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经济概述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至1259年7月蒙哥汗于四川逝世为止。这一阶段时间就是忽必烈称帝前的蒙古帝国时代，大约54年。在这54年中，实际执政的皇帝共有五人，即元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和元太祖逝世后短期监国的元睿宗(即忽必烈之父孛儿只斤?拖雷)。另外，其间又有在元太宗和元定宗去世后由乃马真和斡兜立海迷失皇后分别称制的短暂时间。本阶段中这些帝王统治的地区，就中国范围而言主要是在北中国。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国前，蒙古地区长期处于 星空旋转，诸部互伐 的战乱岁月。整个北中国的汉、蒙、契丹、女真、畏兀、唐兀诸族居住区，自唐 安史之乱 以来虽有个别的和平时期，但多数时期都处在战争中。各族军阀的割据，使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可见，上述由战争导致的社会生产力被破坏的恶果，不完全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臣僚相关。成吉思汗建国后，面临着恢复社会生产力，去弊兴利，使各族人民生活安定的任务。

 

不过从历史事实看，成吉思汗主要忙于帝国版图扩大的军事征讨，没有把主要精力放于此处。成吉思汗虽然结束了北中国较多的地区的战乱，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他很快开始了西征。在成吉思汗的箴言、诏令中虽有不少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内容，也有少量关于赋税制度的规定，但不系统。有的措施也没来得及落实，本人便于1227年与世长辞。成吉思汗时代帝国统治者的剥削方式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甚至是掠夺式的剥削方式。

 

这种方式具有显著的不利于社会经济恢复的特点。1229年元太宗继位后情况开始变化。元太宗在成吉思汗指定的契丹族相臣耶律楚材辅佐下，着手改革或改变统治者的剥削方式，以利军国，恢复社会生产力，百姓生活安定。当时大臣别选提出： 汉人对国家毫无用处，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使田地上长起繁茂的绿草，让我们去放牧.耶律楚材却对元太宗说： 大汗你将要大举南伐金朝，少不了要一大批资金作军需之用，如果定下中原的地税、商税，加上盐、酒、铁冶、土产等项收入，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可以供应军需，怎么能说汉人对国家没用呢? 于是元太宗决定依耶律楚材的意见办理，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所，并选定了课税使。

 

出现了国家财政收入剧增而百姓无怨的局面。这是一次重大的经济管理制度变化，也是元朝早期统治者剥削方式重大转变的开端之一。

 

原先，蒙古统治者动兵扩大帝国辖地时，经济上的目的是掠夺财富。因此，每到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掠夺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工匠充为奴隶，然后按功勋的大小分赐给诸王贵族、将领，而大汗则从中各取得一份。那时，统治者不十分重视赋役管理和人口管理术，所以，这种以掠夺为主的剥削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它使北中国本来从唐 安史之乱 后出现的经济创伤加剧，耕地荒芜，人口流亡，王公贵族占农田为牧场的情况严重，于国于民都无利。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元初蒙古族统治者的政权的巩固。

 

为改变这种局面，元太宗于1229年确立国家赋税制度，内容涉及蒙古地区和中原地区。其规定分别是：蒙古地区的牧民凡有马、牛、羊一百者取其一;中原地区农民以户为单位出赋税，标准是每户纳粟二石(后增至四石)。这是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确定的。另外，对西域地区也制定了赋税制度。规定西域地区人民以丁为单位出赋税，这是根据麻合没的滑剌西迷的建议确定的。这些规定是因地因俗因族情而确定的不统一的全国性赋税制度。

 

七年之后(1236年)，元太宗开始改变中原地区的赋税制度。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每亩二升，水田五升。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缴纳粟一石，驱丁(奴婢)五升，新户丁驱各半，老幼不纳税。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上述新赋税制度是在金已灭亡后进行户口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的，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元太宗由于耶律楚材和西域人麻合没的滑剌西迷意见不一致，采取了折衷办法，即地、户、丁三种课税方式同时并存。上述内容中的丝料之法始行于1236年，其标准是：每二户出丝一斤给官府，每五户出一斤缴给受封之主。包银之法始于1251年，定每户出包银六两，后因许多汉官认为太重，减为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此外，还有各种商税、杂税。

 

