。作者还探讨了龙山文化的流向，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十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岗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

 

　　中国文明的开始

　　李济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0年

　　本书分为《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中国的青铜时代》三章，是李济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地所作的三次演讲。该书最初于1957年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后由万家保译成中文出版。《中国文明的开始》一文提出，近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并不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整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是回答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和有关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其成长。认为讨论早期的中国历史应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于文化接触的结果。《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一文认为，安阳殷墟表明的商文化，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和政治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度崇拜的神权政治。并认为殷商的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文化源流。殷代文化之基础深植于甚早的史前时期；稻米文明的发展及附着于此一文明之文化整体，说明了殷商帝国之经济基础是东亚典型的，并且就地发展起来。《中国的青铜时代》一文提出，中国的青铜时代约当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实际上青铜时代当然不止持续了1000年，可是要确定它究竟起于何时，止于何时，是颇为困难的。中国的青铜工业有自己的演化过程，逐渐地生长起来又一步一步的发展下去。

 

　　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的社会经济形态

　　石兴邦

　　第2——8页

　　本文概述了“龙山文化系统”和齐家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并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认为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在冶铜术、精磨和镂刻技术及制陶等工艺技术方面较仰韶文化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有了显著提高。龙山文化时期的经济生活仍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但由于农业工具的进步，农业生产较仰韶文化时期有所发展。龙山文化家畜种类的增多，随葬家畜数量的增多，反映了畜牧业的繁盛。渔猎、采集经济因各地自然条件之不同在各地龙山文化时期经济生活中所占地位也不同。生产的发展、生活资料的充实为人们长期的定居生活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考究的白灰面房屋较为流行，各种精美、实用的陶器被创造出来。生产的发展使社会分工更加明确，男子日益取得优越的经济地位，为父系氏族社会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父权制的确立使集体劳动变成了家庭劳动，由此产生了贫富分化，私有制也因之萌生。氏族部落间“掠夺性的行为”也不时发生。人们的思想、信仰也有所发展，“一套完整的埋葬制度便被创立出来 ”，占卜之风盛行，在播种或收获季节可能还有祭祀仪式。本文最后推测“也许龙山文化末期就是夏文化的开始，或者夏文化本身就是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阶段”。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

　　张光直著

　　张长寿译

　　本文认为中国考古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27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展现了新的远景”。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许多地方的人们已具有足够的技能来系统地利用野生植物作为食物。早期中国农人由此发展兴旺起来，形成了有特色的文化类型。本文考察了“块茎种植者居住的中国南方”、粟黍种植者居住的中国北方和“黄河下游、淮河和长江下游的平坦、低洼的冲积平原”等三个地区的史前文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本地产物，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三个地区的文化逐渐向高水平发展，到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至少在三个地区——河南、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社会分化水平”，从而为过渡到一个进步文明时期做好了准备。河南龙山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居于领先地位，由它发展来的商文明是当时中国最强盛的国家。本文还探讨了商代文明概况。认为卜辞是研究商代社会性质的宝贵资料。安阳的商代社会可划分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商王国社会的阶层划分是由龙山时期社会的初步等级分化发展来的。这一发展的动因不是“由于耕作革新或技术进步”，而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推动。战争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安阳作为都城的时期是整个国家的行政和礼仪中心，它统治的许多聚落分布于广大地区。都城与个别聚落之间可能还有中间一级行政单位。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中国有许多国家，商王国只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这些政权继续发展，最后成为战国各国的基础。本文认为商文化源于河南龙山文化，其他新石器文化也为商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本文推测：“也许现在被当作早商的”遗存“事实上就是夏”。中国的文明历程“遵循了近东、欧洲和新大陆所见到的同样的型式”。

 

　　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李学勤

　　第1——8页

　　作者指出建国三十多年，考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获，考古学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课题，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举例论述了中国文明的形成、古代文明的发展、学术史与古代文明等三个问题，提出了以下观点。一、从前认为中国古代文明迟到商代才形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考古发现说明青铜器、城市、文字等因素在商代以前都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是可能实现的。二、以往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高度的估计在一些方面也显著地偏低了。如从最近的考古发现看，我国古代社会里青铜农具曾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关于用铁的历史，也有不少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古代社会中奴隶制的发达程度，也比一些人估计的高；古代社会已有比较进步的商品关系。三、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点把中国古代文明估计的比较迟、比较低，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不适当地套用了外国历史的观点，忽视了中国固有的特殊性，更重要的原因是清代经学今文学派的影响。今文学派提倡辨伪，但有时过了头。古书的形成流传要经过复杂的过程，研究古代文献，既不能一味信古，也不能一味疑古。在文章结尾，作者总结说现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的结合起来，对中国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

 

　　试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刘式今

　　第63——70页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并不局限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具备了文化发祥的条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下游和东方沿海一带，与古史传说中华夏集团、苗蛮集团、东夷集团等三个部落集团的聚居地与活动区域大体相符。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不同部落集团的兴起与它们相互之间长期文化交流及融合，对探讨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对屈家岭文化和青莲岗文化分析可知，父系氏族社会中晚期，也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黄河流域中游与长江流域中游、黄河流域下游与长江流域下游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高潮。此后，三个集团依据自己独特的发展系统继续发展。夏商时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以后，两个流域的文化面貌更趋一致，文化水平亦趋平衡，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条件和物质基础。作者还简要论证了长江流域从旧石器时代至秦统一以前的重大发现在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指出长江流域创造的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中国文明的起源

　　夏鼐

　　文物出版社

　　1985年7月

　　本书分为《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中国文明的起源》三章，是作者于1983年3月在日本东京、福冈和大阪所作的三次公开讲演，并于1983年在日本出版。在《中国文明的起源》（本文又载《文物》1985年第8期第1——8页）一文中，作者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他针对以往有人以为小屯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指出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并从小屯殷墟文化向前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作者认为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并且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上述三个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雕刻、驾马的车子、刻纹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中国文明各时代都有变化，每时代各具一定的特点，但仍维持中国文明的共同的特点。二里岗文化已具备了上述的文明的三个主要标志；此外，器物方面，它的陶器自成一组，但是可以与小屯殷墟的，排入一个系列。青铜器也是这样。花纹方面，铜器、陶器和玉器上的花纹，显然是商代艺术的风格，但较为简单。占卜等宗教活动，也带有中国特点。所以二里岗文化够得上称为文明，并且是属于中国文明中的商文明。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是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第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宫殿遗迹。第二，它们几乎已有文字制度。第三，冶铸青铜器，这里不仅有工具和武器，并且也有爵杯这种小件容器。此外，陶器具有一套有一定特色的陶器群。其中如觚、爵、盉等专用酒器也在墓中开始普遍出现。玉器中有的器形和花纹，已是殷墟玉器的祖型。总之，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作者还指出，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黄河中上游、长江下游和山东地区中的晚期新石器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就其文化内容和所在地点而言，显然是从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过来的。但可能又吸收了其他地区一些文化中某些元素，例如山东晚期龙山文化（陶器某些类型、铜器），晚期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划符号，可能还有铜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玉璧、玉琮等玉器），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陶器上符号，铜器）等。作者最后认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来自国外的。但是，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当然，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还有许多地方仍不清楚，有待于进一层的探讨。

 

　　考古学与古代文明

　　李学勤

　　第10——15页、第4期,第26——31页

　　本文是作者的讲课记录稿，共分五讲：一、关于考古发现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重点从文字起源角度谈古代文明的起源。介绍了近年在文字、城市（包括礼仪中心）、金属这三个方面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新的论点。文字方面，甲骨文不是原始文字，文字起源只能在甲骨文以前找。甲骨文以前的文字，有的已经看到了，有些还不能叫文字，只能称陶器上的符号。城市起源方面，已发现的比郑州商城更早的城有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山东寿光、河南尸乡沟等处，它们的发现多数是据文献记载进行的。中国城市的传统确实很早。关于金属的使用，目前最早的可靠资料是甘肃东乡林家出土的青铜刀。这些都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二、关于夏商时期的文明。现在面临论证夏代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发现是二里头文化。与殷墟发现相比，论证夏代要有三个条件：从考古上要有一个系统的时间延续较长的发掘遗址；要有文献记载；而今天最缺的一项就是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古文字发现。研究商代的历史不能离开甲骨文，但甲骨文不能包罗万象，不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因此我们还不要抱过分的希望。西周甲骨文是在解放后发现的，对研究西周的历史很有作用。三、关于中国青铜器的演进和发展。在二里头文化中，青铜器就有若干种类；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较二里头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西周的青铜器直接继承了商代青铜器的传统，但到中期西周青铜器的特点才充分表现出来，晚期铸造技术有了明显下降；东周时期，诸侯国青铜器发展起来；春秋早期的青铜器依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的传统，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青铜器艺术的发展有了新的局面，与殷墟时期同是中国先秦时期青铜器的两个高潮。汉代青铜器也很重要，到了东汉除铜镜外，基本上为其他器种取代。四、东周特别是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把东周时期的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国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等七个文化圈综合起来观察，可发现它们有以下特点：从考古学看，是由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从经济史看，这时期是井田制崩溃和奴隶制的衰落；从政治史看，是以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到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的建立；从文化艺术看，是百家争鸣的繁荣和结束。五、关于新发现的简牍帛书和古代文明。70年代以后发现了大量战国、秦代和西汉初年的简牍帛书。它们大多数是前所未有的佚书，使我们对古书的形成与流传过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古书的形成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主要的学术传流是通过师传和口述传下来的，所以有些后世东西掺进去，也不足为怪。

 

　　邹衡教授谈“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

　　浩 波

　　97——98页

　　邹衡认为文化和文明是两个概念，文明与国家是同步发展的。中国古代国家的体现是设置一系列统治机构的城市出现。中国真正城市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但城市发展有个过程，其初始阶段是商代或更早到夏代。他认为考虑中国文明的诞生，必须从三个方面同时入手。第一是文字，其次是对金属的进一步加工，再其次是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的产生，其中文字是最重要的。二里头遗址的很多陶器上都发现陶文，至少有十几种之多。它不同于半坡，而与甲骨文有相似之处，这可以认作是较早的文字雏形。现在所知最早的青铜器应是二里头时期出现的，更早的青铜器，学术界还有争议。二里头发现的宫殿遗址是宗庙性质的，应当有城址，这有待今后进一步发掘证实。二里头文化早于商代，与传说中的夏代接近，由于有以上三项成就，所以中国的古代文明诞生于夏代。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Z：本文从考古学上论述华（花）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源、根从何而来及三者成为同义语从何说起的重大问题。作者认为华（花）和龙最早分别出现在距今六七千年间的华山脚下和燕山之北，而两者的根（祖先）的成长时间则在当地距今七八千年间，产生的时间同步、条件相似，追根究底，尽管不能说两者从开始就是“一家人”，但却可以承认这件事实本身意味着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亚大陆了。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到一起（距今五六千年），从而迸发出文明“火花”。距今五千年左右期间，中华古文明面临又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现在已摆在面前诸多迹象，如：青铜器的传布和文字的发明，篮纹陶器、三空足陶器、朱绘陶器的起源等等。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使用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形石推刀，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晋南一带的“中国”一词就把“华、龙”等都包揽到一处了。这是中国——观念形态与政治褓的形成。距今四至两千年间，经历夏商周三个王朝，到秦统一。秦统一的这个“中国”不同于“五帝”时代和舜“之中国”的那个中国，已和我们现在说的“中国”从词义上讲没有不同了。一统中国从理想到现实，就是距今四千至两千年间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 1987年第12期

　　邹衡

　　第69——74、85页

　　本文指出“文明”一词与“文化”一词的不同，并排比了长时期以来关于文明标志认识上的一些主要观点。认为要找出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只靠古代文献记载是办不到的，并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引用大量考古材料，指出商代前期已有刻字记录的制度存在，商朝从建立开始就已处于文明时代，但早商文明不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在此之前，必定还有一个更早的文明演进阶段即夏文明。本文还指出：虽然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城址，但出城址的可能性不会很小，并且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成组的宫殿群基址，经考证应为当时的宗庙遗址，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国家政权已经产生。另外，二里头文化已进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刻于陶器之上的文字亦由考古发现所证实。因此作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作者还从文明起源的三个要素论证夏文明是中国最早的文明。认为仰韶——龙山文化时期还没有出现文字，仰韶文化时期，真正出现青铜器还不能确定，也无从证明一定属于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青铜器，既使出现青铜器，其发展水平决不会高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充其量处于青铜器的萌生阶段。仰韶文化时期，还没有发现城址。已发现的在龙山文化时期的5座城址，其规模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城显得很不相称。仰韶文化时期应归入史前时期，龙山文化也并未跨入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从而作者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的观点。

 

　　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

　　郑光

　　51——61页

　　本文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五大区、六大系统。南方马家浜文化系统，分河姆渡、罗家角下层、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诸阶段，属百越族。屈家岭文化系统，分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三阶段，属百濮族。东方大汶口文化系统，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三阶段，属东夷族。西方马家窑文化系统，分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三阶段，属羌戎文化。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有新乐下层、兴隆洼、红山、富河文化等，属荤粥、山戎族等。中心区仰韶文化系统，分磁山·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后岗二期文化三阶段，为华夏族文化。并将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阶段：早期为公元前8000年以上——前5000年；中期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晚期为公元前3000——前2300年。并概括了各期的特征及其主要变化。关于文明史的问题，作者认为我国文明史的开端至少应在后岗二期文化的中、晚期，此段时间标志文明时代的各种事物逐渐产生，如城市、文字、青铜器、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严重、剩余财富集中、血缘关系松驰、等级制度出现、社会分工加强等。文明史的开端与古文献联系，则至迟应在唐虞时代。由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纵、横两方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各种文化作为中国远古文化大系统中之子系统，它们相互激荡，为中国文明奠定了广泛扎实的基础。但在文明形成的多种成份中，其主体则是华夏族及其文化—仰韶龙山文化系统。人群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与斗争，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英雄人物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动力。关于中国文明的特质，作者概括为强固性、稳定性和包容性。对于“传说时代”，作者认为应当也必须重新认识和估价有关夏代以前、包括五帝时的文献资料，不能简单的否定之。

 

　　谈谈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时间和地区

　　张之恒

　　8——10页

　　作者对学界有关文明和文明时代的诸论述作了简要的整理，认为以城市、文字、金属工具和礼仪性建筑等作为文明的要素都有例外的情况，有的文明并无文字、城墙；有的虽有礼仪性建筑，但并末进入文明。在对中原地区、太湖流域、珠江流域和辽西地区四区的考古材料进行比较之后，作者认为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包涵的文明要素较多，比较接近文明时代；其它三个地区虽有文明因素的萌芽，但距文明时代较远。中原地区在不同古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影响中其文化比其它地区较早地跨入文明时代。针对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时间上的三种不同观点，即商代文明说、二里头文化文明论和五千年前中原和辽西地区就已出现许多文明要素说，作者认为中国在五千年前还不具备充分的文明要素。因为当时文字没有产生；铜器数量少且多是红铜制品；虽有几处城堡，但国家和城市也末出现。从青铜器、宫殿建筑、陶文等来看，将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放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则比较适宜。

 

　　考古学研究敲响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钟声

　　吴汝祚

　　第3版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延绵不断的向前发展，虽然经历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但最后仍归于统一，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根据诸多新的考古资料，作者赞同把我国文明史推到5000年的时代，冲击了史学界只有4000年之久的传统看法。考古资料中，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黄河上游甘肃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遗存，辽宁凌源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等表现的迹象，不能不引起我们对4000年文明史的再考虑。所以作者认为，近5000年的遗址，已闪耀着文明的曙光。另外，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出现的人殉和用玉礼器随葬的现象，良渚文化的大墓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陶寺墓地中从随葬品显示的贫富分化等资料，也说明了在距今5000年前后有了文明的信息。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必然会被进一步证实。

 

　　从考古发现谈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

　　孙广清

　　第7——14页

　　文中从考古学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有三种标志，即有了文字、出现青铜器和出现城市。有关文字的考古资料比较多，最早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出土的龟甲、骨器上的锲刻符号，仰韶文化中也有许多近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曾发现有刻划的象形文字等等，证明文字的出现是相当早的。青铜器的出现，在河南郑州牛砦、临汝煤山、登封王城岗、南阳平粮台、山西襄汾陶寺等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青铜遗物或与青铜有关的遗存，城市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国家的产生相同步的，城市是奴隶主阶级作为防御和统治人们的工具。文中列举了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发现的山东龙山镇城子崖、河南安阳后冈等遗址，分别有龙山文化的城址。七十年代，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也发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址，并且发掘出与城址相关的城墙、城门、门卫房以及城内的高台建筑和排水管等配套设施。本文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文字、青铜器、城址和与城址相关的各种遗迹，已经具备了文明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至少在龙山文化晚期即夏王朝初期。而龙山文明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应有着深厚的根基。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濮阳西水坡蚌砌龙虎图、良渚文化中具有等级区分的大型墓和祭坛以及红山文化中的大型祭坛，都是孕育文明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龙山文化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由于中原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对周围及边远地区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所以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并率先进入到文明社会。

 

　　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

　　张光直

　　文物出版社   1989年8月

　　第1——23页

　　本文是作者的《古代中国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一书中的第五章，特为参加苏秉琦先生庆寿而节译出来的。作者首先将公元前7000——6000年期间、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4000——3000年期间的新石器文化及和它们的地理分布作了比较，认为有好几处相互分立，不能放在一起讨论的新石器文化。公元前5000年时，新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扩张。而在公元前4000年时，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以共同的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在陶器最初出现以后的近千年内，华北有四处相互关系密切的遗址群，即磁山、裴李岗、渭河流域和李家村，而华南有多在石灰岩洞穴中孤立的发现。华北出土了粟粒农业证据和有关器具，而华南洞穴居民却生产了一套颇为不同的器物并主要经营稻米和根茎类作物。在公元前5000年，考古文化的数目增加，地区扩大，分出界说明显的地方类型，华南也显示出好几个特色的都以种稻米为主的区域文化。公元前4000年前后，华南地区这些各有特色的文化开始显露出一种相互连锁的程序，并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深化。在华北和长江流域于四千纪中叶出现的所谓“龙山形成期”的形成，即是大汶口文化与长江流域和东海岸文化连锁关系的考古证据。作者认为，自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文化相互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相互作用圈，这个作用圈不仅形成了历史时期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个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作者认为，在公元前四千纪中国互相作用圈形成时，还没有迈过国家的门槛，而在这之后一千年间左右，在相互圈里的每一个区域内，都可以看到相似的文化社会变迁的程序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之末走向一个复杂并且分级到可以使用文明这个称呼的社会。考古学资料中，容易清楚见到的山东龙山文化、华南地区的良渚文化、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包括豫东类型、豫北冀南类型、陕西类型）、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湖北青龙泉三期文化等，并不指向一个单一的龙山文化，而是在中国相互作用圈每一个区域文化之内的在文化和社会上发生的变化。这个区域文化到公元前第三纪之末已准备向国家、城市和文明跨进。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

　　白云翔,顾知界整理

　　第1110——1120页

　　本文内容是作者根据1989年9月9日《考古》编辑部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学术座谈会专家发言的摘要。徐苹芳认为，中国文明是独自发生、发展的，“西来说”已经完全被驳倒，只是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不清楚，或对考古材料的认识有分歧。我们讨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徐平芳主张要分清文明要素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产生这两个概念，就是说，单个要素，如文字、城市、青铜器的起源是一回事，诸要素同时存在而形成了文明社会又是一回事，两者决不能混淆。徐平芳认为，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文字，而从二里头和陶寺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个时代的文字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的。郑光认为二里头陶器上数十种刻划符号与甲骨文、金文的结构有较大的距离，不应属于文字系统，应属于某种意义的符号系统，只有殷代的甲骨文才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高炜介绍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个字，其字形结构与甲骨文十分相象，甚至几乎一致，并得到了多位古文字学家的承认。邵望平认为，把城市作为主要的文明因素是众所公认的，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社会已经形成的象征，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半坡、姜寨这类典型聚落和聚落群，反映的是原始社会结构，而偃师、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则是十分成熟的阶级社会都城。根据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表明，黄河中下游某些地区，在龙山时代中期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徐光冀介绍说，在内蒙古赤峰市英金河、阴河流域调查了四十三处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遗址。这些遗址并成三组（群）分布，最多的一群有二十座，最大的一座城内面积为10万平方米。徐光冀认为，每群中最大的石城址可能是联合体的政治军事中心，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徐平芳认为，中国早期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出现就带有政治性，经济不是其主要内容，同时认为宫室、宗庙是城市的主要标志，而城墙不是城市的决定性标志。关于青铜器铸造问题，郑光介绍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容器、铜武器等共有10多个种类，具有相当高的冶铸技术，已具备了铸铜的作坊和工场。郑光认为，我国最早的铜器发现于公元前4675 ±135年的姜寨仰韶文化早期，到龙山文化阶段已普遍发现，故认为我国青铜时代至少开始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谢端琚根据齐家文化发现的礼仪性建筑、铜器、卜骨、原始文字、玉石器、规模较大的墓葬等材料认为，除城址未发现外，其余均具备了文明的要素，齐家文化已经迈向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就“礼”的问题，高炜以二里头、陶寺墓葬材料为例，揭示了贵族与平民的分野，并提出自己的论点，即“礼乐制度形成于公元前三千年的龙山文化时代”。礼是植根于所有制基础上的等级制的产物，与中国文明的形成是紧密相连的，他主张应该把礼制列为文明的要素之一。与礼器相关的玉器，任式楠认为，玉器具有一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玉器文化是在东部临海地区孕育和初步发展的，后在中原地区得到汇集和发扬光大。我国东部临海地区繁盛阶段中晚期的玉器文化，在原始社会瓦解和进入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杨锡璋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应当是农业生产已达到不仅可供直接生产者的需要，而且还要有剩余，有一个用强制手段管理和组织一定区域内人群的权利机构；在这个地域中有不同类型的居住地，有不同层次的管理者，权利机构对食物、原料和奢侈品等有再分配的权利；有一批脱离生产的专业人员，如手工业匠人、商人、官员、军人和巫师等。殷玮璋认为，二里头三期的宫殿基址的发现，表明当时已经建立了奴隶主国家，宫殿即是统治者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场所，是奴隶主对奴隶与平民进行专制的指挥中心，所以，宫殿及青铜器的出现，证明当时已经进入文明时代。高广仁从山东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周围诸文化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是多源的，而且其起源与形成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长期的过程。他认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必须以史前时期各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为基础。刘观民根据红山文化的资料，在谈到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时认为，寻求文明曙光设想的依据，一是红山文化中发现的并且不止一处的礼仪性大型建筑群；二是红山文化房址中发现的陶范。徐平芳最后提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课题，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课题，我们的工作基础必须是在文化序列发展清楚、文化类型关系清楚和文化内涵丰富遗址的上面。并提出要求：重视田野考古工作，提高田野的考古质量，因为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是有世界意义的。

 

　　我国社会发展到文明的两个里程碑

　　吴汝祚

　　第31——39页

　　作者首先根据我国近十年来的考古资料，认为我国的文明史应该提到五千年之时，应与西亚、北异步进入文明时代。作者认为，中国文明的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个里程碑，而作者在文中主要是指锄耕农业产生以后的历史进程。第一个里程碑，主要表现在距今六千年前后的分工，产品分配的不平等和私有制的产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有不少陶器已由原来的生活用具变成礼器，表明当时大汶口文化社会的大变革将要或已经来临，从而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另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嵩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以及东北地区辽河流域一带的史前文化都表现了在中国大地上史前文化是一个大的转折点，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是在第一个里程碑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具有文明时代的基本要素。大汶口文化，陶寺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等，在出现大型墓葬的同时，还出现了不曾被一般人能拥有的特殊随葬品，数量多，质量高，是贫富分化、等级贵贱、阶级对立的见证。另外，这一时期的人殉、人祭的出现，与宗教有关的坛、庙、冢等礼制设施，都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文明曙光的信息。作者认为，我国早在5000年以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分析、研究两个里程碑的同时，也使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过程得到明确，对认识中国史前在世界史前史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耿铁华

　　第19——23页

　　本文认为文明起源的标志是国家、城市、铜器和文字的出现，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入手。作者综述了黄河、长江、珠江和辽河四大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及重要遗存的文化内涵、特点，从而总结出三点认识。第一，各区域文化乃至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造成这种不平衡，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第二，各区域的文化有很多共性和异性。它们大多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同时有家畜饲养、采集和渔猎经济，随葬品表现出贫富的差异，出现了类似宫殿的大型房屋和祭祀遗址、玉制礼器等。但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如黄河流域农业以种植粟类为主，冶铜业和铜器出现较早。长江流域以种植籼稻为主，骨耜和木工具最为精美。珠江流域也种植籼稻，石质生产工具较发达。辽河流域则耜耕农业发达。第三，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较为深厚的历史渊源，它经历了数千年乃至数万年的文化积淀。

