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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题

2018-04-24 15:18:39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不管某家建窟也好,“社邑”建窟也好,它都说明这时期石窟的俗人性质越来越增加,越来越接近近代寺院的情况了。这种情况,内地大体上也是如此。


  (作者:宿白,著名考古学家、北大教授,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

  一、索靖题壁问题:
 
  索靖遗迹是有关敦煌石窟最早的一件事情。
 
  索靖是西晋时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莫高窟记》见于156窟前室北壁,时间是晚唐。在《莫高窟记》以前,未看到敦煌洞窟与索靖有关系。《莫高窟记》现已不清,幸好有藏经洞发现的抄本。这一抄本已被伯希和盗走,他编号为3720。抄本还有纪年,时间是“咸通六月正月  日”。经卷与同窟上的《莫高窟记》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它可能是根据洞窟上《莫高窟记》抄下来的。但也可能是该记的底本。
 
  原存于332窟的圣历元年《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是现知记录敦煌石窟历史的最早的资料,它比咸通早180年,其中没有谈到索靖的事。比它早180年的人都不知道有索靖题壁的事,后来的人又怎么知道索靖的事?
 
  《莫高窟记》本文也有些矛盾。”……枷兰之起,肇于二僧,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巖  寺”。索靖死于西晋太安末年,比乐僔建元二年要早六十多年,莫高窟记为什么反把他记录在乐僔之后呢?若比乐僔早,为什么说伽蓝之起“肇于二僧”呢?这说明写《莫高窟记》的人不是对年代不清,就是对索靖之事有怀疑。我认为他不是时间不清,而是对索靖之事抱怀疑态度。
 
  在藏经洞还发现有《沙州图经》。时间是五代汉乾佑二年。上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莫高窟“永和八年癸丑岁创建窟”。又提出了一个创建的年头,提出这个年号的,现在所知只此一书。对于这一记载,我们亦应以对待索靖事一样,持怀疑态度,因为你很难说它比其早将近二百五十年的圣历元年碑还确实。
 
  以上二个记载,一是最早建寺的记录,一是最早开窟的记录,这两个记录都不足为证。但是,这两个记载都出现在晚唐五代。为什么这时候要把莫高窟的历史尽量提早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二、从乐僔法良所联想到的问题
 
  有关乐僔、法良的最早记载,见于《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原话是:“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当(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法良没有具体年代,但他比乐僔要晚。下面接着说建平公东阳王的事,可见法良又早于建平公、东阳王。这里提到法良“从东届此”。
 
  乐僔西游,见于上述的《莫高窟记》:“秦建元中,有沙门乐僔,杖锡西游至此”。《莫高窟记》的根据,大约是乐僔碑,这个碑现在不存,徐松说乾隆年间还在。可能埋在沙里了。以后清沙,很有可能发现此碑。
 
  以上两个记载,有一个共同点。乐僔“西游至此”,法良“从东届此”,都明确指出两僧都是从东方来到这里的。
 
  《莫高窟记》如有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圣历碑中得到暗示,因为它提到前秦的年号,而“前秦建元二年”时敦煌属于前凉,前凉与前秦是敌对的,不可能使用前秦的年号。据此,有二个可能:一是前秦和尚建造的窟,因而采用前秦年号;一是前秦统治敦煌后补记的。但是,不管怎样,从东来此并无可疑。既然如此,我们谈敦煌石窟渊源时,不能只注意西方,也要注意东方。因为这个问题是初唐人提出来的。初唐人去古未远,比我们要了解得多。
 
  东方在这时候是否有可能影响敦煌,从以下五点可以得到说明:
 
  1、五胡十六国时代,后赵石虎是提倡佛教的。关于他的佛教造象这几年有所发现,实物和文献记载相符,而且说明石虎时佛教造象有所发展。前秦是在后赵崩溃的基础上建立的。后赵的政治中心是邺,前秦的政治中心是长安。苻秦很信佛,在长安造了许多佛象。佛教史上有名的释道安就是活动于前秦境内,晚年时到了长安,在那里集中了关中和凉州的高僧翻译佛经,长安成了当时北方唯一的翻经地点。
 
  道安注重于般若和禅行。这里,着重谈一谈“禅行”问题。
 
  道安第一次读的经叫《辩意经》。他用的什么本子,我们不知道。但距此不远的《辩意经》中谈到弥勒授决问题(这是禅行的重要问题)。道安曾作《往生论》和《净土论》,这是与禅行有关的著作,以上都可说明道安对禅行很注意。
 