蒙古族统治者剥削方式的转变不仅表现在赋税制度的确立，而且还表现于人口管理制度的转变方面。元太宗以前，战间屠城情况严重。每当拒降敌军的城池被攻破，不问老幼、贫富、顺逆，除工匠等类人外大部分屠杀，少数妇幼被掠为奴隶。这种做法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很严重。元太宗时代大将速不台攻汴京，屡攻不下，蒙古军民死伤很多。于是他上奏：城破之日，准备屠杀全城百姓。耶律楚材反对。认为手艺很巧的工匠、拥有财富的大户主都集中在汴京，假使都杀了，能得到什么呢?元太宗英明果断，依顺耶律楚材之见下令：除金朝皇族，其余一概勿杀。当时逃难在汴京的147万人民生命财产被保全下来。类似城破不屠的事例日后渐多。这对社会生产力的保存、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都产生了良好影响。

 

限制裂土分民的弊端，制定五户丝制，回收诸王征税权，这也是元太宗在经济方面的一项新政。也是蒙古统治者转变剥削方式的一大表现。从前，蒙古帝国向外扩大领地后，实行裂土分民的分封制。成吉思汗的儿子们被分封于西部，诸弟封于东边。各部贵族也有封地。元太宗即位后，也把新占领的中原土地和民户分赐给诸王、功臣。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言裂土分民会造成许多矛盾和弊病，可以多给这些诸王功臣以金帛，不能把大权交给他们。

 

耶律楚材所言大权主要是指诸王、功臣于封地内的征税权。于是元太宗依耶律楚材之议，由朝廷设置官吏来征收诸王、功臣封地内赋税，年终分一些金帛给他们，不让他们滥征扰民，其办法就是五户丝制。其结果：避免了诸王、功臣封地在经济方面成为国中之国，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加重百姓负担的弊端。实际上这是一种加强国家经济方面垄断权的制度，但在当时客观上有利于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

 

元太宗与耶律楚材、麻合没的滑剌西迷等臣僚开创了本时期蒙古统治者转变剥削方式的开端性举措，奠定了元初蒙古帝国时代经济管理的大制。他们的这些做法为元朝历史第一阶段国民经济的恢复从制度方面创造了条件。

 

元太宗身后虽有其妻乃马真、其子与子媳元定宗夫妇短暂时期脱离成制败毁帝国国民经济大业的曲折过程，但直到元宪宗蒙哥近一个年代统治的结束，其时元朝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恢复时期。不过，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恢复主要表现于元太宗执政的1229至1241年和元宪宗统治的1251至1529年这21年间。其中，元宪宗时代的恢复更为显著。元宪宗蒙哥是元朝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能识文断字并研讨几何学的有学之君。他创立了国家财政府库管理方面的审计制度，改变了其三伯父(元太宗)府库财币管理一度无制的局面。

 

史称蒙哥汗 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虽后妃不许过制 ; 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 (《元史》本记三，《宪宗本记》)。他的刚明遵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明确元太宗的赋役制度对恢复帝国社会经济、加强国力的妙用，认为有必要遵守。查宪宗一生行迹，不见有违背太宗进步性经济遗规之痕，基本上克服了乃马真皇后、元定宗夫妇称制时社会经济出现混乱的局面，之后的社会经济也有发展成绩。

 

根据以上史料及对它的分析，我们称从成吉思汗建国至蒙哥汗逝世的54年是元朝统治阶级剥削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曲折恢复的时期。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帝国的庞大骑师统一和安定了蒙古高原。南向统一北中国大部分地区，西向越境征服中亚诸国。蒙古帝国的经济几致不能掌受之境。但成吉思汗身后元太宗至宪宗朝的庞大骑师仍继续开始南向滇川、关中、冀鲁晋豫，东向高丽，西向欧洲进军。驰骋万里、军费浩繁、耗资无数。其巨额军费的开支，一部分固然与掠夺相关，但主要的还要靠本土或已占领地区供应。可是，不见其时蒙古帝国经济崩溃。主要原因还在于其时社会经济出现了上述的一个重要恢复时期。不过，这种恢复是艰难的，它依然不断地受到了战时经济管理体制的冲击，潜伏着倒退的可能性。但社会经济毕竟恢复了。这正是世界中世纪史上用兵最多的、而当时蒙古帝国统治者的财政命脉没有中断的主要原因所在。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1260年3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府登基称帝、建元中统至1307年正月元成宗铁穆耳病逝为止。这一阶段为忽必烈、铁穆耳两帝执政时期，共47年。其中世祖执政35年，成宗执政12年。忽必烈于1260年称帝后，他在前九年任漠南王期间治理中原和整个北中国经济的思考基础上，进一步与各族臣僚规划全国经济管理制度。经过中统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关于帝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模式大体上确立下来。到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下临安，取得平宋战争的胜利。至元十六年(1279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工作。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又力排众议，果断地将其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经济管理制度推广向江南，实现了全国经济制度的统一贯彻，创建了之后元朝国民经济出现全面繁荣局面的条件。忽必烈的上述国民经济管理大模式表现出了与前代大不相同的多种特点，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和开明的色彩。它与元朝盛世经济的繁荣有重要联系。由于忽必烈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管得要领，使南方农业经济文明和北方牧业经济文明得以较充分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并行发展、成就突出。客观上或多或少地淡化了数千年来形成的民族间的仇恨心理，强化了各族间的相互信任感。