 

　　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Z：本文是作者为《中国通史》第2卷写的前言。《中国通史》第2卷是从考古资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作者指出，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到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整个新石器时代及以后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都涉及到中国境内是如何从氏族发展到国家的。并从农业的发生与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区系的组合与重组，以及历史的传说与真实等四个方面略述当前的研究成果。关于农业的发生与发展。作者认为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比磁山文化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是最接近历史实际的。由于在我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往后的发展又都各具特色，从而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这两大农业区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补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并对邻近国家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社会的分工与分化。作者认为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致男子占据了农业生产领域，妇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务的劳动力。这是一个渐变而又复杂的过程。手工业匠人从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现，就规定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只是男性展现才能的专门领域。同时，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在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见到了快轮制品，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是史前工业技术革命步入一重要阶段的标志。随着使用快轮制陶之后，制石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制玉和金属制造两种专业。制石工艺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那种棱角锐利、体形扁簿且整体抛光的石制品日益增多，二是单面穿孔技术的出现并逐步地推广开来。制石成了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职业。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红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开始的良渚文化之前，制玉和制石两类工艺混杂不分，至玉礼器出现起，一是因为两类工艺要求原本应有所区别，二是由于玉礼器工艺水平要求超过制石，故出现了从制石人中分化出专门从事制玉的工匠。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林家马家窑文化经过冶炼并由合范浇铸而成的青铜刀子、源涡镇的铜炼渣和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我国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至龙山时期，制铜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从获取矿石，经冶炼到铸造铜器的生产，是一有组织的协作劳动、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这一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分工获得进一步发展，是继快轮制陶之后又一次具有时代性的工业革命。与社会生产领域分工与分化同时，又产生了巫师与军事领袖。早已发生的宗教，至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和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F411带有地画的大房子这类宗教性建筑，已表明存在较复杂的宗教礼仪。与之相适应，当已存在某种形式的巫师。巫师是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至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如不计富河文化卜骨的话，甘肃灵台桥村发现的当是属于这时期的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卜骨，大汶口文化的用于祭祀的带有符号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带有墓葬的祭坛，应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阶段的标志。瑶山良渚文化祭坛的现象，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出现的现象。这里琮、钺共为一人的随葬物的现象，和陶寺M3015墓主人同时随葬钺和礼乐器的情况，一致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关于区系的组合与重组。作者认为到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即华中、华南的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的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和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重新组合。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期间，在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地区性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在一些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浪潮，从而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使考古学文化分布图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重新组合。大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各地前后进入龙山时代，此时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一是铜器的发明，二是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三是养蚕缫丝和丝织品的出现，四是玉器工艺的大发展。此外还有漆器工业和建筑业的进步。所有这些都需要熟练掌握技术的匠人。新技术推广的过程必定伴随着一些匠人的流动和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还出现较经常的商业交换，武力掠夺，使武器有较大的改进，出现了城墙等防御工事。战争也可能促进文化的传播。这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图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三次重新组合。当战争的机器进一步发展，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社会向两极分化，文化区系又将重新组合，那已是文明时代的事情了。关于历史的传说与真实。作者认为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假如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这个判断没有大错，那么五帝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时代。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尧典》中谈到那时除帝尧、帝舜外，还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有以司空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典乐、纲言等部门官员的行政组织；有刑法；有军队并有显赫的战功。这已经是一种雏形的国家了。当然，《尧典》系后人追述，难免有记不准确而把作者当时的某些情况附丽增锦进去的地方，但也不会是向壁虚构。只要看看龙山时代已有很大的城，就知当时一定有了城乡的分化，有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两椁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贵族，制铜、制玉和蛋壳黑陶等当时的高技术产业很可能有工官管理。而当时普遍出现的乱葬坑，死者身首异处或肢体残乱，当是酷刑的牺牲者。如果我们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好地衔接起来，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进程及其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那时我们将有理由说我们所作的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

 

　　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严文明

　　第40——49页

　　本文先是回顾了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探讨的历程，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整个发展进程进行全面考察，而作者正是从这一方面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作者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分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和铜石并用时代早、晚五个发展阶段，认为公元前3500年左右是一个重要分界点，此前为新石器时代，此后为铜石并用时代，而中国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就大致发生在铜石并用时代。如属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的大汶口文化后期墓葬、仰韶文化后期房屋建筑、红山文化后期的牛河梁遗址都显示了文明社会的早期迹象。属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反山和瑶山两处贵族墓地、城子崖城址和西朱封大墓、淮阳平粮台城址和陶寺墓地、石家河城址、齐家文化的铜斧和铜镜等皆表明文明社会的到来。最后，作者结合历史文献，认为铜石并用时代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其中黄帝、颛顼、帝喾三帝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则与唐虞时代相吻合。另外，文中还提出属于铜石并用时代以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仅是一处宗教遗迹，无法同文明的起源拉上关系。

 

　　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

　　白云翔,顾智界

　　第526——549页

　　本文先后收集了徐萍芳、苏秉琦、纪仲庆、任式楠、杨锡璋、邵望平、宋建、黄宣佩、牟永抗、王明达、汪遵国、邹厚本、郭大顺、孙守道、高炜、郑光共十六位考古学者在1991年11月27——30日举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言主要围绕着三个议题：1、关于文明的概念和因素；2、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和模式；3、文明起源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和今后探索的途径。学者们一致认为国家是文明起源的主要标志，私有制、城市、文字、礼制、青铜器等也是文明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是多源性。对于今后如何开展文明起源研究，学者们认为应重点发掘一些典型遗址，并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

　　本文是作者继《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和《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两篇论文之后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阐述。作者指出那两篇论文从题名可以看出是有内在联系的姊妹篇，前者着重点在这一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后者着重点在笔者对这课题的总体设想。作者指出：当今时代，我们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实质上已远不单是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现实的社会、历史的课题，涵盖中国的过往与今来，是中国在这个“世界村”中，中国人在当代世界进步人类中，将占一个怎样位置的问题，是合格的公民还是二等公民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跨世纪面临的挑战。拿历史当作镜子是中国人古老的传统，这课题就是镜子。作者还指出：区系观点可以比做理解中国文化的纲，纲举目张。否则，中国文化将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以区系观点为纲，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社会分析，才能抓住要领。文明起源问题之所以成为历史唯物论的核心课题，正因为它是打开历史与文化迷宫的“金钥匙”。最后作者进一步说明：区系观点和文明起源课题的意义已成现实，无须再加深论；中华民族最初形成与发展，中国文化传统的直根系的形成与发展，还要在更高层次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大力开拓，这是今后一二十年间前沿阵地最需要抓紧的大课题。

 

　　我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

　　曹桂岑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

　　第93——104页

　　本文对我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进行了探讨。认为应按照城、青铜、文字三条标准予以考察，而龙山文化就已具备了这三条标准。已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的规模比较小，一般面积为四、五万平方米。这些古城的形制和筑法也不相同。平粮台古城平面为正方形，有南北二门、排水管道，用小版筑堆筑法筑成；城子崖古城平面为长方形，筑城时先挖基础槽；后岗古城为版筑；王城岗古城平面为并列梯形，也先挖基础槽。这些差异，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经需要建立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市了。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在生产上的进步，是青铜的冶炼和铜工具的使用。目前在龙山文化遗址或城址内发现铜器或铜渣日渐增多，如登封王城岗城址四期灰坑H617中发现一件青铜容器残片，陶寺一座晚期墓中出土了铃形铜器。证明龙山文化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并在生活、生产上使用。青铜生产工具的使用，必将提高生产水平，加快社会进步的步伐。文字是人类社会交往信息的语言表象。龙山文化的有关文字的资料发现虽不多，但从发现的字形看，是相当成熟的。龙山文化已出现阶级压迫和剥削，这可从此时已出现用人作牺牲现象、灰坑墓增多及墓葬中的贫富丰富分化等证明。从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龙山文化已经具备了城市、青铜、文字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并且从埋葬方面已出现两极分化和阶级差异。这些资料均证明，龙山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期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年代始于公元前3000年，止于公元前2000年。而龙山文化古城出现于距今四千六七百年，与黄帝、炎帝、蚩尤大战的时代基本相符。黄帝、炎帝、蚩尤的战争，就是奴隶制小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而黄帝的统一，应该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章。

 

　　首届亚洲文明暨中国青铜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要

　　李立芳

　　第308——311页

　　本文概述了1992年10月在安徽铜陵市举行的“首届亚洲文明暨中国青铜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要成果。此次会议主要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对亚洲各国乃至世界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讨论。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诸多问题是研讨的中心议题。学者们集中论述了文化与文明的不同概念、文明诸要素的产生和所起的作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中华文明的其他重要特征。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根基，许多专家从中国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文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课题，讨论涉及工具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不同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状况和古代青铜器铸造技术水平等。此外，对中国文字的演进和发展以及中国古代人们的思维观念等问题，也进行了较多的讨论。关于亚洲文明及中国与亚洲各国的交往问题，学者们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人类起源研究、东亚地区儒学文化的统治地位、“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古代中国与亚洲及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第233——234页

　　本文是作者于1994年1月为《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写的序。作者在回顾了近5年的研究成果之后，提出了重新考察我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作者认为：古代中国在世界古史中的地位已不再如20世纪前期那样，仅是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是世界古文明的中心之一。五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已经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首先，“区系的中国”的论点曾是我们工作与立论的基点。“区系的世界”同样是我们今后工作和立论的基点。“区系的世界中的中国和中国考古学”应该是我们今后考虑问题的重要范畴。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不能不对我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重新考察。首先是发现我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典型材料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帝国。它们的典型遗迹是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古国）；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北、英金河畔与燕、赵、秦、汉长城大体平行的小型石砌堡垒带（原始长城）（方国）；绥中——北戴河之间的秦“竭石宫”建筑群（帝国象征）。三者年代，约距今六千年、四千年、两千年。起点最早，早于中原。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中原夏商之际，这是最初发现这一特殊遗存（迹）时没想到的。对它的再认识，是80年代末，绘制长城沿革图时得到的启示，从而引伸出来的。中原地区国家起源又是怎样的呢？猜谜式的探索已经多年了。重新提出这问题，还是从北方的突破引伸出来的。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五帝本纪》（史记）前半没有洪水一说。后半可一分为二，尧舜时代有洪水、有治水，没有治水成功记载，只有不成功的记载。禹治水成功了。从有洪水、治水不成功，到治水成功是个大转折。考古工作证明，沿京汉线与陇海线的邯郸——武功间至少有三处。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发现过洪水的遗迹现象：一是邯郸，二是洛阳，三是武功。武功的材料丰富，最典型。山西襄汾陶寺相当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唯一较早近似社会分化已经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绝对年代约当距今4500——4000年间，与传说洪水和禹治水事业取得成功时期大致吻合。中原“古国”起于洪水与治水取得成功时期的四、五千年前。汤武革命传说较古，三代明显已是“方国”之君。秦的开国史“三部曲”清楚，如果说北方发展模式属“原生性”的，中原地区国家起源模式应是“次生性”的。秦汉统一中华之后的近两千年间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几次大迁徙、大融合的动乱时代。几次大迁徙、大融合的主要民族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北魏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立体交叉，各自的开国史都经历过古国、方国、帝国。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清朝康熙、干隆两代经过上百年营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做了最完整的概括。向远自秦统一前后历代营建的、屯重兵防守的长城，永久的、一劳永逸的做了一个圆满的结论，向人为地分割开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防御工事、驻兵体系告别了。这也是我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总结。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来，这又是我国国家起源的另一种类型，可称之为“续生型”。国家起源的三部曲，立体交叉，多次重复，历经我国整个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全过程，近六千年编年史。它的另一个侧面，则是我国多民族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三种类型（模式），既是时代的序列，又有着质的差异。结合起来，构成我国文明历史的举世无双的中国特色。五年来的考古成果的另一个项目是中国考古走向与世界考古的接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接轨。从区系观点看，我国的东西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的衔接点，大头在中国。今后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我国境内边远部分与邻境国家、周边国家间衔接起来。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之管见

　　史式

　　第80——89页

　　作者首先认为，一段时期内在中国较为流行的“中华文明西来说”是错误的，产生错误的原因一是表明当时人勇于接受新知识、新学术；二是可以增加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豪感。其次作者认为“中华文明发生于北方”也是错误的，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兴起于北方的秦、汉帝王借助伪造这些东西以增加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事实上属于南方的发明创造都被附会在北方的黄帝身上。作者认为，事实上中国文明起源于南方的距今10000年前。因为南方在距今10000年就开始了农业生产，出现了陶器，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有了历法和文字，有了乐器、舟楫和纺织器具。而结束的时间是夏朝的建立，这因为一是夏朝以前均是母系氏族社会，夏启以后才进入父系社会；二是真正的文字从商朝才开始有，夏王朝本身无真正的文字；三是三代以下的历史才比较可靠，以前多是伪造古史。　　作者认为，在整个史前史时期，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南方各族都在向北迁移，先是少数人的向北探险、移居，后来发展到大批移民。6000年中，移民现象从未中断。大批移民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西南的羌族部落由陆路北上，经西北高原再到中原；二是东南的越族先民由水路北上，通过江淮而入中原。正是这些移民促成了中原各族的大融合，最后建立了以越族先民为主体的夏王朝，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中国文明起源始于二里头文化——兼议多源说

　　安志敏

　　第7——8页

　　本文通过对“文明”的概念及文明因素悠久渊源的探讨，指出：关于文明的讨论，应是以狭义的概念为限；早在文明时代之前文明诸因素便已形成，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某项个别的因素，就作为文明时代的断定标志。并从考古学角度分析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应始于二里头文化。至少在二里头遗址晚期，已发现面积一万平方米左右的宫殿遗迹，宫殿区之外，还有制陶、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表明城乡对立和社会分工的城市已经诞生，文字可能已经出现。本文还认为，虽然二里头文化究竟属于夏代还是商代早期，看法不一，但商周文明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国家的诞生，而且随着文化影响和疆城的不断扩大，还起着走向统一的作用。中国文明发祥地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多源论者往往着眼于某一地区某一个别因素，缺乏应有的理论依据，对文明的概念有待进一步理解。

 

　　中国文化与文明形成和发展史的考古学探讨

　　石兴邦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年Z：本文利用中国生态环境、史前考古与人类学已取得的成果，对中国文化与文明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性考察、研究。认为：（一）中国史前文化从地域考察可概括为三大系统：（1）黄河流域，黄土地带的栗作农业文化。（2）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的稻作农业文化。（3）农业文化的外缘、东北到西南环曲形地带的猎牧文化。（二）从时间考察可分为三个时代：史前、原史和文明时代。文本利用考古学、人类学成果，将这三个时代细分为不同阶段，分析各阶段具体文化特征、发生的情况，发展的过程，从而具体说明中国各种史前文化是如何融合、汇聚成为中国文明的。（三）种用人类学与人种学研究，阐明历史民族文化层积的形成。新人出现后，数十组石器时代人骨标本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其体征与今日中国人种有密切血缘关系。（四）中国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周围的诸部落，主要是东方海洋文化与内陆的草原文化影响融合，起了催进作用，从而形成中国文明的历史特点。

 

　　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年

　　《走出疑古时代》共分为导论和正文六篇七个部分，为：论古代文明、神秘的古玉、新近考古发现、中原以外的古文化、海外文物拾珍、续见新知。导论总结了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进展，认为走出“疑古”时代已十分必要而且具备了条件，应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第一篇论古代文明，讨论了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具体内容，对炎黄二帝、夏商史实、《竹书纪年》、《周易》以及西方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等进行了探讨和介绍；第二篇神秘的古玉，对良渚玉器的花纹和刻符、凌家滩玉器的形制和刻纹加以探讨，对香港出土的牙璋与内地同类器物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还对太保戈铭文及其史实作了审释；第三篇新近考古发现，介绍了西水坡“龙虎墓”、商末周初的多穿戈、坊堆村的有字卜骨、邢台西周甲骨、三门峡虢墓新发现等，并对其中反映出的信息进行了探讨；第四篇中原以外的古文化，透过多姿多彩的区系文化以及长江流域、淮河流域、西南巴蜀等各地区的考古文化现象，分析各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情况；第五篇海外文物拾珍，介绍了海外出土的中国古代的戈、镜、鼎、古籍等文物，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化与其它古代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第六篇续见新知，对文明起源、文化圈、古史研究的态度以及夷方、秦印、等作了讨论。《走出疑古时代》对学术史上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其对上古时期的宇宙论、中原与边远地区的交流、早期的中外关系等问题论述尤深。在研治古史的态度和方法上，主张摆脱束缚，走出疑古时代。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李伯谦

　　第18——25页

　　本文从讨论“文明”的含义入手，认为文明与文明因素、文明社会、文明起源是互有联系但却不同的概念。通过对新石器龙山时代和继龙山时代之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公元前21—16世纪）考古材料的分析，论述了文明因素产生、文明的起源过程。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段大约距今六千年至五千年，是中国古代文明因素在前一阶段蕴育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龙山时代是从野蛮到文明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二里头文化阶段即夏代才是中国最早的文明社会。作者指出：文明因素的产生，并不等同于文明社会的开始。新石器时代，文明因素尽管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但总体来看，它尚未能够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龙山时代，构成文明的许多要素虽已出现，但发展程度还不够高，还处在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过程中。而夏文明中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金属器的使用、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的形成、大型政治与礼仪性建筑的兴起、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的出现和文字的使用都已一一俱备，强调：判断一个时代一个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不仅要看构成文明的最基本要素是否已经存在，而且要进行量的分析，看这些因素发展的程度如何，还强调了中国文明起源并不是一个中心，并分析了中原文化领先于山东龙山文化和继良渚文化而起的马桥文化的原因。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严文明

　　作者首先回顾了从信古、疑古到考古对文明起源的探索过程做。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五帝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篇，后人由此而相信中国文明即源于此；“五四”以后，疑古派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8年对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代历史的可靠性，学术界才接受了中国文明至少应追溯到商代晚期的观点。1955年郑州商城的发现，1959年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将中国文明的起源提早到商代早期，进而上升到夏代。紧接者，作者以“走向文明的脚步”为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10000——7000BC）最大的成就可能是农业的发明；中期（7000——5000BC）是原始农业取得大发展得时期，并形成了定居得农村，从而为向文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晚期（5000——3000BC），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此期农业聚落遗址分布密度明显加大，规模亦有所扩大，但尚未产生贫富分化。从3500BC起，聚落内部、聚落之间都已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从墓葬中可以看出少数人拥有大量的财富，而大多数人处于贫穷甚至一无所有的境地。牛河梁反映出红山文化后期已分裂为贵族、平民两个阶层，贵族把持了宗教并拥有相应的权利机构，原始共产主义已不复存在，这是向文明社会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从公元前3000——2000年为历史上的龙山时代。生产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小件铜器，制陶、制玉等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社会财富大部分为贵族所垄断。相应地，建筑技术取得了巨大得进步，出现了众多的城址（军事城堡），这是战争经常化、激烈化的产物。这时期已处于一种小国林立的局面，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正好相合。到了夏代，中国古代文明的雏型已具备，商周时代更是集其大成，从秦汉时代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的问题，作者例举了秦安大地湾、凌源牛河梁、余杭良渚、天门石家河等遗址的材料，认为无法证明当时中原的文化发展水平一定比周围地区高，也无法证明周围文明一定是受中原文明启发或传播的结果。因此，中国文明的起源应是多源的。最后，作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地理环境和史前文化的背景应当特别留意。中原地区地理环境适宜，处于中心位置，能够博采众长，加以融合发展，故自夏以后越来越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中心。

 

　　论华夏文明的起源

　　李　模

　　第17——22页

　　作者首先界定了“文明”、“文明因素”、“文明起源”、“华夏文明”这几个基本概念。文明的本质特征应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政权，在物质文化上可以表现为文字、城市、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文明因素，而且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任何文明因素都无法决定文明，决定文明的只能是其本质特征。华夏文明应指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所创造的文明——即秦汉以前的中国古文明，主要是指国家文明。华夏文明的起源主要是国家文明的起源。作者将公元前3500——2000年确定为铜石并用时代，分为早期（3500——2600BC）和晚期（2600——2000BC）。早期包括仰韶后期、大汶口后期、马家浜文化、红山文化后期和小河沿文化、大溪文化后期、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早期；晚期包括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认为3500BC是一个重要的分界，以前属于新石器时代，从聚落遗址、建筑、埋葬习俗看都比较强调统一和平等的原则。3500BC以后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考古遗迹表明这时已出现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分化，私有制、阶级乃至国家的政治实体都是这个时期相继形成的。作者通过郑州大河村、秦安大地湾、大汶口、红山文化、青海柳湾等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和余杭良渚墓地、襄汾陶寺、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等铜石并用时代晚期资料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作者认为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源头的，在时间上看源于铜石并用时代。但由于种种原因，只有河南龙山文化独树一帜，并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国家——夏朝。华夏文明的直系母体是中原黄河流域古代文化。

 

　　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张忠培

　　第1——41页

　　作者首先对仰韶时代所处的时间作了界定。以老官台文化转变为半坡文化及与其相当的时期为起点，终于鬶、斝这类空三足器所从属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良渚文化后期及与其相当的时期，年代约在公元前五千纪前期后段至公元前三千纪前期后段。随后，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考古学文化及其演化；二、居民种属、健康状况与居民点人口推测；三、经济类型、生产技术与劳动分工；四、走向文明门槛，社会组织的演变；五、信仰、宗教的变化与巫师权贵的出现。

 

　　古代中国文明

　　李　济

　　第57——70页

　　这篇文章是李济于1960年为《柯里尔百科全书》1961年版撰写的一个条目。本世纪初，科学的地质学和考古学闯入了中国。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证明早在有文字的历史以前很久，在中国文明发祥地的中心就广泛存在着新石器文化乃至更久远的细石器和旧石器文化。于是人们开始思考，中国本土的主干──智人中的蒙古种族的起源为何？到底是哪个民族的人们创造了中国文明？北京猿人或许是我们的祖先之一，但我们有关东亚种族历史的知识到了新石器时代才有了坚实的基础，那时华北居民的体质特征与现代同一地区的居民没有什么差别。从文化上看，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居民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且这种文化一直延续下来。李济认为尽管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已取得很大的发展，然而龙山时代与商代之间还存在缺环。发达的殷商文化中的青铜器与书写体系的前身尚不明确。李济在对殷墟的考古收获做了概述之后写到：中华帝国早在2000BC已完成了华北的统一，并且吸收了源自南方的许多种族成份，加上西伯利亚和蒙古来的成份，使安阳成为一个国际性文化中心。后起的周王朝改用“长子继位制”是最为革命的变革，它使得中国得社会和政治体制稳定了数千年之久。李济最后写到：古代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首要贡献是它的人文主义，生活在青铜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的孔子、孟子是其倡导者。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观察

　　孙广清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8月

　　第142——152页

　　中国文明的起源应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导致私有制产生和贫富分化。氏族社会解体，出现了阶级，产生了国家。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城址、青铜器、文字祭祀和礼制的遗存都是体现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作者例举了城子崖、阳城等龙山时代的古城址及陶寺等龙山文化墓地的资料，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状态。随后又引用了龙山文化发现的青铜器及文字的资料，证明在2500BC左右的龙山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城市，开始使用青铜器，发明了文字，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祭祀和礼制也成了统治者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象征，进入了文明社会。夏王朝以前各地存在着大量的方国，夏王朝的建立，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中央统治的奴隶制王国。除中原外，秦安大地湾大型建筑遗址，辽宁红山文化祭坛，山东大汶口晚期遗址等都表明当地文化距离文明社会的门槛已近在咫尺了。另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发展水平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还有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晚期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内蒙古长城地带龙山时期城址等等，说明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它们相互影响，最后形成了统一的中国文明，从这方面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

　　张忠培

　　第19——21页

　　本文认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已跨过了文明的门槛。本文从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1、半坡四期文化及其稍后时期，2、龙山时期或其稍后时期，3、夏商时期，4、西周时期），由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进行简略的说明。1、诸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处在转变时期，相互关系形成了新的格局。随着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演变，永定河以西的黄河流域文化共同体出现了类似历史上“诸侯称雄”的局面，使其内部形成竞争的格局，加速了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开发。改变了西阴文化单项影响其它文化的局面，形成了相互影响、碰撞、对抗，甚至分布于东、南的文化影响分布于西方的文化，结果是促进了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2、原有的劳动门类更新了技术，同时出现了新的劳动领域，技术、生产和经济获得了纵深发展。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男性内部劳动分工的发展，专业匠人广泛出现了。分工导致家族之间进一步分化。3、父权家族、神权和王权的确立，社会关系出现了巨大变革。4、重新建构自西周以前的文明史。此时的奴隶未成为社会的基本阶层。夏商王朝实行的基本上是驱赶异己的考古学文化居民、占领其领土的政策。夏商之前的政权首领是在居统治地位的家族中传承。通过较系统的分析研究，本文认为进入文明时代主要特征是王、神权在社会中居同等地位，出现了将两权集于一身而其地位高于仅执一权的人物，并提出王权基本上凌驾于神权之上至迟在夏，或许可早到龙山时代。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徐苹芳

