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的不足，尤其是补载了一些北方的高僧，昙曜即录于此传。此传记载到麟德年间为止。
⑤《宋高僧传》(宋·赞宁著)：主要记唐、五代高僧，宋僧很少。
北宋晚期到南宋，就不著高僧传而多著传灯录。以后的《明高僧传》主要记元到明初高僧，但内容贫乏。
著高僧传的和尚多为大师，他们根据当时流行的派系选择高僧作传，因此，我们应以佛教史眼光来看这类著述。看以上佛教书笈时，有关名辞、事迹可翻检佛教著述的工具书，工具书有两种：
① 类书性质的
《法苑珠林》(唐·道宣著)：初唐主要类书。对了解唐以前佛教的情况有帮助，如对弥勒的来源、事迹感应等都有记载。
《释氏六帖》(五代·义楚著)：对唐以后一些掌故有记载。此书中国已佚，日本尚有刻本。因模仿《白氏六贴》的作法，所以叫《释氏六贴》。四字一句，为了容易记忆。
《释氏要览》(宋·道诚著)：是一部佛教辞典性质的书。
② 音义性质的
音义是当佛经翻译时，某些词用汉语音译，其意义则由音义书注释。音义书始由译经大师门徒著，后则为大师自己著。
《一切经音义》(唐·玄应著)：廿五卷。
《一切经音义》 (唐·慧琳著)：一百卷。包括玄应所著的音义在内。
《续一切音义》(辽·希麟著)
《翻译名义集》(宋·法云著)；有单刻本。它不以经为单位而以类为单位。其刻本以《四部丛刊》所集最好。
近人所著的佛经工具书，只可备查，不可引用。日本人织田信能和望月信亨所著《佛教大辞典》较好，另外《密教大辞典》对唐以来的密教了解很有用。关于唐以来的密宗图象可参看《大正藏》图象部(共十二卷)。
每看一本经应作笔记，并整理提要。大部头经看完后可开小型汇报会。每个系统佛经著述和有关经录、僧传看完后，应作论文。（所谓系统，约指四方面：㈠以一个大师为单位。㈡以传承为单位。㈢以时代为单位。㈣以地点为单位。）
做笔记和论文，可参阅汤用彤先生和吕澂先生的文章。
从西北现存石窟寺看，在喇嘛教盛时，多少都受到它的一些影响。
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流行于西藏，为藏族佛教，正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原而成为汉族佛教一样，佛教传入西藏即与西藏原始信仰“本波”结合成为喇嘛教。
蒙古入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喇嘛教，译了些经，搜集在《弘法藏》内(此经现无存)，后管主八又据此复刻在《碛砂藏》内。后来清修《龙藏》时，又增收一些。
汉文喇嘛经典很少，要深入研究，还需看藏文藏经《甘珠尔》、《丹珠尔》。
关于喇嘛教的参考书，有法尊的《西藏政教史》和吕澂的《西藏佛教原论》等。法尊为汉族和尚，曾在拉萨学习，其书是直接参阅藏文著述写的。该书偏重在藏史方面。吕澂所著内容上重于佛史，该书除直接参照藏文材料外，还参阅了西方的研究成果。
2、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是指莫高窟藏经洞的遗书，这是莫高窟的特藏，是研究莫高窟的宝贵资料。可惜精华被盗窃运外国。最近科学院所编《敦煌遗书总目录》，其中包括斯坦因、伯希和及陈垣的《敦煌劫余录》等廿多家的目录，基本上搜集了遗书的全部。目前在世界上有关敦煌经文的目录，它是最完备的。
藏书中以佛教著述最多，若加以整理，可看出佛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如《十二因缘经》为北魏左右所独有，隋以后就不抄了，《父母恩重经》是伪经，五代以后才有等等。
佛经外与佛经关系最密切的是佛经变文。它是寺院僧人向庶人宣传佛经而写的佛经通俗本。把它整理、排列，可了解当时世俗，首先是敦煌世俗信佛情况。
寺院文书在藏书中有很多，是莫高窟的史料，从中可看出当时莫高窟寺院的规模和世俗的关系，以及佛教派系等情况。若将它与石窟内容、题记等联系研究，还可发现更多的问题。石窟前面寺院的复原，这些文书更是极宝贵的资料。
藏书中还有莫高窟附近村社的记录。其价值不下于寺院文书。通过这些记录，对当时佛教在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能更具体地了解。如它记载了莫高乡附近有哪些社，这些社与莫高窟有什么关系，莫高乡的范围有多大等等，用这些资料，可了解寺院与民间的关系。至于为什么寺院有这样多的民情记载的文件，还可深入研究。