 

在他的统治时代出现了 家给人足 、 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 (《滋溪文稿》卷十四，《碑铭》)的盛况。其经济方面治绩可与前代 文景 、 贞观 、 开元 之世相比，有些方面还大大超越了从前这些治世。以至元末衰世的百姓们都怀念世祖朝的逝去。是时中外史家评议、中外旅行家观感遗文都较一致地认为世祖朝的国民经济发展展现出了高度繁荣的盛景。成宗继位(1295年)，总体上继承了其祖父忽必烈的国民经济管理新模式，继续执行忽必烈农牧并举、允许多种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并存、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并重、完善全国金融制度、重视工商业发展、扩大经济交通事业、减轻百姓赋役负担的多种开明政策。由于他大体上没有改变乃祖的上述经济国策，其时经济依然繁荣。成宗能够顺利地进行并取得了平定西北诸王叛乱的大规模统一战争的胜利，就是以其时国民经济的繁荣为首要条件的。史家称成宗于继位之初有赏赐过制之过。对此应该结合当时历史条件分析。他称帝时，众望所归的祖父去世，诸王的离心倾向加剧。是时又有西北诸王叛离中央。他们手握重兵，虎视中原。不搞一些适当的赏赐进而聚拢诸王之心，相反会出现更大战乱。假如因此出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损失那是大大超过赏赐所致损失的。因此，对成宗继位初的赏赐活动不能简单地全面否定。实际上成宗的赏赐活动中隐含着大处着眼，以小损避大损的若干经济远见。史家称成宗为守成之君，实际上成宗主要是守世祖朝经济发展繁荣之成。成宗守世祖朝经济繁荣之势还集中表现在严厉打击经济领域高层官吏腐败贪污行为方面。这是他守成大有成绩的又一关键所在。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第二卷《铁穆耳合罕纪》记载，其时大商人与国家十二名高层经济官吏勾结，这些官吏(包括答失蛮丞相和十一名平章)将大商人们出售给国库的实际值30万巴里失的宝石、装饰品高估为60万巴里失，大商人们取得这些钱后又拿出其中的15万巴里失向作弊的官吏送礼行贿。成宗发现后立即逮捕大商人与作弊官吏下狱，果断地处理了官场中出现的权钱交易大案，并下令全部处死犯罪官吏与商人，全部没收钱货归库。后来虽经国师胆巴曲折讲情，略加轻处，但仍收到了打击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效果。不过，他的这些举措比起乃祖的同类举措(忽必烈曾连斩数名贪污腐化的宰相级官员)逊色。但从总体看，成宗朝元代经济的发展依然保持了世祖时代繁荣的态势。《元史?食货志》总论综评元代社会经济时言： 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此句评语正是本阶段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极好说明。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1307年5月武宗海山继位至1323年8月元英宗在铁失发动的 南坡之变 中死去为止。共16年，有三个皇帝执政。其中武宗执政4年;仁宗执政9年;英宗执政3年。

 

在成宗铁穆耳执政的12年，元代国民经济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元世祖时代上升全盛的态势，但于末期也已开始显露潜伏的衰落因素。他在位的后期，由于连年患病，一些西域籍官僚开始与皇后卜鲁罕内外勾结，淆乱朝政。其时各行省中土地兼并情况也开始明显起来。官场中的贪污腐败风气虽经他严厉打击，但仍不断出现。不过，此时由于严厉的成宗在位，这些贪官仍有些收敛。成宗于晚年，在西北诸王叛乱已平定、全国已经统一的情况下，为了建功后世，提高威望，又向境外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北部等地)发动侵略战争。于是，西南大扰，百姓负担加重，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受到了影响，出现了开始衰落的兆迹。这种兆迹，到武宗海山继位后至英宗硕德八剌死去的16年中继续明显，有增无减。在这一期间的上述三位帝王中，除武宗海山外，其它两人都曾为挽救元朝国民经济的衰势实行过重要的救弊改革。但仁宗因软弱而失败;英宗因激烈而遭杀身之祸。他们两人的改革均被企图改变元世祖国民经济管理模式的保守派阻止或扼杀，终归失败。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救弊改革连败与国民经济走向衰落的时期。

