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玄风大盛，较为质朴的儒学难逃衰落的厄运。但在学校中、朝堂上，讲诵儒学的传统始终未断。特别是梁武帝等尊崇儒学，使南朝有短暂的儒学勃兴时期。
宋
宋武帝刘裕立国后二年，就下诏说：立国要以教学为先因而要弘振国学，选备儒官，但未及实行便死去了。
宋文帝本人博涉经史，懂得儒学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七年间，恢复了太学。他大倡儒教，下令修复孔子墓，并与太子屡临国子学，或北面而礼先师，或策试诸生在魏晋百余年 传经授业的儒学教育黯然不振的局面下，宋文帝的作为被史家称为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的一代之盛事。
南齐
齐高帝萧道成祖孙三代，颇尊崇经学。齐高帝少年学经，师从名儒雷次宗，即位不久，就下诏精选儒官 ，建立国学。但当年夏，齐高帝便死去，齐 以国哀故，罢国子学；子武帝萧赜，孙文惠太子于永明四年、五年（公元４８６- ４８７年）分别亲临国学，讲论《孝经》，策试经术。
梁
梁朝开国皇帝武帝萧衍， 起自诸生，知崇儒术 ，在位期间，不仅自己钻研儒学，尊宠大儒，还开创性地按儒家五经分类，开办儒学专门学校；设五经博士，建士林馆。并不拘一格地培养儒学人材。因而在这一时期，南朝 渐尚儒风.宋齐时期，因经学式微，以至《宋书》、《齐书》竟 不能为儒林立传 ，至《梁书》才又恢复《儒林传》。可以说，南朝四代，宋齐对儒学的重视多流于形式，只有梁武帝把儒学教育落在实处，大加弘扬，使偃息的儒风，重又渐渐兴起。
陈
陈宣帝、陈后主及太子都曾亲临太学。但陈国统治者仅仅满足于提倡儒教的形式，未在教育中花多少气力
北魏
北朝的教育比南朝发达。北朝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儒学。北朝诸政权中，北魏的儒学最为发展。北魏的鲜卑贵族统治北部中国近１５０年，他们为了长期统治北方人口中众多的汉族，不得不实行汉化教育政策。儒学教育是北魏汉化教育的核心，其特点是以经术为先.
北魏以经术为先的一个表现是皇帝们纷纷带头尊孔学经。
泰常八年（公元４２３年），明元帝拓跋嗣到洛阳 观《石经》；始光三年《公元４２６年），太武帝到太学 祀孔子 ；孝文帝太和十三年（公元４８９年） 立孔子庙于京师 ，十六年，在皇宗学， 亲问博士经义 ，十七年， 观《石经》 ，十九年，在鲁 并祠孔子庙 ；正光二年（公元５２１年）、永熙年中（５３３- ５３４年）孝明帝元诩两至国学行 释奠 礼，并为皇子讲《孝经》，或听大儒讲《孝经》等经书。
北魏皇帝以经术为先 的另一个表现是：极为重视专门教授儒学的中央官学。道武帝拓跋珪建国伊始，即兴办规模较大的太学，以经术为先，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公元３９９年），扩大太学博士队伍，使之专门化，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太武帝拓跋焘为加速以儒术统一思想，不惜采用屠杀政策来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太平真君五年（公元４４４年），太武帝下诏说：老百姓私藏阴阳、图纬、方技等类书籍，或者私养巫师、僧人等都不利于朝廷 壹齐政化，布淳穗于天下；为此，他下令：王公以下至于卿士 的子弟，都必须到太学就读， 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 ；北魏统治者为了用儒学教育皇室后代，于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建立了皇子学校皇宗学，孝文帝还到皇宗学向博士请教经义；宣武帝元恪根据《周礼》又新设四门小学于国都，并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北魏中央官学众多，皆 以经术为先 ，所以儒学大盛， 经术弥显 。
北魏 以经术为先的第三个表现是延揽与重用儒学人材。
太武帝于神麔四年（４３１年），在全国一次辟召儒俊数百名，将最优秀的卢玄、高允任为中书博士，这一空前的重用儒士的举措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 ；孝文帝汉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重用一批名儒，如刘芳因 特精经义 ，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名儒李彪亦以经书进 ，升为中书教学博士；宣武帝立四门小学，又 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 ，大选之举又一次令全国振奋，使经术弥显。
北齐
文宣帝高洋建北齐的第一年，就下诏恢复中央与地方学校，以 敦述儒风 ；天宝七年（公元５５６年），文宣帝又召集 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晏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太子手笔措问 ；天宝九年（５５８年），监国的太子 集诸儒讲《孝经》 ⑥。但北齐的反汉化倾向相当严重，文宣帝父子装点门面的措施并未产生多少实效。
北周
立国时期短，二位统治者热衷儒学，精神感人。周太祖宇文泰 雅好经术 、他总揽西魏朝政时，积极用儒学培养下属与子弟。他于行台省（临时中央政府）置学 ，选丞郎与府佐等官吏为学生，让他们 日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 ，平河东后，宇文泰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 ，以经学通赡的樊深为博士；宇文泰又让乐逊等儒师在他家设馆， 教授诸子 ，各儒师 分授经业。
