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教政策和制度的比较
和战国时代各大国的“崇法尚武”的文教政策不同，秦代是我国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时期，随着这个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逐渐采取了“崇法尚刑”的文教政策，秦代依旧“崇法”，但不强调“尚武”了，其用意就在于为了防止六国残余贵族的反叛，也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秦始皇对于“法”特别强调，以法为教，且特别重视刑，“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史记·秦始皇本纪》），“上乐以刑杀为威”（同上）。秦二世继承并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政策，以“杀人众者为忠臣”（《史记·李斯列传》）。
根据秦代以法为教的政策，在中央方面，主持刑法的廷尉，可说是中央教育行政长官。秦代文教政策方面的重要决策人物李斯，在秦代初年就是廷尉。李斯是荀卿的学生，原本是儒家人物，但李斯在秦做丞相时已完全倒向法家一面去了。有史书记载荀卿听到李斯受到秦始皇的重用做了丞相时，曾“谓之不食”（《盐铁论·毁学》），因为李斯已完全背弃了他的教义。荀子虽也注意法，但他更重视礼，认为“庆赏刑罚执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荀子·议兵》）。他曾公开地在秦昭王的丞相应侯（范睢）面前，指出秦国不重儒是一个大缺点（参见《荀子·富国》）。而李斯则强调以法为教，而且建议禁止一切儒家经典的流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史记·秦始皇本纪》），反对复古法周。
在教育制度方面，战国有私学，如孟轲、荀卿等都是私学大师。在秦代，则禁止一切私学。李斯之所以向秦始皇建议禁止一切私学，原因就在于：秦已统一天下，“六王毕，四海一”，而私学是封建割据时代的现象，“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而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不利于中央封建集权国家的思想统治。李斯的这个建议，经过秦始皇的批准，在全国推行。
战国时有的国君鼓励学术研究，容许各派学者著书立说，并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接纳各派学者，讨论学术方面的问题，如著名的齐国稷下学宫之设立。但到了秦代，这些均被取消了。也就是说，秦代没有学校、学宫之类的教育机构，只有“吏师制度”，而且只允许一家独鸣，就是只允许向法吏学法，“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秦代，中央方面负责文教事务的官员，除廷尉外，还有奉尚。奉尚是主持宗庙礼仪的官，等于周初的“宗伯”。但周初以礼为教，宗伯是中央教育行政首脑人物，到了秦代，则是无足轻重的冷官了。另外，还有博士。在战国时，有的国家已经有博士了，他们是中央文教方面的顾问官，秦代也有，“掌通古今”。秦博士地位不高，秩六百石，也不受重视，在秦始皇时，仅是备员而已。博士的成分很复杂，有儒生，如伏生，叔孙通等；有术士、方士，如有所谓占梦博士；还有师傅。师傅是统治人物及其子女的老师，有相当大的权力。如秦代权臣赵高，就是秦始皇少子胡亥的师傅，“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史记·李斯列传》）。又如：“始皇立茅蕉为傅”（《说苑》）；功臣战将王翦也曾做过师傅，“翦为宿将，始皇师之”（《史记·自起王翦列传》）。
在秦代，在地方则乡设三老“掌教化”（《秦会要·职官》）。三老是地方基层的教师行政官员。
二、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的比较
秦始皇为了巩固秦王朝的封建统一政权，有利于他的子孙万世帝业，实行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并且作制明法，……专隆教诲（《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朝的“书同文”和“行同伦”，目的就在于推行共同的文字和促进共同的民俗。所谓“行同伦”，就是秦始皇根据阴阳五行说，自以为秦得水德，以十月（亥月，亥属水）朔为岁首。衣服旌旗都以黑色为贵。“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史记·秦始皇本纪》）。庶民用黑布包头，称为“黔首”，又号黄河为德水。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间，出巡五次，目的在于“以示强威，服海内”，并宣扬统一四海的功德；同时也包含有“黔首改化，远迩同度”的意义。秦统一中国之初，私学仍然存在，“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甚至“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同上），这对于推行秦王朝的政令，实有很大障碍。为了统一思想，打击那些“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造谤”者们，秦始皇不得不采取法家李斯创议的箝制思想的严厉手段。
战国时，各派教育思想都有争鸣的机会，但是到了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严格的思想统治，只允许法家独鸣，法家的教育思想取得独尊的地位。秦始皇本人就对法家的著作倾倒之极，他特别爱读韩非子的著作，“人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在上奏秦二世的《督责书》中，引用了申子、商鞅和韩非子的话，秦二世也引用过韩非子的话（参见《史记·李斯列传》），可见法家教育思想在秦的流行。只是秦代的法家教育思想和原始的法家教育思想，已有很多不同，如原始的法家是反对信鬼神的，韩非子就认为，迷信鬼神，是国家衰亡的征兆之一（参见《韩非子·亡征》），但秦始皇却要求仙药，迷信长生不老之说；原始的法家，是反对阴阳家的思想的，但秦始皇却信奉阴阳家的所谓“五德终始说”，并据此制定其教育政策。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认为，各个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受命，周而复始，“始皇推终始王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史记·秦始皇本纪》），“今秦变周，水德之时”（《史记·封禅书》）。而水德主刑杀，于是秦就剧烈地推行崇法尚刑的政策，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思想在原始法家中也是没有的。
在教育内容方面，秦代继承了法家的传统，实行“以法为教”来取代“礼、乐、诗、书”和“书简之文”。它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把新王朝的法令条文作为教育的内容，无疑是要使教育直接为秦王朝的政治统治服务，使人们明白和遵守法令，这对于巩固刚建立的政权是有利的。但是从办教育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王朝的教育内容仅仅限于学习法令条文，而把其他的知识均排斥在外，这样的教育内容未免太贫乏、太狭窄了。它不利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科学的发展，是秦王朝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表现。
而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如齐之稷下学宫，就有像慎到、田骈那样的道法家，荀子那样的儒家。即使是秦国，在吕不韦作丞相时，也收纳了各派学者，作了《吕氏春秋》一书，被称为杂家。可见，战国时期教育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值得提及的是，秦代除了重视法律教学外，还重视书法和识字教育。秦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太史令胡毋敬分别以小篆为字体编写了蒙童教材《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这三本蒙童教材的中心内容，是教学书法、识字、书写姓名、熟悉语法和识认名物等。这些教材的编写，既是推行“书同文”的基础要求，也是“普施明法，经纬天下”的政治任务。
文章来源：史仲文、胡晓文：《中国全史百卷本·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责编：紫天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