 

武宗海山是元代中期在各个方面最没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在经济管理方面尤为显著。史称 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治改法而有为，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赍太隆，而泛赏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云(《元史?武宗纪》二)。他执政四年，滥赏无度，虚费帑藏;滥封无节，冗员满朝;使手下大臣三宝奴专权;不顾国家财力大兴土木工程;听任诸王横行害民，使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日益加剧。在金融管理方面，任意动用钞本，使钞值下跌。至大二年(1309年)改印造至大银钞，从二两至二厘十三等，与至元钞并行流通，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折合中统钞二十五贯)，白银一两，黄金一钱。次年，铸至大通宝(文用汉字)、大元通宝(文用八思巴字)铜钱两种，与钞及前代铜钱一同流通。因新旧钞倍数太大，加以钱钞并用，轻重失宜，物价腾贵。足见武宗对国民经济管理的改善问题是不重视的，并且有倒退的行为。封建史家称他对世祖、成宗朝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盛世进步大政开始逐渐变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武宗去世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仁宗力图大有作为，改变武宗朝财政枯竭、经济制度混乱的局面，进行了一系列救弊改革。其表现是：一罢止大银钞与铜钱，恢复印造、行用中统和至元二钞。二停浩大土木工程。三限诸王驸马横行取民之行;四裁朝廷冗员，减少俸禄开支。五在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江浙、江西、河南进行田产登记。目的在于打击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这些改革多数于初期见效，在后期因保守派的阻止逐步失效。其中的田产登记一项就是指元代有名 延祐经理.这是仁宗进行的意在限制江南、河南富豪和诸王、寺观大量隐占官、民田产的重大改革。这项改革始于延祐元年，依中书平章政事章闾之议而行。最初愿望是通过改革消灭赋役不均，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但因保守势力反对，各级官吏贪刻，且与地方豪强勾结抵制，执行任务的官吏又苛暴，引起了人民反抗，归于失败。另一原因是，从仁宗本人方面看，由于其改革连续失败，身心受到创伤，较早含恨死去。其失败的众多原因中，还有重要的一条是仁宗本人对皇太后答己、大臣铁木迭儿的保守专权行为过于妥协，斗争不坚决，终不能制止。因此，他对前朝经济管理的弊病并没有革除多少。延祐七年仁宗去世后，其子硕德八剌继位。

 

仁宗继位后继承父志，力图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建树，使社会经济发展。

 

但其奶答己皇太皇仍成为巨大阻力。她任过去被儿皇(仁宗)罢黜的权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相互勾结，排除异己，诛杀支持改革的官吏，达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甚至谋划废英宗另立别帝。英宗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经济改革的目的，立太祖功臣右翼万户侯木华黎后裔拜住为左丞相，极力抑制答己、铁木迭儿一党势力。至治二年(1322年)八、九月，铁木迭儿、答己相继去世。自此，英宗正式开始了为期十月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力图改变自延祐以来 水旱频仍，民不聊生 的局面。他在国民经济管理领域的改革贯彻 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 ; 薄敛则民足而国安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提拔左丞相拜住为右丞相，以人事变动的手段，加强对经济改革工作的领导。二是裁减冗官，精减机构，减少俸禄开支，打击特权阶层人物，一纸诏文减罢七八十余署。

 

三是连续处斩前右丞相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为首的多名高级贪官，没收已死右丞相生前贪污所得巨万家资，并毁掉为其颂功的碑。四是减轻徭役。 凡差役造作 ，先科富豪之家，以优农力(《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全免江淮科包银 以及 两浙煎盐户牢盆之役 (《元史》卷一四八，《王克敬传》); 岁减海运粮二十万石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 免回回人户屯役戎河西者银税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罢上都等十处诸金银冶 ， 听民采炼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五是行 助役法.至治三年四月，下诏 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这就是说运用国家政令，使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按一定比例上缴一部分土地的岁收，作为助役费。这项费用用于补偿一般农民劳役方面的负担。《元史?干文传传》记载： 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 公委曲化导，人皆悦从，诡寄之弊既绝，亦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 (《金华集》卷二七，《干文传神道碑》)。