　　第3版

　　本文主要是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由于对于文明概念的理解不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文化连在一起，接着中国文化是原生还是次生的曾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世界上六大古老文明，由于种种原因，唯有中国的文明起源成了独立论和传播论的焦点。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西方学者借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并向外传播的机会，大力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现彩陶，似乎又找到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证据，直到1976年俄国人瓦西里耶夫仍坚持中国文化“西来说”。但是， 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我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本文还提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社会从蒙昧、野蛮发展到文明时代的一般历史法则。半个世纪以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ordon Clide）根据西方的考古材料提出，城市、文字、金属加工（青铜器冶炼）、水利灌溉工程等，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商代已有了城市、甲骨文和青铜器，已是发达的文明社会，因此，中国文明社会的产生当在商代以前的石器时代诸文化中探索。本文作者认为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后，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已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具体标志是：以宫庙为主的城邑的出现；贵族墓和随葬品中“礼器”的发现；为统治者服务的文字的出现；金属冶铸――青铜器的出现。接着他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与西方文明起源的标志实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并具体引用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对此问题的看法，即将文明社会的转变方式分为两种：一个是西方式，一个是非西方式的，代表是中国。前者的特征是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而后者是以上关系的一种延续。张光直认为在建立世界都适应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最后本文作者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将不仅丰富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还将阐明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

 

　　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和形成史的考古学探讨

　　石兴邦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7年7月Z：本文是根据考古学材料对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和形成史作一探讨。本文认为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与形成，是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地域独特性和时代的承传性。作者将其进程分为史前、原史和文明三个阶段：一、史前时代：经过了（1）从采猎文化到农业文化的过渡，（下川文化时期）（13000——10000B.P）；（2）早期氏族聚落文化，（前仰韶文化）（10000——8000 B.P）；（3）聚落文化发展时期（半坡时代）（8000——7000 B.P）；（4）聚落文化的繁荣阶段（庙底沟时期）（6000——5500）；社会结构由内聚式――中心聚落到宗邑的出现。二、原史时代（5500——4000 B.P），是指中国国家形成的孕育阶段和早期，相当于考古学文化上的仰韶文化末期到龙山文化晚期，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时代的黄帝、尧、舜时期，经历了（1）文明的孕育期（仰韶末期到龙山早期），氏族纽带松散，聚落呈散排式结构；（2）文明产生时期（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出现了青铜工艺、原始文字和小城邑及宗庙祭坛建筑，进入部落方国林立时代。三、文明时代：夏商周三代文明，（1）中国国家（夏王朝）形成于黄河流域是有优越的人文、自然背景；（2）三代文明的具有冶金术（青铜制造术）、文字、城市（或城邑、都市）、宗庙礼仪和宗法制度等丰富基本内涵和显著特征；（3）华夏文明原始形态的特征表现在上层建筑体制的独特性：宗权、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宗族、宗法组织和政治权力同层同构，宗庙与宫室并重；（4）今日中国诸民族形成的涵化过程。作者对每个时代的每个阶段的具体情况都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最后作者总结出中国文明形成的内在规律：在农业的文化的基础上，和氏族部落相互融合实现的，并受到周围民族文化的影响。

 

　　失落的文明

　　李学勤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年

　　《失落的文明》收集李学勤论作190节，内容广博。其论述内容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理论与方法、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理论与方法方面，有多读勤写、博涉精读、多闻阙疑、多科结合、洋为中用等具体方法，也有“走出疑古时代”等方向指针，还有文明起源标准、对宗教与神话的认识等具体研究方法。古文字学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和简帛，基本概括了中国文字的源流演变。考古学提出了比较考古学研究、文物与文献的关系等方法论方面的探讨，也介绍和探讨了各地出土的中国古代文物，尤其注意研究中原与边远地区以及中国与其它国家间的早期文化交流。历史学方面对周秦变革、古代礼制、古代姓氏、学术源流等进行了探讨。文献学内容较多，包括出土文献也包括传世文献，主要研究点评先秦文献，但也有后世研释古籍的著作。《失落的文明》各篇文章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既是对具体问题的剖析，又可自全体窥学术史发展的过程。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李学勤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

　　本书由王震中、罗琨、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等学者撰写。该书研究了中国文明的起源，论述了夏商周三代国家的发展及其特点。全书上下编共五篇。上编第一篇“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的思考”分三章。第一章“文明社会的标志与国家形成的轨迹”开篇指出“本书所探讨的‘文明’是指与史前相区别的古代文明社会”。在文明社会的标志方面，作者认为，传统上把文字、铜器、城市等考古发现的遗存作为文明的标志，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是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二是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出现作出结构性的说明，更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作出应有的解释。所以上述所谓文明的标志与要素，严格来说只是文明社会到来的某些现象。要在这些具体文化形式之外的抽象层次上确立一个既能反映文明社会结构特征的共同标志，而又允许这种统一的共同标志在不同的生态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化表现或物化形式，不得不将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国家形成的标志为：一、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二、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在具体研究中，则要理论结合实际，并考虑地区性差异，依据考古发现分别归纳总结出各文明的国家 。基于大量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美洲等地，在阶层或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城邑、都市之类，可以作为国家出现的标志物或物化形式。在国家形成的轨迹方面，作者认为单纯用“部落联盟”和“军事民主制”无法解释由部落到国家的演进。人类学家提出的酋邦，也很难认为是古代诸文明古国从史前走向文明的唯一形式。酋邦模式的启示性是，由部落到国家还应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有相应的社会结构和体制特征。借鉴人类学“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社会演进模式，以考古学材料为依据，可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第一批原生形态的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划分为三大阶段：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在具体研究中也应看到，各文明是带有其个性特征与区域文明特点的。作者对中国史前聚落形态的推移以及由此所展现的由村落到国家的运动轨迹作了具体说明。作者认为中心聚落典型时期是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的仰韶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屈家岭文化前期、嵩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早期。而公元前4000——前3500年间的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刘林期）、大溪文化后期等，属于由内外平等的聚落形态向中心聚落形态的过渡期或中心聚落的早期。中心聚落特征有二：规模扩大，聚落内外存在一种主从和不平等关系。中心聚落与半从属聚落在史前的出现，既是聚落内外都发生不平等的结果，也是中国父权家族——宗族形态的产物，它是中国由史前走向文明和国家的重要途径。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出现诸都邑文明。最早出现的都邑文明是一批而非一个，说明中国文明起源既是本土的又是多中心的。第二章“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物质基础”对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的生产水平和物质文化成就作了分析和说明。作者反对机械地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应关系中来说明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指出：由史前到国家的过程中，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与社会组织结构和形态都是缓慢向前发展的，是两条错综复杂的发展线条，不必找出它们一一对应的关系。本章详细论述了农牧业的稳步发展和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第三章“文字的出现与文明社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仰韶等文化中的陶器符号、大汶口文化的陶文、良渚及龙山时代的刻写文字作了通盘考察。作者认为包括符号与文字在内的中国远古文化，既是源远流长的，也是多元的，在当时多元性文化结构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很有影响的主流文化，即后来发展为三代文化的前身文化，反映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有其悠久、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上编第二篇“五帝与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分二章。第一章“古史传说时期的‘五帝’”指出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是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始于“以玉为兵”的黄帝至“以铜为兵”的禹。“五帝”属于三皇五帝古史系统，这个系统曾被古史辨派视为伪古史，但此后更多的发现和研究证实，这个古史系统反映出我们祖先创造历史的轨迹。作者还提出了以下具体观点：一、至迟在战国晚期，将五方五色帝与传说时代的古帝配合在一起，五帝渐成为纵向排列的古史系统，并出现几种异说。而喾之纳入五帝，是作为华夏族形成的标志。他代表着更久远的历史时代，故传说史料贫乏。二、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的开端，是以传说中黄帝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的。三、颛顼的宗教改革推进了文明进展，他与华夏、东夷关系都很密切，反映了涿鹿之战后，这两大部族集团的融合。四、尧、舜、禹的禅让看似在同一家族中继承，实则不同。禅让有民主制因素，并看重侯选人的能力和品格。从“禅让”到传子制的转化是在斗争中进行的。第二章“战争与王权的产生”详细论述了“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和“尧、舜、禹伐三苗”及“王权的形成”，提出阪泉之战是部落联盟形成和扩大过程中一次有代表性的战争，是这一历史进步的标志；涿鹿大战是华夏、东夷两大部族集团融合的标志；伐三苗的战争对华北古代居民的南迁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王权的产生途径与战争有直接联系。下编第一篇“夏朝与夏国家形态”分四章。第一章“传统的古史体系与夏朝的否定之否定”指出，在传统古代体系中，“夏”在“五帝”向“三王”的变化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古史辨派推翻了伪古史系统，也否定了夏史；而为了重建上古史，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在考古学上追索夏文化，并发现夏文化，就是夏朝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第二章“寻找夏民族‘实物上的证据’和夏文化探索”回顾了考古学上发现夏文化的思路和历程，列举了关于“二里头文化”性质的四种认识，陈述学者在山西、山东、安徽、四川等郑洛以外地区探索夏文化的情况。作者指出，夏文化的探索一开始就是以文献中有关夏代记载为线索的；20世纪30年代夏文化提出后，夏文化的研究是随着田野考古学的发展而不断取得新的理解与认识，并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夏文化探索的的启示有：古文献中有关夏代的传说有不少是可信的；考古发现的文化现象，只有结合文献才能得到合理解释；现在的关键是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夏文字；古史辨派疑古思想在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滥觞。第三章“夏朝的王权和王位传子制的确立”论述了“禅”与“继”斗争的终结、王位传子制的确立、夏朝的王权和王权的神化。作者认为，夏朝的一切重大决策都由夏王制定和独断，臣下和方国侯伯必须无条件贯彻执行。第四章“夏朝国家机构的时代性”提出夏朝的建立是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矛盾的必然发展，夏朝国家机器是部落联盟“公共权力”的蜕化，夏朝国家机构是“中央集权”的滥觞，夏朝国家机器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点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作者认为夏朝贡赋制度完备、刑罚完善，但军事制度具有原始性。下编第二篇“商朝的建立与商国家形态的发展”分三章。作者指出商朝的国家形态是继夏朝而有所发展，但在形成道路和国家形态又有自己的特点与个性。第一章“先商时代的商方国” 论述了汤灭夏建立商朝以前，商族从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再蜕变为早期国家的过程。作者认为契降生的传说反映了商族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夏时期商人已建立早期国家，是夏朝内的一个方国，商和夏朝政权的关系是一种君臣关系。商人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民族，农业工具主要是木、石、骨、蚌制成，夏时期商人在畜牧业方面也颇有成就。此外，作者还综述了先商时期商族活动地域及先商文化研究。第二章“商朝的建立和国家机器的完善”指出商朝不仅全面继承了夏朝制度，而且进一步使商王权神化并全面加强王权。商朝迅速充实与完善了国家机器，表现在：职官系统的完善；军事力量强化；刑法制度残酷。第三章“商朝国家的社会构成及其在古代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认为国家社会构成主体有两个方面：国家的结构形式及社会阶级组成。商朝国家结构特征是国家中心地带实行内外服制，这以外是商王分封或承认的诸侯国。诸侯国与商王的关系不是平等的，而是一种上下级间的臣属关系。商朝国家社会内，存在着奴隶主、奴隶和平民三个主要阶级。商朝国家形态，上承夏朝，下开西周国家制度的先河，处于中国奴隶制国家形态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下编第三篇“周的建国及华夏国家的形成”分三章。第一章“先周社会和先周国家”指出周的社会发展，最初基本走的是土著化发展之道，与中原夏商相比较晚且弱，商王朝建立后，周人的发展才初具国家社会的雏形。要考察周人国家的演进途径，须在历史学与考古学上追寻先周文化。周早期国家的产生，是承后稷酋邦分裂而逐渐形成的，但社会基本结构是家族与宗族，地缘组织发展滞后。周早期国家的发展演进，大致可分周人居豳、古公迁岐前后两个阶段。古公迁岐是周早期国家成熟的里程碑。商王朝时期，周表面臣属于商，实际上却存在利益对立。周与中原王朝这种臣属、敌对的复杂关系，至武王克商才结束。第二章“周人的王业与西周王朝的建立”指出周是在中原先进政治文化引导下走向成熟的。古公迁岐，加速进入中原政治中心舞台步伐。此后几代，周名义上臣服商，逐渐向占据较大地域的领土国家发展，即“用显西土”。至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国家性质终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第三章“西周华夏国家的形成”指出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取代了商王朝在中原政治统治地位。经历周公、成王、康王几代发展，开拓疆域，分封诸侯蕃屏王室，使周王朝成为以王室宗族体系治天下的华夏国家。西周早期中央加强了对地方控制，王室对诸侯的控制相当有效，同时诸侯国也有相当自治权利。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前研究

　　朱乃诚

　　第6——11页

　　本文总结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并对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阐述。至公元前1万多年，人类经过近200万年的发展，在体质形态、智力发育、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和文化创造能力等方面，具备了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条件。一个生产型经济社会替代自然型经济社会，也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间，是我国食物生产的发生期。食物生产经济的比重，在当时社会生活中虽然十分微弱，但是，它开启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是我国农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农作物的普遍种植和家畜、家禽的饲养，食物来源有了保证，原始文化在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迅速发展，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聚落。适用于农业定居生活的一些发明和创造，大多形成于这一时期，并为下一时期原始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间，大体处于平等稳定的氏族社会发展时期。以村落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大概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定型。自公元前4000年以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财富增加，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起来，社会出现分层与分化，反映聚落联合体的中心聚落出现，社会集聚了各方面的成就，向更高层次发展。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最大收获，主要集中在对龙山时代的认识方面。龙山时代出现的众多城址、大型墓葬、小件青铜器、单个文字、精美的玉器等手工业品，以及表现生产技术进步、社会成员贫富分化、战争不断、社会分层等级日益严重、初级礼制与早期宗法制度形成、远距离文化交流等现象，表明这时期的社会形态正经历着中国文明时代诞生之前的社会急剧动荡，分化和改组。中国历史时代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格局，最初形成于龙山时代。若根据古史传说五帝时代有“万国”或“万邦”，普遍筑城、宗教改革、各种发明、部落间的兼并战争等生动的传说内容，可将龙山时代称作“酋邦时期”。 这正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并在它的末期诞生了夏王朝，开始了中国的文明时代。

 

　　龙山时代与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文明起源的两个阶段

　　张强禄

　　文物出版社   1998年

　　第78——98页

　　本文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状况（即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能量和时代背景等方面，对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进行比较，考察其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并就中国文明多元一统格局的形成契机等问题加以阐述。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古史传说中一个是“选贤与能”的禅让制时期，为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一个是世袭的“家天下”，是中国的第一个阶级社会，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多元一统格局的奠定正是发生在这两个时期。文明的诸要素如青铜器、原始城市、文字符号、分层社会、礼制的雏形等在龙山时代就已出现，而且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或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不同的地区、不同文化的发展水平是不相同的，文明的演进历程也是有差别的。龙山时代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之交流和融合的趋势增强，构成中国古代文明和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纷纷出现。中国文明的起源更多地表现在多元性和多中心性上。中国大地上东南西北同时出现几个发达程度大致相同的文化中心，各自为华夏文明的形成作出不同的贡献。但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力上能称雄天下的“霸主”还未出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一中心。满天星斗小国林立，战争频繁，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最初的“文明”社会在有的地方已经建立，但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多元一统格局还未奠定。二里头文化时期是我国第一个有史记载的奴隶制王朝形成和发展时期，而且是奠定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统华夏文明的重要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与龙山时代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别要超过龙山时代与仰韶时期的差别。中原地区出现了围绕一个文化为中心的统一局面，它标志着中原地区不但完成了区域内在龙山时代新基础上的文化整合，而且二里头文化还多方面吸收了中原以外在制陶、冶铜、制玉等工艺甚至制度上的长处，完成了对龙山时代纷纭繁复的各文化因素和区域性文化传统的初步跨文化、跨地域的整合和消化，在辽阔的中国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在政治上、信仰上确定了华夏族体与中原地区的主体地位。一个综合性的、包容和开放的强大的民族文化传统已见雏形。

 

　　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

　　史　式

　　第3版

　　本文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年代问题的讨论。认为黄帝纪年五千年只是大胆的猜测，无可信根据。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历史真实，造成两方面后遗症，即中华文明一元论和自设限制、斩断历史。要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应以考古发现为依据。“中国文明西来说”经过中国考古学者的努力已不攻自破，而西方学者把文明的解释权归于自己，提出文明的条件，即系统文字、青铜器、城市和神庙，没有考虑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地理环境，不顾各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把中国文明的起源限定在3400年前（自盘庚迁殷起）。本文指出要想获得公平待遇，就应有发言权，自己的历史自己写。中国历史从一万年前开始，先民先从事渔猎、采集，后转入农耕，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同时改进工具，发展生产，跨入了文明的门槛。这就是神农伏羲时代。五千年前，出现方国-城邦国家，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青铜器和铁器先后出现，这就是五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从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两千年，许多方国相互兼并，并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一万年为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起步到逐渐形成的历史；五千年是国家史，是方国兼并到统一的历史。过去传统认为中华文明是大陆文明、黄河文明，经考古发现，中华文明也包括有海洋文明、长江文明等，代表中华文明的蚕丝、茶叶、漆器等多源于南方。我们在考虑问题时易受到历史书的局限，为了发扬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急需一本全面研究中华文明的新史书。

 

　　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徐苹芳,张光直

　　第1——18页

　　本文概述了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了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她从旧石器时代就表现出南北不同的特色，北方以石片石器为主，南方以砾石石器为主。在新石器时代形成了北粟南稻的农业格局，为文明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并于此时形成了以农为本的传统，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中国文明从起源到文明社会的诞生，经历了从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大约两千年的时间”。她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同步发展。商和西周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商周的城市、礼器等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标志。夏朝的统治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它的政治势力虽然已经到达某些方国，但在文化上未能一统。西周认同并融合了各地土著文化，进而形成了同一的华夏文化，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社会历史中，血缘关系一直“或明或暗”地起着作用。父系的确立为家天下铺平了道路。历史进入文明的国家社会，血缘纽带又与政治相结合，成为维护和加强政权的支柱。“祖先崇拜就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从商周以来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态”。秦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这在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产生是逐渐通过政治程序所造成的财富极度集中的结果。在她的形成过程中，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古代城市与史前聚落、文字以至于意识形态等都表现出连续性。埃及、印度河流域、东南亚、大洋洲和中美洲、南美洲等地的古代文明的若干因素，在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程中，在其连续性上与中国有相似之处。这些产生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文明社会之产生的主要动力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这些地区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人与自然关系变化所起的作用。这使当地史前的宇宙观、巫术等得以延续，从而导致这些文明社会有基本的相似。本文还分析了一般认为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文明起源的学说，即文明出现的标志是文字、城市、金属手工业、宗教性建筑和伟大的艺术；文明的出现也是阶级社会的出现。认为西方文明之源头的苏美尔文明的产生“反映了人类社会从生态系统束缚中的首次突破，而其中主要的手段是技术”。本文由此将世界文明的形成方式归并为两种：野蛮——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连续性的]——文明和野蛮——西方式的[突破性的]——文明。世界式的以中国为代表，它“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西方的形态是个例外。本文主张“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

　　赵　辉

　　第41——47页

　　文章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主流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相当早。在新石器时代，最迟到公元前5000年，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两个经济文化区。公元前5000——前3000年又形成了彩陶文化圈、鼎文化圈和筒形罐文化圈三大文化圈，文化交流的方向主要是从彩陶文化圈向鼎文化圈和筒形罐文化圈传播。公元前3000——前2500年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周边有6个同样发达的文化圈，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向是由周边向中原传播，同时在这个文化丛体的更外围地区，其文化的发展显然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公元前2500年以后中原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凸显出来，不仅为以后三代文明准备好了地域舞台，还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张忠培

　　第1——23页

　　本文认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中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辽西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已从父权制社会中脱胎出来，进入了文明时代。其时单偶制家庭已在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父权家族中增强了地位，父权家族的权力、财富及身份诸方面，均已存在明显分化，在一考古学文化中，出现了以某一聚落为中心而受权贵家族统治的若干割据争雄的地域政权。这不是封藩建国的宗法封建社会，也非奴隶制社会，更不是地主封建社会而是由处于同等地位的王权和神权这两根柱子支撑的社会，控制王权和神权的人物，成了掌握了政权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

 

　　东亚文明的黎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严文明

　　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第137——147页

　　全文共分五部分。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可能有学科发展和社会心理两方面的原因。近年来考古学取得的巨大进展，使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些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过去远为清晰的崭新认识；东亚各国的所谓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它过去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所创造的文化遗产，乃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当然应该花大力气研究。二、中国文明起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认为从中国文明起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来看，首先应看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个东方的两大河流域。三、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几个阶段。作者分为1、准备时期。从约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发明农业开始，到约公元前5000——前3500年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等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2、走向文明。从约公元前3500——前2600年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开始，红山文化后期和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祭祀中心和贵族墓群明确走上通向文明的轨道。3、初期文明。即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4、成熟文明。即约公元前2000年开始的青铜时代早期。这是文明的发展阶段，不是文明的起源阶段。四、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主要论述了单中心或多中心，和多元一体的问题。认为中国文明是在若干地方起源的，是一种多元一体的向心结构。五、在中国文明起源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志问题，认为应当从考古学出发来研究文明起源时期社会的本质性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有阶段性的，不是四个因素一具备就一蹴而就的。关于文明起源的时间问题，认为文明起源有一个过程，文明形成后也还有若干发展阶段。铜石并用时代早期迈开了走向文明的步伐，龙山时代建立了初级文明社会，夏代文明渐趋成熟，商周时代才是中国古代文明繁盛的时期。关于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衰落的原因，认为龙山文化后继者的资料发现不多，目前难于作出正确的判断，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龙山文化之后遭遇了洪水；石家河文化之后是否真的衰落了也还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才能证明；设想良渚文化是由于洪水灾害或战争等原因而消亡，良渚文化是否真的衰亡了，也还不能作出最后的结论。

 

　　东方文明的摇篮

　　严文明

　　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第148——174页

　　全文共分八部分。一、前言；二、东方自然地理的态势；三、两种农业起源的温床；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五、龙山时代城址的出现；六、东方文明的黎明时期；七、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扩大；八、大两河流域――东方文明的摇篮。前面各节的论述是想说明，由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远在1万多年以前就成为世界少有的两种农业起源的温床，并以此为契机，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而产生了东方最古老的文明。正如西亚有一个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一样，东方的这个古老文明也是一个两河流域文明，不过是一个大得多的两河流域文明。因为黄河和长江比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都大得多，自然资源也丰富得多。这里的史前文化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因而这里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便走过了一条由大体上是平等的多元一体到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再发展到多元一统的道路，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作者最后提出，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最主要的是两极，即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和以东亚大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中国的大两河流域是东方文明的摇篮。

 

　　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历史的几个特征

　　佟柱臣

　　第27——32页

　　本文认为“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到了新石器时代”生产呈现出地域特征。黄河中下游是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长城以北草原地区细石器文化“狩猎经济保持了相当的持续性，以后才出现了畜牧业”，及至细石器文化晚期才出现辅助性农业；长江流域稻谷种植较普遍，渔猎经济占很大比重。本文以龙山文化较仰韶文化的发展及其二者之间的联系为例，阐释了原始社会晚期各地文化发展所表现出的连续性。并认为各地历史还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当黄河中下游地区已进入夏商奴隶社会时，其周围诸部落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甚至有的地方直到解放前仍处于原始公社制解体阶段。各地氏族文化不断影响不断融合则构成了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历史的另一个特征。作为华夏族前身文化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及进入夏、商、西周奴隶制的中原文化对其周边原始氏族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且这种影响要大于周边原始文化对它的影响。至于融合，作者认为一文化共同体在空间上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融合的过程，融合的过程也表现在文化共同体在数量上由多到少，由小而大的变化。

 