  禅行必须静居。这时的禅行要在山中人窟进行,这是一个规律。虽然没有道安入窟禅行的记载,但其弟子禅行的记载却不少,可见道安对禅行起很大作用,这种作用对长安影响最大。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莫高窟记》。“戒行清虚,执心恬静”都是写禅行的;“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也和禅行有关。因为千佛的作用是“授手净土”的。千佛也可以理解为十方诸佛。《般若三昧经》云:“十方诸佛悉在前立之定”,禅行可叫禅定,这就是说,千佛在禅定之人前站立。《莫高窟记》说明乐僔与禅行有关系,乐僔所修的窟,根据推测,不会是大窟,而是小窟一一定窟,如果这个窟内有壁画的话,可能主要画千佛。
 
  2、敦煌受凉州的影响比长安还重要。从历史方面看,在某些方面比长安历史还长,地位还要重要。长安的好多高僧都是凉土的。如竺佛念(道安的弟子)会许多种“胡语”,帮助道安翻了许多经。这人是凉土的高僧。道安《经录》里专门列有《凉土异经录》,记载了凉州的译经。凉州是前凉张轨的政治中心。有一个前凉的王——张天锡还曾亲自翻过经。肥水之战以后,前秦瓦解,沮渠氏占有凉州。沮渠氏比前凉、苻秦更信佛,译经更多,在南山大凿石窟。在他的领域里(包括敦煌)广刻佛象和佛经石刻。从文献记载和实物来看,河西早期佛事以沮渠氏为突出。
 
  北魏灭北凉,把凉州的造象工人俘虏到大同,成为大同造象的基本力量。沮渠氏的凉州南山石窟在那里?不知道。但是,天梯山很可能是凉州南山石窟的一部分。天梯山石窟与敦煌石窟关系密切,有许多相似之处。酒泉的沮渠氏造象也与这里的早期塑象相似。应该说凉州影响了这里。
 
  3、凉州石窟现存的太少了。现存石窟较早较多的是大同。大同石窟是受了凉州的影响,但自有其较浓厚的新风格。北魏灭后秦占长安后,将二千多家工巧虏回平城,灭北凉也虏北凉工匠到平城,灭山东也虏工匠到平城,灭河北虏定州工匠到平城。虏掠工匠是落后民族的特点。在虏各地工匠的同时,也虏有各地的和尚。文成帝复法后,这些工巧与和尚在造象过程中融合起来。同时还有印度人、西城人参加这一工作。因此,它不同于凉州,创造了新形象。大同当年是政治、佛教中心,因此就影响了各地。这里的早期造象,有与大同相同之处,应该说是这里受大同的影响。因此沮渠氏被灭后,敦煌的力量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这从敦煌改州为镇(军镇)上可以说明。大同当时是佛教艺术的中心,只能设想大同影响了这里。
 
  4、敦煌早期的魏洞(285以前的),在题材布置和形象上也看到了与洛阳、巩县相类似的地方。北魏迁都后的洛阳,很快就发展成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佛教艺术的中心。洛阳佛教艺术的发展,见《洛阳伽蓝记》。正是这个时候,洛阳的东阳王来到了敦煌。北魏的工匠有两种归属——不归寺院即归贵族,东阳王很信佛,他来敦煌,或许也带一些工匠到这里来。因此,这里的造型有与洛阳、巩县有相似之处。
 
  5、大统洞以后的洞子(包括北魏中晚期和隋早期)出现了新东西。如285的用色、290的衣纹等。但这些东西麦积山出现得都比较早,此地当时可能受麦积的影响。总之,在魏代中晚期的新东西中,有一部分是从东方来的。
 
  关于敦煌受东方影响问题,还可以把时间扩大一点看。汉在敦煌设郡后,曾移民至此,这就与内地有了密切的联系。汉敦煌设郡后,士族出现,这些士族,有些是从东方来的,为士族服务的文化也就随之而来,这从这里发现的汉魏墓葬可以看出来。
 
  唐以后的东西,如果说它完全受两京的影响似乎过分,但应该说受两京的影响是很大的。
 
  中土僧人来这里造窟,很自然的会把他所熟悉的东方特点表现出来,而不会去表现他所不太熟悉的西方特点。如果这时的东方没有佛教,没有佛教艺术,那当然是另一回事,可是,事实上这时的东方已有很成熟的一套了。
 
  从以上所述来看,敦煌石窟也是可以从东方找到一些渊源,因而不能单纯强调西方。
 
  三、试论敦煌魏、隋窟的性质
 
石窟的研究,除形象对比外,还应注意内容。石窟内容,有四众要求的一面,也有世俗要求的一面。僧人与世俗的要求,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如供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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