 

六是节制财用，避免出现用之无度，取而无节的现象。元英宗的上述经济改革，对其时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但元英宗的其它政治改革和这方面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仇视和激烈反对。至治三年八月，尚存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阴谋发动政变，自上都，密遣心腹去漠北，约晋王也孙铁木儿为援，许以事成后立之为帝。当月，硕德八剌和右丞相拜住由上都启程返大都，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的南坡店，被铁失等刺杀，史称 南坡之变.英宗挽救元代其时国民经济衰落之势的改革失败。自此，元代社会经济由一般衰落时期走向急剧崩溃的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自1323年9月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即位称帝至1368年8月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北遁故土，元朝灭亡为止。这一时期共有六位帝王执政，共45年。其中末代皇帝执政时间最长(35年)，泰定帝次之，文宗又次之。

 

至于泰定帝子、明宗、宁宗在位时间都极短。

 

英宗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挽救衰落趋势的改革失败后，元朝帝王中再没有出现力图维护元世祖多元一体化经济管理模式进而使社会经济再兴的有为之君。继英宗之后登基称帝的泰定皇帝实际上是铁失保守派政变集团的主要参与者。他以自己在漠北拥有的重兵为后盾，暗中支持了铁失等刺杀英宗的政变活动，而后夺取帝位。他首开元宫历史上叔辈诸王以阴谋夺取儿侄辈帝位的先例。自此，元朝历史上的皇位争夺的内讧战争连绵不断，大臣专权为所欲为之事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元朝皇庭统治者无暇也无力顾及国民经济管理之事。但知取民，不知予民。元朝的国民经济开始走向全面崩溃的道路。

 

泰定帝一朝的情况表明，也孙铁木儿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已无其侄儿英宗那样 励精图治，……期复中统、至元之盛。……锐然勇为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八《题忠献王传》)的大志与举动。他于国民经济管理方面从形式上保留了英宗 助役法 的先制，但也因其它原因名存实亡。在其统治的五年间，对权贵的赐予益奢，兴役造作益多，国家财源已呈枯态，吏治更加败坏。加之自然灾害不断，其时国民经济崩溃之兆十分显著。1328年7月，泰定帝去世后两个月，倒剌沙于上都拥立其子阿剌吉八为帝，改元天顺。同月，留守大都的原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凭借所掌怯薛军发动兵变，遣使迎接于南方金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京为帝，改元天历。上都、大都两个政权并立。十月，上都政权失败。次年正月，文宗图帖睦尔让位于其兄和世■，和世■于和林即帝位，是为明宗。八月，和世■南来，与弟图帖睦尔会于忽察都地方，但宴后暴死。图贴睦尔与燕铁木儿合伙谋害其兄后复登帝位。

 

泰定帝死至文宗再次登位以前，元朝上层不断出现内讧，战乱迭起，社会经济的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赋役负担大幅度上升。文宗发动对上都的夺权战争时，河南平章政事伯颜就邀截经河南北解的全部南方国赋以为军资。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阻碍之大不难想象。文宗复登帝位之初，也曾颇有意于兴文治。

 

但由于拥立他的大臣燕铁木儿独揽大权， 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因此，文宗的想法也仅是空想而已。文宗为答谢燕铁木儿拥立之功，给予的赏赐也不计其数，致使财政愈趋竭蹶。文宗一朝三年之内，经济管理制度腐败，国民经济继续沿崩溃之轨下滑。

 

文宗去世后，燕铁木儿不立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而立便于控制的明宗幼子懿璘质班(即宁宗，年仅七岁)为帝。但宁宗继位四十三天便死，后来明宗长子继位，即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即位后，依靠右丞相伯颜击溃了燕铁木儿父子权臣集团。但伯颜任丞相要职，与燕铁木儿无异，专权自恣，随意破坏朝廷之制，私自任意出纳府库钱帛。早期的元顺帝曾想改变这种局面，他与伯颜养子脱脱联合，撤除了伯颜大丞相之职，贬到河南。脱脱任丞相后也曾有意复兴元朝经济，但他不大懂经济管理。加上此时元朝经济已元气大伤，即使他本人真精于经济管理也无力回天。脱脱于至正元年(1341年)任右丞相后，为改变伯颜旧政中经济管理方面弊局采取各种举措：一是开马禁;二是减盐额;三是免旧欠赋税。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右丞相时 更化 的经济方面的主要内容。至正四年，以疾辞相位。九年，又复为中书右丞相，在此之后他为解决国库不足的问题变更钞法，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又因黄河水灾事用贾鲁治河，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沿河筑堤，使复故道。