　　古代社会形态研究

　　田昌五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年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共收文章十三篇。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奴隶社会作了一些探索，以下分别作一简单介绍。第一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洲古代社会的理论从逻辑上和历史上作了考察，提出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作者认为亚细亚社会形态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即原始社会形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长期残留在各个阶级社会中，但并不等于任何特定的阶级社会，而只是阶级社会中的原始共产主义成分。从具体内容上看，亚细亚形态并非原始公社的原生形态，而是原始公社的一种特殊的次生形态。在原始社会未被完全发现之前，马克思利用文明史中的公社形态研究原始社会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随着氏族公社的发现，原始社会的真实面貌被提示出来，这些概念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亚细亚形态既不等于奴隶制，也不等于封建制，从严格意义上说甚至不等于原始共产制。某些东方国家长期存在着原始公社关系，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只不过原始公社关系对它们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第二篇文章《中国古代的氏族和部落》，用恩格斯提出的氏族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对中国古代传说作了清理，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部落的组织、分布状况和相互关系，得出了和考古文化相吻合的结论。作者认为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是由古夷人各部、古羌人大部、古戎狄一部、古蛮人一部、巴蜀和一部分古越人共同熔合而成的。在战争中形成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有某种共同利益的地区性部落联盟才是华夏族的先身，奴隶制国家也是从这种联盟中蜕变出来的。我们已有可能弄清楚各个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分布地区大体上属于传说中哪个氏族和部落的文化。因此，我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其文化相当古老；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既是相区别的又是相联系的整体；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华夏文明出现时起，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历史便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第三篇文章《关于中国奴隶制国家形成的一些问题》和第四篇文章《我国是怎样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都是探讨中国古代奴隶制国家形成的问题。作者认为农业和手工业、畜牧业的分工导致了商品交换、私有制、贫富分化、阶级分化，最终出现使用奴隶和债务奴役，奴隶制便形成了。具体说来，氏族公社通过分解为母系大家族而转变为父系大家族，私有制得到发展、贫富分化、人对人的奴役、家族奴隶制，以及标志着文明社会即将到来的文字、历法和炼铜技术对是在父系社会时出现的。中国奴隶制国家是在氏族、部落兼并战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开始是部落王国，最后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王国夏朝。从有关夏代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文化来看，中国的奴隶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在部落内部产生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而形成的。第五篇文章《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和第六篇文章《中国奴隶制形态之再探索》根据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段论述，结合中国历史空际，提出中国古代应为宗族奴隶制，并从分封制、国野制、井田制各方面考察了这种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作者认为中国奴隶制的发展，就是一批一批的宗族变为庶姓和庶人而为别的宗族所占有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夏代之前，到周代达到极盛阶段。周代的统治阶级中有最发达的宗族组织，而被统治的族姓和庶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周人及其同盟者以外的宗族被消灭殆尽的时侯，周人及其同盟者本身的宗族在他们所占有的宗族的打击下相互兼并，奴隶制就发展到了自己的尽头。周人及其同盟者的宗族组织的瓦解，就意味着奴隶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彻底脱出了原始部落状态。第七篇文章《一篇重要的法律史文献》考察中国奴隶社会的法律问题，作者指出西周存在着成文的法律和系统的刑罚，突出地显示了奴隶制国家的特征和本质。第八篇文章《中国古代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问题》和第九篇文章《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断限问题》着重从社会经济上谈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问题，文中用社会生产关系一定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理，叙述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过程。并按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以公元前426年到前316年的七国变法运动作为划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界限。作者认为，社会形态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的，而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则直接依赖于农业生产力的高度。中国古代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让位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第十篇文章《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期间的社会变革问题》和第十一篇文章《中国古代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革命转变问题》主要从春秋到战国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探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期间的社会革命，提出这种社会变革的特点是由奴隶革命、平民革命和地主阶级政治革命相汇合而完成的。奴隶和平民的革命是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地主阶级由于其本身的两面性，可能采取暴力的方式夺取政权，也可能走社会改良的道路。最后两篇文章《从先秦百家争鸣的始末看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过程》、《孔子评价中的一些问题》重点谈先秦社会思想的发展，是结合这个阶段上的社会变动来叙述的，有助于理解那时的社会经济变化和政治变革，解决古史分期问题。

 

　　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

　　（日）贝冢茂树

　　第144——153页

　　本文通过分析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青莲岗文化遗址的考古资料，提出了对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相互关系的看法。作者认为长江流域的文化比黄河流域的文化大概更早发达起来，至少两者是并行存在和发展的。文章说，由于龙山文化遗址一般与仰韶文化遗址重叠，因而可考虑农业共同体的分化进而国家的统一都是从仰韶文化中向龙山文化发展而成的。在黄河流域产生的仰韶新石器文化，南下达长江中游，大大推动了位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屈家岭文化的形成。位于淮河下游的青莲岗遗址出土大量的彩陶表明：仰韶文化的彩陶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与青莲岗文化的彩陶是一个地方产生的。

 

　　古代社会断代新论

　　田昌五

　　人民出版社

　　1982年

　　本书以论证战国封建论为中心，探讨了中国奴隶制形态、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经济变动、政治变动和思想变动等问题。作者的前一本著作《古代社会形态研究》为本书提供了基础，但本书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有所发展，如否定中国阶级社会中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否定中国奴隶社会中存在农村公社等等。本书的主要观点如下。一、从理论和方法上看，需要说明的问题有：（一）摩尔根提出的人类古老文明起源是由牧畜业而来的三大分工的假说应该修正。古老的文明民族都是由经营农业开始，继而经营家畜和手工业，同时开始商品交换的。（二）氏族内部分成若干母系大家族并转变为父系大家族，氏族就瓦解了。（三）家长奴隶制在世界最早出现的文明民族中普遍存在，其独立地自然发展趋向是奴隶制。（四）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是能自行增殖财产的财产；奴隶制的剥削关系是基于人身占有而产生和派生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只是人身占有的附属品。（五）从马恩有关论断中，我们并不能得出东方不发达奴隶制的结论；东方不发达奴隶制的说法的提出并成为定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有关。二、中国奴隶制也是从出现父权制大家族开始发展起来的，其特点在于它是由许多不同族姓的氏族部落通过兼并或联盟融合而成的，而且贯穿于奴隶制社会的全过程。中国奴隶制所走的是由家族奴隶制到宗族奴隶制的发展道路。其发达形态，不仅表现为家族中奴隶生产有充分发展，而且有奴隶主家族和宗族对奴隶家族和宗族的统治和奴役。中国奴隶社会形成于夏代之前，开始出现的是部落奴隶制王国，夏朝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商代后期，中国奴隶制逐渐进入发达阶段，即宗族奴隶制。西周的宗族制、分封制、国野制和井田制都表明一种发达的奴隶制度，并表现为宗族奴隶制形态。三、从经济上看，中国奴隶社会中的农业虽有缓慢的发展，却始终未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古代农业生产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是从使用铁器和牛耕开始的。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结果是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宗族土地公有制）让位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战国时期已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国古代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革命是三种革命力量的汇合：奴隶革命、平民革命和地主阶级政治革命，而以地主阶级政治革命为最后的当然代表。由于地主阶级代表着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所以社会革命的结果是：地产阶级的统治代替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度。我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的标志是战国时期韩、赵、魏、齐、楚、秦、燕七个大国中发生的变法运动。这种变法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的集中表现和全面完成。它表明中国历史上从此不仅有了封建的经济基础，而且有了与之相适应的封建上层建筑。四、在中国奴隶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奴隶主贵族的宗教思想体系。这种宗教思想体系从形式上看是对原始迷信观念的加工和发展，但实质上则是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进行统治的精神武器。到了西周末年，奴隶制开始瓦解，这种宗教思想体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动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从此逐渐发展起来。春秋时期，伴随着庶人工商的解放潮流出现了社会思想的解放潮流。这种新的社会思潮又很不成熟。当时奴隶制已处在普遍瓦解的状态中，在奴隶制的母体中已孕育出封建制，但封建制还没有成熟到取代奴隶制的地步，春秋时期的解放思潮反映的就是这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依次出现了道、儒、墨三个思想流派。公元前426——316年，是中国封建制确立时期。在此期间，一些大国都发生过变法改革。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变成了实现封建统一的战争。百家争鸣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政治思想斗争。在封建制确立后的百家争鸣中，真正具有独特思想体系的只有四个派别：黄老学派、孔孟学派、杨庄学派和荀子学派。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结果是封建的统一，适应这种统一的则是思想的统一。这种思想的统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即封建的官学。荀子的思想已有综合各家而形成统一的封建思想的趋向。以后，随着封建政治的发展和需要，先后出现了《吕氏春秋》、《韩非子》、黄老思想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最后，作者以上述研究为基础，从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生产关系、剥削关系、阶级关系、行政建制和制度、政治体制、社会思想的变化、阶级斗争等八个方面对比了战国变法前后的社会制度，并通过对古希腊、罗马劳动奴隶制、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农奴制与中国古代宗族奴隶制的区别，总结说明了自己主张战国变法封建说的理由。

 

　　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

　　本文是作者于1985年10月13日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研究辽西古文化的角度论述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特定含义。作者指出：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褓。三者应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理解，它们联系起来的新概念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已找到了线索。再明确一点说，现在提出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与大课题，目的是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中国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这将有得于本学科比较顺利的发展。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可以概括为：三种文化属于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是一、三、五。二、四两个中间时期是两个转折点。第一个时期：新石器时代，红山诸文化，约当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五千年前后。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和附近积古冢，是我国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与它们相应的生活聚落猜想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分化。第二个时期：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约当距今四千年前后，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一个突出特征是：村落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几乎都有防御设施、大小城堡遗址构成有机的组合群体，赤峰英金河两岸岗丘上发现东西排列的小城堡带，与战国秦汉长城大致平行，发人深思。朝阳几县和敖汉旗在普查中还发现有多处类似规模的“一大几小”城堡组合群。我们有理由想念会有高于这些群体、而与那种类似“长城”的小堡垒群相适应的、更大一引起的聚落——或可能就是古城，还没有被发现，有比大甸子墓群中那些随葬象征特殊身份器物（如铜“权杖”首、仿铜器的陶爵、鬶和成组玉器等）规格更大的墓还没有被发现，有些早于西周的燕山以北的“古国”还没有被发现。第三个时期：早期铁器时代，燕文化，约当距今两三千年间。第一个中间期：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中间阶段，距今四——五千年间。第二个中间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燕文化的中间阶段，晚期青铜时代，距今三千年前后。这两个中间期经济类型和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和更多的交错关系，为各自的下一阶段的更高发展准备了条件。

 

　　中国新石器的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

　　佟柱臣

　　第16——29页

　　作者考察了当前我国的考古材料，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并不存在一个地点起源的问题，而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过中石器时代、向着新石器时代延续发展下来的。新石器文化又形成若干个中心，这些中心的发展有迟有速，有高有低，受到强烈的不平衡规律支配，因而又呈现不平衡状态。文章详细分析了反映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实际面貌的七个文化系统中心：洮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系统中心、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系统中心、豫西晋南的庙底沟文化系统中心、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系统中心、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系统中心、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系统中心以及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系统中心。作者指出，二里头文化是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对象。若干文化系统中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规律得以形成的基础，在不平衡规律支配下，我国出现了最早的国家，即最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夏王朝。

 

　　文化与文明——1986年10月5日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

　　作者首先明确提出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大课题。然后分四题：背景——历史的反思、中国考古学新时期的两个标志、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我们学科的目标，进行论述。作者提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被特别提出和被特别重视，正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五四运动时期，一个转折点是80年代初，这也是我们考古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两个转折点。认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系统化、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的提出及取得的积极进展，为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打下了基础。并认为对文明如何解释，这不是顶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并进一步论述中华文明火花爆发的几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裂变。仰韶文化前期阶段，在大约距今六千年前后，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如姜寨遗址前期是母系氏族结构的典型标本，到了距今六千年左右有突变，典型遗址是元君庙和姜寨遗址中心广场墓地，墓地上层压有男女老幼合葬墓，这就突破了原来氏族制男女有别、长幼有别的界限，小孩与成年人埋在一起，没有了辈份的差别，甚至没有了氏族成员与非成员的界限，这是违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理。原始公社制的破坏就已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统一的仰韶文化分为两种类型就是在这一转折时期出现的。庙底沟类型的新生事物是出现玫瑰花图案的彩陶和双唇小口尖底瓶，这种瓶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具有礼器性质。所谓仰韶文化对周围的影响（北到河套、南到江汉、东到京广路以东，西到渭河上游），基本上就是庙底沟类型的分布范围。仰韶文化对周围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庙底沟类型的影响，是仰韶文化后期裂变的结果，所以是文明的火花，即距今六千年前后由裂变而产生的文明火花。第二种形式是撞击。在张家口蔚县一带探索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分界点的工作中，在这里看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与红山文化彩陶交错，又与河套原始文化交错，所以称为“三岔口”，其中突出的是北方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彩陶与关中仰韶文化的交错，其特征是庙底沟类型完整的玫瑰花图案，枝、叶、蕾、花瓣俱全，这种图案的分布从华山延伸到张家口，正是一条南北天然通道。红山文化彩陶中特征最明显的是鳞纹，其最早材料见于赤峰西水泉遗址，其演变有头有尾，与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演变并行，其向南延伸最远到石家庄、正定一线，与玫瑰花交错是在张家口。这两种文化接触后的结果，是产生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还包括玉龙的出现。龙与玫瑰花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文明火花，年代是距今5500年左右，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第三种形式是熔合。例证有两个：一是河套地区发现早于五千年的尖底瓶与晚于五千年的袋足器在这里衔接，出现最初形式的斝与瓮。甲骨文中有两个容器形象，一是酉，一是丙，酉字就是尖底瓶，是尖底瓶演变的最后形式。单唇口、宽肩、亚腰。丙字是三个瓶结合在一起，形象是鬲的前身。这说明，甲骨文这两个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前，所以是文明的火花。再一个例子是晋南陶寺，时间在四、五千年间，特点是大墓有成套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与河套、燕山以北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良渚文化的刀俎，文化性质具有特殊性、独特性，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作者最后指出：我们这个学科奋斗的目标，第一是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第二是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上的地位，改变传统编写世界史的内容。80年代初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是回答中华民族十亿人口、五十六个民族是如何结合成统一中华民族的。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提出，目的是要揭示文献以前的历史，这就为历史传说与考古的结合找到一条道路。上述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也为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开拓了通道，一是有巨大的凝聚力，一是有无穷的创造力，再是有无限的生命力。

 

　　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严文明

　　第38——50页

　　本文论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及其对早期文明发生的影响。中国史前文化基本上是在本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只是在某些边境地区同邻境的史前文化发生过一些联系。中国史前文化并非出于一源，这在旧石器时代即可窥其端倪，到新石器时代就显得更加, , 明显。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般地说，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文化也较为发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原的文化比较发达。其次是它的周围地区，再次是边境地区。各史前文化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中国地理位置的独特和同外界相对隔离的状况，决定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质。中国幅员广大和自然条件之复杂，决定了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形成相当复杂的谱系。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处在核心位置，因而最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之所以建立在中原地区，并非偶然。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而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在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和形成过程中，外界文化不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文化同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交流，是在古代文明已经完全角成之后的汉代才开始的。因此这种交流的规模无论有多大，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由于中原及周围文化区联系紧密，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所以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不论哪个文化区占了主导地位，都能牢固地保持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色。由于中国史前文化已形成一种重瓣花尕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这种格局不但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量。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发生分裂割据，这种民族的和文化的凝聚力量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

　　李绍连

　　第101——107页

　　作者认为在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中，应当注意两点和恩格斯经典结论不同的地方，即中国是在青铜时代而不是铁器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耕地私有在中国也是很晚才出现的。从考古发现看，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已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一是九个原始文化区（黄河中游文化区、黄河上游文化区、黄河下游文化区、江汉流域文化区、长江上游川江文化区、长江下游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文化区、珠江下游文化区、珠江上游文化区、东北文化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序列，因此，它们都可以通过各自的发展而步入阶级社会。中国文明虽然是土生土长的，但说它起源于一时一地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它们都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这种看法可称为“中国文明起源境内多元论”。二是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以黄河中游原始文化比较发达，而且最先建立奴隶制国家即夏和商,而且周围其他几个原始文化都受它的影响，所以这里是主要的也是最早的中心地区，同时周围的文化又对中心区的文化给予影响。三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多年前，但发展是不平衡的。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和黄河上游三个文化区可能是距今约五千年前进入文明社会。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北方（包括东北地区）三大区域进入文明的时间，可能比黄河流域稍晚，不过这三大区域的原始文化发展序列，也是从距今四、五千年前便出现了个体家庭、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因此，氏族社会的灭亡和阶级社会的产生，亦当大抵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间。

 

　　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关于辽西考古新发现的谈话

　　童明康

　　第29-35页

　　这篇文章转述了苏秉琦与作者的谈话。他认为“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发现说明，中国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1）突破了现在通行的中国文明史只有四千年的说法，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2）突破了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看法；北方地区在文明的起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文字、篮纹和方格纹、商周青铜器纹饰的祖型、青铜器可能和北方文化有关系。（3）揭示了中国文明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象满天星斗的真理——这是中国文明起源不同于世界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中国文明能够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文明的起源

　　安志敏

　　第453——457页

　　本文针对国内一些报道中将辽宁凌源牛河梁、甘肃秦安大地湾的考古发现，“将中华文明提高一千多年”等说法，指出这不仅对这些考古发现的时代及社会属性造成错误的理解，同时也使文明的概念陷于含糊不清，并阐述了人们对文明起源的认识过程，认为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从历史研究的传统观点着眼，一般把夏、商、周的所谓“三代”作为中国文明的具体代表，从考古学发现的实证来看，中国文明至迟开始于商代。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文明的特殊含义，把文明同史前文化混为一谈，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答案。进而反驳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或是多元认识上的“满天星斗”说和“四大区域”说。作者肯定了一元说发展到多元说的变化，是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而不断更新的认识，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当然有自己的发祥地，一般把黄河流域视作中国文明的摇篮。同时指出，并不排除中国文明的起源可能更早，或许有着不同的来源，但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索，就目前的一些论点，不足以反驳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上的重要地位。文明的诞生，主要由于本身的发展，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接受外来的影响。中国的商代文明是在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同时也吸收了其它地区史前文化的一些因素。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古代史相互参照，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阐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华夏文明的起源

　　田昌五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7月Z：作者认为当前在华夏文明起源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对人类文明社会产生和形成的规律缺乏共同的认识和标准造成的。作者认为文明社会的起源实际上是阶级社会的起源。社会分工只有当它发展到对立阶级之间开始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时，对文明社会的起源才是有意义的。在土地所有制形式上，既可能是以私有制代替原始公有制，更可能是改造地利用原始公有制形式。至于文字、铜器和城市，这些虽是文明社会的要素，但并不是和阶级社会同时出现的。原始社会的结构是血缘组织，其发达形态为氏族制度。氏族结构是怎样演变出阶级关系的，这是打开文明社会起源问题的关键。傅立叶把一夫一妻制和土地私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特征，是有道理的；但又是有缺陷的。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以父权家族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起源的标志，弥补了上述不足。奴隶制形成后一般都表现为父权家族形态，一夫一妻制家庭乃至土地私有制是从属于它的。这是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的文明民族从原始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普遍现象。只要父权家族已经形成，即使缺少后者之中的这一或那一条件，文明时代的到来依然是不成问题的。从考古看，仰韶文化和同时的其他原始文化只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龙山时代，黄河中游的许多氏族部落已开始形成为华夏族，跨进文明时代的门坎了。山西陶寺龙山文化是父权家族的国家，国家政权以家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形成的基础是农业的发展，如水井、灌溉等；此外还有家畜饲养业、手工业等。中国文明形成的过程可能是在多种文化融合为华夏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几个先后迭起的中兴，最后为夏朝所统一。作者主张“以黄、炎、蚩尤之间的循环战争和黄帝的改革划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界限，华夏文明至此开始形成，中国至今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从我国的考古材料看私有制的产生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张景贤

　　第2——7页

　　本文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结合我国考古资料，对父系氏族社会的状况、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过程进行了探讨。作者首先廓清了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概念，认为只有当人们占有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并利用这种占有而去支配别人的劳动力时，才产生了私有制。母系氏族公社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的原始公有制，从考古材料看，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家畜和生产工具逐渐变为一部分人的私人占有，这意味着私有制已经萌芽了。私有制的产生引起了生产关系和家庭形态的变革，私有制引起了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奴隶制的发展。总之，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是原始公有制瓦解和奴隶制度建立的经济根源，阶级的分化、对立和斗争则是奴隶国家产生的直接动力。

 

　　中华文明起源“新说”驳议

　　蔡凤书

　　12——15页

　　本文对中国文明起源多中心说提出了反对意见。作者认为首先要明确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则是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文明是文化的一个部分，两者不能混同。在文明的诸要素中，城市的出现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原始社会中出现的以防御为目的的城堡不能视为城市，城市的形成必须建立在较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目前我国发现的较早的城址有后冈，王城岗，平粮台，城子崖，边线王。它们都在黄河中下游，时代皆为龙山文化中晚期，面积都不大。它们虽然是我国城市的先驱，但还不能称之为城市。在被认为是中国文明起源点的辽西红山文化里，这样的小城也没有发现；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的遗存中也没有发现城址。在我国，真正可称为城市，时间上最早的是尸乡沟商城，另有郑州商城。其年代在公元前16——15世纪。稍早的二里头文化其晚期够得上称为文明。与城市的出现密切相关的文字，目前也只能确定到商代，比商代更早的文字还没有发现。作为文明又一因素的青铜器从考古出土物可知是从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而被人誉为文明起源点的红山文化则没有发现过青铜器。礼仪性的建筑的出现也并不能意味着一定出现文明，其在文明诸要素中只占有一个“仅供参考”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除了黄河流域，中国境内的其它地区还没有具备文明的基本因素。中国文明起源点“满天星斗”说是过分夸大了中国文明在各地区发生的独立性，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明的诸要素，最初是以孤立的状态存在各地，但并非每个有文明因素的地点都发展到文明，只是为中华文明的产生作了铺衬。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流域凝聚了自身和其它文化的因素，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华文明的起源点。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

　　李先登

　　44——50页

　　作者认为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必须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结合起来。文献史料基本上是可靠的，不能忽视或否定。夏代就是信史，这已被多年的历史学及考古学所证实。而中国古代是在夏代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从考古学上来看，我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文字、青铜礼器和城市。文字是由专门的脑力劳动集团创制的，是国家产生的标志。目前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真正的文字是登封王城岗城址中H473出土的“共”字。其年代为距今四千年，相当于夏代初期。我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发现了刻划符号，但符号与文字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不能混淆。据文献记载，夏代开始出现青铜礼器。登封王城岗城址中H617出土的青铜器残片其时代也属夏代初期。这也是夏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有力证据。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显著特点，多合范铸造法的出现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成熟、青铜业真正出现的标志。马家窑文化及齐家文化等遗址出现的小件工具或装饰品不能作为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城市是人类生活聚落的发展形态，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城市的出现，产生了城乡之间的差别与矛盾。城市是奴隶制国家和王权的象征，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是登封王城岗城址，其年代约当夏代初期及稍早的原始社会末期。此时出现城市，与古文献的记载也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在于它们主要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这与希腊等西方古代城市不同。上述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同时产生的，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作者认为是，中原地区首先进入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以中原这个核心为中心象滚雪球一样逐步扩大，将周围地区不断地汇入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之中，同时也将周围地区的优秀文化因素不断的吸收到中国古代文明之中。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严格地说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不是各个地区齐头并进，各自独立地同时进入文明的。并且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中国古代文明也只有一个全国性的中心，而不是有多个中心。

 

　　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

　　童恩正

　　第51——59页

　　本文是根据安志敏在《考古》1987年第5期发表的《试论文明的起源》一文的讨论文章。作者首先参考《韦氏国际大词典》中对“文明”的七种解释，概括出广义和狭义两种含意。广义的文明指某一时代或地区有特征性的文化；有时也指某一传播很广、延续时间很长的、其下又有若干分支的总体文化。狭义的文明是指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文字与文字记录的保存已有出现，同时也有城市、先进技术（农业和手工业）、众多的人口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有关对文明和文化的解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系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语系、用火、工具等都是文明的因素，有的把原始部落的艺术、婚姻、宗教、语言等情况作为“文明的起源”等等。作者认为，在意见趋于一致之前，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从广义或狭义上使用文明一词，不能说是“模糊文明的概念”，也未必“势必造成一定的混乱”。作者认为摩尔根所谓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分期法，并不是考古学上的分期法，而是西方早期社会学的分期法，它并不是摩尔根所首创，而是沿袭了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对人类学和考古学几乎完全不知的情况所设想的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序列，是西方学术界历史观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分期法的形成具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文明”在中国文献中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原意是反映人类文明发展上的某一较高的阶段，中国学术界完全可以使用这一名词，并将之作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时代来理解，无需死守摩尔根的三段分期法。有关“文明的曙光”和“文明时代”并非一个概念，前者主要指文明因素的起源，后者则指的是文明要素的形成。作者最后认为，历史规律的总结和约定成俗的基本概念的出现，都应该是在充分的学术讨论之后，而不是产生于讨论之前，特别是当旧的理论框架已经不能包容新的资料、新的现象时，应该允许别人提出发展和修正。“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陈连开