周武帝宇文邕颇擅儒学，常亲自讲经，由于当时道教、佛教，已与儒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所以讲论儒学经义往往离不开辩论儒、道、佛三教的异同。天和元年（公元５６６年），武帝 集群臣讲《礼记》.建德元年（公元５７２年），武帝在玄都观， 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武帝对儒学大师十分尊崇，将原萧梁五经博士沉重礼聘至京师，封为露门博士，让他参与讨论《五经》，请他讲课。吞并北齐时，到原北齐国子博士熊安生家， 亲执其手，引与同坐 ，厚加赏赐，拜为博士。
南朝时期，儒学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没变，所以仍受到统治者的一定重视，经学仍是官学的主要内容。
刘宋的国子学以五经为课程，由儒学学者任博士或助教。如何承天 儒史百家，莫不该览 ，领国子博士，皇太子到国子学讲《孝经》时，由何承天执经。苏宝出身寒门， 为《毛诗》助教 。
南齐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４８５年）成立的国子学，突出儒学，数年间，大弘儒风.武帝任命尚书令王俭领国子祭酒，陆澄任国子博士，王俭好儒术， 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 ，陆澄则主张 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 ，当时国子学开设郑玄、王弼注的《易》，杜预、服虔注的《春秋》、何休注的《公羊》、麋信注的《谷梁》、郑玄注的《孝经》等儒家课程，王俭以宰相兼国子祭酒的身份，每十天到国子学一次， 监试诸生 ， 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由此大兴。
梁五经学馆的博士们皆精通儒学。贺玚 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 ；明山宾 累居学官，甚有训导之益 ，着有《吉礼仪礼》、《礼仪》、《孝经丧礼服义》等书；严植之 精解《丧服》、《孝经》、《论语》，遍治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 ，讲课层次清晰，分析深刻， 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众千余人 ；沈峻 博通《五经》，尤长三礼 ，兼国子助教，讲授时， 听者常数百人 。
国子学的儒学教育与考试也比较正常。梁武帝撰的《五经义》、《孔子正言》等儒学著作也被列入国子学的课程中，《孔子正言》还被列为专科，有正言博士、正言国子生。传统的明经射策科亦受重视，大同七年（公元５４１年），南海王大临，与南郡王大连入国子学， 明经射策甲科 ，皆拜中书侍郎。
士林馆也是儒学教育的重要场所。 积思经术 的沈洙、精研《周易》的周弘正、 通经术的孔子祛等大儒皆在士林馆讲经，周弘正以国子博士身份居士林馆讲授时，盛况空前，听者倾朝野。
梁武帝一朝，在侯景之乱前，官学中儒学教育之盛况可以称得上是南朝之最。
陈自文帝天嘉元年（公元５６０年）恢复官学，至后主祯明三年（公元５８９年）灭亡近３０年间，除 采掇梁之遗儒 ，小规模地维持学校的儒学教育外，乏善可陈。
北魏。经学是北魏官学的核心课程。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当年就到太学观看《石经》。这说明《石经》在北魏迁都后，立即被作为太学的标准教材；再从盛世的宣武帝，经孝明帝，到末世的孝武帝，诸帝多次亲自讲经与听经看，当时经学教育始终是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北魏对地方教育极重视，创立了郡国官学制度，规定郡国官学以儒学教育为主。制度规定：郡学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博士与助教要选拔 博观经典 的儒师充任。学生则有 三年一校所通经数 的经学考试规定。许多地方官也尊孔重教，有的或自己执经教学，或聘通儒任教。行河南尹李平， 简试通儒以充博士，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 ；恒农太守刘道斌，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象。萧宝夤为徐州太史， 起学馆于清东，朔望引见土姓子弟与论经义 ；河东太守崔游，在太学中 亲自说经。
北齐统治者在形式上也把儒学教育也放在学校的显要位置上。如文宣帝高洋在建北齐之初，就把 蔡邕石经五十二枚 ，移置国子学，意欲作为标准教材；又创立郡国官学立孔庙之制，但由于北齐的反汉化倾向，在教育实施中，儒学无甚用武之地。国子学仅有几十名学生，博士 徒有虚名 ；州郡学校的学生更是强拉充数。统治者阶层中多不愿学儒学。
北周明帝即位后， 立麟趾学 ，麟趾学主要任务是编刊经史，并无多少教学任务，而且儒学也无突出地位，仅与史学平分秋色；武帝天和二年（公元５６７年）又设置露门学，以教育皇子。儒宗沉重、乐逊都在此讲学。
但露门四博士却称 文学博士 ，其教学任务遍及文史经，并非突出经学一门。看来，北周官学中儒学的地位在下降。
在北齐、北周学校教育中，学生不尚儒术，居然形成风气。北齐的反汉化倾向，北周统治者感染南朝风尚，渐尚文采，都削弱了儒学在学校中的影响力。此外，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转而又形成北齐、北周对峙，长期的和平统一局面又被战争、动乱所代替。儒学在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暴力冲突面前，显得有些无能为力，统治阶层中对儒学的信心自然动摇。在教育上，学风衰颓， 读书无用论泛起。——史仲文胡晓琳《中国全史百卷本魏晋南北朝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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