 

十三年，领大司农事，屯田京畿。其间，兴水利，立法佃种。综观脱脱在至正年间前十三年的这些经济管理活动，其中不乏有放任主义的减轻百姓负担的内容，也有有利于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之举，利国利民之义兼备。但他基本上是一个主要精于修史、理政、治军的历史人物，于经济管理是外行。加上生不逢时，他在元末经济崩溃之世采取的这些经济方面举措基本没有奏效。

 

他的这些举措，对于其时已全面崩溃的经济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其中有些措施还只能起到加剧矛盾、助长危机的作用。开马禁固然能增加对外贸易收入，但其时元朝军事上大量需要马，而且海外贸易已名存实亡，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减盐额，在当时条件下也难做到。免旧欠赋税，在当时元廷财政枯竭之秋，这也只是空谈而已。他修黄河水道，虽然工程完成，却加重了百姓徭役负担，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屯田京畿等举，那是小范围的举动，是表层救弊活动，对于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作用不大。至于在至正十年进行的 钞法变更之举，纯属财政领域的大范围搜括，是有元一代最大规模的破坏统一金融管理制度之举。其结果，出现了全国性的钞法混乱、通货膨胀的局面。史称此次变更的钞法 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艣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 (《元史?食货志》五，《钞法》)。实事求是地说，当年脱脱对此次新定钞法的贯彻恶果深表担心，推行前有下不了决心的表现。但最后还是在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的催促下上奏，等候圣裁。昏庸的妥欢帖睦尔皇帝竟完全同意，下诏推行。其诏文居然称此法 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是 博采众论 后的 更张拯弊 良法。其实，它的贯彻，是元末社会经济彻底崩溃、元世祖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经济管理制度模式于元末完全变态的重大标志。

 

 

元代的社会经济历史特点突出。仔细研究和了解其特点，对全面了解其时经济的状况有重要帮助。元代经济历史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经济盛世展现的缓慢性;中后期经济领域腐败现象的叠现性;全期政治变动影响的剧烈性;经济革新进展的艰难性;国民经济的多元一体性;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性;生产方式的多态并存性;各族经济交流规模的空前性;经济科技发展的广泛性。这些特点都分别与元代经济发展的事实、经济管理的制度、经济管理思想内容构成、经济运动环境与得失相关。

 

经济盛世展现的缓慢性。元朝世祖、成宗朝的经济发展盛世，比起从前许多重要朝代，其到来的时间相当晚。它经历了元前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四位可汗长达半个多世纪统治的曲折经济恢复期后才出现，可谓姗姗来迟。而西汉文、景经济盛世的出现，距汉高祖元年不到30年;唐 贞观 经济盛世的开始，距唐高祖元年仅一个年代。元朝经济盛世的到来缓慢有多种原因。但主要在于元之前战乱时间太长、社会经济的创伤也太严重。元统治者最初主要是精于牧业经济和军事经济管理，对包括农业和其它各类型经济在内的多民族大国国民经济管理缺乏经验。因此，还需要有一个学习熟悉的长期过程。正因为这一缘故，全国总的国民经济管理大模式争论时间相当长，确定时间也较晚。而汉、唐初期统治者基本上完全承袭前朝一套经济管理模式，略加增删而后贯彻。这就不需要那样长的学习熟悉时间，也不需要为创制全新管理模式长时间讨论的过程。原因在于他们本身的故居都在内地，对中原经济生活一般都相当了解。元朝经济盛世晚现的原因还在于：多民族、多类型经济构成的空前统一大国的经济展现的矛盾自然要比民族成份单一、经济类型也单一的国家经济复杂。对其矛盾的处理调整时间自然也要长。实际上，这种调整不仅是经济关系本身的调整，还必须伴以政治等多方面关系的综合调整方能见效。这种调整也和其时的国内统一战争相关。但完成元朝那样具有广阔版图大国的统一战争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于是，这种调整必然呈现缓慢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缓慢性导致了该朝经济盛世晚现的结果。

 

经济领域腐败的叠现性。元代盛世的世祖、成宗，以及后来的英宗对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惩治严厉，为之前历史所罕见。元代各帝统治时代都出现过位高权重的贪官。经济领域的腐败叠现，已形成为元代经济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特点。元代中后期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叠现还呈现出了周期日益缩短之势。在元代经济研究中，对这一特点表现应该充分注意，并探讨其原因所在。