　　第51——57页

　　本文是作者总结最近几年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些心得。作者首先引用了许多历史学家关于文明起源多中心的学说，然后，与之相映证，又列举了一些考古学家关于文明起源多中心的见解，表示自己受他们的影响，对传统认为中华民族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一元中心说作出了修正，证明了中华民族是多元起源。作者认为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及远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证明中华大地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就起源而论是土生土长的。最后，作者从地理环境着手，说明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为何在中原地区首先发达。

 

　　谈谈中国文明的起源

　　安志敏

　　第67——72页

　　本文首先论述了“文明”一词的概念，认为早在文明时代形成以前，文明因素即已出现，作为文明的发祥地，必须首先独立地进入文明，并对周围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那种有头无尾或昙花一现的迹象，是无法作为文明起源的发祥地来对待的，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中心。接着，作者又批评了“文明的曙光”和“满天星斗”说，认为“文明的曙光”一词模棱两可，使我们很难判断它究是意味着进入了文明时代还是没有，诸如所谓的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和大地湾孤立的一座“五千年殿堂遗址”不能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满天星斗”说的实质是从根本否认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见解，以试图抹杀商周国家的历史作用，这并不符合我国或世界的历史实际。

 

　　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

　　佟柱臣

　　第1003——1018页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可分为在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和在畜牧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两种，前者如夏商王国及蜀、越、巴等方国文明，后者如匈奴、契丹和女真等少数民族。本文将文明出现的标志定为：1、出现在金属时代；2、出现了都邑和最高权力机构；3、出现了独立的手工业；4、出现了文字。然后以此四条标准分别论证了以上王国、方国和少数民族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作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从一期到四期都应属夏文化，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青铜器已很发达看，不能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没有进入青铜时代。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出陶爵与二里头文化的铜爵非常相似，其黄、朱两彩绘成的云雷纹、兽面纹又为商代铜器花纹的祖型，并出现了青铜杖首和铜耳环、金耳环，说明它可能是夏的一个方国，且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商代的早、中、晚期都邑分别是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和殷墟，它们在各方面都较夏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应是商的方国--蜀国，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可能是商的方国--越国，四川巴县冬笋坝文化应是春秋时期周的一个方国，它们都已进入了文明时代。匈奴、契丹和女真等少数民族进入文明的时代不是青铜时代，而是铁器时代。作者还强调：文明多半是从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有从畜牧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是没有从狩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实例；方国及少数民族的文明都有赖中原王国文明的影响而得以促进，而王国文明也赖方国文明而璀璨，故文明产生的地域是辽阔的；文明产生的年代也是漫长的，不能认为只有一个时代，才符合我国历史的实际。

 

　　从多元起源到一体结构的演进律则――兼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考古文化渊源

　　覃德清

　　第22——29页

　　本文论述了中华文化萌芽期由北方文化区、中原文化区、青藏文化区、南方文化区四大板块及其彼此密切关联、相互交融所构成的多元一体结构特征。认为中国各文化区在独立起源、发展之后，又有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作为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和涵化的中心，最后形成一体化的结构。在“一体结构”形成之前，中原文化区、北方文化区、南方文化区、青藏文化区，几乎都处于相同的进化阶段上，“没有一个始终处在领先地位的核心”。各地区的文化得以自由地发展。以东胡族为主体的北方民族创造了红山文化，南方的百越族及其先民创造了河姆渡文化，东夷族创造了大汶口——龙山文化，巴蜀族创造了巴蜀文化，与华夏族创造的仰韶文化相并列。每个民族都为中华文化整体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奉献，奠定了各自在中华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历史地位和多元的文化格局，形成独立起源、共同发展、群芳竞艳的中华文化发轫期的多元结构特征。到了距今3000年左右，中华文化跨入文明的门坎时，中原文化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拥有强大的辐射力和涵化功能，对“一体结构”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总之，作者认为“多元一体”是隐藏在中华民族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当中的亘古不变的主要结构特征。纵观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多元一体”结构一直支配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中国文明起源的诸问题

　　佟柱臣

　　齐鲁书社   1993年11月

　　第54——64页

　　本文从诸多方面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中国文明起源在青铜时代经历了一定阶段，龙山文化晚期即已进入青铜时代，但只有到青铜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夏、商时期才真正迈进文明阶段。夏代处在青铜时代早期偏晚，青铜冶铸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器类已相当复杂，商王国文明则属于青铜时代的盛期。其他如蜀方国文明、越方国文明也处于青铜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各有其不同内涵。黄河中下游地区历史悠久的粟作农业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到夏、商时期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已有六畜，并出现了铸铜业为代表的独立手工业，手工业内部也有了分工。私有制的产生在大汶口文化中已露出端倪，龙山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但只有到夏、商时期才出现了作为最高统治阶级的“王者”，也有了奴隶，并存在诸王的世系。此时已具备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文明出现的最显著标志。二里头文化发现的符号已属于文字系统，可以推断夏王国是应有文字的；商代出现了卜辞和金文，商王室已经有了较完整的历史记录；文字同时还是其他方国文明产生的关键因素。中国文明起源的前夜，是一个很长的蕴育时期，同时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现的玉器和罕见的信仰遗迹等，是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渊源，它们直接或间接蕴育了三代文明，但又与三代文明有区分。这种量变总和出现的突变，才产生了夏、商文明。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国文明首先是从黄河中下游开始的，而周围的其他地区仍处于原始部族阶段，这种不平衡规律是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特点，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特点。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既有王国文明又有方国文明，文明起源的年代是漫长的，地域是辽阔的，但文明出现最早的年代仍然是三代之首的夏王朝，最早的地域仍然是在黄河中下游。

 

　　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王震中

　　第23——31页

　　本文认为中国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的龙山时代，并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论证。认为中国新石器文化是多元多中心发展的，又是相互影响、交互作用，大体同步发展的。中国史前各系统文化的交互作用，使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诸文化每每呈现出同步发展的趋势。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和邦国林立的格局，是根植于中国史前文化的多系统和交互作用的基础上的。但并不等于说史前各地区的社会发展全是齐头并进的。在前仰韶时期，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就是同一时期诸文化系统中的龙头文化。到了龙山期，山东、江浙和临汾盆地的陶寺，又属于文明草创时期几个最先进的地区。在史前时期，无论北方的旱作农业，还是南方的水稻农业，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形成了较稳定的农业经济。中国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必然给它的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和宗教观念系统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经久不衰的家族——宗族组织结构以及对天地与祖先崇拜等信仰，都与中国农业的稳定性密不可分。家族——宗族结构的出现，必然要打破史前社会各方面原有的平衡。至少在公元前3500年以降，这种家族——宗族组织结构就与父权或夫家长权结合在一起，并在家族内部形成有权支配家族经济的父家长、普通的家族成员和家族中的奴仆奴隶等不同的等级阶层。父权家族的出现，标志着阶级的产生。与父权家族——宗族组织结构相适应的是聚落形态的变化。中心聚落即原始宗邑与普通村邑相结合的形态，是在父权家族——宗族的结构下聚落分化的一种结果。继原始宗邑聚落形态而来的，是城邑即都邑国家形态。和阶级阶层一同出现的城邑，可以作为都邑国家形成的标志。史前时期带有原始宗邑性质的中心聚落，是当时的权力与祭祀的中心，而国家时期的都邑也是权力与祭祀的中心，因此，作者认为中国西周以前上溯至龙山时代的社会是神权政治色彩很浓的阶级社会。对于中国文明草创期的龙山时代，可称之为文明的现象，大概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原文字时期”。商周时期的古典文明，显然是在龙山时期文明的基础上稳步、连续地向前发展的。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连续性是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和观念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而家族——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力同层同构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

　　童恩正

　　第164——181页

　　本文认为在中国由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不同的人类集团居住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之中，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会表现出差异。这个时期的中国可以分为南方和北方，南方是指长江中下游一带，北方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期（公元前二十五世纪至公元前二十世纪），是中国北方最终形成文明和国家的关键时期。本文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学等资料对这一时期北方的龙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从地理环境、农作物品种、与相邻人群集团的关系、水利工程的需要、基层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南北古代文明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其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作者还就老子小国寡民的保守的政治思想和古代南方分散的家庭经济的联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王震中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

　　本书通过考古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及对世界诸文明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早期文明社会的产生、标志、运动轨迹和生长机制、世界各大文明起源的共性、特殊性和多样性等问题。本书意在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重点在解释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在重视通常人们所说的文明要素的同时，更主要的是以农业的起源、发展以及聚落形态的演进为基本线索，将社会结构的变化逐层展开，在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运动与推移中去看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形成。本书主要观点如下。一、把铜器、文字、城市等作为文明标志或要素来探讨文明的起源，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出现作出结构特征性的说明，更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作出应有的解释。要在这些具体文化形式之外的抽象层次上确立一个既能反映文明社会结构特征的共同标志，又允许这种统一的共同标志在不同的生态地理和社会环境中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化表现或物化形式，满足条件的只能是国家。国家形成的标志应修定为：阶级或阶层的存在及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和阶级阶层分化一同出现的城邑都市虽不能说是国家构成的必要条件，但却是充分条件，可以视为上述地区都邑国家形成的标志。二、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起源机制的研究是本书的重点，解决这个课题，要在借鉴和参考人类学的理论和模式基础上，以考古材料为素材和骨架建立一套能反映社会形态和结构方面的演进模式。人类学研究和考古学发现一再表明，史前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普遍存在着一种含有初步不平等的、比一般的部落组织和普通的农耕村落更复杂、高度地被组织化了的，但又未进入文明时代、未达到国家水平的社会。人类学家提出的酋邦制模式启示我们，由部落到国家还应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有相应的社会结构和体制特征，这一发展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关键点之一。从考古学着眼，在各种考古遗迹中，聚落遗址所能提供的有关社会形态的信息是最大最复杂的。可以通过对聚落形态的演进阶段的划分来建立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或阶段。依据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可将世界第一批原生形态的文明起源划分为三大阶段：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历程可描述为：社会尚未分层的农耕聚落形态——开始分化和分层了的原始宗邑聚落形态——已经成文明的城邑国家形态。三、以聚落形态为主线来探讨文明的起源，须对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一并加以研究，这是探索文明起源及其过程的又一基本线索。总结世界考古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知，世界各地第一批原生形态文明诞生的先后与其定居农业出现得早与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史前迈向文明时都有一个由原始粗放农业走向相对集约农业的历程。无论是对各古文明中集约农业的生态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的考察，还是对其集约程度的分析，都有助于探讨世界各区域文明的特点和类型，有助于对文明起源进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分析。四、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强制性公共权力机构、王权如何产生和形成的问题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早期国家中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除了以阶层和阶级分化为前提外，它同时还是借助于一系列社会公众性极强的事务发展起来的，这些事务包括兴建种种工程、举行全社会范围的庞大的祭祀活动和宗教礼仪、进行战争防御和扩张等等。作为国家统治权的集中体现者——王权有三个基本来源和组成：其一是王权的神圣性和宗教性，即王权有源于宗教祭祀的一面；其二是王权的军事权威性，即王权是在战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王权有源于军事指挥权的一面；其三是王权来源于族权，来源于族的社会组织结构。五、依据一部分人类学、民族学材料，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组织结构在早期可以是同层同构的。本书在论述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个性特征时指出，中国早期城邑国家文明属于维新式起源的，是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和观念形态三位一体连续发展下来的，是家族——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力同层同构的。

 

　　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几个有关问题

　　吴汝祚

　　第55——60页

　　本文从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观点的讨论入手，论述了与文明起源有关的几个问题。认为，农业的产生与发展使社会财富得到积累并使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分离。手工业中的制陶业的发展为冶铜技术需要加高温创造了条件。因此，中华文明的形式，与史前时期农业的产生和发展紧密相连。从对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部分文化遗存的对比分析，及对古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的资料的分析以及早期国家特点的分析，认为中华文明的产生是在史前时期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只能是多元的。通过玉器时代、文字的产生和冶铜术的发明等实际资料的分析，认为研究各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途径，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对礼制建筑、礼器的产生、棺椁之制等的分析之后，认为，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礼的作用不可忽视。在礼的掩护下，加速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对推动文明的产生，是不可低估的一股力量。最后作者指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其文明起源的主要特点，再与世界各文明古国进行比较研究，才能较深入地认识到中华文明在世界古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角度思索

　　郑　重

　　第4——6页

　　本文综述了考古学界诸家有关文明起源之说。诸如安志敏先生概括总结的“摇篮说”、苏秉琦教授的“板块学说”、佟柱臣教授的“三个接触地带”理论、石兴邦教授的“三个系统”即“两个集团”、刘尧汉教授的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考察文明起源的方法、张正明教授的“二元互补说”。作者指出：对于考古遗存器物的比较分析，目前还只是对一些现象的捕捉，而对其文化内涵的揭示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应区别文明与文化两个不同概念，按文明原生意义的标准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时代比较容易取得共识；龙山文化时期之前的具有文明内涵的文化遗物应该给予相应的历史地位；把城市的出现作为中国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有待进一步探讨；对中国东部和西部文明的交流和影响的研究，将不只是有学术意义，而且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略论上古时期文明的发展

　　那志文

　　第59——61页

　　本文就上古时期文明的发展过程，以唯物史观作一表述。根据近百年来史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上古时期文明发展的基本过程就是独立起源和独立发展的，即分区并立的发展过程。上古文明独立起源和分区并立的发展历程，以及各自所具有的独特的自然条件、社会生活，使他们形成了与其他文明相区别的独特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个相对的文化圈或文明区域。上古文明出现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世界最发达的、交通相对便利、经济生活及文化素质相对一致的大河流域，过去相互征伐的城邦，凭借相对统一的语言、风俗习惯、社会心态等因素，聚合成统一的区域性国家，例如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王国等。统一的区域性的国家形成之后，一般来说，它们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这在埃及、西亚表现得十分突出。上古文明发达地区所实行的政治、军事扩张及征服，直接把未进入文明的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这不仅使这些地区直接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促进这些地区由落后向先进的方向发展，使文明得以扩大，而且也壮大了上古文明的自身。上古文明之间的交叉往来的联系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古文明国家都是建立在单一的农业基础上。通过作为政治势力的交叉往来的另一中形式――民族迁徙运动，游牧世界的生产资料与农耕世界的消费资料相结合，为社会扩大在再生产提供了基本条件。

 

　　中国王墓的出现

　　严文明

　　第24——26页

　　本文主要分析了公元前3500——2100年的大墓和夏商周王墓的资料.认为与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的一座大型殿堂址使用者身份相当的贵族墓葬还没有发现;山东泰安大汶口的大墓是当时的贵族;辽宁凌源牛河梁是一处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和贵族坟山,这些贵族离真正的国王大概只有一步之遥了;而浙江余杭良渚反山、山西襄汾陶寺和山东临朐西朱封所发现的大墓,既使不能确定就是王墓,也应很接近于王墓了。如良渚反山12号墓有漆棺和木椁，随葬有漆器、玉器和陶器达数百件之多，其中有象征王权的玉钺和表明宗教领导权的玉琮，同时还证明墓主掌握着巨大的行政权和经济特权，这样的人物很象是最初的国王，而葬于一个墓地中的贵族当为王室的重要成员。又如陶寺3015号墓随葬玉石器、木器、骨器和陶器200余件，最突出的是石磬、鼍鼓及一组彩绘木器，有的大墓内还有龙盘，有学者推测墓主应为国王或王室贵族。再如西朱封的3座大墓，一座为一棺一椁，两座为一棺二椁，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重椁墓，随葬玉钺、玉簪等玉质装饰品、鳄鱼骨板（可能是鼍鼓残迹）、黑陶礼器等，应是当地某个小国的国王或王室的重要成员。二里头第二号建筑基址上大殿后面正中的大墓，根据埋葬的特殊位置和墓坑的规模，足以把墓主看成是一位国王。

 

　　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状况与特点

　　李友谋

　　第23——30页

　　过去仅仅依据历史传说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中原是中国文明发祥地的一元论观点，因为在历史传说中，中原地区是一条主线，相关的历史传说多出自中原地区。但70年代以后的众多考古新资料的发现改变了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作者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详细地论证。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已过着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原始手工业、饲养业初步发展，从而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出现了一些小件铜器。墓葬中随葬品的多寡反映出贫富差别开始出现，阶级已经萌芽，社会中正孕育着文明因素；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发展到更高的层次，青铜铸造已经发明，城市出现，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相差悬殊，反映了阶级的出现，这些都表明，在此阶段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社会历史已接近文明时代的门槛了。中国古代文明在起源过程中，各地区的发展进程和水平是不平衡的。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年代较早，进程也较快，但在一定阶段上则并不比其它地区水平高，如河姆渡文化的木构技术、玉器，马家窑文化精美的彩陶及青铜器，大汶口文化的白陶、蛋壳黑陶、屈家岭文化的城址，红山文化的玉器、神庙等。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才与上述地区相当。但中原新石器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对周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最先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二里头文化的宫殿、墓葬、青铜器、玉器、文字符号说明其时已存在着国家政权、阶级差别，其历史已进入到文明时代。

 

　　中国文明起源多源论与有中心论

　　陈　旭

　　科学出版社   1996年3月

　　第156——163页

　　作者认为传统的文明起源一源论的认识有不当之处，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但亦是有中心的。作者首先例举了文献上所记载的传说时代的史料说明炎黄时代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纺织、冶金、文字已经发明。社会已产生了阶级分化，已经处在向文明历史的迈进阶段。黄帝之后的尧舜时代，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城的建筑已经出现，说明此时中原地区的氏族社会已行将解体，文明历史即将到来。文献记载表明，我国从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历史是以中原为主线的，自古以来的史家也都据此认为中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传统的一元论）。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文化按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划分为六大文化区。其中最为发达的当属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有发达的原始农业和手工业，晚期遗存中都包含有文明起源的因素，由此说明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虽然是多源的，但也有其中心。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条件良好，古文化发展早、水平高。裴李岗文化时期私有观念已经产生。仰韶文化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已相当高，陶器上的刻划符号被认为是文字起源的标志。到了龙山时代，青铜器出现了，阶级也已出现，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城亦出现，文明时代的曙光已在中原大地上呈现出来。随后夏王朝势力强大，享有邦国诸候之尊的地位。中原地区自然成为我国文明历史的中心。

 

　　新石器考古与文明起源研究

　　李绍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8月

　　第124——130页

　　作者认为文明的产生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社会条件：一、社会生产力必须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能够制造出生产所必须的各式工具，尤其能够铸造和使用金属工具。农业和手工业发达，个人所掌握的工具和生产技术足以使个人生产所得除维持个人生存外还有一定的剩余。我国仰韶文化晚期以后的生产力水平已具备了产生社会文明的基础。二、作为社会细胞的父系个体小家庭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条件。它具有以下几点作用：①瓦解了氏族制度存在的基础。②促进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③刺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三、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也是文明产生的重要社会条件。私有制是在氏族公社公有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进入文明社会后通行的普遍的社会经济制度。据我们分析，仰韶文化晚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之间，已产生了私有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被少数人所占有，广大劳动者日益贫困，由此导致阶级对立，进而产生国家，进入文明社会。四、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思想意识的质变，是文明社会产生的社会精神条件。这种变化具有其客观必然性，它促进了各种文明社会必要条件的产生，可以把它看作是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除了社会条件外，我们不应忽视外部条件的影响。文明的产生其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原始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变革。我们考察文明起源时应充分考虑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但亦不能将它作为文明的决定因素来看待。

 

　　中国史前文明的多元发生及其融聚轨迹

　　邓乐群

　　第21——27页

　　本文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古文献材料来论述中国古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轨迹。本文作者提出中国史前文明分发生与发展，具有多元复合的显著特点。早在先夏时代，中国的原始部族文明即经历了星散于全国各地，融聚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然后再辐射于中国各地乃至环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轨迹，至西周时已初步奠定了政治统一、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文明格局。中国文明“一元发生论”与“满天星斗论”虽各有所据，但这两种静态的古史观，均难以解释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成因。所以，本文作者旨在纠正两者的偏差，对中国史前文明的多元发生及其融聚轨迹作一动态的描述。始自炎黄时代的阪泉、涿鹿之战，并延续至商周之际的部族统一战争，在中国史前文明多元发生及其融聚轨迹中，客观上具有的十分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第一，史前部族战争导致的血缘旋涡，造就了华夏族和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第二，史前部族战争导致的政治突变，规范了以中原华夏族政权为正统的历代大统一王朝的发展模式。第三，史前部族战争导致的经济交流，开创了中华民族以农立国的发展道路。第四，史前部族战争导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中华“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的思想文化基础。炎黄至西周，是中国史前文明首次发生突变的重要历史时期。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部族战争，将多元发生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初步纳入了政治统一、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道路。由于远古史迹的湮灭不彰，这一重要的文明时期给人们留下了无数难解的谜团，并导致了“一元发生”论者与“满天星斗”论者的各执一端。因此，本文作者最后强调探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成因，必须广泛采纳各学科的最新成果，并借助去伪存真、取宏用精的研究方法和大文化的学术视野，才有可能拨开重重迷雾，把握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波澜叠起，从多元不断走向一体的历史真谛。

 

　　中华人类文明的独立起源和对外传播

　　刘志一

　　第37——42页

　　本文利用考古学、历史学、古人类学、古植物学、古气候学以及古海洋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探讨中国古人类和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通过多学科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人类与古文明的起源，完全是土生土长形成的，没有外来的决定因素，独立起源于中华大地。中国古人类即蒙古人种，虽然在漫长的形成过程，曾经吸收过少量外来基因，但外来基因不是决定性的血缘主体。中国古文明是以农耕、渔猎文明为主体，以游牧、渔猎文明为辅助的复合型文明，早在距今约一万年前就已开始形成，是世界古文明的第一发祥地。西亚古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古文明、玛雅古文明等的崛起，实质上是中国古文明外传后激发的产物。在论述的过程中，本文作者重点谈到陶器的产生及发展情况，充分肯定了陶器起源于中国，彻底否定了陶器西来说，进而证明了西亚文明中的彩陶文化是从中国彩陶文化传过去的。随着原始农业、制陶术、古文字等原始文明的传入，天文学、历法、造船术、巫术、民间传说与神话等，也同时或先后传入西方。作者最后还提到古埃及的文化与同时代中国古越人的文化相同。古埃及法老陵墓中出土的各种画像与雕像，所展示出来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和现代中国人一模一样，显然是古越人与当地土著混血后的产物。

 

　　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

　　张光直

　　第1——13页

　　本文主要依据考古资料说明中国阶级社会文明起源的程序、动力与特殊的形式。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龙山文化时代晚期中国之政治局面。龙山时代中国的政治景观，可以说那时的平原河谷中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大小古国。通过考古发掘材料分析，这些古国内部有阶级的分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敌对斗争关系。第二、国邑之间的斗争：成者王侯败者贼。从龙山末期开始，国与国之间不断的斗争，造成财富与权力的集中，这是中国古代史发展过程的核心问题。制度性的暴力斗争在考古学上的证据，在龙山文化时期比较普遍地出现，如防御外来武力需要的夯土城墙建筑、暴力斗争中牺牲者的尸体及人牲等。国邑之内上层统治阶级对下层阶级进行经济剥削；国邑之间进行斗争，将敌国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据为己有，国王的权力在一场胜仗之后按比例增加。财富的夺取也是扩大政治权力的手段。第三、国王政治权力的来源。作者认为这是分析、了解古代文明的发展因素的焦点。国王政治权力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点：1、宗法制度。从龙山文化的墓地里墓葬的空间分布形态，可以证明当时已有宗法制度。2、劳动力的增加。在古代社会史进展的研究上，政治权力的增加与财富的增加是相互影响的，政治权力越大，财富越多；财富越多，政治权力也就越大。这里彼此作用的关键，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要特征。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关键就是劳动力的增加，统治者获取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财富，他们的政治权力便越大。增加财富的生产力，不外两条途径：增加劳动力，或改进生产工具与技术。3、巫术与文字。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财富的积累与集中，主要的采取政治的手段达到的。中国古代文明更为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它的里面的政治权力获取和增加上，“巫”这类人物和他们的作业与所代表的宇宙观，要发挥绝大的作用。中国古代的文字的出现也都和政治与巫术有密切的关系。4、巫术与祭祀。从龙山文化和同时代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祭祀遗物的种类和数量都较前期有所增加，且较集中。这说明了巫术与仪式和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5、巫术与美术。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祭器，作为巫师通天地的工具之一，它上面的纹饰也更多地是表现与巫术活动有关动物、鸟类及人兽等图案。在龙山时代已经有了巫性美术集中的倾向，而到了三代则达到了它的集中的高潮。第四、总论：从龙山文化到三代文明考古遗物看王的兴起。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龙山时代初期，现代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上层统治者靠战争、增加劳动力等手段积聚财富，同时不断增加国王的政治权力。国王对巫术的独占，也是不断增加政治权力的一个主要手段。