藏书中还有敦煌的史地资料。其中较著名的为《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图经》、《西州志》、《敦煌录》、《寿昌地境》等（寿昌指今敦煌西南南湖地区）。这些书互有重复增减。这类地志书往往具有地方百科全书的性质，诸如疆域、渠道、人情、风俗、出产、耕地面积、民族、人口……等，都有记录。是研究当时敦煌的第一手材料。
遗书中还有许多儒家道家的书笈，这对了解敦煌的全貌很有帮助。但为什么寺院藏这些非佛教的书，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上述藏书多具尾题，这些尾题很重要，可帮助了解该书写的时间、地点、写经人等。从中还可知道有些经是从外地传来，甚至有远自南方、中原、北方、四川等地的。藏经中有些大规模写经(10卷、100卷)其尾题更重要。北魏东阳王的发现，就是首先在北魏写经的尾题中找出的。
藏书中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遗书，以吐蕃文最多。其中少数为经典，大部为文书，还有历史记载、敦煌事迹的记载等。此一部分大部被斯坦因、伯希和所窃走。
（四）石窟寺研究成果的知识；
1、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
佛教石窟寺以我国保存的为最多，也最有系统。它广布在我国西部、北部和中原地区。南方较少，现仅知四川、云南和江浙一带存有少量窟龛。窟龛的开凿时间，大约从南北朝起一直到明代。这些窟龛，大体上说，西部多塑绘，北方、中原和南方多雕刻。雕刻较塑绘易于保存，但我国西部气候干燥，塑绘也保存了不少。
这些窟龛雕塑，为我国历代人民所喜爱。窟龛中往往附有石刻和墨书的铭记，所以又为我国历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所注意，特别自宋以来金石学兴起以后，许多金石学家对石窟铭记的蒐集曾不遗余力。所以，在我国石窟寺的研究工作，即从注意和蒐集研究石窟的铭记开始。
洛阳龙门石窟的铭记，宋朝人就开始著录了。响堂被注意的时间也较早。最早记录大同云冈的有名文人是清初的朱彝尊。全祖望记录了晋南的窟龛，袁枚记录了安西榆林窟，徐松记录了敦煌莫高窟和新疆的石窟。自清道光以后，许多石窟的石刻铭记，成为金石学家增加墨拓数量的重要门类，龙门、响堂山处在中原，可以不论，即是莫高窟的石刻拓画也在这时被罗致到北京了。光绪末年，缪荃荪艺风堂所收的窟龛墨拓为最多，叶昌炽并从所藏的窟龛拓片中，进而研究历代造象题材的变化，开凿窟龛的人事组织，以及其他零碎佛教石刻的内容等等。他的研究成果都收在《语石》中。
民国以来，顾观光等人调查中原窟龛，徐森玉等人调查山西窟龛，叶恭绰、陈垣等人调查云冈石窟，标志着我们的石窟寺研究工作进入了实地调查阶段，特别是后者并撰述了有关云冈石窟历史的研究论文——陈垣：《记武州山石窟》，这篇论文在蒐集资料上和文中的许多论点，一直对以后中外云冈石窟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继此而后的有陈万里调查泾川南石窟寺和敦煌莫高窟，向达调查南京摄山石刻， 百益调查龙门石窟，膝固调查安阳宝山石窟和北平研究院考古组调查响堂山石窟，上述这些工作不仅蒐集了各窟龛的铭记、探讨了各窟龛的历史，并进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文字记录。有的还作了些摄影和实测记录。其中北平研究院在响堂的工作较为全面，他们的组织除了一般调查人员之外，还另设了墨拓和实测佛象两部分。
抗战时期，我们的石窟调查的范围愈来愈扩大了。南到云南剑川，西到新疆中部，都有我们窟龛调查工作者的足迹。四川和甘肃两省的许多重要石窟都是这时被发现或被重视的。马衡等人调查大足，向达等人调查河西石窟(包括酒泉文殊山、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和冯国瑞调查天水麦积崖，都是其中的重要事迹，并都著有专著。画家张大千谢稚柳等一行在敦煌一带也作了一些工作，莫高窟的初步排年应是他们的重要收获。此外，画家韩乐然等人在新疆也有一些新的发现。
全国解放以后，石窟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呈现空前未有的蓬勃现象，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都有许多新的石窟被发现，其中较重要的有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泾阳北石窟寺、青海永靖炳灵寺石窟、河南郏县石窟、陕西延安石窟等。在石窟寺的研究方面，已从蒐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