 

全期政治变动影响的剧烈性。综览元代经济运动的全部历史，不难发现这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元太宗身后乃马真皇后元定宗经济管理的无制，导致了全国经济秩序的极度混乱。对此，波斯史家有关遗著备载。蒙哥汗的逝世引发了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宝座的战争。这场战争震动内地关陕、蜀鄂、晋冀和甘肃经济，同时也使起初由阿里不哥控制的以和林为中心的漠北经济成果损废至深且巨，以至于阿里不哥的属下骑师向别处乞食。最后终因辖区经济的崩溃向其兄投降。仁宗时代答己皇太后和奸相铁木迭儿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滥用国库资财，又到民间搜括，额外之征剧增。文宗朝燕铁木儿一跃成为驾驭皇帝的权相，他视国库如家藏，乱取滥赏。文宗为从泰定帝之子手中夺得帝位，竟然全部挪用江南经河南北解的国家资财为军费，以致财政枯竭。顺帝初政时右丞相伯颜滥取国帑为己有的活动比起燕铁木儿有过之而无不及。燕铁木儿和伯颜都是在新帝上台的政治变动中爬上宰辅要位的新贵，他们对文宗、顺帝朝经济的破坏都十分剧烈。元代多数新登位的皇帝都搞有规模的赏赐。这些赏赐钱物的数量往往超过因改元而豁免的局部地区赋税征发数额，给百姓造成新负担。因为他们赏赐的巨额资财最终还要百姓负担。由此可见，政治变动对元代经济的剧烈影响不是一般现象，完全构成了其时经济发展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特点。

 

经济革新进展的艰难性。在元代历史上进行进步性经济改革者不乏其人。但他们的事业无不步履艰难。太宗朝契丹族名相耶律楚材因力主改革，前期受到别迭的反对，只是因元太宗的直接支持而战胜了对方。太宗去世后，因没有开明帝王的支持，后期的耶律楚材在经济改革方面受到了乃马真皇后的阻难。耶律楚材因拒绝给从事扰民经商活动的人开空白介绍信，受到了乃马真的冷待，晚年实际上失去管理经济的实权。忽必烈当大汗后，为有效地稳固版图、争取各族民心大搞经济改革。兴利除弊的成果日益显著。但西北叛王海都大为不满，以宗王身份责骂忽必烈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和故土，并兴兵干扰，至使世祖的改革活动颇受牵制。忽必烈又在向南宋故地推广纸币、统一金融制度时，遭到自己最信任的汉族开国元勋姚枢等人的非议阻止。除此之外，宰相阿合马、桑哥等贪污腐化、盗窃国库、制造麻烦，扰乱了他的全国性经济改革战略部署。英宗和其右丞相拜住从事的经济改革在内的全部改革活动，受到了铁木迭儿、铁失集团的敌视，以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于是，英宗为使元朝经济恢复到中统、至元、大德之盛的大业计划半途而废。

 

人们见元以前历史上有先秦战国秦孝公的宰相商鞅、西汉武帝的理财大臣桑弘羊在秦孝、汉武去世后遭杀身之祸。这两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经济改革家。

 

但不见有搞经济改革的大国天子被杀之例。但元代却有。这些情况说明经济变革进行的艰难性也已成为元时经济发展过程的一大特点。

 

国民经济格局的多元一体性。元代的经济从总体上看，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渔猎业、林业都能并行存在、多元发展。它们都大体上受到国家同样的重视。元朝的经济国策中没有从前中原王朝君王那种重此抑彼，使其中某一经济事业倍受冷落的片面性内容。而且，元朝这些涉及生产、流通各个领域的多元经济的发展，又受到国家财政、金融、赋役政策制度的一体化管理。从而形成了多元一体化的、显著区别于前代的经济发展格局。

 

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性。元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各封建王朝，其经济管理多属于完全封闭型。只有汉初统治者和唐代盛世君王等少数汉族帝王一度奉行黄老道家无为之学时，经济管理中有若干开放性内容。这是指中原汉族政治家建立的王朝而言。另外还有一些阿尔泰语系各族入主中原帝王建立的偏安王朝经济盛世中有上述管理方面开放色彩展现。但历史上上述各族帝王的那些开放，多时间短而方位少，且在内容方面还不够典型。元代经济管理则于封建时代在这方面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其经济管理的开放，气度恢宏、包容内外、双向展开。从其时经济的总体看，对内：对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放任， 听民自为.一般说来，最高统治者无抑末之制，更无抑末之说。