 

　　文明与国家—中国文明起源理论思考之三

　　曹兵武

　　第3版

　　本文论述了文明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是目前已知社会管理的最高形式，所以，文明起源与国家的形成往往被混为一谈。国家也只是文明演进的一个方面。文明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文化演进的一个特定阶段。国家则是社会的一种特定组织形式，也指一种政府管理方式和政治实体。因此，国家虽然可以被视为文明社会的重要因素，但未必是从一而终的因素，只能是文明化运动较高阶段的产物。国家的发生应当着重从政府形态即社会管理方式的演进来考察。弗雷德从政治系统角度所作的“平等—分化—等级—国家”四阶段划分，以及萨维斯从社会形态角度所作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四阶段划分，是人类学关于国家与社会进化问题的最有影响的新成果。分层社会或者说酋邦与国家社会之间，却很难根据考古材料划出一条断然的界限。龙山时代已经广泛发现暴力机器的考古学证据，比如大量的兵器、城堡、乱葬坑等，但这些东西到底是维护社会内部整合的暴力工具，还是部族间掠夺与战争的工具，还是两者兼而有之，目前尚难以定说，而种种迹象表明，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国家一旦形成，由于它与前此的任何社会机构和组织方式具有完全不同的运作机制，必然要对既有的文明进行重大的改造和整合，这应当暗示了二里头文化走向发达的必然性—如果夏确实是中国历史上首先进入国家社会的文化实体，这一组织优势及其它的文化和环境条件，以及成王败寇的后世历史选择机理，应当就是夏及代夏而起的商和周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成就和价值，为什么被认为是中华早期文化的代名词的原因—国家与文明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华夏民族文化传说的形成。

 

　　文明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中国文明起源理论思考之四

　　曹兵武

　　第3版

　　本文论述了中国文明与民族文化传统形成的关系。华夏民族文化传统虽在秦汉时期集其大成，但其根源、结构以及诸多重要因素与文化特质，则形成于先秦、三代甚至史前。而且，只有在这样一个宏观过程中，文明与国家两大起源问题才具有系统的参照和价值的归宿。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决定性基因乃至它迎答挑战的未来姿势，早已根植于中国文明早期演进过程“村居—城市—国家社会”的三部曲中。

 

　　中国文明起源：一个轮廓性概说——中国文明起源理论思考之五

　　曹兵武

　　第3版

　　本文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整体性的慨括论述。文明社会的形成首先是一场文明化运动，它以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村居生活为起点，经历了城市和国家的阶段性变革，并整合了村居、城市和国家的阶段性变革，并整合了村居、城市和国家三种社会形态的区域性民族文化传统即古典文明体系的形成为最后总结。秦汉时期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则是这场文明化运动的高峰。在这一运动中，文明缔造了村居、城市和国家这三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并持续不断地推动文明化运动的进展。目前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古史传说中夏人的文化，它标志着中原地区在辽阔的中国开始形成绝对的文化优势，并完成了对龙山时代纷纭繁复的各文化因素和区域性文化传统的初步整合和消化，在政治与信仰上确定了华夏族的整体地位，一个综合性的、包容和开放的强大的民族文化传统已初具雏形。代夏而起的商与周继承、巩固和扩大了夏文化的结构体系，特别是西周的分封制度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化与文明史形成的过程和特点

　　石兴邦

　　科学出版社   1998年

　　第44-49页

　　本文就中国文化与文明史的发生、发展和形成史的研究发表了看法。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史，与中国历史地理的发展、特点密切相关。重农型的经济文化，具有封闭性，这是中国国家形成后，农业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因子，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色。中国现在是融56个民族于一炉的独特而庞大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的国家民族形态，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中，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是历史上文化与文明发展形成过程的规律结构，其时代可以追溯至农业文化发展的初期。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降及文明时期各方国部落融合分化的史实，一些民族大体上可以追溯其族属渊源及发展脉络。中国文明发展史最后形成于都邑时代，文明的真正产生以国家出现为标志。中国最早文明国家出现于中原地区，有以下几个人文自然因素所促成：（1）仰韶文化传统诸遗存构成中国史前文化体系发展最典型的一支主导力量；（2）仰韶文化丛体的形成，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环境的优越；（3）中国文明是粟作农业文化的产物，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4）中原处于地理中心，有活跃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中国文明形成的文化结构，是由不同的东西两大文化系统方国部落，激烈融合后形成的。中国文明形成的推动力量是意识形态上的各种措施及祭祀文化活动。解决中国文明的形成，寄希望于城邑时代的考古研究。

 

　　试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形成

　　范　勇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87——98页

　　本文试图从文化适应及文化适应机制来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形成。认为中国文明的产生虽然经济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起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作用却是政治因素。在中国，以农业发生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面貌。农业生产推动了经济的向前发展，社会组织和结构趋向有序化和复杂化，许多文化、社会的成分得到延续，政治因素的作用愈加明显。在这一时期，各个区域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个性，区域文化开始出现，并在文化积累和涵化的过程中，导致了文化中心区域的形成。区域文化的出现和文化中心区域的形成，为政治组织的扩大、政治因素的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石器时代末期，社会开始变得动荡起来，社会结构，组织形态都遇到严峻的挑战。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在整个食物生产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社会剩余产品随之增多，私有观念也开始出现。私有制的萌芽、贫富的分化，对血缘族群的凝聚力起着腐蚀的作用，并对社会结构、社群组织形态产生了政治压力。与此同时，各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增大；文化中心区域的文化扩张呈现出扩大趋势；文化的扩张往往是伴随着取得特定的利益而进行的，比如获得新的食物资源，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开垦新的耕地等。当这些特定利益与周邻的部落社会利益产生矛盾，并为此发生冲突时，暴力便不可避免；冲突的武力解决所具的有效性，又进一步扩大了族群冲突的范围，报复、侮辱与伤害、抢婚等非经济因素都可能引发部落之间的武力冲突，财富聚集当然更是武力冲突的首要目标。长期的部落之间的战争，开辟出通向文明之途，并从中蕴酿出强权意识。私有制的萌芽，强权意识的出现，对社会秩序造成猛烈的振荡，并为政治解决社会矛盾，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作好准备。

 

　　试论中国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推动因素

　　秦小丽,姜宝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74——80页

　　本文从历史文化背景、地理气候因素、经济资源、战争以及宗教礼仪等方面对文明产生的动因及其发展进程进行分析。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用自己劳动的双手及智惠建立起繁荣的氏族社会，并在稳定的定居生活中，开始了最初期对自然的改造过程，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创建劳动，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如农业的发生，家畜的驯养，手工业的产生、扩大、分工协作，冶炼术、文字、城堡的出现以及相应的礼仪等，把最初简单的自然人，发展成为复杂的社会的人，在群居、族居、氏族的组织形式下，孕育、培植着各种文明的因素，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古老文明起源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具有适于人类生存的良好条件。地理气候条件对文化产生直接影响。无论是黄土高原的肥沃，还是沿海地区的富饶，原始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均受惠于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当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及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开始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生活服务的时候，生活和聚居地区经济资源的丰富或贫瘠，将对人类文明的发生与推进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综观世界文明古国的发生与发展，冶金术的产生均对其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许多古国都是在发明冶金术和使用金属工具后才进入文明时代的。金属工具是文明时代到来的直接推动因素之一。作为经济资源主流的矿产资源，其开采和利用，是冶金术发明的前提，矿产资源的有无是客观环境制约或推动人类文明产生的外在条件。黄河流域作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存在着丰富的用于金属冶炼的矿产资源。而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十分发达，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均有丰富的玉石资源。部落间的战争是推动文明产生的因素之一，它毫不留情地打破了氏族社会所谓的平等与民主。从文化传播与交流对人类社会的促进来看，战争带来的这种副作用，无疑是文明产生的直接动因。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所具有的向心力，无形中给了原始人类一种自觉规范自己的具有法则定义的约束，直至文明时代演变为阶级社会政治统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性——论中国文明形成的融合性

　　魏京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12月Z：本文论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性，进而阐述中国文明形成的融合性。作者认为，远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史前文化就存在着南北不同的区别。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原始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丰富、面貌多样、特色鲜明、各有创新、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绚丽多彩的局面，考古学上一般用区、系、类型来论述不同地区史前文化的差异。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大致可分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南和西南地区以及北方地区四个大的区域，概括起来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粟作农业文化区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稻作农业文化区。四个大的区域之间形成三个文化交汇带，一是阴山——辽河交汇带；二是秦岭——淮河交汇带；三是南岭——闽江交汇带。中国史前文化是通过这几个交汇带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群体。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对独立的诸考古学文化到新石器中期各个考古学文化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并相互融合，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到大融合，形成了龙山时代。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代，而中国文明的形成是在中国史前文化大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史前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经历了孕育期、形成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孕育期的主要标志是农业、制陶业、纺织业、建筑业的出现。这一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即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及其同时代的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时间距今10000年到距今5000年左右。形成期的主要标志是城址、青铜器、文字、玉器、宗教及阶级的出现。这一时期包括龙山文化及其同时期的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即所谓的龙山时代。其时间从距今5000年至距今4000年或再晚一些。发展期，其主要标志是统一国家的出现，金属器的普遍使用，标准文字的形成，礼制的最终确立，阶级的最终出现。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期，其时间从距今4000年至距今3000年左右。

 

　　中国史前时代研究的一些认识

　　张忠培

　　第1——5页

　　本文对史前考古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与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发表看法。作者认为文明因素的起源，早于文明社会形成。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是相互碰撞、影响、并进的多元文明。同时诸文化实体的文明因素的起源与成长以及文明社会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又存在相互异趣的现象。应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及其具体表象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有学者主张文明形成的时间在半坡四期文化时期，本文认为这时期已进入文明的门槛，这时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出现制陶制玉制石制铜的专业匠人，劳动分工进一步展开；已进入父权制时代，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家族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聚落和墓地也出现了分化，聚落分化为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墓葬的规模、结构及随葬品的种类、质地、数量等存在巨大差别；宗教和军事的发展，导致神权和王权的形成，同时出现了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的显贵人物，这时期是古国与方国时代。龙山时代的尧舜时期，势力平衡的方国建立了联盟体制，联盟的领袖有方国诸王轮流坐庄。至夏代，方国联盟体制遭到破坏，出现了统一的王国机制；至周代发展成为宗法封建的王国体制。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军事民主制的探讨

　　李之龙

　　三秦出版社2000年9月Z：作者根据考古发现的陶寺墓地、西朱封大墓和良渚文化的有关资料，以及古史传说方面的资料，论述了军事民主制的问题。认为军事民主制是人类社会史前末期的一种民主政治体制。军事民主制并非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反而是一种出与史前，末期的政治体制，更不是什么人类社会由史前转入文明的“必经阶段”。 军事民主制在中国不存在，在尼罗河畔以法老为权力象征的古埃及也不存在。可以肯定，军事民主制的产生在世界上并未具有十分普遍的广泛性。

 

　　资源、神权与文明的兴衰

　　陈　淳

　　第14——19页

　　本文认为文明起源的本质实在于复杂社会中劳力与资源的集中所造成的不平等，使得贵族阶层能将宗教信仰与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强化其权力。良渚与山东龙山文化过于强大的神权政体，有可能成为社会更高层次演进的包袱。复杂程度较低或神权体制尚未过于特化的河南龙山文化反而倒有更大的灵活性促使中原地区的酋邦向国家政体演进。

 

　　如何理解“文明”这个概念

　　林剑鸣

　　第98——101页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外学者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提出了个人对“文明”概念的见解。作者认为：文明既包含物质方面，也包含精神方面，从而可以引申为文采光明，无所不包之义。首先，“文明”具有与“文化”同样的意义，即与“威武”相对而言。其次，它还有“文章而光明”的意思。在古文献中“文明”有时与“文物”通用，而具有“文章器物”之意，有时“文明”就指一定的物质。中国固有的词汇“文明”的含义乃是从“火”引申而来的，人类掌握用火技术是文明的开端，中国古人早已觉察到了这一点。文章最后指出，文明时代应远早于阶级社会之前，它在应与“文化”这一概念相混淆，而应当包括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的成果，前者早在火的发现和有意识的使用之后就出现了。明确了“文明”的正确含义可以确定“文明史”所讨论的范围、对象以及开始的时代。

 

　　浅论文明的起源及其意义

　　李芳凡

　　第51——54页

　　本文从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等几个方面阐明作者对文明的起源及其意义的看法。文章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发展史。劳动、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文明最初产生和发展的三个阶梯。文明即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产生于生产劳动中。文明作为哲学概念，是与野蛮相对立又与其处在统一的矛盾体中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具体说来可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野蛮时代有文明的萌芽和因素，文明时代有野蛮的成份。二、文明时代是历史的范畴，文明和野蛮只有相对意义的区分。三、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文明观。四、文明中隐藏着野蛮的因素，野蛮中也潜藏着文明的成份。作者指出，文明的含义从两个方面分类：一是从文明的内容看，分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二是从文明发展的层次看，分为时代的文明，社会的文明和个人的文明。文章最后指出，文明是发展着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科学的、美好的事物和现象的总和。认识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文明的时代

　　（苏联）弗·米·马松

　　郑之光译

　　早期文明的类型，是在原始时期末期被历史进程推上历史舞台的，它们是一种特殊的划时代的现象，既发生在旧大陆，也发生在新大陆。早期文明外部的物质特征是“城市、宏伟建筑物和文字”的三位一体。古代文明形成过程的社会——经济实质，是阶级社会的形成和国家的建立，但是构成这座大冰山的显著顶峰是这三个标志，它们跟社会中进行着的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有着因果联系，它们三者相互间也有着因果联系。铜器不见得比石器有大得多的效率，而首先是铜器的生产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能保证大批量的生产。不片面重视制作劳动工具所用的材料，而在广阔范围内观察生产力，就可以看出早期文化所固有的作为技术的生产方式之特征的实质性飞跃。首先作为生产力最重要因素的是有劳动能力的人正在急剧增多。农业剩余产品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现象。早期文明的农业一般都要求共同劳动，早期文明的基本中心，其造型艺术和神话，都反映了组织性劳动在农业中具有重大的原则性意义。早期文明的技术的生产方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专业化的手工业，它要求技术协作和组织协作。这些高效率的生产被限制在巨大的王室经济或神庙经济中，在行政机关严格管理下进行。早期文明时代，交通工具也有极大的改善。有轮马车在古代文明的一切中心获得广泛应用，造船业到处在发展。更有重大意义的，是利用文字系统来贮存和传输一切社会机构正常工作所必需的信息。宏伟建筑，其特点是越来越来大的体积和多半是宗教复合体的性质。它需要大规模有组织的劳动，在许多文明的定型阶段，正是在这些建筑上体现了被交换劳动力的剩余产品，所以把早期城市叫做“神庙城市”是不无根据的。传统习惯对新形势的逐渐适应，转变成直接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债务奴隶制在逐渐发展。文明的构成，不仅与人们活动的专业化，而且与阶级对抗的发展，社会财富急剧集中到个别阶层或者个别人手中，无权和压迫的普遍化，都是紧密联系的。对外战争和新土地的开发过程，往往会刺激上层的首领——执政者的专横霸道倾向。物质财富分配权的垄断化，领袖——首领的权力也具有经济的职能。掠夺战俘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军事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使世俗王权能战胜祭司集团的神意。但同时，领袖的职位和职能，甚至其本人都被神化。因此可以说：早期文明的整个时代，或阶段，就是阶级结构的最早阶段。

 

　　略谈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智　纯

　　第70——72页

　　本文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都是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这一规律前进的。当代高度文明的出现，是在原始社会奠基的。“文明”一词早在西周时期，我国《易经》一书中便已出现，在欧洲到十九世纪“文明”一词才被广泛使用。美国民族学家路易斯·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用唯物史观阐述了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把原始社会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历史时期。后来恩格斯又把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与马克思理论结合起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认可了摩尔根把“文字的发明和私有制的出现”作为“文明”开始的标志的论断，形成到目前为止对“文明”涵义的概括认识。本文认为，这里所说的“文明”与“奴隶制”是同一概念的东西，文明是随着奴隶制的开始而开始的。作者还论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经历的五种社会形态及文明的发展历程，并指出“文明”所包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辩证关系。提出人类文明的历史是随着社会进步而发展的，是由一种过了时的文明让给另一种文明的发展史，资产阶级文明让给无产阶级，并由无产阶级把文明火炬接过高举到终点，是时代负予的历史重任。

 

　　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陈星灿

　　第458——461页

　　本文对“文明”一词，从中国文献及先人的论述到恩格斯、摩尔根的论述及英、美学者的论述，排比了这些观点。认为，世界各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并不划一。城市作为文明时代的象征，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具备的。文字一发明和使用也不能单独成为判断一个文明是否诞生的标志，至于复杂的礼仪中心，也并非所有文明都具备，在中国的古代文明中，青铜器的铸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进入文明的时代的显著标志。然而在欧洲，甚至到了铁器时代，人们还过着野蛮人的生活。从考古学上判断，凡具备上述诸因素的大多数，应该说是进入了文明时代，反之，不具备上述诸因素的，或只有某一非主要因素的则肯定不能称之为文明。文明时代的标志不仅是一个质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量的问题。文明诸因素的起源早于文明进代的诞生，探讨文明起源的过程必须弄清两个概念：文明诸因素、文明时代。作者从红山文化的基本情况和考古新发现出发，认为红山文化无论是按世界文明史惯例，还是出现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和社会经济发展及积石冢的随葬品来看，红山文化既不具备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又不能提供给我们阶级分化的实物证据，因此红山文化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从中国文化起源到中国文明起源（提纲）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第100——102页

　　本文是作者于1987年10月在辽宁兴城的一个讲话。作者首先说明了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文明的词义的解释。“文化”是人类创造一切精神的、物质的事物。“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较高水平的（文化）。作者在回顾以往的研究过程（理论——实践——理论）时指出：1979年是转折点，重要起点。区系观点（理论）是其近几十年中国考古学工作成就的总结、概括，又是新的起点。直到1986年正式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为转折点，是新的起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个行动的口号，实质上是把近代考古学上升到新高度、哲学的高度（唯物辩证法）、人民大众化的高度。中国文明起源的机制问题必须从哲学角度予以回答（论证）。

 

　　“文明”源于“野蛮”——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李绍连

　　108——112页

　　作者认为文明是和野蛮相对而言的，“文明”孕育于“野蛮”之中，从“野蛮”发展到“文明”。探索文明的起源实质上就是探明文明诸因素孕育于“野蛮”时代的状况及其分娩的时机。研究文明必须确定什么是文明的标识。尽管文明社会一般都有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的宗教建筑，但要以此作为文明的标识进行学术研究是片面的，探讨文明起源则更不妥。文明本身和文明起源是两个问题，文明与文明标识不可同日而语。而文明要素既起源于野蛮社会也存在于野蛮时代的末期。所谓文明，在史学领域内实质是指原始社会的废墟上建立有国家政权的阶级社会的历史进程。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才是野蛮与文明的分野的标志，才是具有本质意义的特征。接着，作者反驳了中国文明至商代始的观点。认为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的宗教建筑等因素除文字尚处于萌芽状态外，其余早在商代以前即距今约五千年前便产生了。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必须到原始社会后期去探索。再后，作者反对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并再次申论其所认同的文明起源多元论的观点。作者提出中国文明发祥地有四大区域，同时又细分为九个原始文化区，即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黄河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长江下游、珠江下游、珠江上游、北方地区。上述九个文化区处于不同的地域，且各有其独立发展、脉络清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但其年代及其所处社会阶段却大体相同，可以说是平行发展。这九个文化区与中国文明都有密切关系，都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

　　许顺湛

　　第73——77页

　　由于学术界对文明的起源问题存在分歧，因此，作者在文中从文明的概念、古代文明的基本要素和文明时代源头的界限三个问题阐述观点。认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科技文化是文明产生发展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结晶，文明是文化的精华部分，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物质的、精神的及科学技术先进成就的综合体现，它既反映了人类进步的脚步声，又是新时代的象征，所以，在研究古代文明的起源时，一定要考虑到时代的特殊性。作者在谈及古代文明的基本要素时，特选摘了摩尔根、恩格斯及国际、国内考古专家的论点，大致在城市、文字、金属、礼仪性建筑、人口规模、婚姻制度等方面存在着相同和分歧意见，但作者在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关系问题上认为，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不能等同，文明能促使国家的发展，充实国家的内容，国家则能保护文明，强化文明，组织文明的发展。作者认为，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科技文明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生产力发展的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和创造文明三个方面。但从考古学的观点看，又把古代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归纳为科学技术成就、城市、礼仪中心形成和文化艺术四个方面。作者认为文明时代的源头形成，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业化、脑力劳动阶层化和小城堡城市化。这四个方面即是文明起源划界限的标尺，只有达到了这四条，才说明进入了文明时代。

 

　　关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几点看法

　　王德培

　　第24——28页

　　本文以阿兹特克人为例，说明图画文字、巨型殿堂和寺庙的出现不一定是国家产生的标志，而是部落联盟之间的掠夺形成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也正是这种情况。因此，辽宁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及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大型宫殿式建筑不能作为国家产生的标志。作者认为部落联盟只有通过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中间环节才能进入文明社会，只有使农业生产能够经常有保证地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余粮，才可能收容更多的奴隶从事各种非农业生产，本氏族的成员才能有更多的人完全脱离生产从事各种必要的管理工作，形成一个阶级统治集团。而我国在禹平水土之前，是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因而那时也没有出现文明社会。最后，作者运用大量国外民族资料，阐明部落联盟进入文明社会的另一个中间环节--宗教形态。

 

　　在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的讲话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

　　本文是作者于1991年11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的讲话，主要讲了对课题的解释、理解。作者指出：对于“文明起源问题”，这次研讨会不要在“文明”或“文明因素”的概念上转圈子，花费过多的精力，而应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取得一些共识。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其实，“文明起源”的确切含义，恩格斯的书名已经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了，指的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部人类历史的中间分界线不就是这些吗？作为革命导师，19世纪80年代谆谆提醒人们的不就是为了说明，私有制国家都不过是人类历史的、有条件的，一种阶段性理解，并非永恒的真理。恩格斯讲的非常明确，我们不应对其含义有何怀疑，也无须在概念上多花时间推敲。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远在中国考古学这门学科创建初期，就被一些进步学者提出了。郭沫若在1929年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自序》中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而他写这部书的目的则是“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作者还指出：“《起源》的续篇”，确切的讲，却不象证明殷商是奴隶制社会那样容易。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中国考古学者经过几代人的探索才找到开启这道大问题的钥匙。这个占人类近四分之一、有着56个民族的文明古国、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来头，犹如长江、大河、源远流长，怎能像单枝独苗、一语破的、一下子梳理得一清二楚？路的艰难曲折，是始料所不及的。现在已有的，一是阶段性的成果，二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初步规划设想。几个大的转折点，当前的立足点，今天的起跑线，不太遥远的目标也已大致清楚，已初具轮廓，不再是漫无边际了。

 

　　文明起源的“三因素”说质疑

　　彭邦本

　　第54——59页、22页

　　本文对以早期文字符号、青铜器和古城这三种物质因素的出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标志的观点（以下简称“三因素”说）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作者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的初步意见。第一，“三因素”说没有注意区分文明起源与形成这两个社会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文明的起源是指文明诸因素的孕生起源，文明的形成则指文明社会的形成，文明时代的开端。在文明起源的过渡时期，文明的因素虽已孕生发芽，并逐渐发展，但原始的因素仍居主导支配地位，因此，社会的整体性质仍是原始的。而文明的形成则不同，其涵义是指国家的诞生，文明因素已居主导支配地位，决定了社会的文明性质。第二，一般说来，文明时代的基本标志，应是其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三因素”说在逻辑上的一大疏误，就是把早期文字符号、金属器和古城堡这三种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物质条件误认作文明的普遍性特征，从而以之作为文明时代开端的标志。由此，作者认为文明社会形成亦即文明时代开端的一般标志，是社会中地域关系已居主导地位和特殊的公共权力机关的确立。正是这两条的确立宣告国家的诞生，国家的诞生就开启了文明时代的大门。换言之，凡具有此二标志者，必是文明社会；反之，凡文明社会也必然具有这两条标志。

 

　　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

　　牟永抗,吴汝祚

　　543——553页

　　本文通过对水稻、蚕丝和玉器等问题的论述，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世界上已知的原生文明，都孕育于原始农业的发达地区。在较早的新石器时代，各遗址之间的发展水平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按照作物的不同，可划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种稻文化和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种粟文化两大部分。当历史进入到相当于仰韶、大汶口、大溪、马家浜诸文化的时候，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高涨区，不论遗址的分布密度，还是文化内涵及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固然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有关，同时也和栽培作物的内容分不开。而且从侧面证明了东西新石器文化的土著性和文明的原生性。蚕桑的起源与巫术有关，蚕的早期功能可能与蝉相似，曾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丝和丝织品是育蚕的进一步发展，是专业化的产物，是巫师的专门技能之一。丝织品的最初功能类似现代的“哈达”，随后作为书写材料，年代可能早于文字。文字出现时，蚕的本意已被丝和丝织品所取代，未能被文字所记录。丝织服装是蚕桑业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具有礼器的性质。玉器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玉器时代的到来，只有成组玉礼器出现才能成为玉器时代到来的标志。礼制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根本法规，是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玉在制作礼器的原材料中，神化程度最高。成组玉礼器的出现，反映了礼器的多样化和规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这一时期，在聚落形态上已经出现与祭坛复合的墓地及规模宏大的“中心址”。按照祭坛曾兼作显贵者专用墓地这一点推测，完全有可能最早的宗庙也建筑在祭坛之上，而且很可能先有供奉祖先的宗庙，然后再出现以夯土台基为特点的宫殿。我们可从聚落群体内的规模、级差变异中，折射出社会形态正在经历着类似以后城市和乡村那样的变化。龙山时代的提出，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一项成果。它的总体范围，大体和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反映即将形成的多民族的中华大帝国的地域相当。在夏王朝出现时，执玉帛者有万国。这些“国”是与夏王朝同时出现，还是有一些高于氏族制度的复杂社会可能出现在夏王朝建立之前？我们倾向于后者。

 

　　论文明时代和文明起源――兼评商周文明论的传统观点

　　张连会

　　第67——70页

　　本文就文明时代和文明起源及商周文明论的传统观点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所谓文明起源，从空间范畴来说，应该指那些文明因素发生发展过程而言；从时间范畴来说，一般应追溯到野蛮高级阶段。至于如何判断文明社会的形成，即文明的发端，关键在于国家的出现。而商周文明论的传统观点将文明的起源视为文明时代的开端，从而否定了文明形成过程这一历史现象。作者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最迟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因为中国历史发展到黄帝时代显然已进入野蛮高级阶段。当时不仅已经有文明因素发生，而且像城市、青铜器等文明因素相继出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距今4500年左右，这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此时中原一带的彩陶文化已消声灭迹，代之而起的是龙山文化。各种小型的铜器包括炼铜的坩埚残片以及铜渣已有为数不少的发现，早期城堡如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的出现，这些情况说明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各种文明因素就已陆续出现并不断发展。相当于夏王朝出现前夕的齐家文化遗址便有大量的红铜与青铜工具的发现，说明这时人们已经比较普遍使用金属器具从事手工业生产。在生产力得到长期发展的情况下，最终促成了夏王朝的出现。国家的出现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所以说夏朝才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

 

　　文明起源研究随想

　　蒋乐平

　　第36——41页

　　本文对文明起源的有关问题进行论述。认为文明探源中存在着概念含混和考古学在文明研究中的局限性。在我们的文明起源研究中，常使用的“中华文明”、“华夏文明”、“殷商文明”和“三代文明”等概念，经常被当作可以置换的同义词，这在普通意义上是不错的，但在具体的文明起源研究中，则必须明确其特殊含义。中华文明应该理解为中华民族在四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成就的总和；华夏文明指的是汉族前身华夏族所创造的文明，也就是秦汉以前的中国古文明，它包括秦汉以前几千年文化融合的总成就，其中主要指国家文明；殷商文明特指小屯殷墟等地总结出来的国家文明，在考古学上的特征是城市、青铜器、甲骨文字；三代文明强调自夏王朝开始的国家体质在商、周两朝的一贯延续和在文化成就上的直接继承。这些概念一旦明确，有关文明起源的某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主张文明多元时，文明的概念较恰当的是华夏文明。作者认为文明起源的研究应是广义历史学的共同任务，这就要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史前时期所出现的文明现象作定性分析。最后，作者指出文明起源的讨论存在两个主要的困难：理论性的，还是文明概念的确定性及其在考古学资料上的体现问题；资料方面，传说资料帮助澄清了一些上古文化的关系线索，但仅是一种假说，必须有更充实的考古学资料的佐证。

 

　　中国文明起源浅见

　　秋山进午

　　齐鲁书社   1993年11月

　　第104——106页

　　本文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较新成果作为基础，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城的出现可以看作文明的主要因素，龙山文化中期以前在中原地区已经有了环绕城墙的城市及国家，北方地区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也可以追溯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或者龙山文化中期。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也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之一，在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不断有红铜器发现，甚至已经出现了部分青铜器。氏族公共墓地中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和加剧是存在于晚期史前文化中的普遍现象，但是如浙江反山遗址的良渚文化大墓和红山文化的积石墓却十分罕见，墓主是否可能是“王”或者别的显贵值得思考。关于祭祀，在红山文化中已有突出表现，良渚文化出现了祭坛，在其他文化也可见其端倪。不同地区的文化由于生产方式的差别，其社会组织和结构也各具特色，祭祀方法和祭祀用具也必然有所区别。综合起来看，文明社会即青铜时代的城市国家中应有的必备因素，在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已出现，但这些因素并非在一个地方单元发生，而是在不同地区以多元的方式产生。在上述诸文明因素中还没有见到比甲骨文字更早的“文字”，实际上文明社会的形成大概是出现在那些有文字但尚未被发现的某个地方，与良渚文化区和二里头文化区二地相连的这一地区很可能是文明开端的重要地段。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随想

　　陈剩勇

　　第100——105页

　　本文对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国内学者探讨的“文明”，指称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最近五千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相对于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原始社会来说，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无论从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看，都是一个巨大的、具有整体性、革命性的突破变化。随意抽取文明的某一项因素，或把诸如文字、城市、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因素凑合在一起作为标尺来评估衡量某个社会进入“文明”之年代的做法，都难免以偏概全，失之偏颇。以“国家”为文明的标志，在表面上似乎使评估文明起点的标准趋于统一，但学者们对于国家到底处于人类文明演进的那个阶段，也存在深刻的难以调和的分歧。作者认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崛起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只要把审视和考察的透镜集中在夏王朝的崛起进程之上，通过对此历史本相的探索研究，就完全可能揭示出中华文明萌生崛起的历史路径。关于夏王朝的崛起过程、夏朝王族的原居地问题，作者认为夏文化发源于中国东南地区，夏人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崛起于长江下游地区。中国早期国家由氏族（或姓族）组织模式移植衍生而来。在文明崛起之初，亲属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的基本纽带继嗣制度及其从居模式则无疑是构成那时社会内部群体结构的基础。夏朝崛起之前，尧、舜、禹、契等人为首领的姓族集团内部，均盛行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继嗣制。在中华文明史的纵轴上，母系制实际上盛行于从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转变、从酋邦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转型阶段。礼是随着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诞生而出现的，礼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由此可以想见。从某种意义上说，礼、礼制的出现正是中华文明和国家崛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象征。

 

　　关于“文明”的涵义问题

　　孙　淼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年8月Z：本文排比了大陆、台湾关于“文明”一词涵义具有代表性的解释和美、英、德、日、苏及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还例举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关于“文明时代”的论断。并以美国学者张光直的观点为代表，归纳西方学者对将“文明”涵义的看法，指出，西方学者的这些看法，在中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并依据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对“文明”一词的实际使用情况，将“文明”的涵义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指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成就。二是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阶级社会。二者涵义完全不同，产生的原因、过程及时间也各不相同。本文还对中国学者作为文明标志的青铜器、城市、礼仪性建筑、文字的四个要素作了逐一考察，认为：就炼铜技术的性质而言，它属于生产力范畴内的现象，它并不能说明当时社会性质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生产力的出现与社会性质的变化不是同时发生的。不能认为铜器一出现，人类社会的历史马上就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进代”，不能把铜器的出现，作为人类历史进入文明的标志，铜器的出现，并不是社会发展过程的质变，它是一个量变现象。铜器与城、大型房屋建筑、农业等综合在一起，共同作为进入文明的标志，由于同样都属于量变，无论一个，两个或三个，将这些量变现象加起来，还是量变，只有等国家的出现了，才表明质变已经发生了，国家的出现，才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另一方面将铜器、城、国家的出现放在一起，共同作为进入文明的标志，由于这些事物出现时间早晚不一，甚至时间跨度很大，也难以成立。虽然城、礼仪性建筑的大型房层基址与阶级出现密切相关，但并不一定是阶级社会内部或与阶级社会同时出现，阶级社会的许多基本因素都是在原始社会内部成长发展起来的。文字作为进入文明的标志，也缺乏确凿的历史事实依据及有说服力的论证。最后，作者还探讨了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

 

　　简述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贾峨

　　科学出版社   1996年3月

　　第146——149页

　　作者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文明时期是相对于此前的野蛮时期而言的。原始社会的居民在挣脱了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之后，即脱离了人类的野蛮阶段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到出现私有制和国家权力机构的时刻，就是文明时代到来之时。不能用“农业文明”、“原始文明”的概念来解释这种历史发展的进程。文明社会的起源实际上是阶级社会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实际上是东亚大陆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只要搞清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诞生，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就会得到科学得结论。作者认为以现在流行的“城市、文字、冶金术”等文明因素来作为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并不确切。应当首先抓住中国大陆上几个发育良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居民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状况加以研究，个体家庭、私有制是文明的特征，父权家族的出现应是探测文明时代到来的基本和必要的条件。原始社会晚期居民分工状况应当是划分是否进入文明时期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其它因素不能起决定作用。作者还认为凿井术的发明和利用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期的又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它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远离河岸，深入到平原的纵深地带进行生产、生活，使人们摆脱血缘关系的束缚。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变，才使得向地缘政治地转变成为可能。酋邦的形成，促使中原地区众多城邑兴起，并逐渐转化为中央集权的王国，真正的文明随之到来。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有其独立的途径和规律的。

 

　　中国文明起源：理论与实际

　　曹兵武

　　第50——57页

　　作者认为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成为热点之时，对考古学自身的理论方法及对文明起源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作者引用了摩尔根的观点：“文明是文化进化的一个特定阶段，是与蒙昧与野蛮相对应并相衔接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首先，作者认为食物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即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促使定居成为现实。食物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使得不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人也可以存活，这些人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不断复杂，宣告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在距今七、八千年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不少文明的因素已开始出现，社会生活文明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对青铜器、文字和城市这文明三要素，作者认为考古学不但应追寻其有无和形式的演变，更应考察它们怎样出现及怎样影响并改变了人类的行为与思想，最终汇入一种新的生活潮流与人文景观。就塑造与影响人类生活方式这一根本点来讲，较之农业革命而言，所谓三要素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城市、国家与地域性文化传统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三项文化成就和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三个侧面。作者认为，国家只是文明演进的一个方面，是文明化运动较高阶段的产物而已。文明演进的结果绝不是仅仅形成国家了事，国家一但形成，必然要对既有的文明因素、文化结构进行改造与整合。通常有两个途径：其一是建立军队以维持统治，其二是与神勾结进行思想统治。正是国家与文明运动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并在秦汉时期完成了它的总体结构。作者最后总结道：文明社会的形成首先是一场文明化运动，农耕社会的发生、发展为起点，从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制度等多角度探讨“夏”在龙山时代纷芸繁杂、缺乏中心的文化格局中崛起的内在机制和过程，是未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关键之一，也是理解中国早期国家和中国文明特点的重要途径。

 

　　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些思考

　　李仰松

　　第22——25页

　　本文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问题作了一些思考。首先，作者提出“文明”三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市和礼仪建筑不是“文明”初级阶段的标志而是“文明”成熟阶段的标志，接着分析了近年我国“文明起源”问题论著日增的原因。本文作者认为，在历史文献缺乏的条件下，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主要是以地下考古资料为据。特别是我国商代以前的历史，尤以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更为珍贵。本文简单回顾了我国考古工作的历史发展，并选举刻划符号、“龙”遗迹、金属工具、礼仪器皿、阶级分化遗迹、城堡等几点与我国文明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谈了作者个人的意见。作者认为，我国初级文明与文明时代的区别，应结合我国的国情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具体的分析。第一、注意我国生态环境的差异。第二、由初级文明过渡到发达文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要从社会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第三、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文明时代为多中心，其文化发展也不平衡，时间有先后，也有同时代文化间的差异。第四、对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应作具体分析，开展综合研究。虽然初级文明与成熟文明的讨论已有很长时间，但总体上说，学界对中国文明、文化起源多元已取得共识，对中国文明起源因素仍在作进一步的探讨。作者特别提到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对中华文明起源与重建中国史前史研究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最后，本文作者认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应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觅寻解决的线索。“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结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各有特色的，又互相影响的不同文化的族体，通过社会变革，有分化，有融合（更多的是逐渐融合），形成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

 

　　中国先秦文明之路概论

　　武建平

　　第31——40页

　　本文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要素作出归纳，借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之路，认为这是一个融合、扩张的历史过程，与古文献关于五帝的记载大体相符。夏商周三代已进入文明社会，在学界为多数人的共识。构成三代文明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几项：（1）规定财富与权力等级的礼制非常发达；（2）以家族传天下的王位继承法则；（3）神、军、王三权集中于王者一身；（4）建立了国号；（5）逐鹿中原以获正统地位的地缘政治观念；（6）反映礼制的礼器非常发达；（7）贡赋制度的确立；（8）军队、刑罚及行政机构的建立；（9）氏族家族宗族传统浓厚；（10）分封制的形成；（11）文字已经产生并趋成熟用于记录国家事物；（12）城市的兴起；（13）以农业为基础。就中国特色而言，前六项应是中国三代文明的根本要素。礼制和礼器在龙山文明中被赋予更多的社会政治意义（良渚文明则宗教意义更浓），而对文字的改造和城市、青铜器的出现，更表明龙山文明对良渚文明的社会结构也作了很大改造，从对三代文明的贡献看，这无疑是飞跃性的发展，从而成为三代文明的直接源头。文明要素的发展和壮大实际上是通过良渚文明社会上层植入龙山文明和龙山文明社会上层植入夏文明来实现的。中国文明起源的形态是宗教—神权文明（良渚与红山）和礼制—王权文明（龙山—三代），它的发展道路为移植稼接的道路（或者说殖民的道路），具体表现方式为战争和贸易，以及可能的贡赋制度。龙山时代的中国已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文明发展之路即礼制—王权文明。三代则向中原以外的地方扩张礼制—王权文明。有夏一代终究未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它的敌手主要是来自于东方的东夷集团（岳石文化）。有商一代基本完成了将中原礼制王权文明向外扩张到长江黄河流域的历史任务，但还远没有找到一项政治发明将这些地区有效地统治起来。周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历史性课题，这就是分封制的政治发明。先秦文明从生成到壮大的过程是在扩张与融合的辩证发展中走过来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代的上下年限，大体在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的距今5500—4000年间。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进展

　　高　炜

　　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8年4月

　　第414——435页

　　本文是作者于1996年参加海峡两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作者回顾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过程，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认为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形成期；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重心的龙山交互圈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地；中国文明不止一个源头，从原始向文明的过渡基本上是在各区系内分别完成的；公元前3000年，海岱地区和太湖周围率先跨入文明社会，中原至迟在公元前2600年以前，大体相当五帝后期的尧舜时代，也已进入文明社会，中华5000年文明古国绝非虚幻的神话；至公元前二千一二百年，以夏王朝为标志，开始成熟的古典文明时期。并认为陶寺文化包含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从东海之滨到甘青高原广大地域的文化因素，成为集多源于一统的最初华夏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缩影。作者还归纳了各方面的学者讨论的中国文明的特征。如：（1）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1万年以来的传统是以农为本，商贾为末，商业、贸易不发达，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并未促进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商人阶层作用的提升；青铜手工业并不是中国进入文明的动力。（2）内向、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形态决定了在向文明过渡及进入文明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由地域关系取代血缘集团的转变。（3）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形态，决定中国古代都邑是以宗庙、宫室为重心的政治文化中心，是王室和贵族居住与施政的地方，随之古代先民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都集中于此，但市的功能不明显；筑有城墙的古城具有较强烈的军事色彩，或可有防洪意义，而陶寺、二里头、殷墟、周原、沣镐的外围都没有城墙，或许上述都城兴建之初从政治地理形势出发没有筑墙的必要。（4）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现，对古代宗教的作用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自颛顼实行“绝地天通”把宗教变为统治者垄断的工具以来，几千年间没有同王权分庭抗礼的独立宗教，王权高于神权，宗教依附于世俗权力，成为中国古代的传统；如果说牛河梁透露出红山文化强烈的宗教气氛，良渚大墓表现王权与神权并重，那么陶寺文化中宗教成份不明显，与颛顼以后的传统相合，充分表现中原重王权、得礼制，在社会发展上已更前进一步。（5）礼乐制度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的龙山时代，同中国文明的形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制是中国文明固有的特点和组成部分，是中国文明要素之一；宫室、宗庙、陵墓等礼制性建筑和玉器、漆器、特殊陶器构成的前铜礼器以及后来的青铜礼器等文明因素，实质上都是礼的外在物化形式，它们都是按照礼制来表现其社会功能的。礼制的核心是贵族等级名分制度，用以确定尊卑、上下的隶属服从关系，建立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财产的分配原则；至商周逐步发展为维系宗法等级秩序的一整套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礼与刑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是国家职能的重要方面；应该把礼制的形成视为进入国家社会的一项重要标志。（6）邵望平认为大汶口文化陶文，可视为形成中的文字；邹平丁公和良渚文化陶文，是中国方块字的祖型。另外，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方块汉字系统对维系中国文明发展和民族团聚所起到的突出的纽带作用，应给予最充分的重视。（7）张光直将中国文明的特点概括为：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玛雅文明同中国文明相似，应属于一种“连续性”形态，代表西方的两河流域文明则是另一种“破裂性”形态；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不但要使用西方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

 

　　“文明”与“文明时代”

　　段启增

　　第8——14页

　　本文从理论和历史角度探讨“文明”时代的标志和特征等基本问题。“文明”与“文化”一样，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文明，相对于野蛮、愚昧、封闭、落后而言，指人类在经过野蛮阶段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一切积极成果之总和；从狭义上讲，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其自身的不断开化、进步和完善，包括个人或群体为适应内外生存环境应具备的心理素质、智力与技能、修养、气质、品格、仪表、言谈、行为等。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及特征，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文字的发明；金属工具的出现；家庭、私有制的确立；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商业与手工业和农业分离，货币作为媒介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城镇兴起，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宗教的产生，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之一；科学技术、人文学、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兴盛起来，脑力劳动者成为独立的群体。总之，人类在跨入文明时代以后，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对推进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点意见

　　张学海

　　第3版

　　本文认为文明起源研究是要解决文明社会的诞生和文明时代的开端问题，而不是所谓的诸如文字、城市、礼仪性建筑和青铜冶铸等文明诸要素的产生发展过程。国家的诞生应视作文明起源的根本标志。本文提出了国家诞生的标准，即“典型史前聚落群‘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的形成”、“原始城市的产生和城乡分离的形成”。并认为两者具一就是国家。“典型史前聚落群、聚落时空关系演变和城，可作为文明起源研究的切入点与突破口”。本文还就采取有效的田野考古方法以获取文明起源研究的必须资料谈了看法。本文还认为考古学与古史传统相结合能较完整地解决文明起源研究课题。

 

　　文明、中国古文明、周秦汉唐文明

　　黄留珠

　　第11——19页

　　本文首先阐述了“文化”和“文明”的区别。认为“文化”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欧美文献中关于文化的定义便多达160余种，人们多倾向于“文化”的基本构成是文化系统论与文化层次论。前者的三系统论由三个子系统形成：物质文化子系统、制度文化子系统、精神文化子系统。后者的三层次论一曰表层文化、二曰中介文化、三曰深层文化。“文明”是与文化大体相同的一个概念，但更着重于表现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是先进的文化形态。它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然后论述了中国古文明的几个特点：一、中国古文明有着持续不断的堪称完整的文字记录。二、中国古文明的创造是在统一与分裂的交替演进但却以统一为主的环境下完成的。三、中国古文明是在不断的民族大融合与不断的对外来文化吸收兼容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四、中国古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特别多，影响特别大。最后，作者认为在彪炳寰宇、震轹古今的中华文明中，周秦汉唐文明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文明的精髓。有三大意义：一、周秦汉唐文明是中国古文明中具有集大成性或开创性的文明成就。二、周秦汉唐文明因周秦汉唐国力强盛而远播域外，影响最为巨大。三、周秦汉唐文明最能集中体现中国古文明的诸多特色。

 

　　试论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途径

　　乔晓勤

　　第41——46页

　　作者认为要比较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必须进行跨学科（包括自然学科）综合研究，主要可借鉴以下几个学科。一、文化人类学。纳入人类学的考古学其特点在于把考古与民族学、语言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群体的生产生活全貌，而不仅仅停留在文化遗存的类型对比分析阶段上，从而有助于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情况如何，根据什么标准划分文化中心等问题。二、生态学。生态环境的演变带来一万年我国各种经济类型，无一不和不同的考古文化相联系，所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亦要借助生态学。三、体质人类学，通过体质人类学家测量分析石器时代的人骨资料，可以从体质上划分不同的族群的活动区域与各种民族共同迁徙的途径及混血过程等问题。四、数理分析。数理方法将进一步从定量分析入手，解释古代人类社会从事物质生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方式、范围与特性等问题，从一个侧面帮助考古学家进行种种宏观、微观的研究。作者最后重申，对于中华远古文明研究，不单是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事，而应该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途径的探讨

　　王秀娥

　　第57——63页

　　本文认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途径，实际上就是探讨中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由盛到衰，由私有萌芽到阶级分化，乃至到国家产生的几个关键性环节，因而从畜牧业的发展和部落联盟的出现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途径。作者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为四大区域，分别从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阐述其畜牧业的发展。然后，又以墓葬材料反映的社会制度说明氏族血缘纽带日趋松弛，氏族组织的彻底解体。最后，作者认为以农业为主，渔猎、采集和饲养家畜为辅的综合经济乃中国古代文明发生的必经之途，而父系家庭公社是在我国具体历史环境和生产力发展条件下所产生的一条通向古代文明的独特途径。

 

　　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

　　张光直

　　第36——43页

　　本文根据张光直于1994年10月15日在河南郑州西山的一次讲演录音整理成文。张光直认为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一定要从世界全方位来进行研究，仅靠中国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研究的。研究现代人类的起源，中国考古学是世界的考古学不能忽视的一环。在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上，中国拥有很好的环境、潜力。中国文明是从有陶器时代开始能够辩认的。从仰韶文化末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考古学上表现出的一系列的新的变化，主要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产生，这些都跟政治权力、战争、阶级的出现，生存和压迫有具体关系，但是历史上，在科技上，在生产技术上看不出来有很大的变化，这在中国考古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新视野

　　陈　淳

　　第10——12页

　　本文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误区与新的思维角度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中国考古学也限定在历史学范畴内。强调历史学导向的文明起源探索产生两大弊端，一是以史籍为依从，忽略周边文化；二是导致理论上极其薄弱。史前考古学与历史学目标虽然很近，但两者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截然不同，即文明起源探索的思维，应更像科学探索，而不是历史的考证。考古学不能依附于历史学，它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考古学文化分析角度探索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应避免三大误区：考古学文化分析主要作用在断代和判断文化关系，用它来分析国家起源的社会政治演化过程属于方法论的误区；用文化标准及其分布范围界定一个政体的时空分布是国家起源探索的另一误区；以器物分类和对比为主要分析手段的类型学来观察与衡量由社会多元与复杂因素造成的物质现象，是难以揭示文明起源本质的。从考古学上，自酋邦起人类社会渐显文明的迹象。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进入酋邦社会，如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和祭坛等，是社会分化和权力相对集中的体现。而二里头遗址比大汶口和良渚酋邦逊色，青铜器和玉器没有王者风范，宫殿基址不及良渚祭坛规模。由此，中原地区早期文明演化水平远在周边地区之下。文明起源过程中表现出的物质现象，是社会机制复杂化导致的能量积聚不平衡。有理由认为是土地和其他生存资源的短缺促进了社会的凝聚。民族学资料表明，只有当外界压力严峻、资源短缺、生存危机严重时，人们放弃个人自由，以集体力量对付危机。具体表现为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重组。劳动力结构的重组必然导致分配形式的转变。当这种分配机制与资源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时，必然求助于某种社会机制。社会再分配机制的强化是权力形成的基础，这种权力为首领人物创造了机会，从事大型建筑和陵墓的建造，控制和占有奢侈品，并用宗教和意识形态为手段强化权力基础，增强社会凝聚力。目前学术界意识到世界各地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轨迹差异很大，很难用一套普遍适用的模式来解释。应从文明发展的具体实例来了解各种不同文化的演化过程和运转机制。在探索的新视野中，权力的概念日益重要，对关键资源的获取、控制和积累是权力运作的标志。对国家起源的研究，一方面仍要重视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另一方面要关注政体间的权力关系。