 

工商业者不像从前封建社会中那样地位十分低下，归属于社会下九流行列。

 

另外放任各族人民相互间进行交流，不设篱栅进行隔绝。鼓励农、牧业产品的对流和商品化。允许商人在农、牧区之间周游天下，时获免税之惠，常取农牧商品南北大范围对流之利。对外：鼓励中亚、东北亚、南洋、欧洲、非洲等各国商人从海陆两路与元朝开展广泛的国际贸易，对来者优惠，甚至可以长期定居贸易。同时也允许外籍工匠定居国内展才施能。其时元帝国版图之内有许多闻名全球的开放城市和口岸，成为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所在。开放式的动态管理特征尤为明显。总之，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也成为了元代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特色。元代的经济发展的这一特色，其进步性影响是深远的。

 

生产方式的多态并存性。在元之前的中原经济历史上，经秦、汉帝国，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确立。秦、汉时，或至魏晋时只是在一些大的手工业主经营的天地里残存着奴隶制生产方式。后经隋、唐之世，这种状况也大体逐渐消失。总之，在生产方式方面封建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是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奴隶制或原始公社制社会生产方式。但多数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这些地区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力图同时在短时期内用行政手段令那里的土著民族首领改变原有有关制度。效果往往不佳，甚至又导致连绵不断的反抗，引来长时间的政治与军事的动荡。元时，吐蕃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其时除吐蕃地区存在寺院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外，于云、贵、川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北方和东北方遥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原始公社或奴隶制生产方式。

 

元廷对这些地区的上述各种生产方式采取了与其它发达地区农牧业封建生产方式并存的政策，只要求那里的属民在政治上服从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在赋役管理方面也给予程度不同的优惠待遇。这种对各族各地区多形态经济俗制、生产方式兼容并包的国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有利于全国政治形势和版图的稳定巩固，也有利于全国范围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是符合其时国情的。由此可见，生产方式、经济俗制的多态并存性也构成了元代经济发展运动过程的一个特点。

 

各族经济交流的空前性。中国元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版图，都没有容纳过元时那样众多的民族。这种条件，使国内各族人民的经济交流远胜前代。

 

中原和沿海地区有特色的经济文化成果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地区有特色的生产技术和成果也大量传入内地。这种交流北达西伯利亚南部，东至黑龙江流域乃至库页岛，南至领海中诸岛屿，西或西南至云贵高原和吐蕃之境，西北方面沿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南北和额尔齐斯、伊黎诸河流域。至于中原腹地各大商业都会，也都留有各族商人足迹。交流的速度、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这种交流收到了各族在经济上相互取长补短的空前良效。元时盛世国民经济的全方位发展和进步，与其时各族经济交流的空前这一特点有重要联系。

 

经济科技发展的广泛性。在封建时代，科学技术并不完全应用于经济发展领域。科学技术的发明建树往往与社会生产的联系薄弱，服务于贵族奢侈品的制作、军队装备的加强现象相当普遍。元时，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的情形并没有减少，有时还相当显著。但为应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发明也相当多，其发展发明十分广泛。从总体上看，其成果无论从质和量上前代各朝都不能与之相比。城市水利交通、农业水利建设、漕粮运输航具、外贸海船修造的各类型科学技术，在元代都有大规模发展。其时，牧业医学、饮食医学、农业天文学、地主庄园经营的一般农业科技、专门农具制作发明、建筑学、冶铸技术也均有长足进步。从事此类研究制作、创造发明的人物，来自各语系民族。这些广泛应用于经济发展事业的科学技术展现，主要与元廷蒙古族帝王大体上皆有重视科技的传统思想有关。元时帝王中多数人十分赏识有专门技能的人，没有一人称科技为奇技淫巧并加以排斥。成吉思汗本人重视和保护工匠，对此世人皆知。元太宗对天文学、医学皆有造诣的相臣耶律楚材佩服至极、信任无疑。元宪宗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几何学的专家。元世祖网罗天下科技奇才，身边云集一大批当时堪称一流的科学技术人物，个个委以重任。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后裔伊利汗国统治者合赞汗本人就是精通数种科技的人物，是扬名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家。合赞汗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博研医学、天文、各种工艺的罕世奇才，与阿拉伯世界科技人物建立过亲密关系。应该说，元统治者极端重视科学技术的特殊政策，是元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经济科技发展广泛特点的首要原因。也是元时许多科学家得志展才、出入皇宫汗帐、以科技造福民间、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