 

　　中外文明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水　涛

　　第20——24页

　　本文主要探讨中外文明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提出应将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古代文明的一部分，在研究方法上要破除传统的地域界限，扩大横向比较范围，改进理论建设，建立规范的学术交流机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大力扶持中青年学者，加强学术监督和学术评论，使我们的比较研究真正在方法上有所创新，赶上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作者最后提出，今天的学术发展已经完全纳入了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对古代文明的研究者来说，我们如果不在方法论上有所变化、有所创新，不具有宏观上的全球意识和合作精神，也就很难在未来的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构想

　　王　巍

　　本文首先介绍了开展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研究的意义。接着阐述了该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认为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其年代范围应当放在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时间跨度是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其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应作为考察的重点。同时提出了该课题之下的十二个子课题：1、炎黄时期的文化与社会。2、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3、环境的变迁与文明的演进。4、农业、畜牧业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5、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6、城市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7、战争与文明起源、王权形成的关系。8、宗教信仰的起源、发展及其与文明起源的关系。9、交流与文明。10、中原三代王朝及其文化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11、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12、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赵　辉

　　文物出版社   2000年

　　135——142页

　　该文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要采取历史主义的立场。所谓历史主义的立场，即不但要把中国文明过程看成是一个普遍的进化过程，还应当特别强调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历史过程。只有站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住中国文明的特点和性质。作者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实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头绪的运动过程。各个地方文明的发展此起彼伏、潮涨潮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表现。但它们又非独立的发展，而是和他人结成了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以黄河、长江这个大两河流域为舞台的巨大丛体。对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充满辩证关系的过程的把握，绝非是仅仅通过对城墙、青铜器、文字、阶级等这几项所谓文明要素的发生发展的梳理就能达到的，而必须通过许多个案的研究，搞清楚在每个时期的各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因果关系，最后才能逐层次地总结出什么是中国文明来。这才是我们今天应当采取的立场，也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才能把历史主义的观点转变为历史。作者最后还以良渚文化的兴衰和百川归海――中原文化崛起的原因之一为例作了具体的说明。

 

　　我国原始社会和中国文明的起源

　　臧　嵘

　　25——28页

　　本文就现行中学历史教材中有关中国原始社会及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作了论述。作者认这教材中所举的北京人的发现是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学说的重要证据。如发现大量的石器；对火的使用。在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夏代及其历史已被公认，而近来的考古新发现与史学界的新研究认为我国文明还可以提早到夏以前。如在5000年前就已在辽河流域有辉煌的成就。近来的研究也打破了过去长期所认定的黄河流域为我国唯一文明起源的传统，教材已明确指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我国文明产生的摇篮。我国原始社会先民们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作者概括为纺织；养蚕和丝织；种植粟及高粱、麦子和大豆；陶瓷；青铜器。在文末，作者展望新的考古发现必将使历史教材更加新鲜和丰富。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综述

　　彭光辉

　　7——12页

　　本文是对八十年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状况的综述。关于文明的诸要素问题，夏鼐认为是青铜技术、文字、城市和国家。探讨文明的起源首先应探索文明要素的起源与发展。孙守道、郭大顺认为是农业和水利的发展、城堡城市、文字、阶级和国家。而龙的起源可以说是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高广仁、邵望平认为是原始文学、金属工具和城堡。陈淳认为是工具和用火、艺术的起源、埋葬习俗。翁其银认为是人工制火和图腾崇拜。关于文明起源的条件问题，日知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认为文明起源毫无例外地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陈炯亮认为是新石器使用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生产的出现。走上文明的历史过渡时期前后衔接两种性质根本对立的社会，它的时代特征在于过渡性。杨一民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特定水平，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特征，不仅是文明时代概念得到成立的本质根据，也是文明时代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文明的起源，是以生产力发展到特定水平，并由此直接导致的脑体分工、城乡分离，为其产生的本质根据和真正标志的。关于文明起源的地域和时间问题，夏鼐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和比这更为古老的偃师二里头文化。唐嘉弘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远古和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金景芳认为文明社会是由奴隶社会开始的，中国由原始社会最后向奴隶社会转变，是由夏后启开始的，国家是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分界的标志。李先登中原的夏王朝是中国最初的奴隶制时代。这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初期。佟柱臣认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多中心不平衡发展的，夏王朝是最早出现的国家。黄河中下游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田昌五认为从黄帝到夏朝的建立为奴隶制形成时期，夏以前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到夏禹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宋兆麟认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是家长奴隶制早期阶段，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时则是家长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的过渡。石兴邦认为大汶口文化、半坡—马厂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是私有制和阶级萌发时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是阶级形成和部落方国型的国家雏形出现时期。姚政认为中国文明开始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后期，即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唐兰认为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就迈进了文明的门槛。中国历史应从黄帝开始，有六千年的文明史。王玉哲认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虽已进入文字的萌芽期，但尚无“成文历史”，不能说正式跨入“文明”历史阶段。苏秉琦认为黄河流域只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熔炉作用的中心之一。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文明发祥地“四大区域”说，即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北方文化区。还的学者认为各地文化发展不平衡，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也不是一刀切那样整齐划一的。各地区古文化彼此影响，从而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丁季华强调中国文明起源地不限于中原一个中心。周国兴认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有着同样古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文肃、向一尊、高广仁等认为中国文明是多源的、多根系的。另外，马文认为“文明时代”只是漫长的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阶段，如果认为人类文明仅仅是起源于文明时代，那就是对人类历史的否定。翁其银认为人工制火的成功便是人类文明的起点。文明就是广义的文化，文明发端于新石器时代。综上所述，争论的焦点是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及其两者间相互关系，以及文明几大要素出现的时间问题。

 

　　概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

　　李绍连

　　第3版

　　本文是关于七、八十年代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所作讨论的简要综述。作者认为从七十年代以后，利用考古资料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有关问题的工作逐渐开展起来。七、八十年代中，如佟柱臣、吴汝祚、钟麓、鲁波、于中航等人的论文，主要根据各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资料，探讨我国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问题。后，佟柱臣、严文明、李绍连等的论文及苏秉琦先生强调了史前文化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着多系统多中心的事实，说明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一元论而是多元论的。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学者维护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唯一发祥地的传统观点，如安志敏认为中国文明至迟开始于商代；邹衡认为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国古代进入了文明时代等等。最后作者指出两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其一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统一对“文明”涵义和进入“文明”必备条件的认识。其二，研究文明必须到原始社会末期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去寻找。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讨论综述

　　朱乃诚

　　文物出版社   1992年Z：本文综述了自1957年以来多位考古学家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看法。80年代初期以前先后有三种观点：李济主张商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开始阶段；唐兰认为距今6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文字和奴隶制，是中国文明的开端；夏鼐则认为二里头文化晚期已达到了文明阶段。此外，作者还收集了近年来发表于各种报刊的相关论文的观点，以及1989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会上学者们的一些意见，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认为中国文明形成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安志敏、蔡凤书、邹衡、杨锡璋、佟柱臣、孙淼、张之恒等；二是认为中国文明形成于龙山文化时期，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安金槐、方酉生、赵芝全、李先登、孙广清、高炜、曹桂岑、曲英杰、邵望平、谢端琚、石兴邦、田昌五、郑辉等；三是将中华文明的起点提前至距今5000年前，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苏秉琦、吴汝祚、孙守道、郭大顺等。本文还介绍了讨论中涉及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是关于文明时代的标志问题，收集了夏鼐、田昌五、许顺湛、童恩正、徐萍芳等先生的见解；二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问题，收集了高炜、刘观民、任式楠、牟永抗、吴汝祚等先生的见解；三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收集了主多元论者如夏鼐、苏秉琦、方酉生、孙广清、李绍连、高广仁和主中原一元论者如安志敏、唐嘉弘、李先登等先生的见解。

 

　　关于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王震中

　　第2——6页

　　本文指出目前国内外较普遍地把铜器、文字、城市等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来探讨文明的起源这一学术观点的缺陷，认为这些文明的标志或要素，只是说明文明社会到来的一些社会现象，应该在这些具体的文化形式之外的抽象层次上确立一个既能反映文明社会结构特征的共同标志，而又允许这种统一的共同标志在不同的生态地理和社会环境中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化表现或物化形式。提出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对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起源机制方面的研究及对强制性公共权力机构、王权的产生和形成的研究是目前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两个薄弱环节。随着考古发现和考古材料的积累，系统地阐释古代人们的活动和环境的物质遗留物，既是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工作者的任务，也是文明起源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中国文明起源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徐苹芳

　　第21——27页

　　本文从中国文化的来源说起，认为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独立的原生文化，批驳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并回顾总结了中国文明起源考古学的研究，认为1983年夏鼎正式提出中国文明起源考古学研究这一课题。此后，苏秉琦又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并于1989年倡导考古学界应以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为重点课题，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正式在中国考古学界兴起。作者特别指出1989年9月和1991年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的重要意义，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的研究，在一些基本概念方面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并评述了石兴邦、张忠培、严文明、邹衡、高炜、邵望平、张光直诸学者所发表的观点。最后作者提出中国文明起源考古学研究中应注意的几点：一、应有计划地选择不同类型的龙山时代的中国早期城市遗址作全面的考古发掘，以取得更为详尽的考古资料。二、根据已发现的成片的“都”、“邑”、“聚”遗址的迹象，作深入的调查发掘，比较其形态不同和彼此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了解中国早期文明社会“方国”、“邦国”，以及“都”与“野”的重要的资料。三、要研究一种文化类型在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中的全过程。四、中国史前考古学在田野考古方面应密切注意各种迹象，收集各种脱离了考古现场而转瞬即逝的古代人类遗留的痕迹，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获取更多的古代信息。

 

　　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

　　第90——95页

　　本文就90年代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状况进行考察分析，并对一些关于概念问题的讨论加以评论。（一）文明的概念和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多数研究者赞同恩格斯的看法，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亦即建立了国家这一政治实体。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是指早期国家的产生。早期国家是近年来提出的概念，其涵义尚待充实和明确。关于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第一种意见认为是城邑、青铜器、文字和礼器的出现；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有了一个用强制手段来管理与组织一定地域内人群的权力和机构（即靠暴力支持的政府）。第三种意见则兼有上述两种看法，认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的确立，以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以及文字系统、青铜铸造和玉雕业, 的兴, 盛等。一些研究者将国家的产生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认为铜器、城、文字等文明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进入国家阶段，但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质变点，不易掌握。（二）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第一种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强调黄河流域首先进入文明时代。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约在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进入文明时代。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距今5000年或5000年以前即已进入文明时代。当时主要的特征是，王权、神权在社会中居同等地位，出现将两权集于一身的人物。（三）对龙山时代的认识。龙山时代的众多城址、大型墓葬及小件青铜器、单个文字、玉器等实物，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生产技术进步、社会成员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生产技术进步、社会成员贫富分化、战争不断、社会分层等级日益严重等现象，表明当时的社会形态与龙山时代之前的那种以“平等景象”为特征的社会形态，是格格不入的。它大概正经历着中国文明时代诞生之前的社会急剧动荡、分化改组的时期，将这时期作为文明形成期应是点明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四）关于早期文明、早期国家等术语的讨论。早期文明实际上指尚未进入文明时代或国家产生之前的社会。早期国家则大都指夏王朝诞生以前的社会，并被认为是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一种社会形态。

 

　　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李学勤

　　第3——5页

　　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商文化的文化序列之确立过程，认为处于这一序列中的一些与夏商都邑有关的遗址对了解夏商文明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还高度概括了作为文明标志的城市、文字和金属冶炼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状况，认为“中国文明的肇始要比一些人设想的更早”。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扩大了中国古代文明在空间上的广度，受“华夷”思维影响产生的中原文明中心论，已被苏秉琦先生创立的区系类型说所取代。本文还列举了夏商周时期周边地区的发达文明。本文最后提出：对70年代以来发现的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帛书的研究必能“将中国古代文明顶峰的辉煌进一步昭示于世界”。

 

　　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回顾与思考

　　缪雅娟

　　第4——11页

　　本文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世界性的大课题，长期以来倍受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关注。20世纪的研究为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奠定了基础。本文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将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代表了中国文明起源探索从初始到深入的全过程。本文还探讨了中国文明较世界文明的共性与个性。认为礼制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血缘集团的长期存在并在文明形成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本质区别，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五千年连绵不断的重要原因。夏商周三代国家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宗教国家。本文还评述了学术界对原始社会末期夏部族崛起原因的研究状况。并用恩格斯“两种生产”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论断解释了这一现象。认为：在大洪水时期，夏部族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较其他部族领先一步；在“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血亲关系向阶级关系转变时，夏部族又领先了一步”。这是夏部族能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

　　吴恩裕

　　第3——18页

　　本文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利用考古资料，结合古史传说，论述了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本文从夏代与黑陶文化末期在年代上相当、夏人活动地域与黑陶文化分布地域相符及黑陶文化的黑皮红胎陶与文献所载夏人尚黑、禹做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相合等方面论证了“夏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末期黑陶文化”。并认为夏人的主要生产工具是石器。夏代以家庭集体劳动的个体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部门。夏代还有畜牧业、渔猎业。个体经济和交换的发展使夏代的私有制不断壮大，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原始公社制逐渐解体，奴隶占有制日渐形成。本文还认为夏人仍处于石器时代，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他们仍徘徊于国家的门槛之外。文献所传禹传位给启的世袭制的确立，不是国家产生的标志。文献记载不能说明夏代已经“按地域划分国民”和“驾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产生。而生产力较夏人进步的商人在灭夏前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有了发达的个体农业经济。汤伐夏前已是部落联盟首长了。他领导的伐夏战争把战俘变为奴隶，奴隶数量的大增使奴隶、奴隶主两大对立阶级形成。阶级矛盾的发展促使“和大众分离的社会强制力”产生。灭夏后，商人是按地域而非氏族来统治国民。商汤建立的国家是奴隶占有制国家，巫、卜、尹这些僧侣阶层辅佐商王进行神权统治。

 

　　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

　　佟柱臣

　　第29——33页

　　本文认为处于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区域之内的二里头一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年代上相当于夏代，应是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二里头一期文化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二、三期文化的联系，应是夏文化的特点。夏代晚期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属于红铜时代。夏代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可能出现了井田，产生了贡赋。王湾三期的灰坑葬反映了社会的分裂、阶级的产生。文献中的夏王就是大奴隶主。本文还依据文献论证了夏代已按地域来划分国民、设立有公共权利机构，进而说明夏已是奴隶制国家。本文认为二里头遗址三期是西亳，并用二里头三期的考古资料论述了商代的手工业、商业及阶级对立情况，还引用文献说明了早商按地域划分国民及公共权利的设立情况。总之，本文认为在“仰韶文化时期还未形成国家，只有到了龙山文化及其以后，才出现了夏代奴隶制国家”。

 

　　夏代是中国国家的起源

　　赵希鼎

　　第75——82页

　　本文认为夏代纪年应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历时约5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和洛阳王湾出土的文物属于夏代文化。在中国，氏族制度解体与国家起源是从夏代开始的。夏代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作者认为夏代已经有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氏族内部的交换关系也已形成，当时可能还有了井田。夏代初期属于红铜时代，晚期进入青铜时代。夏代较前发展的生产力是阶级和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本文还认为以武勇著称的夏族对邻近氏族集团的掠夺战争是阶级分化加剧、私有制深化及占有巨额财富的显赫大家族出现的催化剂。“夏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度从根本上破坏了氏族公社的民主传统制度，它是国家正式形成的主要标志。世袭制与禅让制的长期斗争，反映了新旧势力的斗争，实质上也是确立阶级压迫制度和摧毁原始民主传统的斗争。国家的建立促进了奴隶制度的发展。奴隶主贵族禹的家族为巩固其特权地位，把氏族组织转化为暴力工具——国家机关，对广大平民、奴隶实行专政。本文还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从按地域区分国民和公共权力的产生两个方面考察了夏代国家。认为“夏代已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启示的各种条件，显示出国家起源的图景”。

 

　　论华夏族的形成

　　谢维扬

　　第116——125页

　　作者从“华夏”这一名称的由来谈起，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华夏族形成问题的看法。文章指出，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应该有一个使它的成员都自觉处于其中的共同实体。而我国原始社会中作为后来华夏族祖先的那些部落，在当时还没有结成一个单一的共同体，因此可以断定华夏族不是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由于国家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文明民族。同夏代国家相联系的文明民族应该是最初的华夏族。华夏族的共同语言，共同民族心理素质，共同文化和共同地域的存在，证明它作为一个单一民族，是自夏代以来就客观存在的。文章还指出，虽然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居民的成分由于剧烈的民族同化和融合过程而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它的主干没有变。

 

　　试论我国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

　　王震中

　　第145——158页

　　本文通过对中国最早国家形成途径及其特色的分析，并与希腊雅典城邦制加以比较研究，探讨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认为中国从夏禹后期开始，中原地区已打破原有的氏族部落界线而形成早期华夏族。在夏王室直接统治的范围内，宗族与家族已代替氏族组织，原始血缘关系虽浓厚地被保留下来，但与氏族社会有本质的区别——加进了等级与富贵等因素，形成了宗法统治。夏王室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军队、监狱及刑法和赋税制度。据此，中国自禹后期起已进入阶级社会的国家时代。最初国家是社会经济、政治及族共同体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我国古代和古希腊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出现不同的经济类型和不同的经济、政治结构，致使二者氏族社会解体的途径不同，故形成的国家在政体、兵制、法制、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及社会其他生活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我国中原地区最早国家的形成特点是：在氏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中，又经过频繁的部落战争及公共治水工程，通过地缘性的部落联盟转化而成。文章最后指出，就上古世界而言，希腊城邦是在比较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几大文明古国基本上都是由铜器时代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奴隶制国家，也基本上全是以农业立国。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中原地区夏王国的产生道路，更具普遍意义和一般性。

 

　　关于华夏族形成的几个问题

　　沈长云

　　第81——86页

　　本文采取了将民族学与历史学有机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与我国古代历史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的方法，对我国古代民族为什么称作华夏、华夏民族形成的途径、时间和标志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作者认为：一、至少在盘庚以前，中国土地上林立的民族部落还没有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周族利用了夏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其他部族的征服和在分封制基础上与各族的长期混居和融合，从而造就了华夏民族的基础。二、我国历史上导致不同部落人们混居的决定性步骤，是与周初的征服和封建联系在一起的。三、春秋战国之际的华夏已不再具有狭隘的血缘集团的含义，而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华夏部族和中原地区其他古老部族共同融铸成华夏民族。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

　　林　沄

　　第1——12页

　　本文指出随着田野考古的迅速发展，先秦文献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不断获得的更大量、更确切的新资料，需要提出新的模式才能完满解释。文章描绘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式，通过阐明对几个问题的基本观点，提供了一种供考虑和验证的模式。作者认为：一、国和邑不是同义词。国的原始意义有强调地域的方面，邑概念的核心是人口的聚居。邑先于国出现，国是在已经存在众多邑的背景上形成的。古人重视国都将其作为国的代表，且都可统称为邑，使国与邑发生语义上的联系。国界的观念与古已有之的邑界观念不同，但又有继承发展的一面，古人把国称为邑，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二、国不可能由单独的邑演进而成，而应该是分别源于一个个邑群。邑群中心大邑为都，其他邑则成为该邑的鄙。国的居民在血统上是多源的，不能简单地把都对于邑的统属关系的本质归于都有先君的宗庙，甚至虚妄地构想中国古代有所谓的“宗法制的血统国家”。将都鄙群联系在一起、维持相对稳定性的力量，在于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及统一组织各邑的武力。三、由一个都鄙群构成的最简单的国，由中心大邑及其四周的郊、郊外的野构成。一个都鄙群构成的国发展到多个都鄙群构成的国，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自然衍殖，一是武力吞并。多个都鄙群构成的国起初是相当不稳定的复合体，存在着分化的倾向，其结构实际上是“国中有国”，随时可以分化出独立的国。四、国本身的发展和国的相互联合是同时并进的平行现象，传统文献中把国与国的联合体表述为王（天子）与各级诸侯的关系。联合体中王（天子）与诸侯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管多么不平等，都是国际关系而非国内关系。诸侯制代表的国与国的联合体虽然表现出一种使分散各国趋向一体的倾向，但这种趋向和小国发展为大国的趋势是根本不同的。这种联合体的发展制约了中央集权大国的发展。作者在余论中指出，虚构中国自夏代以来就有东方式的中央集权大国，当作为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并从这种观念来理解先秦文献史料及考古资料，是不科学、不客观的。

 

　　从考古资料论中原国家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

　　杜正胜

　　第1——81页

　　本文根据先秦历史发展大势，结合考古成果，从城墙、宫室和墓葬礼器三方面分析探讨了三、四千年前中国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上中游一带国家的起源问题。认为，中国古代，至少黄淮流域，大抵凡国皆有城。城墙是资源集中与人力组织的表征，城内的宫室可以作为行政发展的指标，城内外散布着的墓葬、随葬礼器不论贵贱或数量的多寡，都与宫室遗址规模的大小一样，显示出身份阶级的差别意义。这些都是构成“国家”的要素。作者排比了王城岗、平粮台和城子崖三处古城遗址的规模与年代，以这三城当作城邑萌芽期的标本。尸乡沟古城和郑州商城显示中原国家机构长足发展的状态。作者还从考古学所见宫室基址的基本格局、考古遗址的宫室群特色、庙堂与中庭的政治意义等方面论述了宫室基址所反映的早期国家形态。从礼器的诞生，玉、铜礼器的转变论述了早期国家的发展，以呈子二期和陶寺的礼器作为中原礼器发展的早期阶段，认为三代礼器最主要的是玉器和青铜器，玉器之兴尤在先。随着国家机构之发展，玉与青铜作为礼器之主流地位产生变化，终至被取而代之。这种交替起伏似也是检验早期国家发展的一项指标。作者还从出土的大量兵器，论述武士贵族阶级出现的可能性，认为由于国家机构的兴起，维护这个机构的人群也会应运而生，他们成为专以征服和统治为职务而靠人供养的阶级，陶寺墓地始见端倪，之后随着出土兵器和车马器的墓葬逐渐普遍，最晚在二里头三期或稍前，武士贵族阶级与宫室群之发展和城垣之扩张并行。大体上到二里头三期，中原国家机构已发展得相当复杂完备，但它的先行情况待考古工作来充实，暂时将中原国家的萌芽划在典型龙山文化的前段，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与战争有着密切关系。早期国家的青铜工业是政治性的，不具有商品的意义，而且青铜也没有用在农业生产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最后作者指出，讨论国家之起源与发展，只能从社会史上疏通大势，不可轻易作历史地理学的考订。

 

　　略论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讨

　　潘丛林

　　第50——52页

　　作者在评述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争鸣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对国家起于“夏代说”、“商朝说”、“少昊、黄帝说”和“龙山文化时代说”均表示质疑。认为，“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公共权力的设立”、“文字产生”和“城墙出现”可以列为国家形成的四大标志。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可当作公式来套。另外作者评述了国家起源“过渡时期”问题，指出应当注意对过渡时期新旧质交叉现象的估价，另外，要阐述过渡时期的共性和个性，特别是个性。作者介绍了“古代东方型的早熟说”，马克思把希腊文明比喻成“正常的儿童”，把古代东方文明比喻为“早熟的儿童”。“古典式的典型奴隶制社会说”，此说认为“仅从殷代大量奴隶存在，并被投入各种社会生产领域这一事实看，殷商应是典型的奴隶社会，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的途径大致相同。“家族奴隶制——宗族奴隶制说”，认为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和较它为晚的古典古代奴隶制，都是伴随着父系大家族的出现而出现的，所以在初都是家族奴隶制。后来发展为宗族奴隶制。而欧洲则是发展为劳动奴隶制。

 

　　中国职官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

　　俞鹿年

　　第55——59页

　　作者梳理了文献资料，探讨了中国古代职官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同国家形成的关系。他认为氏族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氏族首领与部落酋长都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公仆，常以图腾为氏号或以所擅长的生产技能为官称，这也是最早的职官；阶级分化以后又有巫史之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发展为部落联盟，前期联盟各部落地位平等，后期阶级分化加深，部落联盟议事会蜕变为贵族议事机关，大酋长有了主宰联盟的权力，也有了从属的专职官员。到了夏王朝的建立，军队、监狱等统治工具都已出现，国家就从原始社会中脱胎而出了，王朝职官也随之大体形成。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